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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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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儒者:我的父亲梁漱溟

作者:口述 | 梁培宽 整理 | 李菁

来源:《读者》2007年09期

来源日期:

本站发布:201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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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与父亲

  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那天北京发生了一件比较轰动的事:一人穿戴整齐,留下一封遗书,在积水潭附近投湖自尽。那个投湖的人,便是我的祖父梁济。

  1918年农历十月初十是祖父60岁生日,他以准备祝寿,家中要大扫除为由,到积水潭旁朋友家小住。就在生日前3天,他按计划从容投了积水潭。

  祖父在遗书里说“梁济之死,系殉情朝而死”,又说,如果能唤起国人“尚正义而贱诡谋”,则他的死“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所以世人把他的行为简单视为“遗老殉国”,其实并不正确。新派人物陈独秀、徐志摩、胡适等人,也都写文章评论他“自沉”,他们并没有把祖父之死仅仅理解为殉清而死,反倒由此来反思整个社会精神力量的缺失。

  父亲出生于1893年他形容自己幼时“既呆笨又执拗”,直到6岁,还不会自己穿裤子。有一天早上,祖母:隔屋喊他,问他为什么还不起床?他气愤地大声回答:“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被全家引为笑谈。父亲少时爱静思,不喜运动,体质弱。读书时,经常看同学打球踢球而不敢加入,只有等人家都玩罢,才敢一个人去试一下。因好想事情,神色完全不像少年,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小老哥”。

  很多人以为父亲幼时饱读“四书五经”,事实上因祖父赞成维新,在父亲学完《三字经》之后,就让他读一本叫《地球韵言》的书,内容多是介绍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这在当时实属一件很不寻常之事。7岁,父亲被送进北京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既念中文也学英文。

  1906年,14岁的父亲考进顺天中学堂。他和班上3位同学是好友,有一天几个人谈到兴头上,提议不再兄弟相称,而是根据每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警示策勉。于是有人因稍显懦弱被取名为“懦”:有人因脾气暴躁被取名为“暴”:还有一人自谦为“情”;而父亲被取名为“傲”,从中可以看出他当年的一些性格。

  出世与入世

  父亲从顺天中学毕业,他所受的正规教育到此为止,其后皆自学。当时革命派在天津办了一张《民国报》,19岁的父亲到报社做编辑,还做过外勤记者。

  父亲原名为焕鼎,字寿民,经常以“寿民”或“瘦民”为笔名在《民国报》上发表文章。有一次,报社总编辑孙炳文在为父亲题写扇面时,顺手写下“漱溟”二字,父亲很喜欢,从此这名字就伴随了他一生。

  父亲身上多少有些祖父的影子。十七八岁时,他就开始找些佛教方面的书来读。1913年,离开《民国报》后,他原有的出世思想再次抬头。那时,他深陷于人生烦恼中,不愿在世俗趣味中混过一生,认为人生即是苦,思求出家为僧。

  1916年,父亲写了《究元决疑论》,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刚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后,邀父亲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

  在北大任教期间,父亲经历了由“佛”到“儒”的思想转变。他后来回忆,读《论语》时,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个“苦”字,这引起他的思考。《论语》中与“乐”相对的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而忘忧”,其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父亲对儒家的看法。他开始由“出世”转为“入世”。

  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父亲的梦想。民主政治现成的模式是议会政治,早年他即寄望于此。可是民国创立之后,二三十年间始终无法确立这种政体,而只有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父亲再三思索,认为西方社会能够确立这种政体,正是在长期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人民才具备了实施此种政体的基础,而中国广大群众缺乏民主政治的诉求与习惯,因此必须从培养人们的民主政治的习惯人手。而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 
  ,因此必须由农村人手。所以父亲决心从事乡村建设运动。

  1927年父亲南下广州准备开始他的乡村实验。不久政局变化,支持他的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父亲就离开了广东。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创办起来,父亲受邀担任教务长。

  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400人左右。当年乡村工作的艰苦不言而喻。1930年父亲就是在学校所在的辉县百泉镇过的春节,而我们和母亲在北京,父亲给家人的信里说,他“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而“此心恻恻焉”。当时军阀混战,兵匪不分,枪炮声与过年的爆竹声都混在一起。学生要轮流站岗放哨以自卫,父亲经常和衣而睡,以防不测。但因蒋介石、阎锡山与冯玉祥之间爆发中原大战,河南成了主战场,学院开办不到一年,便草草结束,父亲也离开河南回到了北京。

  1931年,韩复摆脱离了冯玉祥,到山东任主席。村治学院副院长梁仲华向韩报告学院结束工作时,韩提出可以来山东继续他们的研究,后来就有了乡村建设研究院,院址设在山东邹平县。

  1933年,父亲把我们接到山东邹平安家。虽是县城,那时却没水没电,也无文化生活可言。我放学后无所事事,无非是在河里玩水、逮麻雀之类。有一天闲着没事进父亲的办公室,在桌子上一通瞎翻,想找到什么好玩的东西。父亲回来后见我把东西翻乱了,打了我的手心,那是我唯一一次被父亲体罚。

  1935年,母亲因难产在邹平去世,那年我只有10岁。

  为团结而奔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团结抗战的呼声占据了主流,国民政府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父亲与张伯苓、胡适、傅斯年、沈钧儒、邹韬奋等被邀请为参议员。1938年元旦,父亲申请到延安参观访问,希望了解国共长期合作的可能有多少。延安虽物质条件艰苦,但人人精神面貌高昂,每天一早起来,大家都哼唱着歌曲,此唱彼和,好像忘了人间劳苦,这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在延安停留时,谈话最多的便是毛泽东,前后共谈了8次。除两次宴请外,他们的谈话时间都很长,有两次竟通宵达旦。父亲回忆在延安与毛泽东长谈时,通常他是坐着的,而毛泽东则常在地上踱步。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二人的观点常发生对立冲突,争辩激烈,谁也不能说服谁,但均不动气。谈话结束后,离开主席的小屋时,经常外面已是天色微明,但他的心情却格外舒畅。

  1940年前后,父亲对党派之争不断加剧很是忧虑,于是他努力把国共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组织起来,调解两党纷争。1941年初,他与黄炎培、左舜生等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 
  中国民主政团 同盟”( 以下简称“民盟”) 。

  1946年初,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会后,各党派共同通过了五个“协议”,尤其是“政治协商”,确定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将由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父亲认为国家政治将步入坦途,而他自己将退出现实政治,专搞文化研究。但不久内战硝烟再起,1946年4月22日,手足无措的马歇尔请民盟帮助调停,父亲不得不接过民盟秘书长的职务。

  1946年,父亲担任民盟秘书长不久,便发生了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李公朴与闻一多都是民盟重要成员,这种政治谋杀事件让父亲非常愤慨。他发表书面讲话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在记者招待会上,父亲又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虽然形势越来越恶化,但父亲一直频频斡旋于国共之间。1946年10月12日早晨,刚刚奔走一番的父亲带着希望从上海回到南京,下了火车便看见报载国民党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记者蜂拥而来,父亲长叹一声:“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话一时广为流传。

  几次调停失败,1946年11月初,父亲先退出了和谈,后又退出了民盟。后来有人说:“梁漱溟搞政治,但不懂政治, 
  所以总是失败。”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父亲心目中的政治理念有所不同。在他的心目中,国家、民族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党派利益可以放在第二位。但在现实政治面前,像这种充满书生意气的看法,注定要碰钉子。

  历经风雨

  1953年,父亲与原来的朋友来往都中断了。当时经常上门的只限于父亲早年的几个学生。

  “反右”的时候父亲“幸免于难”,可他早成了“反面教材”,在政协大会小会上常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父亲从不为这些事情苦恼,仍专心从事自己的著述工作。但这毕竟不是一件令人舒心的事,有时他也会因此失眠。此时,他责备自己修养不够,不该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1966年8月的一天,一群红卫兵跑到父亲家里抄家。一声令下,把梁家祖辈留下的书籍和字画以及父亲自己保存的一些名家于札,统统收到院里付之一炬。抄家一个月后,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父亲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全文4万字完成后,又接着改写《东方学术概观》。一些书稿被抄走后,他曾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发还。信中说: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读写,无异于宣告我的死刑。信发出去后很久,终于收回若干被抄走的日记手稿。

  1973年l0月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将父亲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旋涡。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唯有父亲一直沉默不话。可是“不表态”就是种“表态”,沉默是不允许的。会议主恃人三番五次“动员”,要他亮明自己的观点。因要求保留意见不被允许,从1974年1月开始,父亲动手写文章阐述自己对孔子的看法。

  1974年2月,父亲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在那“批孔”的狂潮下,他仍然捍卫孔子,替儒家思想辩护,无疑是件触犯众怒之事。父亲公开讲过“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这引起了对他的大会小会不断的批判。1974年9月23日,历时半年多的批判告一段落,主持人问他有何感想,父亲回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他解释。父亲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招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押!”

  我知道,在父亲内心深处,一直以“不容昧”作为自律的底线。所以即使面临当时的政治高压,他依然具有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 
  的勇气,而对可能发生的任何结果。

  生活中的父亲

  在那些年月里,应该承认,我们兄弟俩与父亲的距离拉开了。父亲的为人如何,是否“一贯反动”,我们心中明白,但精神压力还是有的。

  父亲自如他对家庭照顾很少。我的母亲黄埔贤念过初级职业学校粗通文字。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家庭一样,父亲在外谋生养家,母亲在家带着我们生活。我的记忆中父亲没有一个春节是在家过的,母亲去世那年春节父亲在广西山差,最后一个团圆节也没有能和母亲过。

  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我们中学后住校,寒暑假同学们都回家了,我和弟弟还是要住校。但我们在生活上很早就自立了,也没感觉很苦。

  虽然我们和父亲并没有生活在一起,但在感情上从未疏远过。他给我们的感觉从来不只是慈父,也是良师。他关心我们,但给我们的信中很少提及生活上的琐事,而是在思想上有所指点。有人问我,父亲是否很严肃?不,他从来都是以商量或建议的口吻与我们交快意见,从不命令或强制。他关心我们的思想品德不在意考试成绩。有一次放假,接到学校的成绩单,地理考了59分,通知我提前返校补考。我顺手把成绩单递给父亲看,父亲看了没有一句责备话,他认为不需要说什么。

  母亲去世后,父亲本来决心不结婚。l942年香港脱险后,他在桂林先后在几位学生或朋友的家里搭伙,朋友认为他这样的生前非民久之计,劝他再组织个家庭,父亲改变了主意。经朋友介绍,1944年,他与48岁的陈树菜女士再婚。

  父亲能在这么多年的政治风浪中泰然坚持下来,一直活到95岁,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好理解。1979年,他写信给朋友:“一切祸福、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这都是他多年来对佛学和儒学“践履实修”的结果。

  对佛学的道理,父亲是“老而弥笃”。我们小时候跟他去寺院,从不见父亲拜佛、烧香,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破我执” 
  、“忘我”,如果一个人能“忘我”,不考虑个人利害得失,人的精神面貌就会有根本不同,很多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

  1942年,父亲自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写过一篇《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的文章,说:“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因为这句话,他遭到了许多人的讥评,说他狂妄、口气大。我理解他还是出于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发此感慨的,他曾说:“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他认为自己对整个中国文化甚至于中国前途,都有所见,甚至有责任。他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不能死。

  父亲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有朋友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朋友吓得大惊失色,父亲却镇定自若地聊天。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到了户外,父亲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1988年,父亲因肾衰竭住院。他认为佛家对生命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顺其自然。5月11日他把我叫到床侧,示意有话要说。他说:“人的寿命有限。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我问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他只坦然说:“火化。”

  1988年26月23日,父亲的人生大幕徐徐垂下,享年95岁。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选自《读者》2007年0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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