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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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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一路追变革 40年政治改革的变与不变

作者:综合

来源:联合早报

来源日期:2018年12月18日

本站发布:2018年12月18日

点击率:804次


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第二次南巡的那年(1992年),深圳在深南大道旁竖立起巨幅邓小平画像,以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至今画像已更换过五个版本,依然是当地地标之一。(法新社)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图为邓小平(右)和陈云在会上。(互联网)

特稿

过去40年中共意识形态和执政方式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中国政治改革虽然经常被其经济、社会和价值观的发展变化赶超,但也一直在努力跟随。中国改革开放40年带来的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很少有人质疑,但中国政治改革有多大成就,甚至是否有成就,仍是舆论经常讨论的话题。

总体上看,过去40年中共意识形态和执政方式也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中国政治改革虽然经常被其经济、社会和价值观的发展变化赶超,但也一直在努力跟随。或者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常有脱节或互不适应,两者却没有完全拧劲儿,否则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就无法实现。

同时,中国政治改革并非政治革命,它的底线就是不破坏中共执政的基础和根本原则,以渐进和量变为基本手段,逐步让政治体制跟上或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步伐。具体地说,尽管过去40年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共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变,中共各级组织及其“一把手”统管各方的地位和权力也没有大的变化。

未来几年,中共将在维护一党执政和最高领导人核心地位的基础上,适度推进政治改革,调整利益格局,让政治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铺平政治道路。

40年来,中国政治改革经历了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高歌行进阶段;1989年六四后曲折受挫阶段;1992年后审慎探索阶段;2012年后稳步推进阶段。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高歌行进阶段

1978年,中国历史进程出现了重大转折。这一转折由两件大事组成:一是5月出现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二是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所谓真理标准大讨论并非学术争论,而是决定中共未来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以及组织路线的重大政治斗争,也是文革后改革派与保守派具有决战意义的思想和组织较量。较量的结果是: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坚持的、以维护毛泽东文革路线为宗旨的“两个凡是”,遭到饱受文革打压的邓小平等中共元老的强烈批判;解放军各大军区、各省市主要负责人纷纷表态,支持邓小平恢复中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这场讨论为中共摆脱文革路线束缚,为邓小平获取最高领导权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三中全会冲破中共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领导层,决定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政治改革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改革不适应新形势的干部队伍和行政体制;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废除人民公社体制;简政放权,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对地方与基层、生产单位以及生产者的约束,放松中央对地方政府限制,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深圳、珠海等地设立政策更加宽松、政治相对自由的经济特区;恢复和建立法制,制定新宪法为公民权利和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党政分开,精简机构,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建立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等。

以上改革不仅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也极大改变了中国政治生态、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随着以西方价值观为主的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中国社会开始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

1989年风波后受挫阶段左倾思潮升温政改成禁区

对于中国的未来,公众有了更多的建议和争论,中共党内也出现思想分歧。加上当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也普遍出现了反思传统共产制度的思潮,1989年春夏之交,一场政治风波终于在北京上演,1980年代高歌行进的中国政治改革遭遇挫折。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八九风波前,党政分开、限制党委“一把手”权力是政治改革的重点之一,具体措施包括实行党政主要领导职务分任制;精简地方各级党委的职能部门;废止由地方各级党委审批刑事案件的制度,改由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政务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甚至一度撤销地方各级政府中的党组等等。

鉴于八九风波期间出现高层分裂,地方组织不能有效动员基层民众等严重威胁中共执政的状况,中共大幅调整了政治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在官方话语系统中,党的领导从八九风波前的“政治领导”,拓展为“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政分开”基本消失,代之以强调党组织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来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不再将“权力过分集中”作为地方党组织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主张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

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党政分开”从官方话语体系中完全消失,“党政分工”逐渐成为主流说法。

同时,中共将八九风波发生的原因归咎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在1989年到1992年,中国宣传理论界、教育界和文艺界普遍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行动,80年代以来大热的西方思潮与文学艺术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和批判,左倾思潮重新升温,政治改革话题成了禁区,官媒鲜少再议。

邓小平虽然不反对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一直将这种批判限制在思想理论领域,不允许批判演变成政治斗争和组织清洗,更不允许冲击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大方向。尽管如此,六四后肃杀的政治气氛还是让左倾观念深厚的中共迅速向传统回归,改革开放面临逆转的危险。

1992年后审慎探索阶段维护集中统一领导

邓小平不能容忍左倾意识形态回潮。1992年初春,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到南方巡视,通过其在党政军中的巨大影响力扭转中国政治方向,将中国拉回改革开放的轨道。

邓小平南巡迅速推动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但鉴于八九风波的教训,中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远比80年代谨慎,尤其在事关中共执政地位和领导权的问题上,不再轻言变革。80年代以“党政分开”、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在“一把手”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被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所取代。

同时,为加强中央权威,防止地方坐大,中共高层下大力气,在1994年建立分税制财政体系,将税收的大头从地方转到中央,不仅扭转了中央财政捉襟见肘的局面,更增添了中央管控地方政府的新手段,确保中共在后强人时代继续维护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2002年,中共十六大首次实现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十六大也确立了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新论述。这一论述的要义在于,中国建设民主和法治不能与中共领导相矛盾,政治改革也不能以削弱中共领导为前提。这一具有中国政治特色的论述一直沿用至今。

2012年后稳步推进阶段反腐树权威

2012年,中共十八大再次完成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但这时中共又面临后强人时代的新挑战,即由于过去10年最高领导人权威不足,导致高层各自为政,政令不出中南海现象更加严重。

同时,长期以来以公权力为中心的大面积腐败让许多民众对中共失去信心和信任。在经济保持增长的背后,中共再次遭遇执政危机。

出任中共总书记后,以大刀阔斧的反腐作为突破口,迅速提升个人形象和权威,也让不少民众重燃对中共的希望。同时,借助反腐威势,对党政军、人大、政协各系统展开全面改革,尤其是军队改革,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在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

这些改革的前提,都是坚持和加强中共的领导。近几年来,中共领导人多次重提毛泽东“党领导一切”的说法,强调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同时,中共更加强调维护最高领导人在全党的核心地位,保证最高领导人对重大决策拥有“一锤定音”的决断权,以防止十八大前领导层“九龙治水”的局面再现。

纵观40年中共政治改革,其最大的成功在于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且基本可预期的政治环境。这一成功的基础,就是中共一方面牢牢把控着领导权,一方面也在不断学习和自我调整。比如,中共上世纪90年代确立市场经济概念,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倒逼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上保证了政治体制基本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客观地说,中共已经比较成功地引导中国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并且正向着现代化目标迈进。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仍任重道远,中共的挑战也远未终结。

近几年来,树立和维护个人权威的声势有所加强。这么做或许有利于推进改革,抵御风险,但如果失之偏颇,也会引发外界忧虑。毕竟,经过40年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已不具备重现个人崇拜的社会土壤。从国情上看,中国确实需要在政治上树立和维护个人权威,但这一权威必须建立在集体领导和法治的基础之上,不能向个人崇拜的方向演变,否则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将有害无益。这一点,已被文革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所证明。

邓小平南巡迅速推动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但鉴于八九风波的教训,中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远比80年代谨慎,尤其在事关中共执政地位和领导权的问题上,不再轻言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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