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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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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招行董事长秦晓:被狗咬,天注定

作者:秦晓

来源:生活易数公众号

来源日期:

本站发布:2019年09月26日

点击率:698次


多年以后,我在香港见铁板神算大师董慕杰,还被他给算出来了。他给我写的就是“被狗咬,天注定”。
——秦晓口述《走出乌托邦》

生活易数按语:秦晓,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招商银行董事长、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出生于高干家庭,其父秦力生早年从山西奔赴延安,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陕北干部熟稔,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其三舅阎揆要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开国中将。本文节选自秦晓口述《走出乌托邦》,主要讲述秦晓在内蒙插队之事。
1草原之寒
我到内蒙草原的头一个印象就是冷,而且不是一般的冷。我们穿的是皮裤、皮德勒(皮大衣)、毡靴子。皮德勒是用七张羊皮做成的,很大,穿在身上,下摆可以拖到地上,把腰带系起来,大衣里边还能揣很多东西。按理说,这样穿起来,应该挺暖和的吧?问题是,如果你在外头放一天的羊,冷风也把你给吹透了。回到蒙古包里,可以喝碗热茶、吃顿热饭。蒙古包中间有个烧牛粪的灶,还有个像雨伞样的顶,烟筒从中间伸出去。晚上除非有一个人不睡觉,不断地烧牛粪,才能保持温度。但是,人都要睡觉,所以就等到牛粪变成红色、没有烟的时候,拿个布垫着,把烟囱撤下来,把顶盖上,靠灶里的余热来维持。所以,牧民冬天睡觉从来不脱衣服。
蒙族人睡觉的标准姿势是要先把腰带解下来,把皮裤脱到大腿上,然后,把皮德勒披在身上,先趴下,然后再转身,旁边老太太帮你把周边掖好,就不能动弹了,你整夜不能翻身,不能动的。刚睡的时候还暖和,等到半夜就比较冷了,灶里的余温不足了。不像内地农民冬天热炕头上一坐,喝点酒,没有这样的事。早晨起来就好了,因为家庭主妇已经先起来烧茶了,火也升起来了。起来时,把皮裤一提,皮德勒腰带系上,再喝茶。
夜里上厕所,可是个大事。蒙族人上厕所很有特点,无论是男的、女的,都是这么一转,把袍子转开就蹲下来上厕所,利用袍子来遮羞和挡风。有时候,到蒙族人的家——浩特里去,主妇正在那蹲着,还跟你打招呼,唉,你来了。其实,她在那撒尿呢。我们不会那么转。所以,要大便的时候,首先互相鼓励,走吧,早晚要拉。走到老远草高的地方,然后把皮德勒拉到头上,这么拉上来,底下冻得要命。旁边还有条狗等着吃你的屎。撒尿时,撒到地上就是冰,哇,冻得受不了。还有一次,我们刚到那不久,不懂得要把蒙古包顶盖给拉严实了,等早上起来的时候,怎么就觉得是睡在雪地里?蒙古包里、身上、被子上全是白白的雪,好半天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发现顶没拉上,雪都进了蒙古包里,把我们盖上了。
还有一个“冷”的事,就是洗衣服。我们洗完衣服后,就系在蒙古包的棕绳上,怕风吹跑了,还把衣服袖子系成一个疙瘩。老乡见了,问我们这是干什么?我们说,晾衣服啊。老乡说,你这衣服明年五月份再穿吧。我问,为什么?他说,衣服冻上了,你根本就解不下来,硬要解就得破了,等明年五月的时候,化冻了你们才能穿这衣服。
我们的生活用水,夏天从井里头打,到河里头拉。蒙古包附近一般都有河,定居点有井,用一个装着木桶的牛车去拉水,拉回来,搁在那,喝完了再去拉。冬天,就在河里凿冰或者把雪化了用。家庭主妇干的一件事,就是化雪水,然后过滤,因为雪里头有稻草、牛粪。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一牧民家里吃饭。我坐得很靠里,光线较暗。我接过一碗面,吃着、吃着,吃到一个硬东西,有点像肉,可怎么嚼也不像是肉,有纤维。突然,我想起来了,这是冻硬了的牛粪。
我们那里没有小队,也没有村的概念。我们那个大队的面积,纵长一百多里。我们冬天骑骆驼,夏天骑马。冬天,马没有青草吃了,而骆驼养了一夏天,就可以骑了。知青住的也很分散,有时候大家也聚聚,不过都离得很远,要骑马往一块凑。有一次过年,我们去看一个五保户老太太,帮着她包饺子一块过年。我们带着案板、菜刀、肉,赶着马车去。结果,过河的时候,那匹马怕冰,惊了,把我和三友全给摔下来了。这马惊了一路,最后把那辆车也甩掉了。我们追不上,只好第二天骑着马沿途去找,一直找出去四十多公里,一路看到刀、擀面杖,都在雪地上,回来再看那匹马,瘦得不行,在那吃草呢。

▲ 李三友在赶大车
我们每次回北京时,都先从大队骑马走十几公里路到公社,再从公社坐车到旗里,班车是七天一趟。然后,再从县里头坐长途车到赛汗塔拉,中间还要住上一晚,再从赛汗塔拉坐从二连开往集宁方向的火车,经大同转车回北京。所以,上火车之前的这段路,全得搭车。搭车就得求那些粮食局的、商业局的司机,得跟他们商量,伺候他们喝酒、吃饭。汽车司机是草原的“王爷”。有个女的,她的小孩病了,要搭车。司机不让搭,她火了,说你这么为难我们啊,将来我要让我儿子当司机。那个司机说,那你就等着你儿子当司机吧,更不拉她了。那些司机每天喝得醉熏熏的,我们还得伺候他们,早上发动车的时候,还得我们给摇车。而且,前面驾驶室里副驾驶的位置只让女的坐。我们只能披个大皮袄,坐在车斗里,顶着漫天大雪,走上两天。回来时也是这样。所以,要说起“冷”的事真是太多了。
2牧区生活
我们的劳动方式是分散放牧。这一点和农区知青点不一样,农区知青点就是给他们安置费,可以盖房子,配上家具配上必需品,住在一起,每天下地。牧区是两、三户为一个小组,负责一群羊、一群牛。男的放羊、放牛,女的守夜。还有的是放马的,但队里只有两群马。我在内蒙四年,基本上都住在牧民家里,我放过羊、放过牛、还打过井、种过菜、种过莜麦、垒过羊圈,除了放马没干过,其他的活都干过。放马需要能人,我们中间只有冯江华放过马。
我们开会、学习、念文件,都是说蒙语。蒙族牧民文盲多,念不了文件,都是我们来念。不过我只会讲,不会念,现在都忘了,讲不出来了。
那时队里评工分,基本上跟评先进分子似的,很左的。晚上大家开会评议,谁思想觉悟高,谁的工分就高,而不是考虑多劳多得,很多老实疙瘩都给评得高。不过,我们知青没挨着饿,因为我们是吃商品粮的,种莜麦是当饲料用的,每年都发粮票买面,所以粮食不缺。钱是按工分发的,我第一年赚的钱按当时的标准不算少了,除去买点零食、生活用品还够回北京的路费。虽然环境恶劣,但是生活水平比许多农区要高多了,我在生活上不用家里任何补贴。当时,孔丹在陕西插队,孔栋在山西插队,都没啥钱。我们还约上他俩,一起到井冈山、黄山走了一趟呢。当然,也要钻点空子,一张火车票邮寄回来两人用,要不预算也不够。
(生活易数评注:孔丹、孔栋兄弟的父亲孔原系中共情报系统高官,母亲许明是周恩来的秘书。孔原曾与曾庆红之父曾山一起在苏联接受情报特工训练,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丹曾任光大集团总经理、中信集团董事长。孔栋曾任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有“兄弟两央企,一门四部级”的美名。孔丹兄弟“一张火车票寄回来两人用”之事详见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

▲ 1971年井冈山,左起冯江华、李三友、路舒奇、孔丹、秦晓、孔栋
我们家当时也没钱,父母的工资也都被扣发了。每次我回北京,还让我给家里带肉、带黄油。大概是插队一年多以后,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我记得那时我爸爸刚放出来不久,在厨房做饭,我在旁边看着,他边做边问我在内蒙的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我就跟他讲,讲着、讲着,我发现他做菜只有这么一小碗的肉末。我想,在内蒙都是吃大羊腿,这点肉够谁吃啊?我也不好意思说,继续回答问题。我爸爸把那肉末炒好了,把大部分搁一个碗里,放到柜子里头留到下顿吃,剩下一点肉末来炒豆角。我想,完了,这么点儿怎么够吃啊。
在内蒙我被狗咬过一次。多年以后,我在香港见铁板神算大师董慕杰,还被他给算出来了。他给我写的就是“被狗咬,天注定”。
那年冬天,我去打井。内蒙地层冻得很深,不用护井,头天把牛粪点着化冻土,第二天再挖化掉的土层。有一天天快黑的时候,我拉个牛车到牧民家去讨牛粪。刚巧那家没人,他家的狗刚下了狗崽,护崽子。牧区的狗认蒙古人打扮,而我是汉人的短打扮,腰里系个草绳。那条狗欺生,一开始就对我叫,我也没当回事。过了一会,它就开始对我呲牙了。我想,这下坏了。我手里也没拿东西,只能用手赶它,它就老要窜上来。我边轰边退,最后退到蒙古包了,心想我到家了,该没事了吧?谁知,就在我扭头开蒙古包门的时候,这狗就扑上来了。狗咬人不是上来就咬一口,我当时穿着皮裤子、短皮袄,想它咬也不会咬到肉。可它不是这么咬,它先是咬住你的腰部,把你拽倒,然后把你的裤子撕开,再上去咬肉。我当时是双手抱着头,两个脚蹬。那边的牧民跑来了,拿簸箕敲着,把它按住了,可它还是咬了我的屁股。狗嘴是最脏的,被狗咬了的地方永远好不了,一到气候变化就会发痒。
最严重的是我们那儿正闹狂犬病。据说是有条疯狼,下山把一头猪咬了,猪疯了又把狗咬了,那个地区狗就得狂犬病了。在我之前,就已经有几个人被咬了。其中一个是我们大队的一个能人,他有条狗,跟他关系特别好。他每次放马回来,狗都跑上去跟他亲热。他妈妈也很有名,年青时也是个放马能手。一天,他妈妈告诉他,你的狗不对了,狗的眼睛发红。他不相信。第二天他再跟狗亲热的时候,那狗就咬了他一口。他知道狗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咬他的,就果断地拿起马棒把那狗一棒打死。然后,他都没来得及和他妈妈说话,就骑着马跑到县城打了狂犬疫苗。他打的那针是医院的最后一针了,等我到那儿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药已经没有了,你赶快回北京吧。我就赶回北京。那时北京已经消灭狗了,医院没这种疫苗,后来还是到药品进出口公司买到的,然后带到医院去打,每天一针,打了十四天。我在家里歇着,查了一下书,狂犬病潜伏期是十四年。我那帮朋友们都来看我,有点像是要告别的意思。
说到狼,草原上狼是很凶残的。它不像狮子、老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狼是群体的,但没有得到头狼地位的公狼不能和母狼交配,有性的压抑,所以很凶残。狼晚上来吃羊,并不直接吃,而是把羊裹走,裹到山上慢慢吃,而且还玩羊。我们刚去时,有一天一位知青发现她放的羊少了,我们都很紧张,把羊都赶到羊圈里头一只只地数,结果少了几十只,而且,还是一个自留羊的羊群,这些羊是牧民的额外收入。这事就大了!着急呀,到处找。后来,老乡说,你们的羊被狼圈在山上了,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见。狼把羊群圈起来,慢慢吃,当成它们的库存了。等我们把羊救下来的时候,发现有的羊已经被吓死了。
在内蒙还有一次差点被蛇咬了。我当时住在老乡家里头,旁边是一个小孩和一个老太太。我刚睡着,觉得手上凉了一下,我一下醒过来,心想是不是小孩碰到我了?一看,不是。我马上反应,是蛇吧,立刻起来了。我跟那老太太说,有蛇。她点上灯,把我的被子一掀,一条蝮蛇就爬在我的被子里头。内蒙的蛇基本都是毒蛇,扁头的,秋天冷,就钻到我被子里头了。老太太把小孩叫起来看蛇,他们要从小教育小孩蛇是害人的。老太太就跟农艺师似的,拿火筷子把蛇夹住,挑出去,让小孩看着把它打死。
我经历的另一次“劫”是差点让铁丝给勒死。那次到公社去参加一个婚礼,快结束时,我出来给我的马饮点水。我骑着马去公社的水井,没看见井旁边有根搭衣服的铁丝,我走着、走着,唔,这么一下子,铁丝正好勒着我脖子了。幸亏,勒着我之后,马也有感觉,就站住了,可我还是被勒在那里下不了马。我就憋着气,憋了一会,我那马好像明白了,往后倒了两步,我才下了马。下马之后,胸口像要炸掉一样,但却吐不出气来。我趴在马鞍上用脚使劲跺,大概用了二十多分钟才把气慢慢吐出来,我也算是知道上吊是什么感觉了。脖子的一层皮被勒下来了,全是血,老乡帮我抹了好多香油,说是土方,可以消炎。
3启蒙与反思
到内蒙之后,我觉得北京人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没觉得这个世界突然变了、不能生存了。我从来没有那个想法,精神状态挺好。说真的,现在的人可能不会相信,那时候我们就没想到以后还能回北京。我当时也遇到很多涉及前途的问题,比如说,我是基干民兵,有卡宾枪,短的那种,枪长了背着上马会蹭马屁股。我放羊、放牛的时候,都是背着枪的,而且还要参加训练。后来,内蒙清理“内人党”,我被调到盟里去搞专案。
(生活易数评注:“内人党”惨案非一两句话所能说清楚的,其责任也不是康生、滕海清一两个人能承担的。心理承受能力弱的读者请勿搜索历史细节,其骇人听闻的残酷刑罚会让人极度不适且留下终生阴影。)
有一天,盟里负责搞专案的人找我谈话,说现在队里生产很忙,让我赶快收拾东西回去。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到学校去外调我们,学校说我们几个是反中央文革小组的,有政治问题,不能干这事。于是,把我专案组的差事给免了,枪也缴了。不过,我也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回到队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左起赵胜利(西纠作战部长)、孔丹(西纠司令)、秦晓(西纠宣传部长)
那时候,对理想主义的改变和破灭,仅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我们会想很多问题,想文化革命、想毛泽东,林彪出事后想林彪的事。还有,我们和一帮朋友通信讨论,看书、学习,当然也看些小说。我觉得看些书对我是有影响的。那时候,书也很难搞到,图书馆根本不往外借书。还好,我妈妈有个同事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我就通过她把书硬是借出来了。
我觉得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这样几本书:一本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是认真读的,给同学写信还引用过里面的一些话。罗曼罗兰讲的是“呕吐论”,他说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这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思想。我也认为自己需要呕吐,很多东西是值得批判,需要反思的。还有一本是夏洛特的《简爱》,讲述的是爱情的力量。在看这本书以前,我对爱情没有特别的感觉,看过以后很震撼。再有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讲了两代人的思想差别和感情。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和父辈不同的世界,需要有一种新的思维。这三本书是当时我最喜欢的,对我影响都很大。后来,我还读了屠格捏夫写的《贵族之家》、《猎人日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也都特别好。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雨果的《九三年》我就不是很喜欢了。
当时的内部书籍: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我们都找来看。黄皮书是小说。优秀的作品有《冬天的童话》、《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娜娜》等,还有一本是苏联的《这位是巴鲁耶夫》,那是很现代的、意识流的作品,用的全是现代语言。灰皮书是一些政治类的书籍,像《托洛斯基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篇非共产党宣言》等,也看了不少。白皮书是一些史料。
那时候,我们对中国出现的动乱,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看法,对毛主席的认识,已经形成了。我记得,我和刘进、三友已经开始议论毛主席了,说文化革命搞得那么乱,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武斗,把过去的基本队伍——广大干部和工人阶级打成保守派,已经不仅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了,跟主席有很大的关系。刘进当时说过一句话,她没有直接提毛主席,只是说:反正什么事都是“他”对,实际上是直接质疑毛。那已经是很大胆的了,我们都表示很赞同她的观点。到内蒙后,就想读马列的书,是想看看马列是怎么说的,毛主席是不是按马列说的做的。当时读马列的书还受到了批评,说你们为什么读马列的书,不读毛主席的书?

▲1966年周恩来与红卫兵合影,右一拿红宝书者为秦晓
“九·一三”以后,我们看得就更清楚了,到我们这儿来的知青也越来越多了。一开始还没那么多,后来,各队的知青都有跑到我们这里来住上两天的,我们一块唱歌、喝酒、聊天,进行交流。我们与外界的交流多是通过写信,然后回北京时聚会。我那时候写了几封信,我在信里写,我现在只认同毛泽东的《实践论》,把它作为一个认识论、方法论,别的都要重新认识、评价。我写出来就在朋友之间传看。后来三友说,你一定要烧掉。大概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我看形势不对,这信要是被人找出来,会要我的命了,就给销毁了。
我们那时更多地不是从个人角度去考虑自己受到的迫害,而是从一代人、从整个社会去思考这些问题。虽然生活在一个草根阶层的环境里,但还是有种精英思想。同时,把“接受贫下中农教育”作为体验和感受真实世界的实践。你到了这个环境中来,周围的牧民很朴实,那种朴实的劳动者形象,就会对你产生影响。有的牧民还真聪明,也没学过什么无线电,可半导体收音机坏了,他捅咕捅咕就修好了。后来,大队买了汽车,他也能修车,现在想起来都挺怀念他们的。后来,有些蒙族牧民到北京玩或者看病,来了就住到我们知青家里,我们都会陪他们玩,联系医院。
我后来回过牧区两次,其中一次是带我女儿一起回去的。我女儿是在国外长大的,我们爬到我们队的山上,放眼看去,那草原跟海一样无际,看不见一个人,只有一群马在山上吃草。我女儿后来说了这么一句话:爸爸,你们这儿的老乡和一起插队的朋友都是好人,可能跟你们在这样的草原环境里生活有关系。不像那种人挤人、人斗人的,互相没距离的环境。确实,辽阔的草原陶冶人的心境,使人变得包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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