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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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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慧南:我的父亲黄维

作者:黄慧南

来源:历史纵横

来源日期:2019年10月07日

本站发布:2019年10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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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慧南:我的父亲黄维


       上海,17岁的我第一次见到父亲

 

  1965年的一天,我正在上海北郊中学的教室里上课,突然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你父亲来了,现在住在锦江饭店,你去看看他。”“我不去!”回答出乎教导主任的意料。我当时感觉和父亲没有什么关系。1948年夏天,父亲与全家人正在庐山避暑,突然接到即刻下山赶回武汉参加“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的命令,就这样告别了家人,那时母亲正怀着我。父亲被俘后,我一直与妈妈、外婆、姨妈、姨父生活在一起。我用上海话喊妈妈“姆妈”,喊姨父“爸爸”,姨妈“妈妈”,他们对我像亲生女儿一样,我从来没有怀疑姨父不是我的父亲。他们也从没有和我说过父亲黄维的事。

  但是,教导主任说:“这是给你的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帮党做工作。”于是,我跟着姨父来到了上海锦江饭店,父亲单独住一个房间。我心平气和地喊了声“爸爸”,父亲高兴的神情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他从上到下打量着我这个唯一没见过面的孩子,然后找些话题与我聊天,问我在哪上学、读高几、生活怎么样,以后准备学什么等等。听说我想学医后,父亲很赞成。看着眼前的父亲,我觉得挺和蔼。这一年,父亲61岁。

  艰难改造, 顽石终于点头

  从被俘的第一天开始,父亲就表现出不合作、不配合。在战犯管理所,父亲走路始终挺着腰杆。他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子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在随身的本子上写下了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自勉。

  1952年春,父亲身患五种结核,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水。父亲说, 严重时皮下都是水,“晃荡、晃荡”的,两腿肿胀不能下地行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当即把他送到复兴医院治疗。此事甚至惊动了周总理,治病需要特效药链霉素,但当时还不能国产,即便是苏联生产的也是质量不佳副作用大。周总理办公室批准,动用外汇从香港购买。经医护人员4年的精心治疗和护理,结核病终于根治。父亲的思想开始有所转变,他说,“感谢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改造期间,父亲的餐桌上每天都会有牛奶、鸡蛋和肉。哪怕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没断过肉类的供应。那三年,刚开始是猪肉,后来是牛肉,最后又吃黄羊肉。父亲特赦后,才知道当时国家那么困难,还专门派解放军战士去内蒙古打黄羊给他们吃。他也明白了,那些管理人员当时为何越来越胖,原来是缺乏营养造成浮肿。父亲后来提起这些事,特别感动。慢慢地,父亲的思想有了转变,不再那么“顽固”,并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还写信让母亲替他买书。他在信中交代我母亲:“我现在开始学习《共产党宣言》这一光辉文献,要买参考材料《共产党宣言提要和注释》,定价只一角六分钱,请你马上买一本寄来,不要耽搁。”

  后来,管理所又多次组织高级战犯赴全国各地学习参观。就在那次我和父亲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刚参观了杭州、上海,对国家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赞不绝口,好几次对我说:“国民党以前想做而没有做的事共产党做了,而且做得很好。”

 

  爱较真的父亲

 

  狱中的父亲想为人民做点事情,就开始研制“永动机”。他后来告诉我灵感来自他被俘后在河北井陉关押时,住的茅草房外面有一口井,天天看人拉辘轳提水,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把重力变为动力,让“辘轳”一直转下去该多好。如果成功了,那就是造福人类的一个发明了。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认为这并不太可行,但觉得可从中找到改造思想的突破口,便让管理所电机厂的4名技术人员和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助父亲研制“永动机”。在抚顺,父亲终于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但是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特赦后,父亲还坚持在家里研究“永动机”,还想办法把我学机械的哥哥黄理调过来帮着画图纸,一年来好几次,有一次借调了一个月,还有不少朋友都协助过。父亲坚持了几十年,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在设计、制造、试验、失败、再设计、再制造。虽然他倾注大量心血研制的“永动机”最终没有成功,但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也被人所称道。

  特赦后的父亲当选为全国政协五届、六届、七届常委,专注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周总理要求提供史料可以不拘立场,但记述态度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可弄虚作假。父亲始终坚持这条基本原则,不论自己写史料,还是用之于审阅他人提供的史料,都是如此。对涉及邓演达、陈诚、严重等人的回忆录,凡有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都一一提出订正。政协文史资料里有一篇文章认为“邓演达是陈诚告密害死的”,他花了小半年的时间到处查资料、访问亲历者,写文章反驳了这个说法。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某出版社要出一本以国民党的观点看淮海战役的书,有人找到当时的高级指挥官父亲。他坚持认为,若以国军的观点写,书名中就不能叫“淮海战役”,而应叫“徐蚌会战”。建议未被采纳就拒绝动笔。最终,在他的坚持下,书名下面多了一行小字:台湾称徐蚌会战。

 

  重感情的父亲

 

  父亲是一个珍重感情的人,带兵期间就以爱兵著称。抗战期间父亲在云南任第五十四军军长,发现军粮供应质量太差,不是发了霉就是掺了砂石。他在防区内组织官兵垦荒种菜,养鸡养猪,并要求部队帮助农民兴修水利和道路,定期进行助耕助收,从而使官兵伙食大为改善。1941年父亲被调离,五十四军将士一时哗然,据说士兵将机枪摆在军部门口,继任军长不敢上任。1979年12月,父亲参加全国政协组织到上海、苏州等地的考察,途经上海时,他在视察团休息的那一天特意去了罗店,他说,“淞沪抗战时,我率部队在那里负伤流血,我忘不掉那些长眠在上海郊区战场上的官兵,常常做梦重现那些壮烈的场景”。

  1984年9月,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父亲收到了一封从贵州寄来的信件,写信人周廷烈自称是他的部下,后来加入了飞虎队,连年的政治运动让他屡受冲击,迫不得已装聋作哑,听说父亲特赦释放,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父亲写信。父亲接信后非常重视,立即写信给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证实周廷烈参加抗战建立功勋的历史,建议对像周这样一个传奇式的幸存者,按照政策给予安排生活出路,并尽可能安排为所在县政协委员。1985年8月27日,中央统战部给贵州省委统战部发文,明确“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参加者和幸存者”。74岁的周廷烈当上贵州省平塘县政协委员,一年后又被任命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享受国家干部18级的待遇。这个抗战老兵在父亲的鼎力直言下,晚年获得了尊严。

  在27年的改造中,父亲与战犯管理所的领导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父亲提及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1986年他重回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出不住宾馆,要在当年关押的牢房2号监室住。

  母亲去世后,父亲大病了一场,躺在病床上没办法去参加遗体告别。我们去拿他给母亲写的挽联,他写的是“若曙难妻,黄维敬挽”,我们怕别人误会“难”字,建议父亲改,父亲落泪了。

 

  致力两岸交流

 

  改革开放以来,父亲多次去香港会老朋友,参加交流活动。他从心里盼望两岸和解,不顾自己年老体衰,风尘仆仆赴香港为两岸关系和解不懈努力,为和平统一奔走呼喊。

  台湾开放探亲后,父亲多次对故旧谈及:“趁我生活尚能自理,神智亦还清明,一定要为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献出绵薄之力。如不能达到此目的,我会引为终身遗憾的。”1989年初,台湾方面邀请父亲去台湾访问。父亲列出要探访的黄埔同学及好友名单,准备祭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周至柔、蒋经国等人的墓。父亲为去台湾准备了很久,就在探访台湾即将成行之时,父亲却在参加两会后感到身体不适。1989年3月20日清晨,我突然接到全国政协的电话通知,父亲去世了。那一年,他85岁。一些朋友一直说,父亲是由于过于兴奋在出发前夜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的。父亲去世后,海峡两岸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2010年9月29日下午5时,父亲平静而显苍老的话语从一台老式的卡带录音机里传了出来。这是1980年代国际台录制的对台广播,音色未变,斯人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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