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 Google
  • 百度

往事不如烟

首页 > 中国治理 > 治理史鉴 > 往事不如烟

丁石孙:我当上北大校长又辞去校长职务的台前幕后

作者:丁石孙

来源:必记本

来源日期:2019年10月15日

本站发布:2019年10月15日

点击率:2025次


意外获选,接任校长

1983年10月我知道了要当北大校长的消息。

在这之前不久,我在哈佛数学系收到我爱人的信。她说现在北大正在酝酿校领导班子。教育部、人事部、中组部在北大搞了一次由副教授、副处长以上的人参加的民意测验,事先没有提任何候选人,让大家任意填写校长、副校长人选,不记名。然后,教育部有专人把票收走。我爱人也参加了投票。

不久,有人告诉我,北大有位领导要到哈佛来访问。北大并未告诉我有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谁来。

有一天,我跑到哈佛大学的办公室去问这件事,想了解来的人的访问日程。办公室秘书说:“你来的太好了。”因为北大的客人来的时候是礼拜天,没人办公,他正愁没人帮助接待。于是,他让我到机场去接一下,并事先把教职员会所的一把钥匙给了我,让我直接把客人送去。

到机场我才知道来的人是北大代理党委书记项子明。他在“wenge”前任北京市委秘书长,是彭真很得力的干将。他来的那天,哈佛大学专门挂了中国的旗子,以示重视。到教职员会所后,他就告诉我,要我回去当校长。他跟我聊到很晚,差不多聊了3个小时;说我当校长,他当党委书记,两个人合作;并谈了很多想法。

他显然雄心勃勃,想在北大干一番事业。他的年龄比我大一点,身体很好,表现得非常积极,当时就要我跟他一块回去。我说不行,因为我还有一个月的进修时间,并安排了到西部访问的计划,也已经买好去西部和回国的机票。听我这样说,他没有勉强。当时他完全没想到回国后并没有让他当北大的党委书记。

1983年12月我到伯克利后见到的华裔数学家,比如项武义、伍鸿熙等,知道我回去要当校长,都很高兴,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标志,并跟我说中国能启用一个毫无背景的人当北大校长,表明中国以后有希望。

当时我对回去怎么当这个校长考虑得比较少,但意识到这个校长不好当,会得罪很多人。我跟当时在美国的北大的一些教员说:“我回去要准备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我虽然不能预料回去当校长的具体困难,但知道中国的改革的难度很大。事后我感到我对困难的估计还远远不够。

1984年3月我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

我从美国回来后,情绪比较乐观,认为前途非常美好。但一直待到春节后,组织上也没找我谈话。我搞不清楚是什么道理。事后才知道,彭真不同意项子明当北大党委书记,要重新找书记。一直到3月份,北大才开了个范围很小的会。会上,何东昌代表教育部宣布我当校长,王学珍当书记。项子明当了顾问。我的前任校长是张龙翔。

何东昌没有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记得我的发言很简短。大意是说:我对学校的工作没有经验,希望大家给我3个月学习的时间。在这3个月里,原来怎么搞的,还怎么搞。我还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大概没有三把火,一个理由是,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有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

这就是我的目标。

1986年暑假王学珍住院,有一段时间学校党委常委会是我主持。有两次常委会专门讨论办校原则,我记得提了六条或七条原则。其中一条是从严治校。因为北大一贯工作效率比较低,也比较松散。二是发扬民主。当时提出对不同的事情应该采取不同的民主形式。如对学术问题不能全校讨论,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对生活问题,要在教代会上讨论,要发动全校的教职工参与。三是要坚持“双百”方针。

我同意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认为学术问题不能有任何框框。考虑到当时有一种议论,反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我就提出坚持“双百”方针。四是干部不能越权管事。我自己也是一样。如有人向我抱怨他的住房条件太坏。对这样的事情,我很少当场表态,总要跟管住房的干部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再如学校的招生工作,不归我管,我绝对不给负责招生的干部写条子。我不能越权,越权的后果就是人家就不管事了。

关于管理科学中心和北大方正

当时我提出成立管理科学中心(就是后来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为了帮助厉以宁,让他躲开经济系,有自己的发展空间。

1957年划右派时,厉以宁属于右派边缘人物,1958年跟我一起下放到门头沟劳动锻炼,“WG”开始后又跟我一起关在黑帮大院。“WG”后,他在经济系受排挤,有些人认为他是搞邪门歪道,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

厉以宁想入党,在系里的党支部就是通不过。我当校长后,别的领导跟我说:对厉以宁要控制使用。他会画画,如果办展览,可以用他。但当时ZZY很重视厉以宁,长时间让他住在中南海。中央认为他可以入党,胡启立曾打电话过来问:“厉以宁为什么不能入党?”

中央一过问,情况就变了。管理科学中心是学校领导的跨学科的学术性机构,跟系的地位类似。当时我有一个看法,成立系需要有比较成熟的条件,如教学计划要很清楚;但中心不需要,能搞研究就可以。

这个中心的研究范围比较宽泛,包括管理、经济等各个领域。中心的人员来源也很广,各种人才都要。它成立不久就有了十几个人,中心的主任由我当;副主任有两个,一个是厉以宁,另一个是陈良焜(陈良焜原为北大数学系教授,研究经济计量学。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还有王恩涌,是北大地理学教授)。

除管理科学中心外,我当校长期间还成立了四个中心,其中包括人口中心、环境科学中心。现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非常热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成立于1989年5月4日)。在我之前,张龙翔校长曾提出成立几个中心的设想。因而,在北大成立中心不是我首先提出的。我当校长后成立这些中心的大目标,是想突破北大的框框,改变系里原来的传统。

成立北大方正是我1986年做的一件事。

之前,北大跟山东潍坊的华光公司合作,利用王选发明的汉字排版系统,生产汉字排版印刷机已有多年,1986年已经做到华光四型机。有一次我问起卖出这么一台机器,北大能得到多少钱?他们说卖出一台机器,华光公司给北大一万元钱。

我记得当时一台机器至少卖十万以上,或者更多。我觉得这对北大不公平,因为潍坊的公司也不会生产机器,只是从日本买来机器,安装上王选的汉字排版系统。我就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搞?”王选的重要发明是信息压缩技术,这项技术就是把包括大量字型字号的信息进行压缩,而只有把各种字型字号的汉字储存下来,才能印报纸。

当时要把王选发明的这个系统固化,做到芯片上,国内还做不到,要到英国去做。我们和英国的公司联系,他们答应为我们做,还负责保密。这样,学校就出钱派王选到英国去,把他的系统固化,拿回来。很快北大自己办了一个公司,开始不叫方正,叫北大新技术开发公司。我考虑王选不会做生意,就跟有关同志商量,把王选的工作跟公司的工作分开,给王选成立一个研究所,负责研究开发;公司负责生产销售。

我在学校里挑选了两个人筹建公司。一个是无线电系的技术员,叫楼滨龙;另一个是数学系的总支副书记,叫黄禄平,是学计算数学的。记得我专门和楼滨龙谈过一次话,因为当时要动员教师出来开公司难度相当大。

我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出来开公司的人一定要跟学校脱钩。你挣多少钱学校不管,但你不能再保留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公司的水电费也要跟学校明算账。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学游泳,就要跳到水里去。”我印象中公司开始时没有招工人,干活的都是大学生和研究生,整个技术水平比较高。

公司成立后,北大和潍坊华光公司合作关系就中断了,但由于华光这个品牌由我们跟这家公司共同拥有,我们不能再用华光这个名字,于是就有了方正这个品牌。它是怎么想出来的,我不知道。一开始,方正没有办公地点,就在北大附近零散地找了些小房子。我去看过,里边也没有什么机器,只是看到很多人在忙着写字,因为很多字体要靠人写出来。记得当时市场相当大,从中央级报纸到省级报纸,甚至地市级和县级报纸都要上激光排版系统;楼滨龙到处去推销。

北大方正崛起后,我说要它跟北大脱钩。当时我就感到,像方正这种公司,所有制不清楚;但另一方面,北大也没有向方正注入资金。方正启动的时候,向北京市的一家公司借了几十万元作本钱。方正的产权归谁所有,始终是一个问题,这一点我当时就看到了。

在政协会上“闯祸”

1988年我由于民盟推荐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反右运动后,我跟民盟几乎没有任何联系。1986年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高天找我,让我参加一点民盟的活动。他告诉我,他看中了我和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高景德也是民盟盟员。

这年年底,民盟开了一次代表会议,我跟高景德在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此后我跟民盟有了比较多的联系。北大也有可能推荐我当政协委员:王学珍是党中央委员,书记和校长要有个平衡。记得高景德和我一起当选为政协委员。那一届北大在民盟组的政协委员还有中文系王瑶和化学系的邢其毅。

我当政协委员后参加了1988年3月召开的七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

在这届政协会上,钱老(钱伟长)代表民盟做大会发言。1987年下半年,费老(费孝通)就让我负责准备这个发言稿,内容是谈教育问题。为此民盟组织了一个班子,成员主要是民盟的人,记得有张毓茂、有吴修平的侄子(当时的福建民盟的秘书长)和黄景钧,我从北大找了两个博士生参加。准备这个材料前后花了一两个月时间,我也抽时间参加过几次讨论。当时我的一个主要想法是:不能说共产党的官员一定不重视教育,也不一定说共产党的官员是在说谎,只是口头说重视,我们要找出教育经费总是落实不下来的原因。

在这届政协会上,让我印象深刻的发言是王瑶和千家驹的。王瑶的名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就是在这次会上讲的。千家驹的大会发言引起了轰动。最初他是在小组会上讲的,大家都认为他讲得好,就让他到大会上讲。两次讲的内容一样。千家驹说他的发言是在从深圳到北京的火车上想出来的。

千家驹的发言主要讲了腐败问题,也讲了教育。他的发言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并没有夸张。我们在小组会上听他讲时,没想到反响会如此强烈。他的口才很好,讲话有鼓动性。

我也在民盟组最后一次会议上发了言。我在民盟组除了北大的人,对其他人基本都不熟悉,所以一直没发言。最后一次小组会来的人不多,大家的话也讲得差不多了,我说我讲一点。我讲的内容也很普通。

我说:现在做思想工作的理论水平比建国初高得多,但为什么效果不如过去好?主要在于行为。我之所以加入共产党,主要并不是因为我在理论上对党搞得很清楚,而是因为我看到周围的共产党员真正为别人办事。我当了校长,有一点和过去不一样,就是能接触到一些上层人士,也不是地位很高的,就是学校一级的。

我过去想,校领导党性都非常强,等到我当了校长,才知道这些领导对利益、名位等等考虑得很多。我最后讲了一句话,让当时的领导不高兴。我说:很多领导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思想有问题,个人考虑多;实际一些老同志、老革命也不见得觉悟就很高,没有私心。老同志应该扪心自问。

小组秘书曲伟把我的发言记了下来,当晚寄到报社,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就登了。第二天早上我到学校时,报纸已经到了。我的发言发表后,很快在学生中传开了,引起了强烈反响。学生们认为我为他们说了话。

1988年“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发言,报道得比过去都充分。即使如此,我的发言跟千家驹的发言都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了两天,有人传说XXX在内部对我们两人的讲话都有很重的批评,把一个说成是哗众取宠,把另一个说成是耸人听闻。有人说我闯了祸。

1988年暑假期间,国家教委认为学生不大稳定,在北戴河办了个学习班,让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参加。学习班时间不长,快结束时,中央领导接见我们。其中有邓小平,记不清是否还有XXX。接见完要合影,这时有一点出乎我的意外,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别的校长都坐在第二排,邓小平还跟我握手。看来他们是有意这样安排的。我没什么特别的表示,邓小平跟我握手就握了握。

提出辞呈,卸任校长

1988年,我就给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说我已经干了4年,身体也不好,请让我辞职,后来,教委副主任朱开轩亲自到我家劝我继续干。

大概在1989年8月份,教育部在北戴河开了个会。每个学校去两个人:校长和党委书记。我检讨自己政治上比较简单,做了一通自我批评。

8月下旬,何东昌找我去教育部。何东昌和滕藤两人跟我谈话。他们没说我有什么错误,只说你不是要辞职吗?现在可以辞,教育部批准。谈话很简单,我说我很高兴接受这个决定。回来后,我的情绪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跟桂琳琳说教育部终于同意我辞职了,我让她晚上做顿红烧肉,吃得好一点。

何东昌到北大宣布决定时,说了我一些好话,肯定我在北大做了一些好事,但讲得很抽象。在会上,我讲了一些客套话。我说:当了5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这样,我就结束了校长的工作。记得第二天报纸还登了消息。

辞职之后,我确实感到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我真想把北大办成一个思想自由、学术活跃的大学。为此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如当时我觉得北大文科的教条主义太厉害,就想通过研究方法论等途径突破这点。但在当时整个大环境下,没有做到,我的很多措施也没有实现。如1985年我对职称评定抓得很紧,但在后来几届的职称评定中,我就坚持不住了。当了5年校长,我能够得到安慰的,就是我离开北大这么多年,北大的多数人还对我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

1989年9月,我就没什么事了,有时跟桂琳琳一起骑自行车到处转一转。有一次,我在紫竹院碰到北大一个教政治课的老教员,叫陈哲夫。因为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应该为陈独秀翻案,他在“WG”中受到过激烈的批判。这次他看到我,为我流了眼泪。中文系的严家炎也专门到家里看我,来安慰我。

实际上,我对不当校长无所谓。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季羡林说在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被称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另一位是我,他把我抬得太高,让我受宠若惊。

我觉得1988年,北大的工作表现得比较突出,各项指标都达到了一个高峰,教师和学生的情绪也非常高。这一年恰好是北大建校90周年。当年新闻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叫《北大素描》的电影,讲述北大整个的情况,后来拍出来了。里边有我两个镜头,一个是我坐在校长办公室,讲北大的历史;还有一个镜头,是让我从家里走到办公室,并且要在雪地里拍。

导演的意思大概是表明北大今后的道路还有很多困难。


     补记:在北大百年校庆上,季羡林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 在学生们的印象里,“丁校长”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或灰色衣服,骑一辆旧自行车,穿行在校园里。有人想找他说话,直接把他的自行车拦下来就是。 他的电话号码是公开的,学生可以给他打电话投诉食堂难吃;他强调从严治校,但希望能给学生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
当然,与所有理想主义者一样,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他也常感到力不从心,十分不易。 本文原为一段采访,经过必记本负责人胖妲己整理编辑,后首发于必记本2018年3月25日,丁校长于2019年10月12日去世,必记本特重发以此纪念这位“失败”的校长。

相关阅读:

评论:

关闭窗口
此处显示新 Div 标签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