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 Google
  • 百度

文革之鉴

首页 > 中国治理 > 治理史鉴 > 文革之鉴

噩梦 1966年的“八,二三”

作者:夏韵专栏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年01月09日

本站发布:2010年01月09日

点击率:623次


  千僖年,我和丈夫客居太平洋彼岸的女儿家,有位美国朋友问我:你最敬重的领导人是谁?我回答:胡**。说出这三个字,泪珠滚落下来,朋友惊愕的望着我。我慢慢背诵了中央党校大礼堂悼念胡耀邦的四副挽联的最后一句: “私德好公德好**是好人非好人哪得民心”已是花甲之年经历了太多世事沧桑,心硬如铁,没想到提到他的名字我会落泪,心中塞满悲怆,个中缘由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知肚明,但对外国朋友我怎能说得清,又胆敢说得清?

  知道胡**第一次下台是在1966年8月23日,得知我青年时代敬重的共青团中央书记成了“阶下囚”,让我永远记住了那个血腥的日子。那天,骄阳似火,柏油马路都晒软了,下午上班后,我接到通知,待在办公室,哪也不许去——两个月前我和丈夫已被打成牛鬼蛇神——,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两眼直瞪瞪的望着墙上那飞扬跋扈的标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心空荡荡的,空气里只有我的呼吸气息和窗外的蝉鸣。我向窗外望,政治处的干事们交头接耳,神神秘秘,革命群众都随他们开会去了。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暴风雨前的寂静十分恐怖。

  不一会,院长冯,总工程师陈,会计杨老太太等人,被政治处主任的爱人押进来,她高声训话道:“牛鬼蛇神”们听着,待在这里不许乱说乱动。她是一个非常“革命”的近五十岁、识几个字的农村妇女模样的’“革命群众”。可能是因为嫁了一个专司政治的丈夫,她的语言行动一向很“左”。她的脸很宽,每当操起批判的武器,那宽宽的肉便横起来,几乎没见过她的笑容。她一直负责监管我们这几个机关的“牛鬼蛇神”,我们称她“左派大娘”。

  我记得一次斗院长冯的会上,她煞有介事的指着院长冯的鼻子发难:你算什么地下党员?!把党的电台不设在劳动人民家,设在你的官太太姐姐家。你这是什么立场?不是叛徒才怪呢! 院长冯的爱人被她单位揪出来,斗争折磨的得死去活来,在最难熬的时候,冒死稍信给冯,院长冯一连几次请假,都不准。后来听到院长爱人自杀身亡的消息,一位姓宋的难友说:若是院长能请准假,也许他的爱人不会走绝路。

  我更是被她批得见了她就不寒而栗。印象最深的是她特能上纲上线。大批判武器被她玩的已虚假到匪夷可思的地步。她仍面不改色的声称:“绝无个人恩怨,响应毛主席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了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我不知道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颜色,也不明白我一个小老百姓怎么会和社会主义江山的颜色扯在一起。

  一次批斗会上,她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生完孩子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的反党。”我不知其所云,懵懵懂懂的望着她,便回应了一句:“我在家休产假,什么事也没做。”

  她嗓门声高八度:“你是没有干事,你在家写反党日记。你看你这个美女蛇毒不毒,刚生完孩子就向党和社会主义喷毒液。什么宝贝长宝贝短的,要你的孩子当科学家,呸,你这是在向社会主义进攻。”

  我终于明白她指的是我为女儿写的成长日记,实在气不过就说:“你们就拿它定我的罪好了。”语音刚落,拍桌子,挥拳头,辱骂象炮弹,一发一发的打了过来。

  我真后悔写什么成长日记啊,我不能做到“当狼群狂嚎时,最保险的办法是和它们一起嚎。”,至少可以当个哑巴白痴啊。倾注着母爱写给女儿的成长日记,充其量有点小资情调不合时势,连这都是反党,还有什么能是清白的呢?但是,在政治淹没了所有一切的年代,连母爱也成了资产阶级的。社会舆论倡导“爱是有阶级性的,要马克思主义的爱的教育,不要人道主义的母爱教育。”“母亲给儿女的爱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伪装。是要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方向、要不要给孩子身上打上无产阶级珞印的问题。”仁爱,正直,善良,真诚,作为独立人格存在的所有有价值宝贵的东西都要统统消灭,保留哪怕一点点属于个人的,与当朝政治不相容的东西,不仅不行,还要治罪,这就是“文革”。

  窗外的知了扯起嗓子,聒噪个没完没了,室内几个大活人都象死了般无声无息、形影相吊、菩萨般端坐不动,眼神惶惑惊骇,无言的压迫把他们变成一个个虚无飘渺的空壳,成了活人世界里的会呼吸的死人。唯独院长冯似乎处乱不惊,背靠沙发闭目养神。

  总工程师陈是个温文善良的老头,他慈祥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我已怀孕八个月,在劳改的日子里,无论是烈日下修路还是诸多花样翻新的折磨,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尽力照顾我——惨淡的摇了摇头,怜我何堪,关切的问:“快要生了吧?” 我点点头告诉他还有两个多月。

  他是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几十年乡音未改,一口黄陂口音的普通话。说得如歌似吟,一板一眼。他的那张特大的办公桌,几乎占去我们这特大办公室的一半,设计院大量的工程设计项目都要经过这张台子审定后交给施工单位。

  在政治第一的年代,主管技术的他常常处于尴尬的境地,往往是施工单位催图纸的电报连连,他这里的技术审查会议在政治学习冲击下一拖再拖。实在拖不下去了,他轻声叫我去问问能否把政治学习时间调换一下,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他和他要召集的技术负责人只能无精打采的在各自的政治学习会上,聆听着政治专业人士和官场积极分子们的长篇大论。

  他是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揪出来的,“专家治院”“白专道路”“压制新生力量”“反对学毛选”等等,罪虽不轻,并非重至当诛。最严重的是:“别人不回来你为什么回来,是不是美国特务?你在美国搂着洋女人舌头对舌头的跳舞多舒服,为什么回来?”

  你们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什么回来,有什么目的?这是那些以政治为职业、骨子里对富裕生活溢满贪婪、又从来没有过过富裕日子的人始终不能理解的问题。我认识的一个熟人,文革期间在大连某大学工作,他对我讲过,1968年“清理阶级队”他们大学的英语女老师和她的丈夫萧光琰——留美化学博士、曾任职美孚石油公司、1950年回国并带回大量技术资料———也面对过同样的问题:

  “你们在美国能挣那么多的钱,生活那么好,为啥回来?有什么目的?”“您能够把美国的资料带回来,也就能把中国的资料投给美国”,这位为我国石油工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老海归”死于刑讯逼供。当权者通知女教师说你爱人是敌我矛盾,畏罪自杀。当晚女教师紧紧搂着他们十五岁的女儿一起诀别人世。

  在这些骨子里满是阶级斗争的政工干部官场积极分子看来,革命是无产者的专利,有吃有穿还革命一定别有用心。从能挣那么多钱的美国回来不是特务还能是什么。一大部分出生于名门望族和来自白区的老干部,文革中被整也是蒙难于这一逻辑——流氓无产者的无赖逻辑。

  总工陈说他是为了报效国家回来的——除了这个理由,又能有别的什么理由呢?官场积极分子们嗤之以鼻:“你那么进步为什么还站在这里挨斗?”他最怕那些“左”的出奇的官太太们,象秀才遇到兵,和他们说不清道不明。每次他挨斗回来,脸铁青铁青的呆坐不语,我想宽慰他几句,真想对他说当初你何苦要回来啊,又不敢说。勇气,真诚等于悬顶之剑,只有怯懦和虚伪才是安身立命的通行证。人们已失去了面对真诚的勇气,说真话,哪怕是几句无关痛痒的宽慰的话,都要屈从于骨子里的不敢,这就是“文革”。

  院长冯依然闭目养神,他微微下弯的嘴角透着执拗不屈的人格力量。大象无形,大音希音不过如此吧。解放前他负责的地下电台,白色恐怖中向党中央,向延安发出无数红色电波。就因为他把电台设在国民党官员姐夫的阁楼里,政工干部官场积极分子们围攻斗争他多次,要他交代叛徒特务罪行。在那些跌破人的底线又有着充分想象力的官场积极分子看来,他不可能不叛变,没理由不叛变,为什么不叛变,他叛变合情合理。因为既然能向延安发报,也同样能为近在咫尺的国民党姐夫提供情报。

  院长冯的批斗会声势都很浩大,一轮攻势开始,必是大字报大标语先行,地上斗大的字大得人站在上面竟认不出字来,歌声、口号声人声鼎沸,伴着一声高喊;把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冯**押上来,人们声声高喊着;打倒叛徒冯**,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冯** ,有两个官场积极分子甚至站起来高举拳头声嘶力竭。

  面对千夫指,院长冯依然出语温文而雅,毫不急促的说:“我们是提着脑袋干革命,随时准备牺牲。为了活着工作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随后便静立噤声不语,双目炯炯,含而不露,激荡着自信。说他是叛徒完全是牵强附会,他被揪进牛棚是因为他重业务重用右派知识分子的执政理念与热衷阶级斗争的政治处主任水火不相容,为当朝政治第一的理念所不容。如果说政工干部是中国各个政治运动的灵魂人物那是职业需要,他们自身无能为力,那官场积极分子则是中国政治多年“指鹿为马”的副产品。

  官场积极分子——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这些人业务不行嘴巴行,最恨重业务的领导干部——一次次摁下他的头,他天生傲骨,头总是低不下去。坐在角落的我,望着他投射到窗口外天空上的高大身影,和在他面前指手画脚的官太太。心彻骨的寒。这是关乎人身家性命的政治运动。那些大权在握的官为什么不管管自己的老婆,听任他们疯狂的“煮豆燃豆萁”呢。他们明明知道他们和院长冯本为同根生,同是共产党人。有什么意见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非要出手如此狠毒?如此“相煎何太急”呢?

  杨老太低头呆坐着,看上去疲惫不堪,两眼红肿红肿的,象是又哭过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一定记得,曾经有一次全国性地大游行——支持多米尼加,会计杨老太写了一手漂亮地毛笔字,一大堆五颜六色地三角旗堆在她面前让她写出六七种口号。队伍要出发了,急着用,她写一张拿走一张。神差鬼使,老太太老眼昏花,竟然把一副“打倒美帝国主义,支持多米尼加”的旗帜给写反了,而且上了街才被人发现。

  文革一开始,老太太就因此被揪出来。她是旧社会过来的旧职员很要面子,她想早点解脱,拼命以糟践自己来救赎自己。把自己骂得一次比一次厉害,上纲上线一次比一次深刻,低头走路,低头做是事,低头劳动。非但过不了关,每天还出现新问题,倒不是她真的有什么新问题,而是她的检查总能鸡蛋里挑到“骨头”。例如,她检查自己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从小娇生惯养,有“娇骄”二气,人家说她留恋旧社会的剥削生活。她检查自己粗心写错标语是破坏行为,人家说她不是粗心是故意。有意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她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只是哭,两眼总是红红的。每每站在批斗会场上,总是泪水汗水浑为一体。她近视加老花眼,泪水蒙了眼睛越发看不清,便摘下眼镜鼻子碰着稿纸一边抹泪一边念。弄的白皙的脸脏兮兮的,她越是哭官场积极分子越是骂她:装可怜相,委屈你了吗?简直是在控诉文化大革命。

  苦楚无告的她在履行清扫厕所劳役时,在楼梯口恰逢正在看大字报的新来的党委书记刘,她像落水人抓住救命稻草般,迫不及待,哭哭啼啼向书记刘倾诉自己的冤枉。书记刘初来乍到,见是个老太太哭得泪人似的,便好生劝她:“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总会搞清楚的”。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一句话,书记刘无可指责。但这一切均落入政治处主任的一个官场极及分子眼中,当天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质问书记刘想和老妖婆干什么?侮辱性的、最能臭人的字眼充斥于字里行间,不知实情的人乍一看来,还真的以为书记刘和老妖婆有点什么呢。可怜书记刘好好的一个老头,十三级高干,给轰的昏头转向找不到北。杨老太太的批斗也升了级。

  书记刘单枪匹马闯入别人经营好的领地,不给你点厉害尝尝行么?按经年政界行规来说,是不是一个单位的权利顶峰,不取决于地位级别,取决于势力和是否跟随潮流。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中央一个领袖一个政党,没有抗衡制约的参照系,基层谁取得了权利顶峰,谁就是组织,谁就代表领袖,代表执政党,谁的话就是法律。给你写上几条,盖上公章,存入你的档案,要翻身就难了,那是一生一世跟着你的惩罚。

  一阵骚动,随着走廊匆忙杂乱急促的脚步声,高音喇叭响了:“全院人员到办公楼前集合,勒令牛鬼蛇神必须到场。”反复的播送这句话,叫人十分恐怖。

  我从窗口往下看,院中央放着一张桌子,两边摆满密密麻麻的打着红叉的“黑牌子”,大小不同的“高帽子”。明明知道残酷的羞辱就在眼前,还是忍不住问:他们要干什么?众人纷纷走到窗前,屏声凝息,茫然无助的望着那堆将要临头的刑具,满脸凄惶。

  院长冯看也没看,对大家挥了挥说:走!大步昂首而去。那样子就象是共产党人赴刑场般悲壮。后面跟着的人,低头畏缩着身子,象是去屠场待宰的羔羊。一路上我的心突突的狂跳,跳的可怕。

  在楼梯上巧遇楼上下来的二室的大罗二罗。他们被谑称:设计院“两面破锣”。两人均是上海交大毕业,皆为对苏联有微词,在反右运动中罹难。一曰:苏联芭蕾舞功勋演员乌兰若娃,长满胡子象妖怪。一曰:苏联是朋友,为什么从东北搬走我国那么多物资设备?1957年,在交大划为右派分子。可能是划右的理由太牵强了,也可能是院长冯爱才心切,他们到汉口院很早被摘掉帽子。这次首当其冲作为院长冯招降纳叛的证据以“摘帽右派”的罪名揪出来。

  二罗中规中距,不声不响,反正就这一堆了,三十多岁了,连老婆都找不到,邋里邋遢到了极至,索性沉到底了,敬听尊便。戴帽原不要什么理由,想戴就戴了,摘帽更不需要什么理由,想摘就摘了,反正摘了帽还是右派。随你怎么样了啊。

  大罗被激怒了,到底是解放初曾参干进军大西南——一次谈起“红岩”,他告诉我当年他和部队到达渣子洞《中美合作所》时,那里还在冒烟——他不肯轻易就范,问:

  “摘帽右派是什么帽子?”

  “摘帽右派就是右派。”

  “为什么摘了帽还是右派?”

  “摘掉了右派帽子的右派不是摘帽右派是什么。”

  再加上这位老兄在学习毛泽东的“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讨论会上,突发奇想问“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更是罪加一等。“反革命分子”“摘帽右派”双冠加冕。叹他人品学识卓而不群,硝烟炮火投身革命,却落得个顶风臭十里,年近不惑,仍孑然一身。桀骜不驯的性格铸成了他人生的沉沦和悲剧。

  大罗慢条斯理的在我前面走,借他的光我不必步履匆匆,到底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一点也不慌张。引吭高歌着“‘牛鬼蛇神’一扫光”的高音喇叭嘎然声止,空气像凝固了似的,出奇的静;恐怖的静;令人毛骨悚然的静。

  办公楼前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我躲在人群中的一个小树旁,本能得想离开那些呲牙咧嘴的黑牌子高帽子,远一点再远一点。突然一个人高马大的女人串上桌子,又是一位官太太,她原在北京卖酱油,随夫迁院武汉,丈夫是院党委成员,夫贵妻荣成了办公室的收发员。

  她振臂高呼:“牛鬼蛇神”统统滚出来!没容我艰难的从人缝中移步往前行,刹那间,革命群众争先恐后退步向后,和我们之间形成了泾渭分明的环状开阔地,把我们几十个“牛鬼蛇神”孤零零的晾在了中间。我们象被扔在岸上的鱼,挣扎着,本能的把求生的眼神投向革命群众。此时我是多么奢望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啊!

  我惊魂未定,政治处主任的两个官场积极分子,串上桌子,挥动双臂,声嘶力竭的狂喊着:我们参加了北京斗“三胡”的大会,看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耀邦“坐”了“喷气式飞机”,被斗的满头大汗,狼狈不堪。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望着讲演者滔滔不绝的嘴巴,不知自己身置何处,是恶梦么?我问自己。白花花的阳光叫人睁不开眼睛,哪里是梦。我脑子一片空白,只有“胡耀邦倒了”几个字交替闪现。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胡耀邦任共青团中央书记,我15岁加入共青团,先后担任过团支部宣传委员、组织委员,我的人生观的确立受益于共青团的教育。胡耀邦的名字在青年学生中如雷贯耳,他倡导的“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感染激励教育了一代人。我们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会是共和国第二代领袖。

  我是草头百姓,不知国家发生了什么,只是感到忧伤颤栗。从少年时代起,在民族传统的尊神心态对领袖的宣传定势影响下,领袖毛泽东超越我自己的心灵,支配着我的一切。此时我分明感到这感性的支配在动摇。我被自己这刹那间的理性感知吓了一跳,不敢再想下去。高高在上的演讲者越来越被自己的激情感染陶醉,几乎是跳起来高呼:

  伟大的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好的很!

  我们要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把“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桌子在他脚下咯吱咯吱地哀鸣。

  我们象是站在孤岛上,周围是深不可测的泛着黑浪的大海,海浪借风势,滚滚逼人。被煽情的演说激动起来的人们,群情激昂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横扫“牛鬼蛇神”,在“左”得出奇的官场积极分子派的裹协下,向我们冲了过来……对人性、人道、人的价值尊严的践踏,就发生在明亮的太阳光下,而且是官办的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这就是1966的文革。

  泪眼迷离,漠漠糊糊看到我的一个过从甚蜜的朋友端着碗走来,她和我丈夫在一个设计室工作,女儿叫她”长脚阿姨”。她是从工农速成中学进入大学的“调干出身”的大学毕业生,给人印象为人很正直。她说她看不惯原北京院领导貌似马列主义,实际上拉一批打一批,手段恶劣;讨厌那些积极分子不学无术,虚伪霸道,她还说敬重我丈夫的人品学识。她比我大几岁,我和她很要好。丈夫出差时她顺理成章住在我家,身在异乡,有这么个可人的大姐姐,给我的生活增加了不少温馨。可能是我们罹难吓坏了她,唯恐城门失火央及鱼池,她竭力开脱与我们的关系,救赎自己。抄家那天,在她的指证下,官场积极分子从我家的书架上抽走了我的日记本。

  我的朋友走近了,我看到她满头大汗,笨拙地端了碗墨汁,来到我们面前,别出心裁的肆虐已被强行戴上黑牌子高帽子的弱者,她一路执笔挥洒下来,院长冯,副院长钟,总工陈,会计杨老太。。。。。一个个便成了白日魍魉。忽然一阵骚动,我听到大罗的声音:“你们是法西斯,我就不让你画。”

  “啪”的一声,打翻了朋友手中的墨汁碗。我的朋友自己倒成了鬼脸,白衬衣溅了一抹黑汁,象黑血点点滴滴往下滴。一群人一轰而上,喊着:反了,往死里打。拳脚相加,

  大罗痛苦的跌倒在地。有人高喊:绳子,快拿绳子。刹那间,大罗被捆的结结实实。请示坐镇指挥的政治处主任后,扭送大罗去派出所。大罗挣扎高呼着:我抗议!我抗议!满身伤痕,面色苍白,两眼发光,向真理正义发出了凄厉的哀鸣。但是,在强大的阶级斗争搅肉机轰隆声中,在狂欢氛围中进行的全民性迫害浪潮里,这声音太微小了。

  感谢大罗的反抗,没轮到画我,回头看,我的朋友象个为讨好主人不慎打破器皿的小猫,可怜兮兮,不知所措的木然愣在那里。一个官场积极分子鄙视的瞪她一眼,骂她帮倒忙。一阵怜悯油然而生。我突然从内心原谅了她。在过去的日子里,她对自己良知不能认同的当权者没有趋炎附势,与无权无势的我们为朋友。在官场积极分子眼中,我们同是卑微的生命,其苦其悲,何堪怜!

  我们已经“死”定了,已经沉入漆黑的深渊。原有的价值坐标已彻底砸毁。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身份人格尊严消逝殆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她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刻唯恐祸及自身。连夫妻同林鸟大难临头还各自飞,我怎能苛求一个为避厄运而略施小计保护自己的弱女子呢?她蹒跚离去的身影牵扯着我的心。她也够可怜的了。

  全社会每个毛孔都涨满了恐怖,使保护自己成了唯一的欲求。大批判走入家庭,精神控制伸向床第。燃萁煮豆,噬友诛朋,逼人跌破底线,这就是文革。。

  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的牛鬼蛇神被勒令去游街。在院长冯那高高的拖着长长飘带子高帽子引导下,一团龟缩在一起战战兢兢的牛鬼蛇神们,渐渐走成一条长长的队伍,蚂蚁般蠕动。我不敢左顾右盼,眼睛只盯着我前面科研所的曹工程师,我看到那肮脏的系黑牌子的草绳把他雪白的衬衣领子弄得黑糊糊的。几个半大不小的顽童高喊:看牛鬼蛇神游街了。随后把路边的碎石子撒向我们。

  天,蓝蓝的。太阳,明晃晃的。我却分明感到天要塌了,世界到了末日。

  我们设计院位于大学校园里,两个单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游街一定要穿过校园。要面对那些比狼还要凶的红卫兵。我丈夫的同学是这个大学的老师,前不久刚割腕自杀身亡。校园内比比皆是被揪斗的“反动学生”——他们1967年成了学生造反领袖,1968年后结局很惨,大多进了牢房——,跳楼的、跳江的、上吊的时有发生。大学里阶级斗争火药味更浓更残酷。没有经历过、亲身体验过那个时代恐怖的政治氛围的人,是无法理解想象的,那恐怖是来自自上而下的强权政治,把人不当人,叫人生不如死。

  游街队伍里挺着大肚皮的我最吸引人的眼球。我一定会成为狼孩们攻击肆虐的对象,在他们眼中我只不过是个带“崽”的牛鬼蛇神。在文革倡导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论淫威下,对牛鬼蛇神无论怎么“扫”都不过分。人群里没有一个人有理由、或者觉得有理由去怜悯一个牛鬼蛇神,哪怕她是一个正在孕育着生命的母亲。

  我怕极了,我怕那些被“扫四旧”的快感陶醉,被伟大领袖接见踌躇满志,长着“左”眼四处寻找猎物,要砸碎“牛鬼蛇神”狗头的老少爷们红卫兵——连五十多岁的老头都是红卫兵,他们爷们是贵族、日后官场高官中常见他们的身影———。我本能的双手护住肚子,我不信鬼神,此时真希望有神能保护我母子平安,给我的孩子出生的权利,放他一条生路。

  突然我的邻居大姐——一个刚转业来院工会工作的共产党员——走到我的眼前,凶狠狠的对我说:你态度太坏了,你昨天说什么了?说说清楚!我不明白她什么意思,她硬把我往办公楼里拖。直到游街的队伍走远了,她对我使了个眼色,转身而去。

  望着她的背影,我热泪盈眶。我强忍住泪对自己说:不能落泪,千万不能落泪。万一被周围,不要说左的眼睛,哪怕是一只怯懦的眼睛,一只虔诚的眼睛看穿,都会给她惹祸上身。怯弱的眼睛为保自己会去告密,虔诚的眼睛为表忠心会去邀功。人性阴暗的怯懦和人性闪光的虔诚,均已化为这场全民大迫害的动力,这就是文革。

  我想借此对她当年对我的救助,深情说一声:谢谢!我的儿子说,大恩不言谢,祝救他平安降临世界的阿姨,好人一生平安。

  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助威着山呼海啸的欢呼——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八·一八”,催生了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在上海,在武汉,在全国各地,摧毁文化、践踏人权、邪恶血腥的“八·二三”。一代文豪老舍、傅雷自尽、让中国人永远记住了这个罪恶的日子。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相关阅读:

评论:

关闭窗口
此处显示新 Div 标签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