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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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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你亲手拆开信,是尊重你通信自由的权利”

作者:夏韵专栏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年01月15日

本站发布:2010年01月15日

点击率:560次


    1968年,又一次灵魂虐杀暴风雨般的震撼着、激荡着,一切可以利用的墙面又一次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勒令、通令,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仿佛又回到了1966年。

  深夜,不时锣鼓宣天、鞭炮齐鸣,困倦的人们一次次稀稀拉拉走向街头,欢庆最高最新指示发表。灰白的硝烟弥漫了整个大院。

  深秋的一个清晨,踏着满地枯叶,我远远看到通往办公楼的水泥地面上写着斗大的一长串字,直到脚踩着自己的名字,回头看清是我名字前面打着红叉的“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几个大字,我被再次揪出来了。曾经苍山难为水,我好象没有1966年那次那样恐惧,只觉得好笑,“革命”转了一个大圈子又绕回来了。事后我才知道楸我颇费一番功夫。

  军代表工宣队进点支左,左派是毛泽东阶级斗争学说的力行者,是牛鬼蛇神的克星。响应毛主席造反号召、冲击各级执政者的平民造反者理应受到清算,但是把所有同情造反观点的人都划为异类,是我没想到的。所有平反的人都支持造反观点,与其说是由于不满当权者以阶级斗争肆意折磨百姓,恰同毛泽东‘颠覆现有秩序’的号召相契合,不如说是受喉舌“两报一刊”舆论欺骗利用,否则借我十个胆我也不敢同情造反观点。

  军代表把1966年底经党委书记手平反的人重新打成反革命,党委书记无论从党性、面子上都接受不了。他长叹:这么搞有完没完,这些同志都是业务骨干啊。针对我夫妻信中所谓的一句反动言论问题,他和要楸我的军代表据理一争,说,作为党的组织部门,这事干得已经很不光彩了,更不用说用它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次还不够,还要打第二次,即使有证据也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证据呢?抄人家的家抄了两次,抄了人家那么多信,不是一个反动字也没找到吗?但是党委书记初来咋到没根底,政治处才是权力中心。党委书记很快被楸出来了,说他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绊脚石,包庇牛鬼蛇神。

  靠江边的一个设计室腾空了人,只留下一排排宽大的绘图桌,曾经的“牛”们被驱赶入这“四不准”的空间——不时兴叫牛棚了。他们来自施工现场、来自各个设计项目,被迫放下了手中的图纸、铅笔。工作损失算什么,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一切浸透着政治,更何况他们是“另类”。他们不得不茫然地坐在绘图桌前,面对“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督促杜隶明投降书”。

  “我们规定了“四不准”,这是为了督促你们早日向人民投降。”受军代表支持,重执无产阶级专政权杖的左派高声训斥道。

  “吱”的一声,门被推开了。身着旧军衣的“红鼻子”男人径自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封信。

  “谢谢。”我有点感激涕零,接过信正要放入口袋。

  “拆开它”。红鼻子男人命令的口吻说。我慌忙拆开信,他一把抢了过去,我不知所措失神地望着他。室内静悄悄,一屋子人的目光,全集中在我和他身上。

  “要你拆开,是尊重你的通信自由权利,我们是执行政策的,不侵犯你的权利。我们必须拿走信,是为了挽救你,改造你。”他边说边拿着信走出去,我甚至没能看清这是一封谁写来的,来自何方的信。所有进入这个“四不准”空间的人,都享受着这同一规格的“通信自由”的权利。

  一阵呻吟来自我身后右边的角落,我回头望去,一个疼痛得变了形的老人的脸,俯在绘图桌上,他下颚顶着桌面上的绘图板,拼命咬着牙,想把呻吟声压得低些再低些。

  他刚刚挨批斗回来,是被两人架进来的。我眼前浮现出1966年夏,他被政治处那个做他女儿还小的年轻女干事像拖死狗一样拖进批斗会场,地上留下一长串溺迹的情景。两年过去了,他更老了。此时他长一声短一声的压抑地呻吟声叫人揪心,我心里罪过地想:可怜他还不如早点死了免遭这份罪。

  他和我一样,是1966年底经由党委书记主持的党委给第一批平反的。

  记得,党委书记登门道歉,他不依,说:书记,你和我们同是难友,怎能有受你道歉之理。

  书记说,我虽然靠边站,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这个党委书记理应向你道歉。

  他像孩子样开心地笑了,和书记成了好朋友。口口声声感谢毛主席的解救之恩。他还要求参加战斗队,天真得像个老顽童。

  他很喜欢我的女儿,总是拉着她呼唤小莲莲,小莲莲。我纠正他,不是莲莲。下次见面他还是莲莲,莲莲的叫。说:你挺着大肚子扫厕所劳动改造,她跟在后面拉着你的衣角,我可怜她两三岁的小人儿跟着遭罪,可怜,叹她可怜,叫她莲莲,改不了口啦。

  他是真正的技术权威,专业造诣居国内知名水平,不知为什么“漏网右派”的帽子一直阴魂不散的缠着他。工宣队进驻带着明确的倾向,要搬掉党委书记,给漏网右派平反成了书记的罪状之一。

  可怜老人不断被拖出去斗,可能是焦躁毒火攻心,牙痛病犯了。早晨上班路上不慎打碎了止痛针剂,只能强忍着,被迫一遍又一遍地读“督促杜隶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逼供、批斗、高压下,他老泪扑簌,悲声哽咽,偷偷对家人哭诉: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想法,一定要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实在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呀,······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一直斗我,这可怎么活啊!

  同样是失去自由沦为非人、同样是拍桌砸椅胁逼、同样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左派官场积极分子们竟能把1966年的第一次和1968年的第二次,顺溜得不着痕迹,心安理得,毫不脸红。如果说1966年的那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帐算在刘少奇的头上,那1968年这次又是什么路线,算在谁的头上。彼路线此路线,都是把人不当人,怎么一个是反动的一个就是革命的呢?

  政治真是一个转动着的万花筒,想方就方、想圆就圆,说方,圆也是方,说圆,方便是圆。囿于我自幼受到的教育,政治二字在我心中一直是神圣的,我一直被告知:

  我国的政治是以消灭剥削阶级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政治;

  是代表先进阶级的光明磊落的“政治”;

  是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政治”;

  是政治挂帅的“政治”;是必须落实在行动上、化在血液里的“政治”。

  只有剥削阶级的政治才是不讲信义、不择手段、不受道德法律约束,为达目的,手段残酷,诡讹、背信、谎言欺骗全用······

  可是,我眼前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被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怎么把封建主义政治的内涵和手段全部接收下来,一点也没有改弦更张、奔旧图新呢?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要给中国人们带来博大自由民主幸福、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执政者,怎么会重蹈封建主义野蛮残酷的封建政治文化覆辙。

  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无法无天,可以把良知喂狗。

  如果说中南海工作人员残酷斗争刘少奇王光美现场、刘小小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声,令沸腾的会场嘎然声寂沉静数秒,是与会者死去的良知刹那回阳的话,那沉寂数秒后更激烈地呼喊着打倒刘少奇口号的所有人是否在想:“对敌人讲什么人道,”用“为了革命”,“为了党的事业”,来掩盖遭遇良知谴责的内疚,为自己负罪感的心跳壮胆。毕竟刘少奇身为共和国主席且年近七十,刘小小尚在稚岁。

  中南海的工作人员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不会是牛鬼蛇神、国民党残渣余蘖、更不可能是流氓无赖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之类行阶级报复。这些共产党人的良知哪里去了,至今我仍百思不得其解不能释怀。

  对敌人讲人道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国的孩子从小这样被灌输、教育。个体生命与生俱来的敬畏生命的良知从童年就被剥夺。人们对长期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封建法西斯恶行,司空见惯。

  对“敌人”的定义的随意性——毛泽东凭个人恶好可以把中央委员的过半数人划为敌人,地方上最基层的皇权单位,哪怕是一个几十个人的小工厂,只要某个人成了皇权的执政者,就也可以凭他个人恶好划人为敌。于是就有了千千万万,上百万上千万的各类大大小小的遭难者,不遭难的人可以随意因对方是敌人而无所不用其极。

  一边谴责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边奉行连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还不如的封建法西斯东西。这是为什么。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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