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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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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当年狂热:红卫兵回想当年大串联

作者:梁志宏

来源:《文史月刊》

来源日期:2010年02月21日

本站发布:2010年02月21日

点击率:827次


  我们中文系63级甲班第一批外出,学生由党支部书记高世英出面组织,十几个人结队去“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西安串连。爱随大流的我也加入其中,肩背一只军绿色挎包,臂戴一条红卫兵袖章,满怀激情地踏上了风雨征途。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泽东亲手掀起了席卷神州的红卫兵大串连狂潮。当年正读“大三”的我,曾经怀着狂热的忠诚两度串连,留下了属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迹,也成为人生厚厚的案卷之中一页发黄的文档,让人回首和反思。

  风雨下西安

  毛主席“八一八”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之后,特别是中央文革9月上旬发出通知,鼓励各地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免费赴京大串连,全国各地掀起了红卫兵大串连的迅猛热潮。山西大学学生也闻风而起,卷入到大串连的狂潮之中了。

  我们中文系63级甲班第一批外出,学生由党支部书记高世英出面组织,十几个人结队去“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西安串连。爱随大流的我也加入其中,肩背一只军绿色挎包,臂戴一条红卫兵袖章,满怀激情地踏上了风雨征途。

  列车开进西安车站,南来北往大串连的学生挤满了站台。我们一行相互照应着向出站口拥去,只见一群男女红卫兵守在栅栏门的两侧,一边呼喊各地串连的领队,一边查阅介绍信。几个身着绿军装、腰扎皮带、戴着首都红卫兵袖章的女学生,拦在我们队伍前面。为首的冲领队高世英说:“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子女,一律不准进西安城!”另一个喊道:“向毛主席保证,你们自己检查。黑五类子女要是混进来了,西安红卫兵发现了就打……”大家听了甚为惊愕。

  高世英扭头把王星光、杨良才叫到身边。他俩紧绷着的脸上如同蒙了一层土灰。世英劝了他们几句,意思是想不到西安的形势如此变化,为了自身安全,你俩还是坐车回去吧。星光和良才无奈地离开了队伍,我有点儿不寒而栗,事后才知道他俩出身于富农家庭。

  经西安红卫兵接待站安排,我们十几个人住到了西北工程学院。

  虽然已是9月,古城西安仍然酷热难当。与炎热的天气相比,这座城市“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则显得更为火热。西安市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集中人马在广场静坐示威,向所谓的陕西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强烈要求省委书记霍士廉公开承认错误。首都和外地前来串连的红卫兵,也纷纷加盟,给予声援。

  入住工程学院的各地红卫兵聚在一起,决定前去参加静坐示威,每支队伍选派一名代表负责联络指挥。我们班的同学们经过商量,认为高世英虽是党员,可是出身上中农,在西安火车站差点被挡住,选他恐怕不行,于是推荐了人高马大、嗓音宏亮的刘永生当代表。刘永生“噌”地跳到台上,用大同口音说:“我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叫刘永生。”主事的人问道:“你是什么出身?”永生回答:“城市贫民。”台下有人喊道:“没有这个成分……”主事的人便说:“不是工人和贫下中农,一律不行。你下去吧!”永生还想争辩,台下的人乱喊:“下来!下来……”永生又“咚”地一声跳了下去。

  梁镇川在台下愣住了,走到一边自言自语:西安的红卫兵好厉害呀!

  我们成群结队来到广场,只见西安院校和外地声援的红卫兵已坐了一大片,绿色、蓝色、白色的服装汇成了凝固的波涛,飘舞着的红旗和红袖章、红语录本闪耀其间。我惊叹于眼前这浩大的场面,与同学们在马路边缘席地而坐。

  骄阳当空,热浪滚滚。街头的宣传车和建筑物顶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播放着指挥部发出的严正声明。我们知道,红卫兵的静坐已经升级,指挥部决定开展绝食,强烈要求省委书记霍士廉与红卫兵对话,公开承认错误。我一边听着广播,一边翻看捡来的小报和传单,不一会儿,额头、身上就浸出了汗。

  我们班的同学很老实,一直坐在骄阳下不吃不喝。静坐时间长了,个个都感觉腰酸背困,口渴难耐。我和几个同学去上厕所,看到马路另一侧的摊点正卖西瓜,卖瓜的汉子喊着:“西瓜又沙又甜,二分钱一斤……”手起刀落,切开的西瓜绿皮红瓤引人垂涎三尺。我动了心思:我们是来串连的,何必非要绝食?于是过去买了一个西瓜,与几个同学分享,大伙儿一顿猛吃,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擦净双手和嘴角,我们喜气洋洋回到静坐队伍里。我向固守阵地者透露了这一信息,他们也动心了,一个个溜了出去。

  第二天,广场上浩浩漫漫的人海退潮了。据指挥部宣传,西安和各地的红卫兵静坐绝食取得了胜利。我们班的同学白天分散行动,有的到各大专院校了解运动情况,有的游览西安的风景名胜,黑夜则统一回到住地休息。我与要好者结伴,跑了几个学校,还专程去风景秀丽的骊山脚下一游,在当年杨贵妃沐浴的华清池里美美地享受了一番。

  两见毛主席

  我们这支小分队结束了在西安的串连,大部分人便乘车南下来到了四川成都。也正应了“雨成都、雾重庆”的说法,那几天成都经常下雨,因而给我留下了雨蒙蒙、雾茫茫的印象。下雨天不便外出,大家就在入住的高校看大字报,看两派学生川味很浓语速极快的大辩论。趁天气好时,我们赶去参观闻名全国的地主刘文彩的庄园,那座阴森恐怖的水牢,还有大型泥塑“收租院”展览,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国庆节快到了,大家酝酿下一步的行动。一部分人继续西南之旅前往云南、贵州,我和梁镇川等人则转身北上,挤上了开往北京的满载着红卫兵的直快列车。

  我的目的非常明确,及早赶到北京,参加国庆游行,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车进北京车站,便听见高音喇叭在反复广播:又一列满载红卫兵的列车来到了北京,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首都人民对你们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听了,心头竟然涌起了几分莫名的激动与自豪。

  我们一行被安顿在朝阳区一家木材加工厂。国庆节前几天,期盼中的我们终于得到接待站的通知:外地师生编入国庆游行方队参加庆典,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几个解放军战士还来到我们的住地,对我们进行了编队和游行操练。训练间隙,我直奔向往已久的天安门广场,拍下一幅手捧毛主席语录本的照片。又去天安门西侧的东方红公园,勾画了一首歌颂大庆油田32111英雄钻井队的诗歌。

  10月1日早晨,我们在工作人员指挥下,从住地出发,聚集在东长安街的南侧待命。指挥者举着喇叭大声通知:游行队伍必须听从指挥,按照顺序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要跟着领呼人统一高呼口号,不得拥挤和停留。

  在等候待命之际,带队者领着人们高诵已背得滚瓜烂熟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这个方阵有人振臂一呼,起了个头,大家便唱起了那个时代最流行的颂歌: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

  把我们农奴心儿照亮,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哎,巴扎嘿……

  这边歌声刚落,那边的方阵也不甘示弱,唱起了另一首颂歌《万岁!毛主席》:

  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

  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像大海洋。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敬爱的毛主席,

  革命人民心中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

  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

  唱到后面,我们这个方阵的红卫兵们也挥动手臂一起合唱,万岁万岁的声浪响彻了万里云天。

  大约10时,街头的喇叭里终于传来了解说声和天安门广场群众的欢呼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登上了天安门!我们纷纷站立起来,倾听国庆大会的实况转播。大约一小时后,游行大军开始沿着东长安街缓缓行进。无数纵队把宽阔的长安街占满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声轰响在天地之间。

  

  海潮般的红卫兵队伍就这样前呼后拥着,涌到了天安门广场。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放着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鼓掌声和欢呼声响彻云霄。我们走着、跳着,队伍忽然停下了,洪流滞阻又向后退去,原来许多人停下来向天安门城楼远望。喇叭里又传来指挥人员的声音:“请天安门广场游行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不要停下,不要停下,向前行进,向前行进……”我在茫茫人海中向天安门城楼眺望,隐约望见城楼上密密麻麻地站着中央领导,却看不清面容。直到队伍走过广场,我仍在扭头回望,可依旧未能看清毛主席的面容。我问身边的同伴,他们也都回答没有看清。但是我和同学们还是兴奋异常:我们终于见到毛主席了!

  我即兴写下一首诗《最幸福的时刻》,最末两节为:

  走过天安门广场,浑身披满红色的阳光,

  旗更红呵路更宽,昂首阔步奔前方。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呵,我们誓言刻在骨头上:

  铁心铁意忠于您,永当革命红闯将!

  10月,山西大学两派师生在大辩论、大批判的风潮中愈加对立,纷纷插旗放炮招兵买马,成立了全校性的群众组织。一派以中共中央8月8日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为标志,称作“八八”红旗战斗队;另一派以山西省委8月14日向山大师生赠送《毛泽东选集》为纪念,称作“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大队。我们班的同学绝大多数加入了“八一四”,只有郭介成、杨季春、刘永生、李树荣等十多人加入了“八八”,起名为星火战斗队,意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向中规中矩的我,随着大流成了“八一四”的一名普通队员。

  当时全国性的大串连热潮方兴未艾,刚刚从北京串连回来的我又涌起了外出串连的热望。上次串连去了西南,这一次便想出走东南。我与同一派的好友安大钧、王作柱达成共识,绘出了北上首都去见毛主席,然后取道青岛去上海,再走江南苏杭一带的大串连路线。我之所以主张再上北京,是由于国庆节在天安门前没有看清毛主席的面容,想再见一次毛主席并能看得清楚一些。

  我们一行3人于10月中旬抵达北京,被安排住在和平里,正好赶上了10月18日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与国庆节参加游行不同,这次是学生们列队站在长安大街的两侧,接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乘车检阅。

  那天一大早,我们随队站在了长安大街的北侧。红卫兵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颂歌,期盼着最幸福的时刻。直到中午时分,我们才远远望见箭头般的摩托车队引导,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车队驰来。毛主席身穿绿军装站在第一辆敞篷车上,挥动手臂向两侧的群众致意。后面依次是林彪、周恩来等乘坐的敞篷汽车驰过。这次虽然距离毛主席近了,但车队飞驰而过,我还是没能看清伟大领袖的面容,心头留下了一丝遗憾。

  不过我想,一个人在短短20天内能够两次见到毛主席,该是多么幸福啊!心头那点遗憾,便被汹涌而起的激动和幸福淹没了。我和大钧、作柱商量,在北京多住几天,在毛主席的身边更多地感受心中红太阳的温暖,升华讴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激情。

  此后,我们从北京抵达海滨城市青岛,又转乘轮船直奔南国大都市上海。11月3日拂晓,在浩瀚无际的公海上,我早早来到甲板上观看日出。当我看到墨绿色的万顷波涛托起一轮喷薄的旭日,立即联想起国庆节在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情景,于是即兴写下一首颂诗《天安门上太阳升》。

  这首诗以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为背景,每节分别以“毛主席含笑把手举”、“毛主席轻轻把手招”、“毛主席高高把手扬”、“毛主席朝前把手挥”起句,抒发红卫兵“红艳艳太阳照心里”、“心头红太阳升得高”、“世界革命放肩上”、“永远前进不掉队”的豪壮情怀。

  我站在甲板上,沐浴着由金黄变得绯红的旭光,默诵这首颂诗,心里感到暖洋洋的。

  踏潮走上海

  那是一个狂热而无序的年代。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只要手持学生证和介绍信,便可免费领取车票乘坐火车;到达任何一个城市,找到红卫兵接待站,便可到指定的地点免费食宿。

  我和安大钧、王作柱踏着大串连的狂潮来到上海,立刻卷入到了这座城市迅猛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之中。走进几所大专院校,到处汹涌着大字报、大辩论的惊涛骇浪。走上街头广场,又见一条条巨幅标语从楼顶垂下,其中有一幅左右分别写着“打倒巴金黑老/批臭毒书十四卷”,看了令人触目惊心。

  我们得知虹口公园内有鲁迅先生的墓地,便专程前去公园拜谒。当年正值鲁迅先生逝世30周年,我们站在鲁迅墓前,遥想先生在夜色如磐、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以三寸之笔为投枪和匕首,同旧世界和反动势力进行殊死的斗争,被毛主席称作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和民族英雄。我们几个互相激励,要以鲁迅先生为榜样,投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之中。我站在自己敬仰的鲁迅先生的塑像前,拍了一张照片,心头颇感欣慰。走在上海街头,我们三个心血来潮,总想有所作为,干点什么事情。不知是谁提出,咱们写一篇文章吧,在上海留下自己的声音。于是我们找到一个僻静处,你一言我一语,由我执笔,很快写就了《用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大串连》这篇文章。

  文章开头引用了毛主席关于“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语录,指出红卫兵大串连就是新时代的新的长征;然后强调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大串连,当好宣传队和播种机,一路学习和宣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最新指示,学习和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学习和宣传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并且强调要在大串连中,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火种,把熊熊燃烧的革命造反的火种,播撒到广大城市、农村,播撒到亿万人民群众的心中;最后号召广大红卫兵和青年学生,要以当年红军长征为榜样,学习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步行大串连的经验,迈开双脚,谱写新的长征的篇章。

  不觉暮色降临,盏盏路灯亮了。我们热情高涨,决定连夜将这篇1000多字的文章印成传单。我们一路打问,终于找到《解放日报》社,敲开路灯斑驳光影下的偏门,一位中年人问明来意,看了我们写的文章标题,很痛快地答应帮助连夜印刷。

  第二天早晨,我们如愿取走了2000份散着墨香的传单。

  我们3个人在街头一路散发传单,当然我们没有舍得天女散花般一撒而光,每个人都留下一些装入绿色军用书包里。

  虽然已是深秋,但我们想多走几个城市,还做了最后一程步行串连计划。

  由于百万红卫兵汇聚上海,在接待站很难领到出沪的车票,于是我们直接来到了人流汹涌、混乱无序的火车站台。只见标着“上海—广州”、“上海—成都”、“上海—乌鲁木齐”的列车,客流爆满车门堵塞,一些手中无票的红卫兵硬从车窗口往里爬。怎么办?此时车站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着中央文革发出的“学生返校闹革命”的通知。我们在站台上商量,决定不再南行,于是挤上了一辆北上南京的火车。

  车上人满为患,连走道上都密密麻麻挤满了人。火车一靠站,又有红卫兵从窗口往里爬,有些瘦小者甚至躺到了座位下或者行李架上。

  我们在南京逗留数日,无心再去远方串连,便乘上了陇海线返程的列车。

  步行三百里

  列车沿着陇海线西行,我和作柱、大钧一行在陕晋交界处的潼关下了车。

  我们走过晃晃悠悠的黄河大浮桥,来到被称作山西南大门的风陵渡。

  望着眼前流过的浑黄色的波涛,我们心血来潮,谈起了中华民族曲折而悲壮的命运,谈起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在黄河岸边,我们作出了徒步长征串连的决定。

  没有来得及订制一面红旗,只有臂上戴着的红卫兵袖章和心头洋溢着的热血豪情,我们沿着公路北上,与铁路线并行,不时可见火车鸣着长笛驰过,我们挥挥手,目送这钢铁的巨龙铿锵驰向了远方。

  我们白天徒步行进,夜晚住宿则求助于县或乡镇的红卫兵接待站,有时赶不上趟,就投宿于路边的村庄和单位。

  走了两三天,我们3个人商量:咱们不能只走大路磨脚板,也得接触贫下中农,访贫问苦,磨练一颗红心呀!于是我们离开了公路,走进了条件更为艰苦的山区。

  一天日暮时分,我们来到了一座炊烟缭绕的山村。村干部看了我们的介绍信和学生证,称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热情招呼我们吃饭和住宿。朴实、憨厚的村民们听说毛主席的红卫兵来了,都放下农活来看我们。大钧是晋南人,几句家乡话拉近了与乡亲们的关系。

  一个年轻后生问:“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谁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回答都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向村民讲了两次串连去北京,第一次是国庆节在天安门前游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第二次站在长安大街边上看见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开过的情景。后生们听了说好,站在后边的姑娘媳妇也露出羡慕的神色。

  村干部对身边的几个小学生说:“娃娃们好好念夫(书)吧,长大了也去北京见伟大领袖毛主席……”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个山村住宿。房东大娘拿出新媳妇的棉被,让给我们这些“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我体会到了劳动人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那份朴素、真挚的感情。

  再往北走,我们加快了步伐。行进路上,遇见一对满脸稚气、风尘仆仆的姐弟,从陕西步行串连而来,还要走到北京去看敬爱的毛主席。姐姐才十多岁,弟弟更小,我佩服姐弟俩的勇气和毅力。中途休息,姐姐一边跳着,一边还唱起了我们熟悉的颂歌:

  北京有个金太阳,金太阳

  照得心里亮堂堂,亮堂堂

  哎——伟大领袖毛主席

  就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歌声节奏时而明快,时而舒缓,小姑娘一边唱一边舞动着手臂,弟弟也不停地比划着,姐弟俩配合默契。我们和围上来观看的路人,向这姐弟俩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们与小姐弟俩相随着,一路走到了绛县。只见县城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街头横幅告诉我们县里正在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交流会。南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周明山,是当时闻名全省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典型。送别陕西一对小姐弟,我们留了下来,收集了一些学习毛著的先进材料,感受到了基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烈气氛。大家相互表示,要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绛县是安大钧同学的老家。我俩劝他回家看一看,大钧表示,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长征串连岂能公私兼顾。于是我们3人又踏上了征途。

  此时已是11月下旬了,嗖嗖的寒风驱散了最后一丝暖意。双脚跨越300里后,我们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返回省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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