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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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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一)

原标题:2009年5月22日在武汉大学的讲演及答问

作者:胡发云

来源:大风网

来源日期:2010年04月26日

本站发布:2010年04月26日

点击率:1545次


胡发云:男,1949年出生,武汉市人。1968年高中毕业于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同年到湖北天门县插队。1970年回城。当过焊工、车间统计员、厂工会干事。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首届作家班。六十年代初开始学习诗歌与音乐创作、并发表习作。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纪实文学作品。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文联文学创作所专业作家。著有小说集《晕血》,散文集《冬天的礼品》,诗集《心灵的风》,中篇小说《处决》、《老海失踪》、《麻道》、《死于合唱》,纪实文学集《轮空,或再一次选择》,纪实文学《红鲁艺》及散文、随笔、艺术散论等数篇。叙事诗《心灵的风》、组诗《户长的邀请》均获武汉作家协会优秀作品奖,小说《晕血》获武汉文学基金奖,纪实文学《轮空,或再一次选择》获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二等奖。还著有《隐匿者》、《思想最后的飞跃》、《驼子要当红军》、《葛麻的19761978》、《媒鸟5》、《老同学白汉生之死》、《射日》等。2006年推出长篇小说《如焉@sars.come》,在文学界和思想界引发巨大反响。

  各位,晚上好。一会儿谁能够调一调机器,要不然大伙一个晚上耳朵就要受罪了(麦克杂音很大)。非常感谢学生社团联合会的学弟和学妹们,让我来讲一讲这个话题。

  武大的五月很漂亮,武大五月的晚上更漂亮。我在武大上学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学生们谈恋爱的时光(笑声),但是今天我们要在这儿讲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文革。

  43年过去了,确实非常非常漫长,漫长到足以长成两代大学生,但是文革——这样一件搅动了上下三千年纵横几万里的一个重大社会运动,并没有从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告退,尽管有很多很多力量在想让大家忘掉它们,把它们从我们的历史典籍当中毁掉,从那些过来人的脑子里面把它们挖掉,但是跟数千年以来那些当政者的努力一样,我想文革会呈现它的真面目,文革只有在我们彻底地对它进行清理、思考,并且让它从一个历史事件转化为我们民族的思想资源的时候,它才会成为我们历史上的一个正常的事情。

  来之前我还在想,对这样一个如此陌生的话题会有多少人感兴趣,我半个小时前来到这个课堂,发现基本上都坐满了,有些没有来的人也用书本书包占了座位,这让我想起八十年代,武大举办的各种讲座很多,窗台上走道上都挤满了,那是武大非常令人神往的一段时间,可惜那段时间并不太长。

  我想今天给大伙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下文革。

  来之前我从电脑上随机地挑选了七首歌(指讲座开始以前播放的七首语录歌,造反歌等),还有胡杰拍的一部片子《我虽死去》。他还有另外一些片子,我希望大家找来看看。胡杰是一个非常棒的电视人,他在电视台上干过多年,是一个非常棒的摄影师,但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相,他毅然辞去了那一份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自费去挖掘历史真相,刚才我们看到的《我虽死去》就是他拍的一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人——北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的一个记录片。这部影片所以送给了你们学生社团联合会,是因为这部片子不可能在公众影院或是电视台看到,但是对于一代年轻的学子,我想,你们最好能够了解一下。

  我一直在强调一点,文革很早就开始了。也一直在强调一点,一直到今天文革并没有结束。那么我想从我们这代的青少年谈起,也就是说,从青少年眼中的文革青少年经历的文革来谈谈我对文革的一种感受、认识和反思。

  我是1949年生的,哦,很长时间被人家美誉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的小时候被称作是祖国的花朵。我们常年是听着这些美丽的充满了壮丽的梦幻的儿歌长大的,有些歌甚至一直传到了你们这一代,包括像《让我们荡起双桨》。1949年让中国社会的形态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急剧的转变,所有的中国人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时代是如何开始的,它会向何方走去,但是有一点,就是它充满了巨大的魅力,它的新鲜感,它的豪情壮志,它的全新的社会结构和全新的社会语言,让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大师们,在那一瞬间都糊涂了,因为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我们很长时间里面是把1949101号当作我们民族国家的生日,有首歌叫《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那么就是说在1949101号以前,我们的祖国是不存在的,她从1949101号才开始诞生了,一个民族国家才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样的一个极具乌托邦色彩的一种宣传,它让所有的中国人陶醉了。在这样的一种陶醉当中,我们这群孩子的父母亲,不管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们给孩子的教育,都跟党中央和毛主席保持着高度的极端的一致。从小我们听到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组织的话”,因为组织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们身边的化身。最后还要加上一句“听老师的话”。那么,这四个方面对于一个混沌未开的、所有的资讯材料全依赖自己的师长父母和国家宣传机器而获得的这一代人,他们的整个成长经历就必然地打下了这样的时代的烙印。刚才我挑了七首歌,这七首歌不是我们全部的内容,在我们数以万计的歌曲当中,我是比较随机地挑的。这七首歌首先是要我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第二是热爱领袖,热爱领袖在其后的十几年当中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领袖就是一切。然后呢,要坚决革命,勇于斗争,要把一切敌人消灭干净。那么刚才看到的一个短片的开头实际上就是北师大女附中那些平时如此儒雅的女生,她们在实践着多少年以来我们的政治教育、我们的社会教育、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审美教育教给她们的一切。用棍棒,用拳打脚踢,在几个小时当中结束了自己一个老师一个校党支部书记的生命,而她们没有任何的犯罪感,她们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天经地义的、符合革命的道义原则、符合我们多少年教给她们的这样的一种革命伦理事情。

  我记起来我在文革初期,在一次街上行走的时候看见有一个老人非常艰难地拖着一辆板车,板车上是非常重的东西,我现在记不起来是什么东西,好象是柜子和书这一类的东西,刚好他过一座桥,一座小桥,就在我们现在的湖北美院附近,原来叫云架桥,一个小桥。我就上去帮他推,因为我们同时也受了另外一种教育,就是雷锋式的教育。当我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他是个地主,你帮他推?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还剩一点他就要上到桥顶了,我如果帮他一直推上去,我等于是在明知他是地主的情况下,我还在帮忙,我就失去了阶级立场。我如果是不帮他推,他很快就会滑下来,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在依赖我后面的推动力了。但是我确实……我当时还是停了下来,因为我当时所受的教育地主是坏人,地主是黄世仁,是南霸天,是周扒皮,我们所有的教育都告诉我们,这个地主是这样的一类人,尽管这个瘦弱的老人在我看来一点不像在电影、动画片或者是雕塑、小人书里边那样面目。但是,既然有人那么说了,我就只能说我要跟这个地主划清界限。那么,当时的青少年,他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受了十七年的这样的教育,这个十七年的教育极其成功,通过家长、老师、学校和各级组织,以及到我们全部的宣传媒体(当时没有电视,我们听到的是广播,我们看的是电影,还有舞台上的歌舞),而我们能够接触到的,通过正常渠道能接触到的绝大部分书刊教给我们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就像一个孩子,他一直在吃一种最单一的食品,他永远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吃的。他在吃糠,是最粗的糠,而且有人告诉他,这是最好的糠,是世界上唯一的不可取代的一种食粮。所以在这一点上,数千万的青少年(我说的是在校的)就顺理成章地走入了文革。当这些人过了十年以后,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很多人回头控诉文革,说文革耽误了我十年的青春,文革剥夺了我上大学的权利,文革弄得我回城无路,那么我想说一声,当初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起码在我的视野里)是反对文革的,是拒绝走进文革的,或者是内心有很大的抵触的。文革对于这样的一批青少年来说,不管是初中学生还是在校的大学生,他们迎来了一个自己的节日。我记得当时,在文革前几个月,我写过一首很短的诗:“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动,它想冲出操场、教室,书桌和课本,这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樊笼……”因为在文革前的17年,我们一方面受着严格的禁欲主义的教育,英雄主义的教育,理想主义的教育,极端的乌托邦的教育,但同时,我们在和我们的内心做着极其艰苦的挣扎,起码对于我个人来说是这样的。我想,像我这样的人有一批,可能不是非常多,但它面临着一种价值选择的痛苦,那就是,当你作为一个自然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男青年,一个女青年,当你到了十二三岁以后,当你进入青春期以后,当你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识以后,当你身上萌生了某种爱意,或者被别人关爱这样的一种情境的时候,那么有许多东西是人类天生就具备的,你有个人的一种情怀,你有思念,你有去阅读许多和这相关的书刊、去看很多与此相关的电影这样的欲望,你想唱歌,不是唱我刚才放的那些歌,你想学乐器,不是用乐器去演奏我刚才放的那样的乐曲,而是能够表达一个个人的内心的情怀的甚至是私密情怀的这样的一种音乐。

  (换麦)哦,拿这个,像个小乌龟一样(笑声)。那么当时的青少年,就是处在这样一种身心分裂极端矛盾痛苦当中,而在当时,可以说后来文革所有受害的领导、老师或者是自己的家长,都参与了谋害自己孩子的过程,他们谁都不让孩子说出自己想说的真话,包括那些很明白事理的家长,包括那些在这个世上生活了数十年之久,甚至大半个世纪的家长都不跟孩子说真话。我想,可能是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让所有的中国人,特别让中国的明白人闭上了嘴。

  我们1956年入校的那一批一年级学生,到了第二年,学校的很多老师,特别是我们喜欢的一些老师不见了,后来发现,有一些老师已经到操场上扫地了。但是没有人跟我们说为什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更没有人说这个人实际上是个好人,他是被冤枉了,或者说他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那个时候社会就已经开始对我们隐瞒真相,所以当隐瞒真相的这些老师在九年以后,他们自己在校园里受到冲击的时候,没有人会为他们说话,包括那些在五七年打了许多右派的干部,到了六六年底,被作为走资派拖到舞台上操场上或是大街上游斗的时候,也没有人帮他们说话,那么,作为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到了1966年文革的时候,恰恰是有劲没地方使,我们当时有很多同学密谋要去越南打仗,不是去跟越南打仗,要去帮越南和美国佬打仗,因为当时越南已经开始跟美国干起来了。越南的那样一种艰苦卓绝的战争,通过电影,通过歌舞——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有一部歌舞片叫《椰林怒火》,非常优美,非常凄切,但又非常激昂的一台晚会拍成的电影,还有一部话剧叫“南方来信”——把整个越南的这样一种战争,无限地诗意化了。本来我们这一代人就经常感慨,我们要早生几十年多好,我们可以去爬雪山过草地啊,我们可以去抗日战争啊,我们可以去打蒋匪啊,我们可以跨过鸭绿江同美国去打仗啊,恰好碰上了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代。

  那个时候,我刚才说到,整个社会开始营造一种气氛,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呢?一种高度的戏剧化的气氛,一开始的时候是美国打过鸭绿江,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美蒋特务还潜伏在大陆,经常要办这样的一些展览,哪个地道里边抓住一个老头,胡子已经一米多长了,他在地道里面生活了十几年,天天在底下发电报。然后还有谁家谁家水缸里面躲着个什么人。街头上修皮鞋的是特务头子。这些东西真真假假,但它确实营造出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气氛。而我们许多儿童读物,它也是在渲染这些东西,我记得我最小就看到一本让我感到恐惧的连环画,有一个孩子,七八岁的孩子,半夜起来听到父母亲的房间有滴滴哒哒的声音,他出于好奇,他从门缝里偷偷一看,他父亲在那儿发电报!他立刻想起了一部反特电影,他就开始做思想斗争,是要自己的父母,还是要革命,所以最后他决定检举揭发自己的父亲。这个晚上他偷看他父亲发电报的这样一个画面情节,让当时五六岁的我感到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就是说,你身边就有一个大坏蛋,而且他很可能是你父亲。所以当时我们这代人就在这样的一种戏剧化的情绪当中慢慢长大的,越长大发现我们面临的问题越多,我们面前的危险也越多,我们成天生活在帝修反的包围当中,苏联老大哥没有叫几天,然后说苏联变修了,苏联要我们还债,要我们全中国人民饿肚子。然后呢,印度在喜玛拉雅山那一边打起来了,然后国民党蒋介石在东南沿海也开始反攻倒算了,美帝国主义打越南是想通过越南进攻我们中国,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全世界的邪恶势力的包围当中。每一个处于这样这种戏剧情节的青少年也都把自己戏剧化了,也都把自己作为戏剧当中的一个角色,当然是一个正面的角色,而且陶醉于这样的角色当中,陶醉于这种浪漫主义的情怀当中,希望自己有一天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变成一个他所羡慕的小英雄一样。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在我当时读书的那个学校附近突然发现一个穿风衣的人,五十年代末期,穿风衣的非常少,为什么呢?当时穿风衣的在电影里面全是特务。(笑声)所以有风衣的人也不太敢穿了。我不知道那位先生为什么穿着风衣,但被我们几个学生看起来,我们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个特务。然后我们几个开始跟踪他,大街小巷跟踪了好半天,越觉得他是个特务,我们当时差不多从下午四五点钟放学,一直跟踪到天都黑了,结果还是给跟丢了,我们非常非常地懊悔,就是说我们还是没有经验,那个时候太小了,所以当时我们就处于这种情绪当中。

  *按:一位北国友人把胡发云的演讲录音整理成文字稿,胡发云看后说:

  “这样一个遥远又沉重的话题,受到了大家如此热情的关注,让我有些意外。在此谢谢大家了!一晚上三个多小时,全是顺口即兴说的一些话,即兴答的一些话,当有许多疏漏、错讹、不完整或不准确之处,自己再看一遍北国友人的录音整理稿(此稿应该说是相当忠实于原话的),总有些忐忑。后来一想,即兴说的,应当是比较真实的吧,对错也就由它了,如能听见指正,也是另一种收获。所以订正的时候,除了少数口误或实在看不过去的赘语,尽量保持原状。”

  一位朋友将此文转发给大家,插话:估算了一下,全部发完,大约要十个章节,想到这里,便有些不安。在此想说一声,“慢慢来,不要着急。”“按既定方针办”。

  再往下发,不知道会如何,因为出现的名字和关键词越来越多了,上天保佑!

  1962年,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并且警告大家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睡在我们的身边,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要起来夺取我们的政权。就睡在我们身边是很可怕的,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睡在身边的到底是谁,但是毛泽东是个语言大师,他让你有无限的想象空间,所以当时我们就认为各个地方都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赫鲁晓夫是个什么人物我们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是苏联的头头,苏联变修了就跟他有关,他是个大坏蛋。

  哦,整个的这样的局势让我们处在一种极端紧张的兴奋的带有快感的一种斗争状态中,这种斗争状态像斗牛场上关在牛栏里面的牛,像赛马场上关在马厩里的马,那个蹄子在焦躁地刨着,那个眼神是那种焦躁不安的,要等待着冲出去的那一天。就像我刚才念到的那首诗一样——“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动,他想冲出操场、教室,书桌和课本——那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藩笼。”

  整个学校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对于当时的青少年来说是极其枯燥极其压抑的。不管什么人,他都把青少年作为自己改造、培养、教育的对象,甚至连家长是地主的,他都会对自己的孩子说一大套革命道理。所以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歌儿唱,没有电影可看,没有自己喜欢的书看,而强迫自己去接受成年人给他的一切。当时的那个样子一个状况下,我想,所有处在当时那样一种状况下的青年学生,今天如果如实地扪心自问,当听最高统帅一声令下,说可以不上学了,你可以上街去了,你可以去北京、上海,去天津,去海南岛,你可以去干你想干的任何事情,你只要不反对毛主席,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干,那么,这样的一种痛快淋漓的解放感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也是一个运动群众的大师。

  我所在的学校是原来的武大附中,我跟武大有四十多年的渊源关系。我们学校里有很多武大的教职员工和很多著名学者的子女,我们学校的第一次运动,或者说是由此而发轫的文化革命运动,就是一九六六年的六月一号,这个时候高三的学生已经在填志愿了。你们学校的人文学院的前院长、博导郭齐勇先生是高我两届的学长,他们全部都已经在考虑报哪些学校。当时各种动荡外部信息不断地通过广播报纸传到学校里面来,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整个气氛依然是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敌人。这么一批老革命,老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老的革命的文人,他们竟然都是坏蛋,他们居然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以,青少年心中的这样的一种参与到社会斗争当中去的热情被点燃了。那天的运动非常偶然,有同学到储藏室去拿东西,突然间发现了有一尊毛主席像,石膏的,就是那种开大会用的,放在主席台上的,就放在那个体育器械室的一个角落里面,可能有一段时间没用了,上面有一点灰尘,一个同学马上大叫起来了,说我们学校的领导是修正主义分子,他把我们伟大领袖放在这样阴暗肮脏的地方,浑身蒙满了灰尘。他这一呼一闹,很多同学也都跟着动感情了,你不动感情还不行,就说明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很多人就把那尊毛主席像抬出来,一边抬着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游行,围着操场打转转,就那么开始把矛头对准校长校党支部。

  从六月一号的这次偶然的革命行动开始,我们这些高三的学长们就没有上过课了,一直到十年以后。所以,当这些人以后顺应着某种主流话语,说四人帮夺去了我们受教育的权力,我笑着说,是你们自己掺乎到当中去,那时候四人帮还没有出来,王洪文还在上海什么工厂做他的保卫干事,其他江青姚文元张春桥还没有帮起来。我说你们自己当时愿意这样子,我说我当时也愿意这样,我们那时不想上学了,认为学校的这种严酷的教育,这种极端无味的与青春欲望冲突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少学生愿意再把学上下去了。

  紧接着一来,可以上街了,可以去破四旧了。破四旧也很痛快啊,到街上去一看,哪一个牌匾是封资修的,把它卸下来一砸。而且那个时候,党中央和最高领袖给予了学生前所未有的权力,几个社论一下来,那学生就是像——打个比方,就像希特勒的冲锋队,到哪儿都得听他的,所有的人在他面前,包括干部,包括警察,包括那些工人老大哥,都是唯唯诺诺服服帖帖,你要说到一个工厂去,说你这个地方得放毛主席像!厂长都得出来给你赔不是,说马上放,马上放。所以当时学生的那种感觉,从十多年来被管教的一种角色,突然变成“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这样的一种感觉确实非常痛快。

  然后,可以串联了。那个时代,市民的孩子,甚至包括一些高级干部的孩子,是没有出去旅游的条件的,当时收入都不高,承担不起交通费用,没有几个人可以说,我暑假要到北京去一下,我寒假要到上海去一下,很少。我估计我们班呢,四十几个同学,没事出过省的,不会超过百分之十,一般的人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花上十几块钱到北京玩一趟。现在,突然让他放飞,可以去任何地方,特别是去见他们最神圣的领袖毛泽东。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后来人是无法想象的。我想在今后怕是永远不会再发生了。这样的一种苦难一种激越,让数千万的学生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最高峰的体验,第一个体验就是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拥挤的火车。我记得我去北京是稍晚一点,19661031日晚出发,而当时因为出发的列车站点比较多,我们从武昌走到汉阳火车站,上车以后我发现,我的一只脚没有地方放。(大笑)当你往下踩,都是人家的脚背或脚后跟儿。那么我所站住的地方,就是我一只脚的地方,就那么一二十公分,当你这只脚站累的时候,你趴在人家肩膀上,把这只脚拔出来,然后另一只脚再放进去。(大笑)哦,基本上,全列车都是这样。卫生间里,有一次我数了一下,挤了上十个人。(大笑)行李架上都是人,那么窄小的一点地方,人头尾相接一溜排满,那可是最好的卧铺。原来的行李架就是几个钢筋上面拉了几根绳子。然后呢,硬座的底下是可以躺两三个人的,但必须蜷着腿。最绝的是在硬座的背上可以躺一个人,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在扁担上面睡觉,它比扁担还要困难,因为扁担还有长度,它的长度不够扁担那么长。但是大伙一点也不怕苦。我去北京时站了二天三夜,这其中有的女生一路上没有上厕所,有的女生下了火车以后鞋脱不下来,裤子脱不下来,下边都肿了。但就是这样,依然前仆后继,一批一批地往北京跑。

  到了北京以后,见了毛主席,逛了颐和园,看了北大清华,也都满足了。然后有的人就继续往延安,往井冈山,往青岛,往内蒙,往很多革命的根据地或者不革命的风景区去逛去了。这个时候,青春的这种能量的散发到了一种极致,再苦再累再饿,大伙都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而且当时还有最大的好处,就是出了门就可以一分钱不花,你到哪儿去都是免费的。到了北京,马上有人接待,毛主席的客人来了,非常热情,然后每人发个乘车证,每人发饭卡,对于有些原来家境比较困难的人,在北京的时候可能是他吃得比较好的十几天,早上有两个大馒头,一个咸菜疙瘩,一个煮鸡蛋。中午,你如果回来,有一碗面,晚上也是一碗面,还带一点儿荤的。那么这样的生活确实是一种乌托邦的生活。有的人在全国转了一圈以后,身上带的5块钱一分钱没花,反倒还多出来10块钱,有的接待站可以借钱的。拿个学生证登记一下就行。回去以后再还。于是有些人就带了10块钱回来。有的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就靠这10块钱过了好几个月。

  这样的一种状况下,这一代年轻人,他开始体验很多新的东西,包括男女之情。我知道很多在禁欲主义教育下一辈子没有跟女生正眼看过的男生,他的初恋就发生在串连的路上。她就是自己隔壁的,同座的,或一个车厢的女孩。因为那时候没谁管得了他们,他们是革命小将。这让我想起来老革命们在打下了一个城池之后,特别让部下给自己招妓,或者是看中了哪一个女下属,就把她调过来做自己的老婆。那么我想,在革命初期的革命小将身上,也看到了革命前辈的这种风采。(笑声)当时,我记得好几个同学回来以后都说,这次令自己最难忘的,第一个是见到了毛主席,第二个是接近了某某女生,然后还留了她的地址,还在通信。当然那些信现在看来都很可笑,前面是毛主席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是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一句谈恋爱的话。在那个时候对于年轻人来说,能够跟一个异性写信已经是石破天惊了。所以说,这样的革命谁不喜欢呢?

  这样的革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可以夺权了。按照党中央社论的说法,一批本原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革命的闯将,他们在大风大浪中接受了锻炼,成了我们最可靠的接班人。然后给了他们极大的权力——你们是可以揪斗人的。我从北京串连回来碰到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在路上匆匆忙忙地撞上,我说干吗?他说,我们到广州去揪陶铸。陶铸是谁?是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说这话就像去抓一个小偷一样:“我到广州去揪陶铸去了。”确实还揪到了,因为陶铸在武汉工作过。

  这样的一种气概,这样的一种权力,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都从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和延安、和其他的大大小小的根据地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可以找到一些对应。在这一点上,我想所有经过文革的年轻人,所有做过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错事坏事甚至恶事的人,每个人都不能够用一种大而化之的道理原谅自己。但是我们如果往深处追究,这样的一批人,它是国家机器造就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国家的机器在八九之后造就了另外一批人,这样的一批人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是维护稳定的力量,在很长时间以后呢,很可能是掘墓人。我想谈到了这样的一些往事以后呢,我把文革经历的几个阶段跟大家做一个粗略的这么一个介绍,希望大家有一个印象,如果以后还有兴趣,可以自己找资料看,尽管现在找资料不是特别方便,但网络上还是非常多。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二)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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