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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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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电影《南京长江大桥》音乐事件

作者:雷颐

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5期

来源日期:0001年01月01日

本站发布:2010年05月10日

点击率:850次


  小小一部纪录片的配乐也会引起当时国家高层领导的介入,引发全国音乐工作者的恐惧,结果所有的纪录片都只能用屈指可数的几首歌来配乐,这十分生动地说明当时的“文化专制”已到了何种程度。

  1968年9月、12月,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公路桥先后建成通车。由于“文革”中经济一片混乱,乏善可陈,所以大桥的建成自然被当作“文革”的“伟大成果”热烈宣传。其实,此桥在1960年1月即已开工,“文革”前已建成大半。为了宣传这一“伟大成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专门拍摄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彩色纪录片。纪录片不能只有画面和解说词,还要有配乐,此片自不例外。1969年5月13日,周恩来总理审查通过这部影片,并指示:“这部影片也可以输出国外。”该片立即在全国上映,同时译制成英、法、阿拉伯等语版发往国外。

  没想到,三个月后有人向江青打小报告(告密、打小报告在当时已是普通人的“家常便饭”,道德沦丧,其实始于此时),说这部电影配乐的主旋律是从苏联歌曲《列宁山》中抄袭而来。江青立即调看电影,专门听了音乐,认定抄袭了《列宁山》,勃然大怒。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关系破裂,中共开始严批“苏修”,“文革”的发动即与“反修防修”有密切关系,“苏修”进一步“升格”为比“美帝”还要可恶的“社会帝国主义”,被认为是中国的头号敌人。此时,也以苏划界,以对苏态度来分左右、进步与落后、敌与我、革命与反动——与上世纪50年代正好相反——略有“亲苏”即罪莫大焉。1969年8月16日,姚文元严斥道:“现已查明电影《南京长江大桥》确实采用了苏修《列宁山》的一句曲调,出现多次,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说明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很尖锐,而新影有的人员对苏修靡靡之音竟采取了贩卖容忍、投降的态度。”“认真检查有无别有用心的破坏,有关人员做出自我批评。”江青接着批示:“还有下流小调,美其名曰‘民歌’,情郎妹子等等。”“该制片人竟对抗中央指示,背着中央贩卖毒素,要严肃处理。”

  江青马上在京召集有关文艺界人士开大会,在会上作了长长的训话。她回顾自己领导“文艺革命”与“文艺黑线”斗争的历史,说毛主席讲文艺界存在着一条又长又粗的黑线,挖掉这条黑线,还会有新的黑线。现在,“文艺黑线”又回潮了,居然有人拾起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牙慧,把苏联歌曲《列宁山》中的旋律塞进歌颂我们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纪录片,是可忍,孰不可忍……由于影片中没有创作人员署名,江青下令要查清作曲者是什么人,并指示此片必须修改配乐后才能上映。于是,这部影片立即从全国影院和农村放映队撤回,发往国外的全部追回,已发行的几百部拷贝全部报废,大批尚待发行的也全部追回。

  遵照江青指示,有关部门派“联络员”进驻新影厂,“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开始“清查”。制片人作检查,负责音乐者一次次在大会、小会上“请罪”、交待,音乐工作室干部全部被审查,成立“专案组”对有关人员进行全面政治历史审查,凡事先看过这部电影者都要调查、了解。霎时间,新影厂人人自危。

  查来查去,终于查清作曲者是上海电影乐团的青年演奏员乐祖风。乐当时才24岁,本是长笛演奏员,但对作曲感兴趣,“文革”中老作曲家纷纷被“打倒”,他与几个青年作曲家一起,为当时拍的一些纪录片、科教片配乐。他们还创作了不少音乐片断,录好音保存在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音乐库作备用音乐素材。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好《南京长江大桥》后,未找专人创作,而在上海科影厂音乐资料库里找到一些音乐素材作为影片配乐,并以乐祖风为纪录片《上海欢庆建国十八周年》所写的一段标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音乐为主旋律。清理、批判完“苏修”,还要落实江青对“下流小调”、“情郎妹子”的指责。不过,有关人员一遍遍看影片,反复研究,还是找不到“小调”和“下流”的音乐,一头雾水。最后,只得把两首带有民族风格的插曲《桥工想念毛主席》和《中国工人有骨气》重新改写,作为交待。江青、姚文元的有关批示随后被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人民音乐》1978年第2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音乐工作室:《文化专制主义的一场洗劫:“电影〈南京长江大桥〉音乐事件”真象》)

  当时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徐景贤深得江青、张春桥青睐,正是权倾一时、红得发紫的人物,由于与上海有关,他也参与处理此事。他回忆说,江青“八月讲话”传达后,调查作曲人员时发现作曲者竟是上海的,他也一阵紧张,立即召开全市文艺界大会,逐字逐句传达江青讲话,强调江青讲话为文艺界敲响警钟,说明对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好在查明乐祖风家庭情况和本人历史一清二白,乐曲又并非他专门为“大桥”创作,而是新影厂“自找”配乐的,所以对乐并未深究。但还是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他,说虽然他是年轻人,但作这样的曲子说明他深受“文艺黑线”影响,是修正主义文艺流毒影响的具体表现,应当对他进行“帮助”。会后,乐祖风被迫在上海电影乐团作检查,表示自己作曲时虽然没有想到《列宁山》的旋律,但脑子里确实残存着苏联音乐潜移默化的影响,表示愿意进一步加强自我改造、肃清在灵魂深处的修正主义文艺的流毒。(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

  在那动辄得咎、人人自危的年代,给纪录电影配乐本来是相对“保险”的行业,但此事却使配乐者也“噤若寒蝉”,不敢创作、发挥,只能从当时屈指可数的“钦定”政治正确的“革命歌曲”中找几段音乐作为配乐。“于是,在我们新闻纪录片配乐中,闹出不少大笑话。如表现厨师炒菜烧饭配的音乐是‘我们走在大路上’;表现赤脚医生在田头给贫下中农针灸配的音乐是‘向前进,向前进’。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文化专制主义的一场洗劫:“电影〈南京长江大桥〉音乐事件”真象》)上海的事态也越来越严重,报上有大批判文章称“七个音符里有阶级斗争”,开始找配乐中的“阶级斗争”,结果在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合唱团揪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诬称作曲者在为交响乐合唱《智取威虎山》配乐时塞进了希特勒的御用音乐家理查?斯特劳斯的乐句。徐景贤承认:“一时搞得音乐家人人自危,作曲家‘鸦雀无声’,没有人再敢谱曲了。”但那个年代为配合政治需要,像毛主席会见外宾和重大政治活动如国庆游行等,仍要拍、放纪录片。但纪录片又不能只有解说没有配乐,为提高“保险系数”,于是凡是庄严的影片,就用李劫夫作曲的语录歌“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旋律。但有些科教片或内容轻松一些的纪录片可就为难了。正在作曲家一筹莫展时,意外找到了一个“救星”。原来,张春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组长,亲自审查通过了一部科教片《送瘟神》。这部片子以毛泽东诗词“春风杨柳万千条……”为插曲,配乐比较徐缓、舒展。最重要的是,由于经张春桥审查通过,音乐自然也就“保了险”,于是大家一拥而上,一时间许多新闻片、纪录片和科教片都用这部影片的音乐作配乐。徐景贤回忆:“有一天,王洪文和我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审看’一部某国国家元首访问中国南方的彩色纪录片,一听音乐我们就皱起了眉头,原来这部欢迎外国贵宾的影片配乐,竟是《送瘟神》!”

  在十年浩劫中,这大概只是一桩不足挂齿的小事。但小小一部纪录片的配乐也会引起当时国家高层领导的介入,引发全国音乐工作者的恐惧,结果所有的纪录片都只能用屈指可数的几首歌来配乐,这十分生动地说明当时的“文化专制”已到了何种程度。荒谬、荒诞到这种程度,很可能超出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的想象。无数历史说明,“文化专制主义”必然导致文化的荒芜、枯萎、僵化。只有在宽松的氛围中,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才能发展、繁荣,“软实力”才能强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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