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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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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文革中评江青:要把老同志搞光 他们好大换班

作者:贺龙传编写组

来源:《贺龙传》

来源日期:2010年05月18日

本站发布:2010年05月18日

点击率:1898次


  核心提示:又转身对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纸上那一套都是他们搞的。他们是要把老同志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

  1966年底,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唆、鼓动下,体育系统的造反派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对各种事情表态。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12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到新六所没有多久,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声称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及时得到回答。贺龙对薛明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是瞎胡闹!走!我们回去和他们讲理去!”路经中南海,贺龙、薛明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要向周恩来报告准备搬回家去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为他们在西华厅搭了床,对他们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

  周恩来很忙,每天都是天快亮时才能回家,没有时间与贺龙谈话。但贺龙住在他的家里,他承担着巨大压力。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说话,但没有等他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看不到。大半辈子都是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贺龙,骤然离开群众,离开工作,到这么一个荒僻的山沟里,真是难以忍受。贺龙对薛明说:“我真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他周恩来还不了解我?看来周恩来的处境也很困难了。”停了片刻,贺龙又说:“洪湖的事可以考虑,其他事情都是林彪对我的陷害。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共产主义。两把菜刀闹革命、北伐、南昌起义、湘鄂西、陕甘宁、晋西北,谁不知道我贺龙?毛主席不是还赞扬过我吗?我要回去,找他们算账。”说着,起身穿鞋,但看到门外有警卫走来走去时,又坐了下来。从此,他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雄狮,整日坐卧不宁,食量减少了,睡眠也差了。

  他经常思考着周恩来与他的谈话,对薛明说:“说我背后散布林彪历史上有问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还说我到处伸手夺权,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林彪一伙编造的,能有人相信吗?”“这话听起来厉害,实际上完全是胡扯。”“关于湘鄂西肃反,说我要负多大责任,我想不通。当时,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过去,周逸群曾跟我说过,要警惕党内有’老鸡婆’(机会主义分子)。我懂什么是老鸡婆?参加党才那么几年,政治水平只有那么高。”“要说我当时作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最终没有保住像段德昌等一大批好同志,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是有责任的,但不能各打三十大板,那样是不公平的。”

  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想通过学习来寻求“文化大革命”以来那些使他疑惑问题的答案。

  贺龙上山以前就已掀起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这时刮得更厉害了。全国从上到下差不多所有的党政组织几乎都被砸烂或处于瘫痪状态。大规模的武斗此起彼伏,打、砸、抢、抄、抓之风蔓延全国,生产停顿。看到这些,贺龙忧心如焚,他对薛明说:“这是要不得的啊!连最起码的生产都不搞了,将来人民吃什么、穿什么呢?!”他沉痛地回忆起1932年到1934年间,王明路线的代理人在洪湖地区错误地大搞“肃反”的情形。他说:“那个时候,有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掉了……啊,一摊摊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把革命的同志当做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

  贺龙反复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说:“看,讲得多好!要是都按照这本书上讲的去做,那就好了!”一次,他看着看着猛力把书本一合说:“不对头啊!现在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喽!”他说:“你看,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怎么也统一不起来。盲目地破坏与有计划地建设,能统一起来吗?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往死里打倒与关心爱护干部,能够统一起来吗?除非他们是另一种动机,追求的是另一种效果。”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在此期间,贺龙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只要报纸上报道什么大的政治活动,他都要戴上老花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上就挂上了笑容;发现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说:“怕是又叫他们给关起来了!”不禁感叹地说起这个人在战争年月的往事。最后又总要加上一句:“又是和我连到一起了!要是我能出去,替他说上句把话就好了!”

  这年夏天,天热少雨。一连45天每天只给贺龙、薛明一小壶饮用水。水不够用,他们只好在下雨天,把水盆、脸盆甚至水杯都拿到门前去接雨水。一次,雨下得大些,贺龙、薛明抬着盛满雨水的盆子往回走,在上台阶的时候,脚下一滑,贺龙摔倒了,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靠在椅子上18天不能活动,连大便也解不出来,十分痛苦。医生不来,薛明急中生智,用那条备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给贺龙灌肠,什么办法都用了,总算使贺龙的便秘有了缓解。薛明还不时紧搓双手,使手心发热,为贺龙热敷,贺龙幽默地说:“薛明的两只手是个小小发电厂。”

  贺龙的头发、胡子长了,薛明用做衣服的剪刀为他理发、修胡子。每次剪理完了,贺龙都幽默地摸摸头发和胡子说:“很好,完全可以去参加宴会。”他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说:“他们越是迫害我,我贺龙越应该是贺龙的样子。”

  到西山以后,在贺龙和薛明之间,有一个萦绕心头却谁也不愿触及的话题,那就是孩子。贺龙很爱孩子。在离开中南海西华厅来西山以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正在围捕贺龙等人的子女,贺龙很为此事担心。在西山与警卫副官杨青成握别时他嘱咐说:“你要替我保护好孩子,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给抓去。”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了,他们的儿子、女儿以及那些由他们抚养的孩子们生活得怎么样了?还活着吗?如今在哪里?薛明向有关部门提出:作为父母,很想念孩子,能不能让我们见见他们。但是没有得到下文。3月下旬,杨德中代表周恩来到西山看望贺龙,问他有什么事要办,贺龙说,他想请总理代为寻找孩子。

  周恩来立即派人查找贺龙子女的下落。不久,贺龙、薛明就收到了躲在廖承志家里的小女儿贺黎明的来信。信中说: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又告诉他们:“哥哥(贺鹏飞)、姐姐(贺晓明)隐姓埋名在一只海船上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这封短短的信,给贺龙带来了很大欢乐。一连几天,他都非常高兴,不时地念叨:“幺女哟,我们的幺女来信喽!”从此以后,在贺龙的生活里又多了一件事情:给孩子写信。这个一生从未给孩子写过信的人,在一封封深情的信里,勉励子女好好地经受革命风雨的锻炼,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其实,这些信子女们是连一封也收不到的。

  从天气转凉的那一天起,贺龙就盼望周恩来派人来接他。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树叶黄了、枯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了,也不见有人来。贺龙感到了形势的严峻。他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了。党内斗争这么复杂,可能总理也相当困难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理解总理当时同我谈话时的心情和他所说的一些话了。他也不得已啊!我们当时住在他家里,林彪、江青那些人会不攻他?”

  这个时候,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体育的“大批判”文章。诬蔑体委系统“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贺龙看后气愤地说:“这是不公平的,很不公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体育战线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的事。这样,不知道又要有多少体育战线的好干部、教练员、运动员挨整了!”说完,他忧愁地疾步在室内走来走去。

  对党和国家命运的穷思苦虑,隔断与社会联系后的孤寂,使贺龙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疲乏、心慌、头昏、脉搏极不规律,睡眠不好……这对贺龙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身体屡屡发出危险信号。薛明只好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信,请求治疗。

  1968年3月26日,贺龙病倒了,患的是脑缺血失语症。被送到医院后,接诊医生遵照林彪、江青的“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诬蔑贺龙得的是“诈病”,并且在病历上写上“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在医嘱上写了“请经治军医主宰”几个字。贺龙在医院住了几天,遭到了种种刁难,病未治愈,就让出院了。

  回到西山以后,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这是他抄录的毛泽东在延安给王观澜的信:“既来之,则安之……”他让薛明将这张纸贴在床头上,作为向疾病及当前恶劣环境作斗争的座右铭。贺龙告诉薛明,在医院里,一个战士告诉他,又有好几个老干部成了“反革命”。贺龙说:“这些干部是反革命?他们也成了反革命?我不信。看来问题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接着,谈起了以前与他多年在一起的一些老同志和几位老帅,愤愤地说:“他们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啊!这些开国元勋若被打倒了,还靠谁呢?!”

  贺龙住院期间,薛明给周恩来写了封信,报告贺龙在西山的情况,并提出要药和改善生活条件。贺龙说:“目前情况有了变化,看来周总理无能为力了,如果信落到别人手里还以为我们向他们求情。我们会向他们求情?不就是没药吃,身体不好吗?这吓不倒我。”

  这时,继上海、黑龙江等省、市之后,又有内蒙古、天津、江西、四川等22个省、市、自治区被夺了权。报纸发表一篇篇支持夺权的社论。看到这些,贺龙的心情更加沉重,他说:“他们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走了!”四川省的夺权,点了几位老干部的名,贺龙看了之后非常气愤地说:“说他们搞’独立王国’,这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开地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又说:“看见了没有,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来清理去,把好人都给清理出党了!”贺龙十分感慨地对薛明说:我几十年拼死战斗,一辈子戎马生涯,在生死关头,在最困难的时刻,都跟着党,从没有二心,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党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薛明看到贺龙吃不好,睡不安,怕这样下去会影响他的健康。一天,她对贺龙说:“咱们两个今天开个夫妻娱乐会吧。我给你唱个歌。”说着,就为贺龙唱起了战争年代的革命歌曲。一开始贺龙还认真地听着,好像回到了那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但是,这种情绪很快就被身背刺刀的哨兵在窗外走来走去的现实所打破。贺龙挥挥手对薛明说:“算了吧,你不要再表演了!心里是什么滋味,你也清楚。”说着,两人都沉默了。

  早在1966年12月30日,江青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几天以后,1967年1月9日,林彪在一次会上诬陷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他们编造贺龙搞“二月兵变”①的谎言,操纵指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成立所谓“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发“通令”,游行示威,冲击贺龙住地,制造舆论,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

  前文已写过的1933年贺龙枪决反动政客熊贡卿的事,本来早有定论,这时又被翻了出来。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教员晏章炎于2月14日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地诬陷贺龙在历史上有所谓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的问题。②林彪见到这封信,如获至宝,立即批转江青等人,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出“调查”。调查人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此事鄂湘西中央分局曾给中共中央有过报告,报告就在中央档案馆),在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按照林彪、江青授意,就此事诬陷贺龙“叛变投敌未遂”,于7月12日上报中共中央。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积极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并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专案组一方面继续搜集复制敌伪报刊上诬陷贺龙的一些“报道”,当做贺龙的罪证;一方面派人会同有关单位把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他们的子女乃至贺龙家乡的亲友非法关押,刑讯逼供,强令他们揭发交代贺龙的所谓“罪行”。而后将这些逼供出来的、矛盾百出的材料进行剪辑、拼凑、拍照或指供重抄,制造伪证。1968年,专案组查到了1934年3月17日,贺龙、夏曦、关向应联名写的关于枪毙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却故意隐匿不报,仍说贺龙“投敌叛变”并上报中共中央。

  1968年6月13日,专案组将手伸进了贺龙的西山住地。从此,贺龙、薛明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专案组借口有人要揪斗贺龙,把居室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床上的被褥、枕头也被收走了。有一段时间,贺龙夫妇整天处于暗淡的灯光下,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把手臂当枕头。伙食本来不好,这时就更差了。两层的圆形饭盒里,一层是盛不满的饭,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贺龙经常感到饥饿,薛明只好到被允许他们走动的山边去搞些野菜给贺龙充饥。有一次,薛明看到一些形似豆角的野菜,满心欢喜地摘了一大把用衣服兜回来。贺龙拿来一看,是一种不能吃的野菜,他向薛明笑笑说:“不能吃,你白白费了劲。”薛明拿起野菜自嘲地说:“唉,空欢喜了一场。”

  贺龙的医疗,从1968年下半年起,由警卫一师某营营部的沈医生负责。他对贺龙很关心,经常来看望,还不时帮助买些必需的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1969年1月,这位医生突然不见了,换了一个经过6次“政审”,精心选中的所谓“医生”。这个“医生”其实是个护士,而且是个神经科的护士,根本不懂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病。他按照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先以检查药品是否变质为名,强行收缴了贺龙从家中带去的全部自备药品。接着,又在医疗上进行控制,减少药品和调换重要药品,使得每天必需的普通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1969年1月15日,专案组竟然毫无人道地对“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向(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贺龙和薛明原来住在山上。一天夜里,他们都睡了,突然来人要他们搬到下面去住。这样,贺龙和薛明不论是上厕所或在走廊里散步,都要经过那个“医生”所住的地方。贺龙明白,这是为了便于监视他们夫妇的行动。他对薛明说:“说不定这屋里还为我们装了窃听器。”薛明说:“我找找。”贺龙说:“你不用找了。有窃听器才好呢,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也不能总是让他们愚弄了。只要毛主席一句话,就能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总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也让我们说说话,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一天,那个“医生”送来的药胶囊破裂,药末已经漏出来了,胶囊上面还有手印。薛明说:“这药不能吃,弄成这样子,谁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于是,退了回去。贺龙说:“要小心,他们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过了几天,那个“医生”让一个战士来送药。药里忽然多了一片其他药片,被薛明发现了。那个“医生”后来解释,说是“送错了”。贺龙说:“把药都送错了,你还算个医生吗?”那个“医生”说:“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贺龙说:“什么上级,我骂的就是你那个上级!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是有人道主义的,你这个医生是干什么的?!”说完,怒冲冲地把手杖向门口一指,说:“滚!你给我滚!”

  “医生”走了之后,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竟派来这么个蠢人。和他吵吵也痛快。他是来监视我们的,你骂他,他只有听着,向上打小报告,反正谁也不敢来见我。”又说:“想当初不该来到这里。你说,全国那么多地方,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这里来呢?连人也见不到一个!”

  日益加紧的折磨,使贺龙清楚地看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他还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

  一天,贺龙向薛明谈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毛泽东与朱德的井冈山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他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又说:“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用它搞阴谋,那是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一天夜里,贺龙听到了雨声,便对薛明说:“叫哨兵到走廊里来吧,别淋着了。”哨兵到走廊里避雨之后,贺龙连声地说:“好,好,过来了就好。”

  这个时候,贺龙还做了与薛明分开的准备。他对薛明说:“要有思想准备哟,他们完全可能把我们分开。”薛明说:“我不能跟你分开,你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呢?”贺龙说:“要做最坏的准备哟!”又说:“你放心,我完全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几天以后,薛明被叫出去配眼镜,回来时看到,屋里的地已经扫了,烟灰缸也清理了,竹竿上还晾了一件洗好的衬衣。她明白,这是贺龙在告诉她,让她放心,一旦遇到情况,他们分开了,他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

  1968年下半年,为了阻止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进一步审查贺龙的“问题”。专案组想搞“面对面的斗争”,“中央文革碰头会”认为贺龙的“脾气大,怕斗不过”,改为“背靠背”: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第一批“问题”提出来了:“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代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们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后狠狠地把这些纸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27、29、33年的事情统统是假造的。”他们“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

  一连几天,他怒火中烧,吸烟很多,说话很少,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有时他突然坐下来,打开笔记本,用毛笔在上面不停地写着“冤枉”两个字。那“冤”字他写得特别用力,最后的挑,写得又细又长,好像要把天戳个窟窿似的。

  冷静下来以后,贺龙以一种投入战斗的心情,针对林彪一伙的诬蔑,就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贡卿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问题做了详细的回顾,让薛明记下来,作为对强加给他的罪名的反击。贺龙的回顾,不虚掩、不夸大,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以为,这些材料或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能够看到。

  贺龙哪里知道,毛泽东已经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一伙。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然而,贺龙写的这些材料仍使康生和专案组十分惧怕,先则封锁,继而篡改。这可以从现存的专案组档案中清楚地看出来。1968年8月6日,康生在贺龙写的材料上批示:“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代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到底如何要他交代,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一议。”8月12日,康生批评专案组不该将贺龙写的材料原样呈送。他说:“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8月27日,专案组没有将贺龙写的另一份材料原样上送,而是只做了摘要,并在报告中说: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代实质性的问题。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态度极不老实”。“由于我们的水平低也缺乏历史知识,摘录的内容可能有错误,希首长阅后给予批评指示。”康生看后,先是批:贺龙“极不老实”。后在另一处批示说:贺龙写材料“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代问题。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贺龙的不屈服态度,使林彪、江青他们十分恼怒,于是更进一步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毛泽东讲过“对贺龙不保了”,因此贺龙没有能够出席这次大会。大会通过的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总纲。选举时,林彪、江青的不少亲信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进入了政治局。这使贺龙进一步看清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他用手指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名字说:“他们反老干部有功,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今天的大换班。用心狠毒!”“王洪文以前谁知道他是谁,别看他们现在盛气凌人,日子长不了。”在谈到另一个人当了中央委员时,贺龙说:“中央委员轮不上他,他没有本事。”又说:“不过,他可能是因为有所’贡献’。”

  一天,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愤怒地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你这个家伙,心虚得很,怕别人攥着你的把柄!”“党内出了奸臣,这个奸臣就是你。”又转身对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纸上那一套都是他们搞的。他们是要把老同志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过去你在延安整风时揭发了她那么多严重问题,她能饶得了你?”薛明说:“可能由于我这个问题牵累了你。”贺龙说:“你不要这样想。不是由于你的问题,他们要打倒我。是因为我妨碍他们篡党夺权,他们才打倒我,反而是我牵累了你。”在谈到康生时,贺龙说:“这个人老奸巨猾,做尽了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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