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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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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毛泽东对许世友的特别关照

作者:尹家民

来源:《党史博览》2009年第六期

来源日期:2011年02月17日

本站发布:2011年02月17日

点击率:2051次


  和众多将领一样,许世友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鉴于是毛泽东的指示,将领们大都不会反对,只是在自己方面找原因,用他们的话说是“不是不想跟,而是跟不上”。

  由于历史上毛泽东对许世友充分信赖,“文革”中,在许多重要关口,毛泽东都没有忘记对许世友进行关照。其实,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毛泽东就暗示过许世友。那时,毛泽东离开了北京,住在杭州。许世友奉命去杭州,布置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

  毛泽东问许世友:“北京出了反革命集团怎么办,在我身边有赫鲁晓夫怎么办?”许世友猝不及防,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示意许世友坐下,点起一根烟,侃侃而淡:“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对此,毛泽东假设了五种情况:“中央出了反党集团怎么办?坏人占领了广播电台怎么办?有人要刺杀我怎么办?革命走了回头路怎么办?国家改变了颜色怎么办?”

  面对毛泽东的一连串提问,许世友站起来大声说:“我带兵北伐,保卫毛主席!”毛泽东笑了,挥挥手:“那就来不及了!”显然,当时毛泽东不便直说,许世友也似懂非懂。

  “文革”开始后不久,受到冲击的许世友就避难躲进了位于大别山的南京军区后方医院附近的一座小楼。1967年8月6日,许世友在南京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局势严峻,许世友心急如焚。

  虽有部队保护,身在大别山的许世友并不踏实:一则这里离南京、合肥等中心城市不算太远,驱车一天半就能到;二则说归说,真向造反派开枪也不是件好办的事。所以许世友思来想去,不受冲击的最好办法就是得到“尚方宝剑”——毛泽东的一句话。

  其实,毛泽东已经为许世友说过话,但都是别的领导人转达的,比如周恩来就打过电话到南京,说:“不准揪许世友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小时内就赶到南京去。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这话传到南京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来南京的造反派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揪斗许世友,听到周恩来的指示后只好偃旗息鼓。但新的一轮揪斗又在酝酿中。

  于是,许世友想,老躲也不是办法,就决定上北京,亲耳听毛泽东为他说一句话。许世友乘车去了合肥,到了稻香楼宾馆,十二军军长李德生上前扶他下车。脚一落地,许世友就对李德生说:“德生同志,我不行了,我身体这样上不了飞机,北京不能去了。请你给我向军委打个电话报告一下,就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去北京,我在后方医院很安全,请老帅和总理放心。”许世友改变主意,重回大别山。他知道,如果毛泽东没有忘记他,一定会召见他的。

  武汉“七二○”事件后,毛泽东说:“许世友反我,我还未发现……许世友应该保。”

  毛泽东的确没有忘记许世友。

  1967年武汉“七二o”事件后,更多的将领受到冲击,毛泽东也更加关注将领的状况。从武汉来到上海的毛泽东,对上海的形势和居住环境很满意,曾对上海警备区的负责人说:“这次在上海很满意,上海很静,很好!”在上海,毛泽东不但关注全国形势,直接领导全国“文化大革命”,也很注意看上海的一些小报、传单。看到有登载“许世友反毛主席”的,毛泽东就说:“许世友反我,我还未发现。许世友紧跟张国焘,许参加第四方面军,张是首长,许跟他也是自然的。许世友应该保。”

  1967年8月17日上午9点多钟,陪同毛泽东来上海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给许世友打来电话,讲:“我正陪着‘客人’在上海,‘客人’要见你,派张春桥用‘客人’的专机去合肥接你。”

  许世友从杨成武的话音里听出“客人”不会是别人,肯定是毛泽东。

  18日上午,专机到达合肥机场,张春桥下飞机见到许世友,说:“我这个政委(时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亲自到合肥接司令员来了。”到了上海,许世友住在兴国路72号。刚安顿好,杨成武和汪东兴就先后过来看望。许世友要求尽快见到毛泽东,汪东兴答应早作安排。

  下午2点,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前来通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春桥陪许世友马上过去谈话。

  一见面,毛泽东就对许世友说:“我要春桥乘我的飞机去接你。你身体怎样,住后方医院安全不安全?”

  许世友报告说,身体可以,大别山也很安全。毛泽东关切地说:“你在南京不好住,可以到北京住到我家去。”

  毛泽东给许世友讲了全国的形势。许世友着急地问:“毛主席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啊?”

  毛泽东回答:“要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么能不要呢?!”

  许世友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那我就没有错!有人违反纪律,我是执行纪律,有什么错?”

  毛泽东说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的传家宝,头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部队不听招呼怎么行?军队要保持稳定,不能自毁长城。”

  许世友简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三个不理解”,概括起来就是:一、这么多人(包括“牛鬼蛇神”)抢解放军的枪,我不理解;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底管不管用,我不理解;三、陈再道是什么人,我不理解。

  毛泽东耐心地作解释:“抢枪有好人抢,有坏人抢。好人抢了会认识错误,送回去。对坏人就要专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底是管用的。”

  许世友还是“不理解”:“现在为什么有人要夺我的枪?”

  毛泽东的话让许世友难以理解,他说:“顶多南京再出现一个张国焘。”

  许世友进而说,农村不能搞“文化大革命”,都造反了,老百姓没有饭吃就糟了。毛泽东说,农村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没有粮食,全国人民饿肚子可不行。毛泽东问许世友家里的情况,许世友说:“自己都顾不上,家里的事我管不了。”毛泽东笑了:“我家里也有两派,我管不了。”

  谈话中,许世友记住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句话,毛泽东说:“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准揪许世友。你回去同他们讲,就说我说的。”时隔不久,毛泽东又给“不准揪许世友”这话作了一个诠注:许世友是个代表,打倒许世友,其他大军区的,如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都得倒。

  许世友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晚上,上午到,下午毛泽东接见,第二天一早就飞回合肥,换乘汽车重归大别山。

  虽然来去匆匆,却事关重大,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开。南京军区机关的人忙不迭打听情况。许世友知道,南京市、江苏省甚至整个华东都在关心毛泽东同他的这次会面。他告诉部下,可以打电话向家里讲:就说“红太阳”在上海接见了我;就说毛主席指示军队要稳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传家宝,不能丢;就说毛主席说不准揪许世友。

  这样,南京市的群众造反组织有了打“派仗”的新资料。“许世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谁反许世友就砸烂谁的狗头”、“反军没有好下场”、“谁毁长城就打倒谁”、“拥护军管会”等标语贴了满街,原先那些“打倒许大和尚”、“揪出许大马棒”一类的口号顿时销声匿迹。

  毛泽东要求许世友与浙江方面“各自多作自我批评”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众多与许世友一样的将领对“文革”的消极态度,令毛泽东不无担心。毛泽东要亲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1971年8月31日,南巡的毛泽东决定从长沙去南昌。中午12点半,毛泽东到达长沙火车站。,过了一会儿,火车启程。毛泽东在湖南时,已经要汪东兴通知许世友和韩先楚到南昌谈话。晚上10点多钟,毛泽东与许世友、韩先楚等在南昌住地见面。

  在谈到与浙江方面的关系时,许世友说:“我和浙江南萍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毛泽东说:“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其实,“文革”中的浙江问题很复杂。驻浙江部队的一些主要领导已经担任了浙江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许世友虽然是大军区主官,可又是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和他们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军队上下级隶属关系。

  李德生调中央以后,曾向许世友转达了毛泽东让他抓一下浙江的舟山问题和军队之间的团结问题。许世友听了很高兴,表示不管多么困难,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同时,许世友诚恳地说,过去不是没有看出这两方面的问题,而是为了避嫌,一是怕被别人说成“黑手”,二是怕被别人说成是想抓华东的大权,所以不愿管,也不愿多说有关这方面的话。许世友所说的“避嫌”理由中的两个“别人”,估计是指张春桥。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

  浙江省军管会改组刚两天,新任领导就开始策动他们支持的“省联总”镇压对立面。浙江诸暨地方的另一派群众造反组织被打散后,先后有170多人跑到南京军区告状。许世友和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商量,决定派原南京军区炮兵政委陈德先带工作组去诸暨调查。

  这次调查历时三个月,结果证明,诸暨群众的控告属实。南萍他们动用武力造成群众死伤,同时搬出一个“过硬”的借口,说他们派兵和当地造反派一起“围剿”另一派群众组织,是为了确保毛泽东的专列安全通过。

  许世友听了陈德先的调查汇报,很气愤,立即招呼南萍、熊应堂来南京谈话。事先,许世友指定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蕴瑞为主要发言人,让他先去准备材料。

  谈话在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进行。南萍一口咬定动用部队是为了毛泽东的安全,说他们对“保守组织”、“反动组织”和“打砸抢分子”采取果断措施,打击了坏人,争取了群众,成绩很大。

  “毛主席的安全当然要保证。”许世友话锋一转,直指要害,“为什么毛主席的专列通过后,你们还打死人?”

  王蕴瑞接着发言,他拿着南萍、熊应堂签发的电报,一边翻一边讲,把他们派兵支援“省联总”攻打对立面的次数、打死打伤和抓到的人数,还有冲公安局、违法翻阅敌伪档案等情况,按时间顺序一一摆到桌面上。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讲的,不会有假吧?”接着,王蕴瑞从具体问题切入,“毛主席的专列9月15日已经通过了,你们又打了17天,这是为什么?你们说打的是反革命,是反动组织、打砸抢分子。据我们了解,他们都是贫下中农。洞头民兵模范连连长汪月霞总不是坏人吧?你们把她也抓了。这不是镇压群众是什么?你们支持一派压一派,这不是派性又是什么?”

  在事实面前,南萍终于沉不住气,不断掏手绢擦汗,检讨说:“我们是开枪开炮的反动路线。”

  许世友狠狠地批评了南萍和熊应堂。

  南萍虽然当面认错,但转回头就向中央文革告许世友的状,并捎带上了王蕴瑞。

  张春桥给许世友打电话说:“南萍、熊应堂是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副主任,革委会是新生事物。你们擅自把他们调到南京批评,是对新生事物的态度问题!革命领导干部要支持新生事物,你们这样不顾大局是不对的。”

  许世友应声回道:“我是找军长、政委谈话。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我管不了,这个军还归南京军区指挥嘛!”

  张春桥说不出什么,整不动许世友,就拿王蕴瑞开刀,调他进京参加学习班。

  1969年初,中央专门开会解决浙江问题。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外,就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杜平等人,以及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这个会整整开了20天。

  1月8日,毛泽东召集有关方面领导谈话,确定了会议的指导方针:“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毛泽东指出,“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于做工作”。为了减少矛盾,甚至考虑将驻浙江某军和空军某军调离。

  会议期间,黄永胜和吴法宪两次找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密谈,说“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在会上不好讲,我们的插话是有意义的”。他们尤其害怕许世友做南萍等人的工作,特别嘱咐道:“你们要团结,不要被他们各个击破。”“你们代司令、代政委的大权不能旁落。”

  会议的结果可想而知。支持许世友的陈德先等人被留在北京参加学习班,挨斗、作检讨,南萍和熊应堂由代司令员、代政委变成兼司令员、兼政委。浙江省军区领导班子由此彻底改组。许世友气得直喘粗气,一言不发。

  南巡谈话中,毛泽东问许世友:“怎么又谈到‘五一六’啦?”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南巡到南昌时谈的许多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座的几位司令员当时都掌握着军队,并且有的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全党要团结,不要搞分裂。毛泽东是希望并且提醒他们注意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这时,许世友转换了话题,对毛泽东说:“主席呀,有‘五一六’分子怎么办呀?”

  毛泽东一愣,不很高兴地说:“怎么又谈到‘五一六’啦?” -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文革”中许世友在江苏大抓“五一六”分子,还是伤害了一大批人。许多人对许世友看法的逆转皆出于此。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原指北京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极左小团体,人数很少。他们打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括动,散发并张贴反动传单和标语,恶毒攻击周恩来。北京广大群众对他们的恶行极为愤慨,纷纷自发予以反击,要求严惩这批“歹徒”。没过多久,这个反动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上解决。1971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统一部署清查所谓“五一六”问题,把清查活动推向了全国。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用以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步伐。

  许世友闻风而动,抓得很紧。大抓“五一六”分子,果然抓了一大批所谓的“反军派”头头。但人们同时发现,所谓的“拥军派”头头,也抓进去不少。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抓了,所属的一些部队也抓了。“大抓”之后,又来了个“深挖”。从上到下,层层清查,一直搞到基层单位。关押、殴打、逼供……“五一六”分子一时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代名词。

  在这次清查中,江苏省和南京军区到底错整了多少人,这可以从许世友1971年给毛泽东的汇报信中得知一二,他在信中写道:“在‘一打三反’中,发现我们这里有不少‘五一六’分子,不仅地方有,军队也有。据不完全统计,本人已交代参加‘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有1190多人,嫌疑对象2000多人。”

  毛泽东对许世友抓了这么多“五一六”分子是不满意的。但许世友坚持说:“‘五一六’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五一六’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主席。”毛泽东问许世友:“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许世友回答不出来。毛泽东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作结论。”

  毛泽东对许世友喃喃道:“你对我的感情没有过去深了,我的话你也听,也不听。”

  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

  毛泽东是指除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王必成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当时任南京军区副政委)之外,还有一些干部,难道他们都是造反派?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是否打击面过大了。

  许世友说:“他们都造杜平的反。”

  毛泽东反问许世友:“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

  许世友回答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

  最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学习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有个口号,叫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后来,中央的文件和社论把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公布了。

  这是毛泽东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大约谈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毛泽东谈完后,时间已到夜间零点。毛泽东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座谈一下。

  当初南京被林彪、江青一伙搅得最乱的时候,造反派逼迫部队承认他们“大方向正确”,硬要指战员和他们一起喊“打倒许世友”。南京军区下面一个大单位的常委经过研究,给上级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对造反派这一要求不表态,不支持。一位领导同志说,要是造反派逼得太紧了,就讲许世友如有缺点有错误,批一批没关系,打不倒踢两脚也好。还整理了会议纪要,后因形势变化没有发。

  许世友回到南京,知道了这份电报和纪要,在会上讲:“还踢两脚也好?我不要踢你两脚,我一脚就把你踢死了!有缺点错误应当批,这也是帮助,是内部矛盾。踢两脚把人踢死了,这可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

  在讲话中,许世友点了南京军区三位首长的名。即毛泽东说的“王、林、鲍”。

  被点名的王必成、林维先和鲍先志,都是老红军,又都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授衔的中将。许世友在南京军区后方医院时,他们出面接见造反派代表,被逼迫在机关和部队搞“四大”的意见上签了字。春节期间,有一包他们签字的材料从南京送到上海,许世友一看就火了,说:“这是乱军,是自毁长城,告诉军区不准公布。”

  主官离位,王必成、林维先和鲍先志在家负责分管的工作,全力应对混乱,处境十分艰难。他们在那个意见书上签字,除了被强迫,也有政策还不明朗的原因。许世友当众批评他们和造反派签的是搞乱军队的协议,分量已经很重,还又加了一句:乱军是为了夺权。一句话上了纲。

  有人来做许世友的工作,说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确实是在造反派的压力下签的字。许世友说,战场上死都不怕,还怕压力?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要找许世友谈一谈,想作些解释和自我批评,许世友就是不见,要他们到北京参加学习班。这三位老同志在南京军区不好工作了,学习班一结束,都分到了其他军区。

  毛泽东特别强调团结,对许世友说:“你对‘王、林、鲍’要高抬贵手,刀下留人。”许世友听后沉默了,毛泽东也陷入沉思,喃喃道:“你对我的感情没有过去深了,我的话你也听,也不听。”

  王必成在战争年代号称“王老虎”,特别能打仗。一次,许世友到北京开会。吃饭时,已经当了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王必成看到许世友坐在那里,主动上前握手,问许世友好。许世友头也不抬,手也不伸,冒出了两个字:“不好!”弄得王必成下不了台。 ,

  1981年12月,王必成休息养病时仍选择了南京。刚进住南京普陀路l号,许世友便前来看望。这天两位老战友的心情都很好,谈了许久。王必成感慨地对许世友说:“许司令,当年我们100多位赤卫队员,现在只剩下你一个队长和我一个队员了,我们都是幸存者。”摄影记者还为两位老战友拍了合影,气氛十分融洽。

  然而,令王必成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风波又起。

  198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华东组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学习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会上,中顾委副主任许世友发言,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军区有三个老红军,他们都是过草地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夺权,至今没有交代。”一言既出,满座皆惊。大家明白许世友指的还是“王、林、鲍”。

  作为与会者的王必成,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他本想讲话反驳几句,一看已是下午4点多了,便写了个条子给参加这次会议的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请他转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表明自己不同意许世友的发言,但因时间关系,顾全大局,保留个人意见,不作发言。

  受邓小平的委托,聂凤智来做许世友的思想工作。“不要再讲了!”聂凤智对许世友说,“‘王、林、鲍’是有缺点错误,可当时你们那个处理也确实是过左的呀。”可刚说过,中央顾问委员会华东组在南京军区开会时,许世友又说了:“造反派嘛,我们老干部中就有造反派嘛,我们军区不是就出了‘王、林、鲍’嘛!”当时,王必成就坐在旁边。

  为此事,聂凤智已不知和许世友谈过多少次了,仍是不行。有一次,聂凤智急了,当着其他老同志的面,对许世友说:“许司令,这一次杭州会议可不能再说‘王、林、鲍’了。”“为什么?”许世友眼睛一瞪。“那个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你还说什么呢?”“哪里解决了?王必成还没有承认错误,谁说解决了?”许世友不依不饶。“承认错误?你要人家承认什么错误?要说承认错误,我看你先该承认错误。人家是有缺点,可你们说人家是什么‘王、林、鲍路线’,他有什么路线?你们还说‘王、林、鲍夺权’,他‘王、林、鲍’要夺你许司令的权?王必成从小就和你在一块,他家和你家只有三里地,敢死队时你们就已在一块,你又不是不认识,他会夺你的权?你说他被造反派批得没有办法,讲了些错话,做了点错事,那完全可能。可你们说他‘夺权’,又说他是什么‘路线’,到现在事情都已解决了还一直在讲,讲得人家别别扭扭的,你说不是你错是什么?”

  看看许世友被说得愣住了,聂凤智又加重语气说:“许司令,我现在和你说一个原则问题!”一听是“原则问题”,许世友马上竖起耳朵听着:“什么原则问题?”“我问你,你口口声声说‘王、林、鲍’,你到底是真在批‘王、林、鲍’呢,还是在批现在的南京军区党委?”许世友急了:“我什么时候批过南京军区党委了?”聂风智说:“这可不是我造谣,事实摆在这里。‘王、林、鲍’问题是我们南京军区党委前年就已作出决定一致同意平反了的,你到现在还不认账,还在批,这不是批军区党委是什么?”被聂风智将了一军,许世友当时就同意不再说了。可一到会上,许世友有时还是忍不住发作一通。

  毛泽东找不到许世友,在专列上等了快15个小时

  1971年9月2日上午8点钟,毛泽东起床后准备离开南昌,走前想再会见一下许世友、韩先楚等。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他们。找了半个小时,才知道他们打猎去了。汪东兴马上派人把他们喊了回来。毛泽东这一次与他们见面谈话不多。

  9月10日下午,专列离开杭州开往上海,先期通知了许世友到上海接车。晚上10,点,专列到上海后,只见到王洪文在等候,毛泽东不悦:“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洪文说:“打过电话,没联系上,可能下乡了。”

  为战备需要,大军区司令员都与战备值班室有着24小时不间断的联系方式。毛泽东要王洪文立即连夜想办法联系上许世友,让他到上海见面。11日上午10点,许世友乘飞机赶到上海,王洪文带着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在机场迎接。一行来到专列停靠的车站后,王维国被挡在专列的车门口,没能上车见毛泽东。这时,毛泽东一改晚上办公白天睡觉的规律,立马召见。

  一见面,毛泽东对许世友行踪十分关心,问:“许世友,你下乡了,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许世友回答说:“我去看农场了,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毛泽东不高兴地批评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

  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许世友知道自己错了,马上检讨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12点多钟才回到南京的,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有打电话到上海。”

  许世友很快转移了话题,说起让毛泽东高兴的事。他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毛泽东对此当然高兴,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

  许世友继续汇报军队方面的情况:“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去过苏北。”毛泽东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毛泽东等许世友说完,再次给许世友敲警钟:“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说:“那好!”

  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主席等你快15个小时了。”毛泽东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说:“不要这样,不要紧嘛。”

  林彪事件后,从林彪住处查到了几封信,写信的人自然要受牵连。这些信,尽管信的开头既写了“林副主席”,也写了“毛主席”,但有人对此也会分析:既然信是写给“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何只到了林彪处没到“毛主席处”,有人据此硬说“给毛主席是假,给林彪是真”,分明是给林彪写的“效忠信”。

  其中,有三封信的署名者,分别是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因为林彪事件之重大,涉及面广,不能不让这三位上将面临巨大压力。事情的起因是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许世友并不了解其中的尖锐复杂斗争,从个人感情出发,写信给毛泽东

  支持设国家主席,抬头上也带上了林彪。韩先楚、杨得志也依样写了表态信。

  后来,毛泽东给这件事定了性,派李德生、韩先楚到南京给许世友吃定心丸:你与林彪是一般工作关系,不了解,最多是上当受骗,不会上纲上线。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要许世友做周勃

  在1973年12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建议“各大军区司令互相调动”,毛泽东表示赞成。12月22日,中共中央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布命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从12月12日到21日,毛泽东出席会议、发表重要谈话五次。几乎每次都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每次都特别强调第一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林彪事件前后,毛泽东对高级将领的忧虑。

  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大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

  毛泽东还说:“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中国人有那么多,有那么几万几十万坏人,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这些话显然有所指,有可能包括许世友,因为许世友在毛泽东面前多次提到抓“五一六”,毛泽东感到不快。

  12月21日,毛泽东当着各大军区负责人的面说,陈锡联、杨得志、许世友“这几位同志,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毛泽东在前几天就说过:“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

  互调命令出台当天,毛泽东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

  言及典故“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毛泽东说:“‘鄙’字改为‘恨’字。”(随、陆、绛、灌分别为西汉的随何、陆贾、周勃、灌婴。)毛泽东把许世友从后排叫到前排,说道:“汉朝有个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厚重少文。《汉书》有《周勃传》,你们看看嘛!”

  评介《红楼梦》时,毛泽东特意点了许世友一下:“有人讲,《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这个观点不对。”

  许世友确实批评过爱看《红楼梦》的同志,说这书上写的是“吊膀子”的事,什么林妹妹、宝哥哥,你爱我,我爱你,把思想都看坏了。这个话他只在南京军区干部集会时讲过,再就是对工作人员讲过,而且时隔多年,毛泽东怎么知道的?许世友很是纳闷。

  毛泽东似乎看透了许世友的心思,笑着问道:“许世友同志,你看过《红楼梦》没有?”许世友赶紧回答:看了。

  “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毛泽东说,“他那里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个是甄士隐,一个是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就是掩盖它的。你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就学点文学吧。周勃厚重少文,你也是少文吧!你能看懂《红楼梦》吗?要看五遍。”

  许世友立即表态:“坚决照办!”

  毛泽东又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许世友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不怕啊?”毛泽东接着说,“你就做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毛泽东嘱咐要调动的高级将领们:“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慢慢来,就会顺手。”

  最后,周恩来提议唱个歌,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这些话显然是针对许世友、韩先楚等人讲的。

  散会时,毛泽东又亲自指挥,大家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后鼓掌。会后不久,许世友打点行装,去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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