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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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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为何能被迅速动员起来

作者:何怀宏

来源:《文化纵横》2011年2月刊

来源日期:2011年02月23日

本站发布:2011年02月23日

点击率:1929次


  但凡存在过的,都会留下痕迹,区别只是何种痕迹。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距今天已经44年了,但它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并没有消逝。我也一直关心这代人的历史命运,并尝试勾勒“红卫兵”的一些思想和行为特点,或者还可看看他们是否已离我们真正远去。对其中一些事情的叙述和看法,自然是到文革结束、且有了相当的距离之后,接触了许多文献资料和研究著作才了解和明白的,同时也糅入了自己的一些直接观感——当然,主要是从一个普通的外省红卫兵的角度观察。

  “红卫兵一代”大致可定为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进入中学,到这一年尚未毕业离校的大学生,也就是说,大致是从1944年生人到1954年生人。一般认为,红卫兵真正占据时代舞台,起到某种引人注目的作用甚至一度叱咤风云的,主要是在文革的头两年,后面其实就只是一些余波了。

  我可以算是“红卫兵一代”的尾巴。文革开始的1966年,12岁的我刚从江西南昌县城的小学毕业分配到莲塘中学,正是开始懂事的年龄,但还不是直接行动的年龄,是一个运动边缘的旁观者。1970~1971年间,我还读了南昌当时唯一在办的高中,以后或可为“红卫兵一代”补充一点后来“斗批改”中“教育革命”的体会,再后来是做搬运工人、当兵,就这样一路过来,体验了文革的全过程。

  这一代人基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年龄最大的也是在1949以后才进小学,接受的都是革命教育,可以说都是“红旗下的蛋”(借用崔健一首歌的歌名,此段以下直接引文也是其中歌词)。他们的父辈“是个旗杆子”,把红旗扯上去了,他们自己则是“红旗下的蛋”。然后是“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的方向,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 ”。他们以为是自己在作主,其实并没有。当时他们最喜欢大声朗诵的一句话是青年毛泽东说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以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回答总是昂扬的“我们!我们!”但不久,他们就从“天之骄子”、从最高领袖的“宠儿”变成了“弃儿”,以后到了社会底层,更明白了“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然而,“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生命力总是要洋溢和表现的,尤其青春的生命。到了今天,“钱在空中飘扬”、“我们不再是棋子,走着别人划的印,自己想试着站站,走起来四处看看”。而其中的佼佼者,更成为今天社会的中坚,甚至从年龄上来说也是:现在和未来一二十年的中国,将大致由他们来掌管。

  而当年,“红卫兵一代”为什么能够被迅速动员起来?动员之后为什么有那样的行为?其实脱离不了上面所说的他们所生活社会环境的基本特点。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文革前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他们从小一直在阶级斗争的气氛中成长,在崇尚(或者至少绝不畏惧)使用暴力的环境中长大,“红”是最受崇尚的颜色,是革命的颜色,也是鲜血的颜色,“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后来在一首红卫兵写的理想主义长诗中,主人公渴望并坚信将彻底埋葬旧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大战中红卫兵们征战欧美,最后将红旗插上白宫。

  红卫兵一代的鲜明特点

  而从红卫兵自身来说,或许可以看到四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个特点自然是造反,1966年5月29日,诞生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其中写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现在不反,更待何时?”这话是有根据的,因为毛泽东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那么,谁可以造反?一开始,造反的主体是有限制的,必须出身红五类,“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文革初期北京的“老红卫兵”甚至更加严格,其核心是革干子弟,但毛泽东为了通过红卫兵广泛发动群众,支持了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所以,一度比较普通、受压的人,甚至包括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造反了(虽然这些人多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到整肃)。至于造谁的反?当然首先和直接是造自己身边人的反,造老师、校长的反,造派驻工作组的反,造一切可能造就压抑的管理者的反。然后也杀向社会,破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决裂,也和革命政党建国前期的“传统”(十七年)决裂。谭厚兰率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到山东曲阜砸了过去被认为是“万世师表”的孔子的庙宇和墓地,可以说是一个象征,而网罗了除少数几人之外的党中央和政府领导人的“百丑图”也是一个象征。

  一时间,在最高领袖的支持下,几乎所有学校的原先领导和组织都靠边站了,而红卫兵也从学校走向了社会,从本地走向了外地。文革头一两年,全国经历了一个类似于半无政府状态的“天下大乱”时期。那也是红卫兵最为红火的时期。我第一次在南昌见到红卫兵,已是1966年的8月,开始是不多的几个学生佩戴红袖章,后来,是在车站欢迎见到毛主席的浩大红卫兵队伍撑着红旗从北京归来。此前,在当地人心目中北京是多么遥远和神圣的地方!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这怎么可能?但这一切的确成为可能。而且连坐车吃饭都不要钱,使得小将们甚至有了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在这种造反精神的鼓舞下,年轻人几乎可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除了一个遥远的神像。“炮打司令部、火烧xxx(这里可以填上任何本地本单位领导机构或领导人的名称)”的大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年轻人也许本来就有针对一切压抑他们事物的反叛倾向,而此时,他们似乎获得了一种千载难逢的“造反”机会。

  然而,这种造反其实仍是一种“受命”或“受控”的造反。因为红卫兵的第二个鲜明特点即是忠诚。而且,这种忠诚与其说是忠于某种思想或精神,不如说是忠于一个人、一个被视作神的肉身(因此也就会有种种变化且神秘莫测)。“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所谓红色的“卫兵”也就是要“誓死捍卫毛主席”,因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已经睡在我们身边”。多少年轻人愿意为此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和热血。

  所以,红卫兵的造反(或至少其“成形”和一度“奏效”)并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造反的过程并不是一直按他们的意愿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受命造反”、“奉旨造反”,而后来也一直是在“受控”过程中的造反,到最后结束也是“被命停止”。在这一点上,红卫兵和1960年代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年轻人造反有着根本的区别,虽然发生得更早,却像是“1960年代精神”的一个异类。他们和中国五四时期的青年乃至1957年的“青年右派”也不一样,1957年的“右派大学生”,虽然基本上也还是拥护社会主义,但也追求自己的某些自由民主理念。而后来蜂拥而起的红卫兵组织,几乎都是在比谁最左、最红、最忠于和拥护毛主席。他们很难说拥有或确立了他们的主体性,一切都必须严格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和红卫兵日夜相伴的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他们也都擅长打“语录仗”,还要时刻准备听从“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的指引。他们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能够造反,是因为有当时权力和威望都达到同样“史无前例”顶峰的最高领袖的支持。红卫兵成了文革运动的急先锋,但或许也仅仅是用作急先锋。这次文革运动的动员者不是政党组织,而是政党的最高领袖撇开了组织,直接以自己的无上权威和卡里斯玛的魅力进行动员。毛泽东八次接见全国各地的1200万红卫兵,他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并对红卫兵说“要武嘛”。于是,红卫兵的大串联将革命烽火燃遍了全国各地,乃至穷乡僻壤。

  的确,当时的许多红卫兵常常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为榜样,但当时的环境其实和五四时期的中国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不知道的是,恰恰是今天的“毛主席”使他们不可能再效仿过去的“毛润之”了。他们以为是自己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在这“苍茫大地”上,其实并非他们,而还是主席在“主沉浮”。就像有人评论说,红卫兵运动因为毛泽东1966年8月1日的一封支持信就“星火燎原”,也因为他1968年7月28日召集的红卫兵“五大领袖”参加的座谈会戛然而止,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主从关系。

  然而,即便客观上“受控”,当时的红卫兵是否主观上感到他们是自由的甚至是幸福的呢?的确如此,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有一种自己可以“无所不为”甚至“无所不能”的感觉。这就涉及到红卫兵的第三个鲜明特点:那就是青春的生命力的洋溢和释放。青少年时期的生命力洋溢,这段时间的反叛倾向可能是一种天性的冲动,对周围一切压制他们的东西会本能地反感,以致激烈反抗。当年的红卫兵造反,尽管事后看是一种“受控的造反”,但身处其中却并不自知,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的确表现出许多年轻人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我记得当江西全省“保守组织”总部的门匾被砸之后,造反派红卫兵故意在门前的广场送去了许多各色材料制成的“门匾”,写了许多对联、“挽联”,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古典文学之大规模应用的洗礼。又有一夜,我去省会的中心广场参加一个数万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集会,当时的中央文革还没有明确表达支持哪一派,集会的气氛有一些压抑和悲愤,但又依旧很浪漫,甚至有抑制不住的欢乐。“革命是盛大的节日”,周围的红卫兵跳着舞,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歌曲,而同一个阵营的红卫兵也都亲密无间。我年龄小,到后半夜熬不住就睡过去了,晨光熹微的时候突然醒来,发现有一面红旗、还有不知谁的一件外衣盖在了我的身上,其他人也大都睡着了,少男少女们在晨曦中显得无比美丽。

  但正是这些美丽的少男少女卷入了暴力,这种青春热力被引向破坏,而且是暴力的破坏。这就要谈到“红卫兵”运动的第四个鲜明特点:即暴力的倾向。文革之初经常看到的一条标语是“红色恐怖万岁!”先是批斗会、私刑审问和拷打的暴力,多有人被斗死或者自杀;后是大规模派性武斗的暴力。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大群红卫兵围住了一个据说藏匿了保守派的单位大门,突然一个人从里面被推出来,立刻不由分说地遭到暴打。有人拼命地挤进去,然后高兴地大叫“我打着他了!”直到人群又突然散开,原来是弄清了被打者其实是“自己人”,但这个人已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对盲目嗜血的暴力感到恐惧。年轻人似乎要通过对他人的暴力来证明自己的成年、勇敢和坚定。平时温和的人们也变得凶狠起来。武斗开始还主要是动手,后来就动枪了,起初遇难者还被抬棺游行,争论谁先开的第一枪,后来就无所谓了。红卫兵们喜欢提着手枪,一边一个站在汽车驾驶室的两侧踏板上飞驰而过。中学生似乎比大学生更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也不顾惜他人的生命,他们不怕流自己的血,也不惜流对方的血。有一次,不知是哪一拨红卫兵抓住了一个据说是“老保头子”的人,就在饭店前枪毙了,也无人收尸,红卫兵们就在这饭店用餐,进进出出,视若无睹。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了工宣队员进驻清华园去结束那里的两派武斗,因为他没有打招呼,蒯大富领导的红卫兵组织进行了武装抵抗,毛不禁脱口说出“造反派,真的反了?”而蒯大富其实并不知道这次行动是毛组织的,他还悲愤地向毛主席党中央求救,要求揪出“黑手”,并在次日凌晨的座谈会上见到毛时大哭。当毛说“我就是黑手”之后,所有抵抗自然顷刻土崩瓦解。从清华附中发端的红卫兵运动,也就结束于清华大学。不久,北京的这些红卫兵及其领袖都被分配到了基层,而头头们在文革还没结束之前,在1970年就纷纷被隔离审查或者入狱。至于红卫兵群众,在1968年就开始被裹挟到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下乡的也到了工厂或部队的基层,到1980年的时候已经有1700万人下乡。

  “受命造反”中的领袖与群众

  当我说红卫兵的造反还是一种“受命”或“受控的造反”的时候,意思并不是说发令者能够完全控制这一过程,更不是说发令者能够以此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是说,红卫兵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场大规模运动,的确是发动文革的毛主席动员或授命的结果,而且,不仅在红卫兵这一从属性运动中,就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也始终是他在起中心或主要的作用。

  文革中的“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文革中,领袖和群众这两者实际是分不开的,王绍光在其《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更全的版本易名为《超凡领袖的挫败》)一书中,对武汉造反派群众参与文革的动机和行为有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但他似乎没有充分注意到群众和领袖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中的主次之分。他反对“领袖中心论”,认为“毛中心论”需要几个假设:一是发动者有明确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总体计划;二是有一种神奇的权力能保证其宏伟计划能够像他希望的那样实现;三是大多数人可以很好地理解领袖的意图和计划,并愿全心全意来执行计划,即只有从上到下的单向沟通。但他的这几个假设似乎过于刚性了。如果要这样才算“中心”的话,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成为“中心”。王绍光在其翔实著作中对许多事实的描述是有道理的,是符合实际的,比如他指出造反派中的许多人其实是相当理性的,各有自己的打算,决定参加哪个组织多能找出合理的解释(但也有随机和偶然的参加),但是,他可能低估了在群众行动的“广场效应”中,造反派也有非理性或者说疯狂的一面。而且,在造反派中最年轻的一支、即作为急先锋的一支那里,表现出更多的疯狂,而中学红卫兵又比大学红卫兵更加充满非理性的激情、非功利以致甘愿牺牲的精神。红卫兵后来分裂为誓不两立的两派组织武斗不止,也不仅有理性的算计,更有信念、激情和宿怨等各种情感的介入。双方都绝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反毛主席,也都不认为自己保守,而认为对方才是这样。他们深受斗争哲学的影响,甚至也深受领袖的鼓舞,因为毛主席也就是这样斗出来的,而文革也正是这样一场既是社会阶级的、又是党内路线的殊死斗争。他们要通过斗争“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但是,他们后来终于明白,他们的“敌人”其实是和他们差不多一样的人,都是一副棋盘上的棋子,而问题还在于,摆出这副棋盘的人,也不能完全按自己的心意挪动这些棋子,收拾不了这一残局。但他毕竟还是有相对于群众的决断权力,可以撤掉这些棋子。他解决不了红卫兵的派性斗争问题,但可以把两派都送下乡去。而在此之前,红卫兵毕竟也部分地实现了他的一些目的,比如清华蒯大富率领的红卫兵在“打刘(刘少奇)”中的突出作用,南开红卫兵的所谓“揪出叛徒集团”,都为他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立了功。

  红卫兵留给中国社会的思想和实践遗产

  总之,通过强制性的上山下乡运动被发配到社会底层的“知识青年”们(也就是先前的“红卫兵”们),的确在那里受到了一种“再教育”,甚至说是一种新的“启蒙”也不为过。但这种“启蒙”却主要指向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怀疑文革的方向,被钦点为接班人的林彪的出走而亡,也使人们对领袖的“英明”信念发生了动摇,直到1976年4月,多年来第一次非组织和领袖动员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四五运动”爆发(其中许多参与者正是当年的红卫兵),虽然当时遭到了镇压,却为不久之后“四人帮”的覆灭显示了人心所向,甚至可以说预先奠定了社会基础。知识青年们开始从下面看世界。他们在农村和工厂的艰苦磨炼中,深深地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现实,认识了普通的老百姓,也包括更深地认识了他们自己,虽然他们也为这种认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青春的代价。

  今天的中国社会和44年前自然有很大的不同了。但是,正在走向富裕的中国,各种暴力事件和暴戾倾向比比皆是,2010年尤甚。种种来自体制也来自个人的对生命轻贱的现象,这是否和当年狂飙猛进的“红卫兵运动”有某种关系?甚至更扩大一点说,是否和文革,乃至在20世纪中叶一直强调并在文革中达到顶点的斗争哲学和暴力主义有关?总之,为了避免未来的灾难,对于激荡的20世纪留给中国的思想和实践遗产,我们还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清理。

  但是另一方面,从总体而言,现在的“红卫兵”一代其实倒有可能是离当年的“红卫兵”思想和行为特点最远的一代人,当年发生的事情,有可能让今天的年轻人感到新奇,却不会再吸引他们。因为当年的红卫兵一代亲身体验了两种不同的经验:城市和乡村的经验、上层和下层的经验、破坏和建设的经验,“反修防修”和“拨乱反正”的经验;乃至于希望和绝望、宠儿和弃儿的种种感情体验。他们的人格或许已经比较独立,他们的阅历使他们不容易再轻信任何高蹈的主义或“超人”了。他们深知历经艰难重新获得的常识之珍贵。他们也从自身的教训、从无谓死去的战友那里知道:洋溢的生命力若不加任何约束,可能会蜕变为肆虐的暴力,并产生凶险后果。的确,他们已不再年轻,甚至可能变得相当保守,保守那些自己认为真正值得捍卫的东西。当然,他们的心灵亦应努力保持开放,努力去理解今天的年轻一代,理解这种洋溢的生命力在不同代际之间的传递,并把他们的坎坷经验,在遗忘湮灭前传递下去,化作这个民族坚定前行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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