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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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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汕头的一次武斗

原标题:文章原标题:我的初中同学郭忠杰和汕头1968年630枪击事件

作者:他十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1年04月11日

本站发布:2011年04月12日

点击率:1149次


  文革期间,在汕头发生过的几场武斗,其实大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双方在街上摆摆姿势,闹着玩儿罢了。在1967年,整个城市的确乱了好一阵子,公检法被砸烂,学校被派性组织占领,工厂关门,居民筑起街垒搞联防。听说还有劳改犯趁机逃狱,在街上被人抓到活活打死,闹得四处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到了1968年春天,中央开始腾出手来,逐步收拾局面,指派各地的军队大规模地介入地方政府活动。在我们那里,军管会明显地支持以外来干部为主的当权派及其拥护者,也叫大中(学校红卫兵)派;打击带有地方主义色彩浓厚的另一派,叫二七(公社)派。

  当时的汕头二中,就在外马路的一条小巷子里,离我家不远,走路大约十来分钟就到了。巷口有两座大楼,左边是外贸公司,属于大中派的领地;右边是统战部,有三层楼,为二七派所占有。统战部大楼旁边是一间小学,我曾在那里读过书。

  大概是在五、六月间,二七派的人劫持了军管会一个姓曹的主任,将他作为人质,关在统战部的大楼里。一天夜里,不知道是不是得到内鬼的帮助,曹主任竟能从三楼的窗口爬出,用一条绳子溜到地面,跑掉了。第二天,二七派的人知道消息后,非常气愤,下决心要把对面的外贸公司大楼抢回来。对方当然也不甘示弱,希望再接再厉,把二七派给压下去。双方都使用了各自的高音喇叭,播放出严厉的最后通牒,语气强烈,火药味非常浓厚,大战一触即发。

  6月30日一早,就有大批的民众聚集在那两座楼前的马路上。我当时年纪还小,不怕死,也跑出去看。当时部队派来一百多个海军士兵,手挽手地筑成了一道道人墙,阻挡二七派的人向前进。有些情绪激动的民众,包括一些当地的流氓地痞,则拼命地往前冲上去,挤压、辱骂那些大兵。有的甚至乘机出手欧打他们。

  在当年的二七派中,最威风的队伍要算港务局的搬运工人纠察队了。他们自恃出身好,以老大哥的身份自居,说话的声音要比别人大。听说在他们当中,有些人还练过功夫,会打架,所以每次武斗他们都会派人参加。那天我就看见有好几个搬运工人,在场上横冲直撞,大出风头。

  那些当兵的,其实也很不容易。他们看起来都很年轻,一个个老实巴交的,在人群中被人推来推去。挨打时,口里还一直不断地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亲眼看到,他们一开始真的是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由于部队的人数太少,抵挡不了民众的冲击,不久后,就全部撤退了。部队走后,外贸公司大楼即被二七派的人攻占。

  大概是在上午10点半钟左右,我跟随着人流,进入外贸公司大楼,来到二楼的阳台。那阳台不是很大,在上面可以清楚地看见二中的学校大门口。有几棵粗大的树长在大楼旁边,树冠覆盖着半个阳台。无意间,我在那里碰见了我的七中同班同学郭忠杰。他脚穿拖鞋,身着短衣短裤,头顶上还晾着一条湿漉漉的游泳裤子,显然是刚从海边游完泳后回来。

  他见到我后,显得很高兴,伸出手来,拍了我的肩膀一下,说:“怎么你也来了?”

  我告诉他我是来看热闹的。那时候我们小男生穿的三角裤,都是在旁边开档、用纽扣扣起来的。每次游完泳后,随手一搭就把裤子戴在头上,让开档的两边从上面垂下来遮住耳朵,威风凛凛的,像日本兵戴的遮阳帽子,既可阻挡太阳,又不必用手拎着,等回到家时,裤子也就差不多快晾干了。还是小孩子嘛,没有人会笑话我们的。在那段不用读书的日子里,我们几个刚学会游泳的同学,经常去汕头广场的海边游泳。汕头二中和七中相距很近,走路大约五分钟就到了;从这两所学校走路去广场,也都是十来分钟的路程。

  我和郭忠杰打过招呼之后,就分手了。后来看见吵闹平静了一些,又刚好是吃饭的时间到了,我便独自回家。

  午饭后,听邻居说外边还有情况。我忍不住,又跑出去看。

  汕头地处亚热带地区,在六七月里,尤其是在午后,骄阳灸人,天气格外的闷热。那年代的人不兴穿鞋子,喜欢穿人字拖鞋,一来是天气热,二来是鞋子比较贵。小孩子不爱穿拖鞋的,就打着赤脚。

  因为正是午休时间,又没有什么大争斗场面,马路上的人明显的少了很多。突然间,从不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突、突、突”的爆裂声,接着就听见有人大喊:“开枪啦,开枪啦!部队开枪啦!”

  只见我身边的人群哗地一声撒开来,一个个弯身低腰,抱头狂奔。我当时刚好站在统战部旁边的小学门口,距离二中的巷口大约有一百多米远的距离。听到枪声响后,我几乎就是本能地蹲了下来,将身子倚在附近的一棵大树边上。一瞬间,整条马路上的人就差不多都跑光了,只留下满地的拖鞋。

  不久后,我见到有个年轻人从二中的巷口奔跑过来,两手执着一块像是刚从床单上撕下来的白布,上面用红墨水歪歪斜斜地涂成一个“十”字,相当醒目,想必是当作救护人员的标识。他身后紧跟着好几个人,抬着或是背着血淋淋的伤员,急匆匆地向前面不远的工人医院跑去。

  马路上留下了点点滴滴的、鲜红的血迹。整个过程是如此的短暂,如此的出人意料之外。早上还是人声鼎沸的街道,这时候显得非常的宁静;但天气却变得更加闷热了。人们的脸上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受到过度惊吓的神态,手足无措,惊慌失乱。

  当天晚上,我从二七派的广播喇叭中听到,那天除了有多人受伤之外,还有七人当场死亡,其中就有我的同学郭忠杰。听说他就是站在二楼的阳台上被打死的。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郭忠杰没有像我一样回家去吃午饭?他住的地方比较远,假如他像我一样回家去,就不会出事了。

  汕头一中的初一女生林文慧,是我幼儿园的同班同学、小学的隔壁班同学,也不幸同时遇难。听说她是站在墙角边上,被大兵一枪打死的。还有一个是港务局的搬运工人,听我的邻居说,他看见那人在场上非常活跃,撞人很凶,大概是因为太过突出,被人当作活靶打死了。

  据说那天开枪的部队人数并不多,只有十几个人而已。他们在中午之前就从二中后门的小巷里进入学校,然后站在学校的大门口,朝着聚集在外贸公司大楼的阳台上和巷口里的人群开枪。巷口的正对面是一间邮局,门口有几级阶梯,当时有几个人站在上面看热闹。他们大概以为可以登高望远,看得清楚些,没想到就被不长眼的子弹打中了。

  我知道当天在场的所有民众,全都没有携带枪枝武器。我所认识的这两位同学,都是手无寸铁的人,年纪不过是十六、七岁,还没完全看清楚这个世界呢,就这样白白地死去,实在是太冤枉了!

  部队为什么会开枪?是谁下的命令?是想报复早上被民众羞辱和殴打吗?即便是如此,他们怎么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人群开枪?为什么不鸣预先空枪警告,以便驱散人群和尽量避免伤亡?多年来,我心中一直存在着这个疑问。在网络发达的今天,我曾试图在几个大搜索引擎上打进关键字来查看与之相关的信息,但是,什么都没有找到。整个事件已经变成了一个无头公案,从此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听到公开的议论了。

  在枪击事件发生后,有些年轻学生组织了敢死队,还从部队那里抢来了几枝枪,发誓要血战到底。但是,一般的民众已经开始泄气了。到了8月初,军管会再次发布强硬公告,命令所有的派性组织,必须在8月24日前撤离他们的据点,并勒令为首分子,到指定的地点自首报到。这时候,不少人已经见识了真刀真枪的可怕,也知道军管会是能够说到做到的。等到限令日期一到,就都偃旗息鼓,作鸟兽散。那些平日生龙活虎、出了名的组织头头,大多数选择了自首。听说也有个别外出逃跑的,但不久后都被抓住关了起来。到了1968年年底,一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从北京传来,所有喜欢闹事的学生,不分派别,全都被送到乡下去接受再教育,汕头乱局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回头再说一下郭忠杰。他和其他受过压制的同学一样,曾经在我们学校参加过几个月的派性活动。但我估计,他不过是和其他要好的朋友,一起去学校消磨时间,玩玩而已。他死后,被他的同伴们冠为烈士,穿上了当年时髦的军装,被抬棺游行,轰轰烈烈地,热闹悲壮了好一阵子。但我相信,这都不是他和他的亲人们所料到或是愿意见到的。

  他的家庭成份不好,是小资本家出身。文革刚开始,他马上靠边站了,根本就没有参加的资格。我的情形跟他有点相似。我父亲是解放前的大学毕业生,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留下了一个“历史问题”,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结果连我也受到牵连,在学校里不仅当不成红卫兵,而且还备受冷落。

  1966年8月的大串联开始后,我们几个所谓家庭成份有问题的同学都没份参加。不过,到了11月后,就接到上面的通知说,只要是大中学生,就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到外地去串联。于是,我们两个和另外一个姓罗的同学,从学校的革委会那里领到一张外出证明,准备到广州去。

  当时已经接近全国大串联的尾声,我们怕走不了,在没有预先定到车票前,就直接带了行李去车站等车。等到了车站一看,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跟我们情形一样的年轻人,大都是没有车票来蹭车的。我们三个拼死拼活,好不容易才和其他二十几个中学生,挤上一辆没有座位的有蓬大货车。那路上的辛苦就不用细说了,坐在货车的地板上,一路的颠簸,实在是很不好受。480公里的路程,通常只跑十来个小时,但我们却跑了两天。记得那天晚上在惠州停车过夜时,司机还不知跑去哪里喝酒,喝得满脸通红的,让我们担心的不得了。不过最后还算顺利到达广州。

  我们在广州的住宿是由红卫兵接待站安排的。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我们三个白天到广州的各个大专院校、或是名胜古迹参观,晚上就住在惠福中路的一户居民家里。虽然身上的钱不多,但看了眼界,玩得很开心。在这期间,我第一次来到白云山下的中南林学院参观。中南林后来和华农合并,把院址给了广州外国语学院,没想到我在十几年后,竟然还能去那里读书。当然这是后话。

  罗姓同学当时尚未发育,个子非常矮小,也许是白天玩得太过兴奋,晚上居然还会尿床,而且还不止一个晚上,弄得我和郭忠杰都很不好意思,但又羞于口齿,不敢把话说出口来,每次都是默默地帮他收拾床铺。我们三个都是同龄人,当年才14岁,就有胆量跑出来看世界,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

  想想那时候的广州居民也真可爱,一听到党的号召,就把自家的房子和床铺让了出来,免费供给素不相识的外地学生居住。想想今天的一般市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正是有了这么一段经历,我和郭忠杰从广州回来后,就多了一份不同的友情。尽管我们在一起上中学读书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后来的关系也不算很密切,但我敢肯定地说,他不是一个喜欢闹事、会出风头的人。他真的是很无辜的。他的死,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因为没有收集到其他有关资料,这篇短文只能算是一篇很不完整的回忆录。在写作中,我得到下面几点感悟:

  一. 在任何社会动乱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多是无辜的民众以及社会底层的弱者。一般来说,他们不是被人利用,就是给人当炮灰。真正能够从中获益的人很少。

  二. 为政者必须体谅民情,缩小贫富悬殊,建立公平机制,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防患于未然,避免任何社会动乱的发生。任何级别的政府官员,都要仔细考虑如何纾解民怨、安抚民心的问题。最好是让会捏会算的人去当保险公司的精算师,让懂历史的人去大学里做研究,让一般民众去炒股票炒楼,防止有野心的人去搞政治搞分裂。

  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大火还没有烧起之时,就用大水将它熄灭,则可免除后患。假如能在动乱发生的初期,即以最快的速度将它压制下去,就能避免更大的损失。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都是怕死的。亏本的生意没人做,掉脑袋的事情更没有人愿意做。当然,一定要慎重处理由此而引起的痛苦及怨恨。因为并非人人都有健忘症,是好是坏,总会有人记得,历史也自有公论。

  四. 重提往事不是为了揭某人的老底和伤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应该允许民众讨论、评判某届政府、某个部门的负责人的过失,让世人从中吸取教训,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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