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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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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革小学生和他亲属们在文革中的遭遇

原标题:原标题:一个文革小学生和他亲属们在所谓“解放”后二十七年的种种悲惨遭遇(1949—1976)

作者:刘纲举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年07月27日

本站发布:2011年07月27日

点击率:927次


  本文提要:本文以准确的文献数字为依据,首先概要介绍了“解放”后二十七年(1949—1976)中国人民在“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的残酷政治迫害伤亡数据,然后,采用“管中窥豹”方式,以笔者的亲身经历和所有亲属受到的政治迫害和经济窘景为依据,从微观角度有力地佐证了全国人民在那个年代政治、经济生活的客观事实和数据上的准确性。

  改革开放以来,由官媒、中共改革派人士和民间研究学者等多种途径先后披露了所谓“解放”后二十七年(1949—1976)一系列惊天内幕的历史真相,其中最典型的包括:

  在1957年“反右”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在全国各地大量以敌我矛盾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复查统计,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552877人;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9—1961),由于脱离实际规律的空想社会主义“大跃进”人祸,造成了我国在和平时期因饥饿死亡的人数约为3755万;

  前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曾经讲话透露:十年“文革浩劫”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文革中的典型案件包括赵健民特务案连累致死14000多人,内蒙古人民党案致死11622人,一些地方的武斗共死几十万人;北京大兴县乱杀“四类分子”,一次杀了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等地的大屠杀更是惨绝人寰,当地农村纷纷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宣判死刑,被害者有数万人(仅道县就上万人);

  另一些几乎人人皆知的政治现实:“解放”后的六十年来,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的结社、出版、言论自由等各项权利在现实生活中成了“画饼充饥”、“花瓶”式的摆设;建国60年后,偌大的中国大陆仍然没有任何一家民营报纸、没有任何民营电台、电视台;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时期,还允许共产党公开办《新华日报》,民营报刊《大公报》、《新民晚报》和《观察》等,国民党也不干扰中共电台的广播。

  以上对“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真相的“综述”,如果是具有一定年龄的亲历者们质疑、甚至攻击这些事实、数据的真实性,那他可能是出于政治私心,别有用心!

  如果是八O、九O后年轻一带主观地以自己是否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作为判断真假、是非的标准,倒还有些情有可原。因为,历史的真相并非以你是否亲见亲闻为标准,它确实是残酷的客观存在,因为你的资信来源单一枯燥、信息发布被长期垄断。

  所以,笔者主要针对平常只是接收单方面思想传播的八O、九O后们,以一个“文革”亲历者身份,开列出自己和所有亲属们在所谓“解放”后二十七年间的种种悲惨遭遇,从微观角度提供对上述种种历史事件、数据可靠性、真实性的有力佐证。

  历史背景:文革开始时,自己七岁左右,刚好进入小学。

  (1)我祖父、继祖母(亲祖母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去世了)先后去世于1959、1963年,仅仅六十多岁。自己长大后曾多次听父亲说,他们去世前身体都虚弱得风吹扁偏倒,大腿都肿胀得象木桶一样粗,虽然,父亲没直接用“饿死”两个字,但多次说过“死于严重的营养不良,要是没有那三年的折腾,至少还能多活上一、二十年,..........”

  那几年全国饥饿死亡的人数约为3755万,占总人口约5%;大致说来,我的所有亲人中遇难者数量也在那比例(后边还有我两位姑妈到异乡的逃荒)。

  当时全国各省市并不一样,河南和四川比例最高,有些省市比例略小。

  无论你年龄多大,只要仔细打听你的亲朋、左邻右舍,就会了解到若干事例和真相。

  (2)我父亲,抗战胜利后、重庆“解放”前加入中共川东地下党,文革开始时,担任重庆市(原属四川)云阳县某中心小学校长,管理完小和若干所村小。虽然父亲只是个很小的芝麻官,但由于父亲的特殊身份,文革之前,在云阳当地那小镇上,自己作为一个学前小童,还是很受父亲学校老师、校外百姓及同龄儿童们的“羡慕”和“捧场”。

  文革开始前两年,我和弟、妹跟着母亲调动到了另一所完小,文革开始后在那小学上学,然而,我刚刚进入小学不久,就突然祸从天降。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当年的情景:母亲学校教师集体批改作业的大办公室里,高高的墙壁上原来并排张贴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巨幅正面半身画像,突然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后走到办公室外的走廊上,发现少奇主席的画像竟然被人撕下丢在走廊的地上(只剩下了毛一个人的像),任随路人的脚步踩来踩去,我很疑惑:怎么回事?是老师还是高年级同学干的?当时还没有把那“意外”事故直接和自己联系起来。

  然而,当我周末或假期回到父亲工作的小学,路过一些场所时,简直傻眼了:许多教室、走廊和食堂内外的墙壁上......,几乎是“铺天盖地”地贴满了批判、指责、漫骂和丑化我父亲的大字报和各种漫画,我当时的心境,简直有些无地自容,真想打个地洞,马上钻到地下藏起来,希望尽快逃避旁人的目光。

  当我每次无奈路过时,原来很宠我的老师看到我也翻翻白眼,向旁人轻蔑地介绍说“那是XXX的大公子”,一些同龄小学生也当面大呼小叫着我父母的名字:“XXX”。

  “文革”给我们全家人格尊严带来的精神伤害在后来相当长时间就象阴魂一样裹缠着我们,无法消散。我父亲绝不是那种在挨打、挨骂、挨整了,还要毫无原则地高呼“谢主隆恩”、“皇恩浩荡”、“世世代代”、“永远高举”的奴才,“文革”后虽然“官复原职”,但许多年来,直至他九七年去世前,从没从他口里吐出过“毛主席”几个字,从来都是直呼“毛老头”,........。

  (3)我自己:前面介绍我父亲时已顺便提到一些。

  我对于小学时代最刻骨铭心的另外几件事情:

  最难堪、尴尬的就是每学期开学报名,老师填报名表时都要问“家庭成分?”,当我按母亲吩咐报家庭成分为“干部”或“教师”时,生怕班主任“揭了老底”;结果,班主任可能出于“阶级立场”、“政治坚定”考虑,怕被追究责任,有许多次还是按他知道的我家的“老底子”,硬给填上我祖父那辈人的“富农”两个字。

  最伤心、头痛的是每学期开学选举班干部,也许是年龄越小、虚荣心越强,记得刚进小学时,也曾经被选为学习委员、班长之类,但随着“文革”的深入,每当同学到我的名字时,班主任老师就心里一沉,马上叫改提其它人,我也只好“哑巴吃黄连”。

  最灰心、抱怨的是:小学毕业前连续几年,我怎么那么老实得象个傻瓜:天天晚上刚一放学,同学们就跑得无影无踪,每晚都是由我独自包干将教室打扫一遍,成了班上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我后来许多年想起这事都无法释怀,就因为我家住在学校?班主任怎么不主动安排轮流打扫制度?我那时虽然心里“抱怨”,却“敢怒而不敢言”,对班主任老师带着敬畏。

  整个小学期间,更让我无法理解和谅解的社会现实是,我在班上不仅最老实和勤勤恳恳,而且学习成绩数一数二,但每次评选“三好”、“五好”学生,在班上高票通过后,每当上报学校讨论“审批”时却经常被搞掉了,极少碰上一次“好运”。

  1971年春,我小学毕业了,如果按照“文革”前的惯例,一位小学校长、地下党员的儿子,学习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劳动勤恳,本本分分,考上初中根本不在话下。但由于考试升学制度早已废除,改成了所谓“推荐”,实际是“开后门”上学制度,因家庭出身“臭老九”,沦落为社会的最底层,我升学的事成了父母焦头烂额的大问题。由于父亲已被调到远处负责某新办中学校舍的基建工作,升学之事全靠母亲一人操劳。虽然她患有严重的关节炎等腿疾病,也不得不在云阳县山区的崎岖道路上跑这家跑那家,去为我升学“托人情”、“开后门”,可是,左等右等都没消息,........,等到开学很久“好消息”来到时,我已无可奈何到了远方我幺舅那所完小的初中“帽子班”读了好一阵子了(那是云阳县最著名的五所小学之一,当时全国流行小学开办初中、高中班)。

  所以,我在那里上学半年后才又转学回到辖区内离家里较近的正规中学上初中,直至在那中学高中毕业。

  我的整个中学时代,由于处于“文革”中、后期,林彪事件爆发等原因,个人独自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逐渐淡化、越来越少,不仅先后担任过班里的学习委员、班长、团支书,而且,期末年终评这选那,每次都有我的份,所以,我对中学的校长老师们很是感激、长年铭记在心。

  然而,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说,我的中学期间仍然受到了比小学期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全国中学生们都受到的“整体政治迫害”和“学业废怠”,但那并非针对一些个体。

  比如,“伟大领袖”和他那小集团(江青、“四人帮”)将他们“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阶级斗争”个人嗜好强加于全国人民尤其是正值学龄的全国中小学生,占用我们大量学业时间去反复听取传达、讨论这样那样的“中央文件”,先是“批林批孔”,后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的大量宝贵时间都被用于写批判文章、开批判会、办批判专栏墙报。

  还有,我们的学习和休息时间被大量占用来整周整周从事繁重的无偿体力劳动:运煤、运石灰石、挑/台片石,给每个学生、每个班级都规定了许多方的硬任务,限期完成;终于,学校有一整栋宿舍楼的几乎全部原材料,都是靠学生们流血流汗从河边、从外地肩挑、手抬运回学校的。

  后来,造成的严重恶果是:我们一九七六年高中毕业时,从语文、英语、数学到物理、化学各科教材,老师最多只讲授了一半或者一小半,学生开学时领取的教材整本整本都还是全新的,有的科目甚至有多达2—3本全新教材,原封不动。

  终于,在1976年夏天,我和同学们一起,熬过了感觉十分漫长的中、小学时代。76年暑假,我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七八年秋季,全国恢复“高考”后,我考入重庆大学。

  (4)我二爸:农村居民,无直接证据表明曾受到政治迫害;

  (5)我三爸:“解放”后二十七年间曾直接受到政治迫害:缘起我三婶的娘家被划分为“地主”,加之我祖父“富农”成分影响,三爸、三婶曾多次被所在公社的生产大队作为批斗“四类分子”大会小会的陪斗对象,并被多次强迫参加无偿劳动;

  (6)我四爸:文革前因病从贵州大学退学回原籍,在本地工作,无直接证据表明曾受到政治迫害;

  (7)我幺爸:农村居民,无直接证据表明曾受到政治迫害;

  (8)我大姑妈、大姑父:“三年自然灾害”、实为“人祸”的直接受害者,当地闹大饥荒,生活窘迫、面临生存威胁,全家被迫从云阳县故乡去外省逃荒,后来逃往陕北,勉强活下命来,定居在陕西富县;

  (9)我二姑妈、二姑父:农村居民,无直接证据表明曾受到政治迫害;

  (10)我幺姑妈:“三年自然灾害”、实为“人祸”的直接受害者,当地闹大饥荒,面临生存威胁,被迫抛离原来的黄姓幺姑父,单独从云阳县故乡去外省逃荒,后来逃往陕西,勉强活下命来,大饥荒将她原来的家庭拆散后,在陕西关中平原的户县重新安家,嫁给现在的王姓幺姑父,定居在陕西户县;

  (11)我大舅:“解放”后二十七年间,多次受到政治运动残酷迫害:虽然参加过抗日战争,但由于曾经的国军副团长—无法选择的身份:“解放”后被抓捕,只因当地群众联名救援,申请“刀下留人”,才勉强活下一条命来,然而,承受了多年的“关押”、“劳改”、繁重无偿的体力劳动、反复多次的挂黑牌、挨批斗。

  (12)我二舅:“解放”后二十七年间的间接受害者;由于早在“解放”前几年就已前往香港和台湾经商,后来定居和入籍美国。之所以说他仍然间接受到政治迫害:是因为从上世纪五O年代起,望穿双眼,“有家不能归”,一直等到八十年代。

  (13)我三舅:“文革”前后许多年的间接受害者:三舅早在“解放”初期就从正在就读大学预科直接参加了解放军,由于受到家庭出身、“复杂”社会关系牵连,虽曾多次提交入党申请,但多次被搁置,至少拖延了二十年以上才最终得到解决,提职提级也受到严重影响;

  (14)我幺舅:“文革”前后系小学教师,是“反右”和“文革”最直接的悲惨受害者:1957年前后,仅仅因为画画时不小心,无意间将一张水彩画上的“太阳”画在了纸张的“西边”,便被别人栽赃陷害,说“太阳从西边升起?”,.........,一个在当时云阳县被认为很有才华的青年被无辜划分成右派分子,从此二十年左右抬不起头,多次被要求写检查、接受大小会议的批斗,由于右派身份,我幺舅在六十年代初才和另一位同病相怜的女右派(音乐老师)即我的幺舅妈相亲相爱建立家庭;小俩口的厄运还远不止受到政治迫害,工资也大大降级,薪金远远低于付出的辛劳,每人每月只有二十多元,加上后来出生的三个孩子,生活常年处于窘迫、捉襟见肘状态。

  (15)我大姨:“解放”后二十七年间最直接的悲惨受害者:主要由于我大姨父“解放”前在远离云阳县的外地某县国民政府机关工作(后来称为“伪政人员”),加之大姨父的父辈“解放”前田产丰富,被划分为地主成分,便给我大姨带来了二十多年的悲惨命运:

  不仅被强制参加没有休止的大大小小批斗会、带高帽子、挂黑牌子,还被多次强制参加繁重的无偿劳动:比如,我上中学时,周末从学校回家路过某地,就曾多次看到公路边有许多所谓“四类分子” 在被强制无偿劳动,干着敲打淬石的苦活儿,其中就包括大姨和其他多名亲属在内,大姨当时才五十左右,看上去简直象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

  (16)我二姨:“解放”后二十七年间接受害者;由于在“解放”前夕随同我二姨父所在的国军前往台湾,长期居住台湾。之所以说她受到间接政治迫害:是因为从上世纪五O年代起,望穿双眼,“有家不能归”,一直等到八十年代。

  我的“湖广填四川”入川先祖(1683—1769):其墓地历经两百年风雨巍然不动,历经太平天国、义和团和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种种战乱也毫发无损,令我几千名海内外刘氏后裔万分心痛的是,这坐辉煌的古建筑却在“文革”初期的“破四旧”、“学大寨”、“建农田”运动中被毁坏了,墓前那威严的牌楼、纪念石碑、碑文和分列两边的巨大石狮子,永远消失在了老一辈人们的记忆中,这是“文革”毁灭中华文化、文物古迹和中华传统的又一具体证证据

  从以上事实可以得出下列统计结论:

  包括我自己和所有列入统计范围的亲属(个人/家庭)共计16位,曾直接受到各种政治、经济迫害的比例高达55%;曾直接和间接遭受迫害的人数加在一起,高达75%;

  无论是谁遭受到迫害,都是完全来自外部强加的“阶级斗争”或空想社会主义的“人祸”,都是由于无法选择的家庭出身、曾经的职业造成的;

  至于全国其他家庭,比如我父母的同事、我的同龄人的情况,有人可能比我家还糟糕,或者自杀或者被折磨至死,皆有之;当然,也有的家庭略微好些;所以,我提供的上述事实和统计结果具有较普遍的代表性。

  在和平时期,当时的报纸电台等官媒曾反复高调宣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然而,接近或高达55%和75%的人群曾直接或间接遭受政治、经济迫害,失去人格尊严,这在世界各国均属罕见,这种“优越性”到底优越在哪里?

  所以,出于尊重那将近三十年的历史真相,我现在和今后写文章时一律要写上带双引号的“解放”二字,否则,我在歪曲历史,问心有愧。(用个“绑”或“禁”字来总括那将近三十年最确切)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我比较乐意用一个不带引号的“解”字来形容(暂时不愿意在后边加上“放”字),人民确实获得了有限的政治自由度,没有群体性的再被“绑架”事件,如同被允许能够在一个“大院子”里自由“走动”。

  当中国大地真正迎来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结社、出版、言论、游行、集会和罢工自由等各项权利的全面落实,当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权力被完全关进了“笼子”,当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实现了真正分离和互相监督,当中国官场的贪污受贿现象被基本杜绝的那一天,便是我真心诚意把不带引号的“解放”二字献给国家、献给人民和各党各派的那一天。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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