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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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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生活(2)

作者:贺承业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年09月04日

本站发布:2011年09月04日

点击率:922次


    相关链接:我的大学生活(1)
 
  【一个(42人的教学)班的十名右派】

  五七学社在香港成立,为 “抢救记忆,保存史料,为后世鉴”而征集史料,我在回忆录《岁月留痕》中早写了一些,后又多次以《必须回首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为题在《品味盛世》(中国戏剧出版2003年9月北京)、《古风杯华夏作家网杯——文学大奖赛优秀作品集》(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北京版)、《教师文库》(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芳菲无际——新世纪作家优秀作品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7月北京)等处发表,对当时情形作了忠实的记述,这些东西都多次广泛地呈与当年师友们看过,他们的评论一致认为是真实的、客观的、公正的,1957年反右运动时,我们正在当时的西南师范学院(后改名为西南师范大学,现名西南大学)数学系读四年级(乙班),我们全班42人,反右前夕突然就公开了班上有党小组,组长是苟仪表,在以他为首班长唐天银为副的全力策划下,突然“划”出来了10个右派份子,其中6月份以来首先划出来的有6人,都是非党团员,并做成了一个反党的右派小集团,他们是:赵文荧、载世中、廖远平、秦承俊、姜开云、王志一(均为男同学);到8月团内整风后又拉出四个团员的右派,他们是:贺承业(团支书)、黄世明(团支部组委、女)、张克继、胡国良(女)。当时反得振振有词,罪行多多,现在冷静一想,要一一记述这十名右派的“罪行”还真不易,具体有哪些,还真说不上来,我所记得的还就是前面回忆录中那些,现在尽力补充到人头吧:

  先说前六人。他们都是非党团员,平时比起党团员来,自然就认为是“落后”了。在这年春天的大鸣大放中,不少人揭露了如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迫害致死人命等,他们也自有一些议论,对一个时期以来报刊上鸣放的观点,他们也自有一些认同之见,当时虽无异议,到了反右之时,再回忆出一句半句,或类似的表示,甚至是可以解释为是同意了某句“右派言论”或可引伸为的“右派观点”,以只言片语上纲上线,就定为右派,自是最容易的。当年6月3起,开了几天会,提了一些意见之后,早就没有什么新的话说,时常冷场,而党员们又在会上一再要大家发言,把人们逼急了,自然有人发问:“为什么你们党员们就不发言呢?就不提意见呢?按理说你们应带头发言,你们对内幕知道得还更多些”,问得党员们无言以对,后来在反右时,就把这定为“逼党员发言”,是“追党内秘密”,以此罪定右,何等干脆利落?这六人多系这样定罪的。再有,党团员们自视先进,高人一等,所以在接近上自然有差异了,接近多些,说成是小集团此乃当时通用之法,下面分述这六人(前两人被定为小集团之首要):

  赵文荧,四川阆中人,其兄赵蕴玉为著名国画家,此人善言谈,多才艺,业余爱拉琴,踢足球,为校足球队员,戴帽后分到四川营山中学,却不能从教,下放专门烧窑,文革中又打为坏份子,改右后走上讲坛,后评为高级教师,还入了共产党,当了该校党的书记,自己戏称为“插上了野鸡翎子”(威风之意,这是家乡的一句俗语),历史真有趣。晚年患上了老年痴呆病;

  载世中,入大学前作过小学教师,业余爱川剧,好讲说,戴帽后在四川广元师范学校改造,改右后从事教学,高级讲师,还入了党,并任该校党的支书,成了模范党员,事迹在四川报上介绍过,九十年代病逝。

  廖远平,成都市人,自幼高度近视加斜视,视力不佳,其貌不扬,但读书用功,成绩优异,因说过《说文解字》中说,“‘党’字,从‘尚’从‘黑’”,乃划为极右,先分到成都市某中学,后集中劳教,摔死于上天梯,被称为永远的守林人。

  附小诗:悼远平 同学廖远平,自幼眼不行,刻苦读数学,精神实感人;

  “五七”风乍起,解字获重刑,命殒天梯岭,永作守林人。

  【注】廖远平成都人,1953~57年与我们在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同学,自幼眼高度近视加斜视,学习生活特吃力,但却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57年毕业前夕,因复述《说文解字》中对“党”字的解说而划为极右,后送强制劳教,音断讯绝,50年后,读到一本绿石作的《左右春秋》一书才获知:他在劳教期间,在劳教地新胜茶场老君洞一个名叫上天梯的山岗处,为拾自己掉落的一只破塑料鞋而跌落深岩活活摔死,就地掩埋于山岗松林,被称为‘永远的守林人’,该书描述了众多难友在已获改正离开囚禁前去墓地深情告别之凄婉情境,读之使人泪下,当年同窗生活,共同擦讨数学问题,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谁能料到竟是如此?不禁谓然长叹,学子何辜?徒遭此难,天理何存?现在的人很难理解:一个大活人怎能为拾一只破塑料鞋而死呢,可见当时劳作与生存的艰辛,也可见冒死者的视力是何等的不济。

  秦承俊,四川阆中人,好读书好考证,学习成绩好,同学们称他为“秦考古”,后到重庆丰都中学改造,改右后从事教学, 特级教师,小有名气,2008年初病逝。

  姜开云,贵州都匀人,爱好体操运动,入校时已婚,并有孩子,平时讲话随便,专务体操,划右后妻离子散,到贵州都匀二中,改右后从事教学,高级教师,八十年代病逝。

  王志一,平时不多言语,从不张扬,划右后去劳教,至今音讯眇无,生死不明。

  这样广泛而随意大定右派,弄得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早已是人人自危,一切由党小组长苟仪表与班长唐天银的安排行事,为了剪灭异已,8月3日后,搞团内整风之机,又在团内大划右派,首先落网的是两名团干部,再有两名团员:

  贺承业,团支书,好学习,肯思考,有同情心,学习成绩好,平时好言谈,鸣放时在班上带头发言,题目是《把人当作人,学会尊重人》,犯了大忌,又被推选代表班上到全校毕业生论坛发言,遂铸大祸。划右后分到重庆四十二中学作教员,后处理作职员,后又下放到大宝山农场劳动,62年冬摘帽后,63年又以欺骗之手段将其下放回原藉阆中,自谋生计,作泥瓦工15年,因工伤半死致残,改右后到阆中师范学校任讲师,并加入民盟,后调德阳教育学院任副教授、教授,到西南师大作访问学者,退休后曾到凉山大学支教。

  黄世明,女,团支部组委,祖籍安徽人,由重庆入学,好学习,学习成绩好,平时不多言谈,有同情心,一直想学工,不大安心师范专业,因说了不安心专业的话语,划为右派后分到重庆壁山师范学校,后到四川锅炉厂子弟校,改右后从事教学,高级教师。

  特别需要有趣的是,此时那帮左公还不足意,公然又用最无耻的办法加害于无辜,他们精心制作出所谓“反标”,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是师范专业,同学们常爱在教室内的黑板上练习粉笔字,三五人随随便便乱写乱画满满写了一黑板,这是常事,平时谁也不会在意,在运动中竟有人精心策划,偷偷把一黑板字擦去,只在一处留下“毛主席”三字,而在不相联系的另一处留下“阿Q”二字,然后命令全班同学立即到教室声讨反标“阿Q毛主席”,追查发现写“毛主席”三字的是一人,就是团员张克继,写“阿Q”二字的又是无关的另一个女同学团员胡国良,不问青红黑白,这二人均打成反革命,后定为右派。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个人为的有意将满黑版的字擦得只剩下一幅“反标”的事件,不仅当时不过问这擦黑版者是谁(这才是真正的反标制作者),就是后来改右时,一直到现在也从不过问这是何人所为,其实不泛有人知道此事真相,但至今五十多年了,也没有人把真相说出来,人间良心安在?世上天理何存?

  张克继,团员,祖籍河北,由阆中考入,爱篮球运动,校篮球队员,学习成绩较好,后分到陕西榆林师范学校,改右后到西安中学任教,特级教师,小有名气。

  胡国良(女),团员,四川巴中人,平时不多言谈,后在又巴中师范学校任教,高级讲师。

  【必须回首那不堪回首的往事(节录给老同学的一封复信)】

  今年7月收到老同学(西南师大数学系1957届乙班)秦承俊(丰都中学特级教师)来信,后复信节选于下

  承俊学兄:

  来信谈及当年同班同学尚存者已不多矣,拟争取一聚之事,感慨良多……

  遥想当年,我们是怎样的一代呢!那真是悲惨(何止是不幸!)的一代:在我们之前的青年人虽然生长于抗日战争与国民党统治的艰苦岁月,在反抗黑暗统治的斗争中吃尽了苦头,但他们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有沸腾的热血、火热的生活。他们的时代有大师鲁迅、有丁玲、有巴金、有茅盾、有老舍……有时代的文学,鼓舞他们前进,有丰富的斗争生活,有(一定的)自由,有青春,也有爱情;而我们这一代正巧遇上了全国解放,一个崭新的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开始了。

  我们进入大学是1953年。刚刚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争,革命胜利了,紧接着,镇反、土改、一化三改造也已完成,国内外安定团结。我们读师范专业是全部公费,日子过得真好,无须思考、不用探索,一切都有人给代表了,我们受到了党的教育(《联共党史》是作为马列主义基础课的经典教材),毛泽东思想更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真正成了驯服的工具,政治运动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既已不是人,自然便不需要人权,也不需要自由,更不需要思想,因而也就没有了青春、没有了爱情,没有了人应该有的一切。我们已不属于自己,没有了自我!这做工具的日子说起来轻松,实际上是很不好过的。大活人要成为工具首先要心死。这心死就是最为痛苦的。庄子说:“哀莫大于心死”。我们这一代,谁没有亲历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变成一具具物化了的工具这样的残酷与悲惨的“心死”过程啊!然而,这个过程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

  …………

  谁都没有想到这美好的时光是那么短暂,一个表面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是非的颠倒和善恶的混淆为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和心灵的扭曲为代价:一场精心准备的空前大屠杀——“反右”突然降临了。

  毕业前夕,1957年6月3日开始,“停课闹革命”,一场模拟的阶级斗争在我班展开了,数年来的教育成果得以展现、实践,本没有任何阶级矛盾也谈不上任何政见分歧的同窗手足一夜之间竟发疯似地相互相撕咬,人已变成“非人”。运动建立在人的私心之上,而人的私心又在运动中极度膨胀。这部精美绝妙、前无古人的绞肉机疯狂地运转起来,其后果自然惨不忍睹!……我们就在这混乱的、残酷的、仇恨的、恐惧与不解中各自东西。这真是一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奇特的大学毕业,师生们在默默无言中零落分散,没有告别,没有祝辞,更远离杯酒与鲜花,一个个都在痛苦、疑虑、惶恐中分别,犹如解散一支俘虏队伍而被分别发配,其中不小一部分已经一一打入另册,开始那永无休止的屈辱生涯;大部分则是诚惶诚恐地走向未来的生活;只有少数几个人暗自庆幸这久已盼望的(或不期而遇的)天赐良机,以出卖灵魂换取所谓的“前程”。神秘的、美丽的、人生只有一次的、青春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远去了消逝了。

  当年,我们全班共40人,竟划了十个右派,比例高达25%!不仅为西师(以左闻名之校)之冠,恐也是全国之冠也。当年的特左过火,从班上来看是谁的责任呢?这几个“左”头毕业后表现又怎么样呢?他们的结局怎样呢?他们的人格与良心何在?右派越划得多,越说明他们觉悟高、眼睛亮、立场坚定,日后官越升得快。(据悉,当年的“主帅”党小组长苟仪表后来查出系隐瞒政历混入党内的坏蛋,后被清洗;“次帅” 班长唐天银,后虽官至系主任、处长,却因不称职而下台);次而言之,追随他们的那些积极分子、打手们(这些人大都因此变成了“特殊材料制成的”了)又是如何反思的呢?鲁迅先生对奴才、帮凶、走狗与伪士,是一个也不放过的;再言之,在政治高压下,一般群众心里可能会觉得,多踩一个人下去,也就使自己多一份安全,多一分侥幸与希望,那么他们后来又是如何认识、如何思考的呢?最后,对这十个右派来说,他们当年又有何罪?那些莫须有的材料又是如何出笼的?当时这十人中多数是学习尖子,三人是学院表彰的三好学生,四人是共青团员,二人是团干部。从政治上讲,这十个人真心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他们心地光明、听党的话,只是在党的反复动员下,给领导提了点“意见”,讲了几句诸如“应拆墙填沟”、“不应歧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纠正冤案”、“对毕业分配应一视同仁”等等看法,而且大多只是对个别党员有意见,就事论事,有的只是平时讲了句抱怨话,还有的是因为在鸣放中要讲的话已讲过多次了实在无言可发,开会常常冷场时党员头儿再三“启发”大家发言,有人反问道“你们党员为什么不发言呢”,后来这句话被认为是“追党的秘密”而定为右派言论,讲此话的及同意此话的统统成了右派;还有,全院毕业班举办毕业生论坛,事前通知各系毕业班收集意见推选一至二人到会上去发言,后来这发言的人也就成了右派;更荒唐的是,有的人什么话也没有讲,仅因与某人接近,便定为右派小集团;更有甚者,他们甚至可以精心制作出“反标”,抓“反革命”与“右派”,……。

  这样下法谁能够逃过生死劫难呢?我的天哪!一切都听凭头儿的意志了,出于嫉妒,他们整的首先是学习上的尖子,下面的事实可以佐证:右派“改正”后,这十人中除一人折磨致死,一人情况不明外,其余八人都仍然是教师,五个高级、两个特级、一个正教授,有两人还担任了党的支书。

  从青春时代起,数十年来他们的坎坎坷坷,他们所做的牺牲,他们的‘另册’生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忍辱负重,苟延残喘……真不堪回首啊!(22年后的“改正”与当年“错划”是一样地毫无客观标准和不负责任,是对黎民的草率,只是对领导威信的维护,没有承担错误的勇气,没有一一清查当时的材料,没有弄清事实,没有追究直接责任,这是对受害者的不负责任,更是对民族和历史的不负责任和犯罪!当年全国57万右派后只留了几十个未改,按此计算正确率只有万分之一。)其实呢,个人得失随风散,民族悲歌越千年;民主从此路断,人皆有口无言,域中从此万马齐喑,千古话语霸权达到了旷古未有之顶峰。

  这悲剧发生那时,我们实在是太天真了。在这场杀鸡吓猴的游戏中,不仅被划为右派的深深地低下了头,未被划的亲历了这无端的杀戮也吓得魂飞魄散,只能偷生。“在中国知识界,几十年来,在风与雨的瓢泼,血与火的熬煎之中,其实只有灵魂高贵者与灵魂卑微者之分,而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侥幸者。”(胡平:《禅机──苦难的祭坛1957》)在这本来就没有规则的政治游戏中欺骗就是制胜的法宝,此后的数十年里对右派与知识分子的定性又一次一次地升级,便使这苦难伴随吾辈终身并波及万世。

  但是人毕竟不是物品,总有一定的能动性(主动性),政治固然是一台绞肉机,作为绞肉的牙轮与被绞的肉(这二者也常会互换的)就没有丝毫的责任吗?他们常常也是主动积极参与的啊!季羡林老先生用血和泪写成的了《牛棚杂忆》,在其序言中他说此书写于1992年,放了六年之后到1998年才出版。为什么呢?就是他期待,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已亲历的灾难写了出来,期待着折磨人的“非人”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部书或一篇文章,一盼盼了12年,期待却落了空。慈祥的老人在书中秉笔直书出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事,点出这些人,并无半点报复之意,只望良心的回归,拯救人性。依我看,季老的此书是一代宗师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同样,从当年运动算起到我写本文时,已有40多年,从“改右”算起也已20多年了,这多年的等待,希望有人觉醒,能认真回忆与反思,有人能良心发现,但至今我们这些人都快死了,仍未能等到,其中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涉及对整个运动的认识。

  从整个运动来说,57年的鸣放和反右派运动,从历史上看是一场决定中国(大陆)专制与民主走向的大决战:战斗的一方是居心放弃夺取政权前的民主许诺以及因此而聚集的同路人(民主党派),早有“阳谋”并已多次成功演练过的;另一方则是毫无防范地落入陷井而全军覆没,并殃及百多万无辜。它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冤枉(错划)了几十万人,更严重的在于封杀了一种宝贵的社会风气,一种支持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动力,历史已经显示它的负面效果十分严重和长远,它竟使整个社会倒退了至少百年。多年之后,不少人不断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反右是文革的预演,文革是反右的继续,那么为什么对文革是全盘否定,加以平反,而对反右却肯定运动正确,只是扩大化了,仅仅予以“改正”(仅管改正了99%以上,作为个人来说安置也算尽力,个别前右派还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呢?这在当时也许不大好理解,也很是说不过去的,从89年的政治风波、近年来对政治体制改革步履蹒跚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种种精神来看,上述问题便迎刃而解:反右与文革表面上相似,实则大为不同,前者是涉及根本的政治问题,是双方对坚持党的领导的理解有根本矛盾,虽然双方都认同党的领导(是第一绝对大党,是当然的永远的执政党),但对领导(执政党)一词的解读却大为不同,一方认为领导是一般公认意义上的指引、带领(执政党也应受宪法的制约),而另一方则认为领导实质上就是专制统治(执政党应不受任何外在的包括宪法制约,党在国家之上),“一旦承认执政党的地位是官僚主义的根本根源,并且官僚主义导致人民与党的危险的疏远,那么,就可以要求不仅改善党的工作方法,而且要求改变党的地位”(美国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然而,在表面上又绝不好承认和说破这点,所以就有许多不便说清道明之处,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划右与改右都是用同一个六条文字标准,只不过解读时有难以言说的区别而已,表面上还必须设置许多圈套、编出许多谎言与罪名,是“阴谋”或是“阳谋”,永远也闹不明白。当局十分清楚这划与改都只能是暗箱操作。(这一切都是一种政治策略,而且在“划”你长达21年后再来“改”,就已经是一种惩处与警示了:给你改正已经是皇恩浩荡,你还敢要圣上如何?可怜,只会认公开说出来的话语与文字、相信那信誓旦旦的诺言的书生们,怎能玩得过手握一切大权的流氓皇室呢!),这在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任重道远的封建专制与自由民主的斗争;而后者就完全不同了,那是皇室内部的,属于党内斗争,是与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力争夺战,它不涉及专政与否的原则问题(姓社姓资的问题从来不是原则问题,只要党国在,两制又何妨)。

  若不彻底否定“反右”,也就无法真正否定“文革”,不真正、彻底否定“文革”,中国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民主与法治,中国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文明与进步。“知识分子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令统治者感到恐惧?我想无外乎是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谢有顺语),正因为如此,在古今中外的任何社会里,知识分子就总是社会良心的反映者和捍卫者,要确立真正的社会良心与文明社会,便必须有知识分子,必须切实保障知识分子的人权和公民权,切实保障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社会地位,切实保障知识分子的知情权、话语权和国际、国内社会交往权。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崇尚遗忘,当局更是这样提倡的,什么“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不要耿耿于怀”,“朝前看呀!”等等,把应该吸取的教训遗忘,“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封建专制主义就在这“笑谈中”一代代重演了数千年,多少生灵被涂炭,多少资源被糟蹋,使中华民族至今还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前进的步履艰辛!“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啊!一个忘记了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何况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人人都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中。

  如今,许多历史的伤口,不仅没有结痂,并且还时时在流血,怎么会“好了伤疤忘了痛”呢,我感到,历史留在我身上、心上的痛时时还在流血啊!现实处处都是历史的继续,又怎么能“都付笑谈中”呢?就此打住.顺致

  秋安! 学弟承业 2001年9月65岁生日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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