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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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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鹤都:“林彪热”中想到的草根英雄(二)

原标题:草根政治—一条至死不渝的道路(二)

作者:米鹤都等采写编辑

来源:编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年09月28日

本站发布:2011年09月28日

点击率:5146次


    又是一度“九一三”,网上到处可见为林彪抱打不平的长篇短语。我对林副统帅素无好感,当然也并不赞同将文革前期的污水全部倒在他的头上。不过,他确如一些文章所言那般“睿智”和先知先觉,为何在1959、1962、1966三个历史关键时刻,他却都义无反顾地站在了错误的一边。其实他的功过都是非常清楚的。不说作为一个真正以人民利益至上的历史人物,就从爱护个人“羽毛”的角度,他也不至于做出哪些助纣为虐的勾当。

  本文并非评述林彪的功过,而是由此想到那个黑暗时代中曾挺身而出的草根英雄。文革初起之时,曾经有两个不知名的北京中学生,给林副统帅发出了公开信。此信震动了全国,也激发了人们对绝对迷信的第一次反思。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远比此时正在制造现代迷信的林副统帅高明得多。尽管他们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依然对人民而后的反思留下了火种。

  在1976年的那次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文革暴政的斗争中,他们再次率先站了出来。1977年1月,他们和李东民等人一道,勇敢地在中南海、天安门和王府井等地贴出大标语,呐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追究镇压者的责任,呼吁邓小平的复出。很难说,这些当年的老三届们是什么先知先觉者,但是他们仅仅凭借着对社会和民族的责任感,再次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前面。

  当然,他们再次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两位草根出身的年轻人在文革中经历了数次的牢狱之灾和“群众专政”,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追求和对社会的责任。到今天,尽管他们不仅没有安逸的条件,居住和生活条件都很差,甚至多次牢狱之灾造成的病痛也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但是他们依然关注和探讨着中国改革的走向,保持着精神上的追求。

  我并不认为他们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素养见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并不影响我对他们油然而生的敬意。记得1977年高考时,北京的语文考试中有一段鲁迅关于“中国脊梁”的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很惭愧,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名言,也正因为如此,我把它记在了心里。在2010年的寒冬,当我看到张立才(涤西)拖着伤痛的腿一拐一拐地走来,眼望刘握中(伊林)消瘦的背影在大风中骑车而去,我马上能想到的,就是这段话。

  现将我对他们二人的访谈口述史发表如下,希望历史永远不会遗忘那些值得尊敬的人们。

 

草根政治—一条至死不渝的道路

                                伊林\涤西口述(二)

 

                                                  采写:米鹤都、墨 
                                                  
编辑:米鹤都

  “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诞生

  伊林:我那时没有出去串联,一直在关注着文革的理论动向。1966年10月份的时候,我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碰见一个人,那人个子不是很高,但脑袋比较大。我并不认识他,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邂逅的聊天,还经常会遇到知己,不像现在首先怕对方是个骗子什么的。我们在一起聊了三个小时。他说要林副主席接班可不行,林副主席不可能像恩格斯那样。他说林彪有法西斯倾向。我当时没有这想法,但是我对红卫兵打人这套东西很反感,林彪不是煽动这个吗?所以对他说的这点也容易接受。再一个起因是,当时有一种怀疑一切论,怀疑一些理论思想、怀疑一些观点,这种思潮对我也有影响。我那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寄给武汉的《长江日报》,就是论怀疑一切,写了大概有一万多字。

  为什么起草那封《公开信》,关键的是受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文博和北京大学的乔兼武的影响。乔兼武1966年8月26日写了“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大字报,李文博1966年10月17日写了“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的大字报。我为此找过李文博,认识以后跟他们聊过。他们在大字报里鼓吹一种大民主、国家体制改革的新思潮。所以,我们那个《公开信》里头有这个“公社”和那个“大自由”的思想。当时是做了毛泽东赞扬的事情,他对此是赞成的。毛泽东曾说: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是可以的,彻底改善是不行的。这是毛泽东原话,是他看了我们的《公开信》以后说的。

  张立才那会儿串联去了,他回来后也和李文博、乔兼武认识了。我和立才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在武汉看到林彪的“九·一八”讲话后,说毛比马恩列斯的水平都高,很是讨厌。我也讨厌那个讲话,觉得吹捧得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一拍即合。虽然我先起草了个草稿,但还没有完全成形,于是,我就把草稿拿给立才看了。

  这篇大字报确实有很多目的,但有人说主要是反林彪的,其实并不是这样。这可以看原文,我们写公开信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监督——广大人民监督和批评国家领导机构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利,这在大字报里是公开讲到的。现在,有些香港做学问的人乱写评论,我说你不看看这个目的,这个目的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是反林彪,只是对林彪有批评意见。这中间有个很大的误会。

  涤西:10月份,我带着我那红卫兵里的十来个男生,到广州、武汉、成都、重庆转了一圈,回来又转回到武汉。我觉得继续跑也没什么意思,就一个人先回北京了。回来看到这些大字报已经在开始探讨国家改革、大民主的课题了,这对我们俩都有很大影响。这时,大家都在外地串联呢,宿舍里没有别人,我们俩就敞开了探讨,一晚上、一晚上地聊。

  文革开始后,实际出现了一个机遇,就是激励我们去关心国家大事,去想一些过去肯定不敢想也不可能去想的问题,至少形式上是这样。譬如,是不是允许一般人监督党的领导人这样的问题?这个权利怎么确定?程序怎么确定?国家构架怎么确定?当时觉得这很有意义,很值得探讨。因为我们以前也看过一些白皮书,包括一些探讨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还都有印象,有这个原始驱动。我们在探讨中,刘握中提到了林彪的“九·一八讲话”,这个讲话我是在武汉从大字报上看到的。当时看到后就觉得很不舒服,完全是个人吹捧。我们俩对这个“讲话”的观点都是一致的。聊着聊着,他就说,咱们能不能就这个问题写一张大字报啊?我说,写大字报有什么意思,给上面写信意义也不大。其实他在跟我聊之前,就已经写好初稿了。这时,他把那个初稿拿了出来。但他还是胆子小,他说,干与不干,都由你决策。历史就是这样,最后决策干还是不干,是他推着我说出来的。

  我看了稿子以后说,咱们先不说干还是不干,斟酌一下再说。先把其中一些激烈的文字去掉,换上温和的语言。改动最大的就是批判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第四条。刘握中的初稿列上了“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这一句话,但是我把他批判这段话的内容全给删了。因为我一看脑袋就大了,我说这条不能批呀。毛泽东不是说,“唐宗宋祖、略输文采”吗?他多伟大啊。我说,虽然文章我还没细看,但这条一定得拿下来。当时这条批得一个比较牵强,另外一个你就是再温和也不行呀,因为你必须直面毛泽东了,这一面对就越线了。最后的一段文字是我加的。

  修改完后,我就决策了:干。我说,要干就公开干,不能寄信,寄信是扯淡。公开就得按大民主的方式写大字报。我的毛笔字比他强,大字报由我来抄。落款,我起了个名字“涤西”。这是我在学校写大字报一直用的名字,农大附中的同学都知道是我的笔名,取意是“荡涤西方一切污泥浊水”的意思。其实,“涤西”还确实是毛泽东用过的笔名,我不愿意粉饰历史或再编造,我说的都是挺真实的。我对刘握中说,你快点起个名字。他就在那翻《列宁选集》,翻着翻着,翻到一篇文章,看底下中文译名是伊林。他说,那我就用伊林吧。我们把大字报贴到了清华大学小礼堂旁边的科技馆那里,那里是贴大字报最密集的地方。那天是十一月十五日,我们早晨六点钟跑过去,七点钟贴的。对我们这笔名,后来解释就多了。“涤西”跟“泽东”对应,这还真是挺巧合的事情。

  贴完大字报以后,我就回家了。晚上,我返回学校时,刘握中告诉我,蒯大富派人把我们的大字报给撕掉了。大字报被撕了,我就有说法了,我们又写了一份,贴到北大去了。这两篇大字报抛出去之后,就有人对那篇大字报表示支持了,也有来串联的了。但蒯大富他们政治敏感性还是挺强的,说我们这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反对我们。这时,刘握中闪开了,出去串联去了。后续工作都是我来做了。

  《公开信》的真正公开

  涤西:大字报被撕掉后,我感到事态严重了。我一不做二不休,就组织人印传单。我找了班里一个同学刻蜡板,刻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女朋友来了,认为这事危险,不让他干,把他给拉走了。我只有自己继续刻下半部分,并且随刻随写了《公开信》后边的那段文字,还加了两个后缀。现在一般看到的是传单上的文章,这最后部分的文字是原来的大字报上没有的。后来在社会上引起震动的也是这张传单。一张蜡纸一般也就能印个八百份到一千份,我亲自推油磙子,不让别人动,我推得非常仔细、小心,生怕这蜡纸破了。我那派的红卫兵是同意我的观点的,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团队。传单用的是十六开的纸,共四页,其他人负责叠页子,装订。我拼命地印,印了一千二百份,直到那张蜡纸已经不能再印了为止。

  传单印好后,大家轰地跑出去,分别到各大专院校、各军队和机关大院的门口,一路走一路贴,满世界散发传单。传单的影响实际上比大字报大多了,贴出去后,立即引起社会震动。中央文革、江青要去看的也是传单。我们在大字报上落款写了农大附中伊林、涤西,也直接签上了刘握中、张立才的大名。而传单的落款只写了农大附中伊林、涤西,因此知道我们真名的人并不多。

  现在回头看这篇文章,当然还是很幼稚的。那时候年轻,刘握中十八岁,我十九岁,而且我们当时对林彪这人物并没有多少了解,也没法了解。为了澄清我们并不是刻意反对林彪,更不是反对文化革命,只是不满意林彪的讲话内容而已。在一种幼稚的担心下,我们提出林彪要改正缺点,不改正缺点的话就要“靠边站”,其实是很感性的东西。这里面分量最重的一个词就是“靠边站”。对这个“靠边站”,我写大字报时就觉得有点忐忑不安,印传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道个歉吧。所以,我在传单最后特地加了一句话:如果有人指责我们说,靠边站是过分针对个人的话,我们一定接受批评。结果,传单上最后就出现了三个“靠边站”。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当时真诚的表示。后来有很多史书、史评都把伊林、涤西事件说成是反林彪了。当时要真是反林彪,首先我就不干了。我们主要是提意见。

  伊林:对这篇文章,我们俩是一起讨论、修改的。我起草那个文章时,摘选了林彪讲话中的四条进行批驳。第四条是,林副主席讲,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我当时就对这个有怀疑,可是《公开信》中对于这一条的批驳没下文了,后来朋友问为什么没有下文。其实,原来有一段进行批驳的评论文字,被立才给删掉了。他认为这条太尖锐,因为直接触犯到毛泽东了,而且又不好驳。那文章里面已经涉及到毛的权威了,包括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贡献等,都给推翻了,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再往下去论毛泽东个人的事,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去碰。这是立才最担心的。但是,这实际上又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留下题目没内容,这叫立而不论。就留给他老人家自己去猜,去论吧。毛泽东对《二十四史》倒背如流,他能不明白这个?

  《公开信》是立才决定要公开的。他说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寄过去,那这封信就不能叫做《公开信》了,另一个方案是公开。他最后选择了公开。

  立才还搞了一个笑话,原来《公开信》正文里有两个“靠边站”,这已经够恶心人的了,两个毛孩子公然敢“狂吠”林副主席两次“靠边站”。嘿,立才担心这两个“靠边站”可能被人家误会,就又加了一个“靠边站”。这可是天大的笑话。文章里的第一个、第二个“靠边站”是我写的,第三个是他加的。他加进去的意思,是好意,是想说对不起,但你们的批评得都不在理。后来,人们开始批判《公开信》,到处都说我们猖狂攻击林副主席到了极点,居然“狂吠”三次,要林副主席“靠边站”。但是,没有几年,林副主席确实“靠边站”了。

  《公开信》带来的风风雨雨

  涤西:好嘛,没想到《公开信》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我们农大附中一下子跟开了锅似的,热闹起来了。其实,当时支持我们观点人是很多的。整天学校里人山人海的,络绎不绝。

  北京各大专院校的、政府机关各大部委的、各大军区的军人,都有来我们学校串联的,好多都是成年人。同学都说,这回咱们学校可出名了。我记得当时万润南[1]也找来了,他说观点可以讨论,而且你们提的也有积极意义,但是应该采取寄信的方式,不应该公开。你这一公开不就伤害林副统帅了吗。还有一个人给我的印象最深了,他穿着呢子大氅,倍儿干净,白衬衫也是新的,皮鞋也特别亮,骑着一辆锃光发亮的永久牌自行车。这人50来岁的样子,一看就是局级干部的派头,说出话来也不一样。他专门来找我要《公开信》的传单,还问我们为什么要公开化?还跟我聊了聊思想背景,看过些什么书?我估计这人是中央文革或者是毛泽东派的。

  我当时有一个习惯,对每一个人的态度、观点,我都记录在小本子上。对不同意我们观点的,大体上不记录,但对表示感兴趣的,我都有记录。

  引起我警惕的有这么一件事:这张大字报发表以后,北京航空学院的曹XX找来了,他是军队干部子弟,是北航“中国国际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他表示支持我的观点。当时跟他们聊聊,很有意思。他们搞得声势挺大,据说参加者有不少中、下级的现役军人。我也到他们那里看了看,有个白晓宏,原来是反工作组的头儿,是北航红旗第一任的头儿,是顶尖的人才。他用隐喻的、含蓄的文字,让你能意会不能言传,全都是含沙射影地指向林彪。而且他也操纵着北航“八一纵队”。他们的动作比我们激烈凶猛,接连贴出了一问、二问、三问、也问中央文革的四篇大字报。

  我没有主动靠拢他们,但我与他们保持关系,旁观他们的动态。我看到他们确实在反对林彪,心里也是有些恐慌,相对感觉到安全问题了。刘握中对我说,立才,咱们碰到大个的了,有一群人在反林彪呢……我说,我们跟人家不一样,咱就是给林彪提个意见,咱咋能反林彪呢?反林彪可不是咱们的观点。我马上否定了说我们反林彪,在这问题上还是不一样的。

  我真正意识到我们行为的实质,还要感谢这样两位姐姐。当时来找我们的有一个化名“红匕首”,一个化名“向阳”的两位北航的女学生,她们的真名我一直不知道。她俩都是将军的孩子,看起来都很精干。她们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临走时说了一句话:你们实际上是站在刘少奇的政治立场上的,是右的,是反文革的。这句话“铛”地把我敲醒了,我心一下子就凉了。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被她们点醒了以后,我就开始思考了——这大字报是不是右了?这才开始警觉了。

  在这前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没被点名,但是大家已经心知肚明了。我们闹了半天落成右的了?这都是当时的实际思想。我没有反省,只是思考,从政治上判断,我的政治角度站到哪里了。我本质上是拥护文化革命的,认为文化革命是在推进大民主,在往国家政治的机构深层改革上面推进,另外,我们反对个人崇拜,于是,我们就开始往这方面探讨。

  伊林:白晓宏是在11月20日找到我们的。他们和部队有着很深的关系,据说曾联络了数百上千的青年军官。对于我来讲,基本上属于被白晓宏他们支配着的。我觉得跟他们呆在一起有种安全感。立才跟我还不太一样,他主要是自己思考,保持距离。

  我们的大字报是11月15号贴到清华的,让蒯大富给撕了。第二天,我们在北大三角地又贴了一份。传单是18号散发出去的,印传单全是立才做的事。他是红卫兵的头嘛,有一帮哥们,有抄大字报的、有刻蜡板的、有印传单的、有抄传单的、有发传单的,一套系统。还有我们学校高一的一个学生,叫瓦罗佳,他爸爸是老布尔什维克,娶了个苏联媳妇,生下了瓦罗佳。他是半个苏联人,瓦罗佳就把这个传单递给了苏联大使馆。这令我们有点害怕。

  有不少人告诉我,《公开信》引起了一连串的“炮打司令部”,这是我们哥俩没想到的。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瓦罗佳的传单弄得全世界都知道了。本来只是林彪在一个军事学院的讲话,没太多的人知道。这一下子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非常恼火。你们中共也太狂了,说百分之九十九已经够恼火的了,你还要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高得多,比共产主义的始祖还要高得多,不是站到我们头上拉屎吗?这给了各国共产党一个证据,一连串地群起攻击中共,连阿尔巴尼亚也不买账了。这是瓦罗佳的功劳,也把老毛的火拱起来了。从后来披露的资料看,林彪大概自己也知趣,此后再也没有重复过“百分之九十九”和“高得多”、“几百年”这样地说法了,从此,全中国的吹捧就停留在这个层次上,没有“更上一层楼”。

  毛泽东是看过这篇文章的。有人说毛泽东给江青的那封信是假的,我们的体会,那封信是百分之百存在的。韩爱晶后来告诉我,当时,江青对蒯大富、韩爱晶说到这件事时,是这么讲的:这两个小家伙名字有点怪。你们对这两个小家伙的批判,不要搞得那么激烈嘛,盖上就是了。你们怎么这么傻,把这大字报撕了。撕了人家就有理由了,他们就开始到处发传单了。还有一次她在北航还说,那篇文章很有文采嘛,你们要文斗。那意思就是要对我们客气些。从后来毛泽东让他们放我出来,也印证了毛泽东跟林彪的分歧时间。他说:改善无产阶级机构是可以的,彻底改善是不行的。这是毛泽东原话。

  后来,毛泽东在1970年庐山会议果然对“天才论”发怒了,这全记到陈伯达、林彪身上去了。林彪拍马屁拍过了,如果他当初能听进去我们忠言逆耳的话,收敛一点,也许不至于是这样的结果。当时有句话最清楚了,什么毛主席缔造的军队,林副主席指挥的军队。毛主席对这些事,警惕性高着呢。吹捧得太离谱了,连两个中学生都看得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心里怎么想?我们这件事,多少都会刺激他提防林彪篡权的警惕性。

  那年12月2日的傍晚,我和立才正在附中宿舍楼三楼北头的宿舍看书,两位穿着没有帽徽领章军装的女学生,推门进来,自我介绍说:“我们两个是北航的大学生,一个叫向阳,一个叫红匕首,我们赞同你们《公开信》的基本观点。”听到有支持者,立才与我便高兴起来,和她们你一句我一句随便聊了起来。文化大革命时期,观点相同的,一起讲话就和气,你一句我一句还抢着说话。要是观点不同,就话不投机半句多。八点多,她们站起来要走。突然,俩人绷起了脸,对着我们严肃地说:“你们要知道,你们实际上是站到了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立才和我听了吓了一跳,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原以为她们会亮出反对者的真面目,她们则又说:“刘少奇、邓小平有什么不好,他们有什么错,他们没有什么错。” 俩人不告诉我们真实姓名,却重复说了她们住的宿舍:“北京航空学院女生宿舍24号楼西边上二楼右边第二间”,要我们有事就去找她们。我们感到惶恐,向阳、红匕首她们那一句话,让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那封《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言行,在行动效应上,实际上是站到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边,站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右的一边。

  “革命群众”抓捕“反革命”

  涤西:《公开信》发表后,江青、康生、陈伯达都公开讲话了,把我们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等于是要画句号定性了。局势明朗了,我们就想做些防范措施了。可是我们往哪里躲呢?我们俩分工,他在校外活动,我在学校看情况。我的几个同学,利用学校已经停用了的浴室,修建了一个密室。你一眼看去,屋子里好像塞满了各种旧家具,实际上有个通道可以钻进去,有一块空地,有张课桌,开开窗子就可以跑到外面去。里面还有床可以睡觉。他们出于同学之间的感情,搞了不少花招。要是没有这个密室,我早就被人抓走了。

  好像是12月17号,学校里没什么人,我就在密室外边溜达。刚走上学生宿舍的台阶,一个同学就拉着我往浴室跑,把我给推到密室里,然后把门倒锁上。他刚锁好门,北航“红旗”的人马和我们学校“红旗”的人就过来了。我听见他们在外边打我那个同学,让他开浴室的门,他就是不开。可是我们学校“红旗”派了人盯梢,看见我跑进来了。我想这样不行,打开窗子就跳了下来。这一跳,被操场上的那帮人看见了,大喊“抓住他”,就追过来了。我那时候腿还没有因为坐牢被弄坏,跑得相当快。一米多高的栅栏,我腾地就蹿过去了。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我躲到一个角落的阴影里,那些人从身边跑了过去,没抓到我。

  第二天,我先去了北航,了解到白晓宏、曹XX都已经被捕了,是中央文革指示韩爱晶以群众组织的名义扭送到公安局去的。我去了北京图书馆找刘握中,恰好碰见他出来。我一看见他就问,你怎么变样了?他说是北航那两个女生向阳、红匕首给了他化妆的用品,还给了钱和一百多斤全国粮票,让我们赶紧逃跑。我说他们已经到学校抓咱们了。我们商量,这样抓我们是违反十六条的啊。所以,还得再写一张大字报,贴到中南海附近去,然后再往外地跑。于是,我们先到了北京市委,那时候市委很乱,有不少空房子,可没暖气,冷得呆不住人。这时,已经是凌晨了。刘握中就说,上我姑姑家去,没人知道那里。

  刘握中姑姑住在东四。我们进了门,刘握中就倒在床上睡觉了,他姑姑家的人也都睡着了。我在写字台那里起草大字报。大约还不到半小时吧,一道电光就从窗外照了进来。我知道是抓我们的人来了,肯定是跑不掉了。于是我对外边说,你关上手电筒吧,别闹大了。等外面的人关上手电后,我就把记录着那些同意我们观点的人的小本子掏出来,塞到炉子里面烧掉了,否则,将牵扯一大群无辜的人。万润南他们也就这么被保护下来了。外面带人来逮我们的,就是以前我们班经常一起读书讨论的一个同学。他知道这里,这次是他带着北农大“东方红”的人来的,开了两辆汽车。我烧了那小本子后,就把刘握中叫了起来,开了灯,一块出去了。

  他们把我们一直抓到北农大,天亮后就被警车送进了“半步桥”监狱。我并不恨那个来逮我们的同学,客观上,逮进去倒是少受了很多罪,关在里面多少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和我们一批被抓的还有李文博、乔兼武。随后,中央颁布了一个所谓的《公安六条》,这跟我们这件事是有很直接的关系。

  这个事件前后也就30多天。时间虽然很短,但事实上,它导致了反中央文革、反康生的“十一月黑风”、“十二月黑风”,这股风是由下而上的,使正在按部就班前进的文化革命节外生枝地受到阻滞。

  伊林:白晓宏他们被抓后,1966年12月19日,听到学校的“联动”们说,要狠狠打击敢于反对林副主席的人,我便悄悄离开北农大附中,傍晚时分来到北航女生宿舍24楼二楼右边第二间房门口。敲开门,只有向阳、红匕首她们俩个人。她们见是我,赶紧将我拉了进去。向阳说:17日夜里,韩爱晶的红旗将13号楼军队接待站抄了,将白晓宏、曹伟康他们几个人都抓走了。这时窗外的喇叭里正慷慨激喊着:“砸烂白晓宏、曹伟康狗头!”、“打倒反对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她们又反复谈起了两个司令部的事,说你们别犯傻了。她们翻出二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和十五元钱放到我手中,要我快点逃出北京。像姐姐嘱咐弟弟那样,再三叮咛,一定要逃出北京,也不要在外省的城市里,逃到外省农村去,越远越好。她们到楼道里看了看没有人,给了我一顶棉帽子,我就遮着脸很快溜下了楼。但是,与立才正准备第二天离开北京时,半夜在国子监官书院被捕。

  1968年8月1日,我走出功德林监狱的大门。管理监狱的士兵将入狱前搜去的物品归还我,向阳、红匕首送给我的人民币和全国粮票,仍然在小包里边。说起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危难时的救助,我怎能忘记呢。以后好多年,我多次找寻她们,但不知真实姓名,找了好几年没有找到。

  第一次的牢狱之灾

  涤西:我进了监狱,首先问我有什么政治背景,写《公开信》是谁支持的?预审员是个30多岁的军人,他就想要这个背景。他就问我是哪个老帅、哪个副总理支持你了。查出了背景他就能邀功了嘛,踩着别人才能上呀。他倒没有给我用刑,就是发脾气,吓唬我。当我回答我没有背景时,他咣的一下就将一杯水泼到我脸上,逼迫我说出背景来。可是,事实上就是没有啊。其实,伊林、涤西事件比较单纯。当然,这是我的观点。刘握中有另外的观点,他把后边接触的人扯进来了,比如白晓宏。我一直跟刘握中讲,白晓宏他们反林彪,咱们只是提意见,这是两个性质的事情。我还是很客观的。

  受我们牵连的还有瓦罗佳,在此之前,他跟我们并没有联系。因为他把传单送到了苏联大使馆,他被关进了学校的“牛棚”,实施群众专政了。还有那个帮我逃跑的同学,北航红旗把他给捉到北航去关了两天,还挨了打。再有,帮着我刻蜡板、印传单同学,也受点了苦,帮我张贴发放传单的,都受到点打击。我们被抓之后,他们都退出了“八·一八红卫兵”,我们的组织就这样散了。

  在拘留所里,我是关在单间。房子很小,大概有七、八平米左右,有个床铺,有一马桶。那里全是小房间,最小的房间只有一小条,没床板,人在里面只能站着或蹲着。半个月能让我们洗一次澡。另外还有放风,这时见面相互可以偶尔说上几句话,时间长了,看守员就喊了。

  我们是按现行反革命抓的,但是,我一直没看到结论,内定的结论也没见,就稀里糊涂地呆着。一个礼拜提审两次或三次,主要还是抓我们的后台。持续了有两、三个月,实在抓不出来他们也就泄气了。事实上,像白晓宏他们可能有什么背景,可我的确没有啊。那时候我们本身还是拥护文化革命的,没想到落到右派的立场了。

  坐牢期间,有时也把我们拉出去批斗。批斗的时候,没给我们上手铐。我们悄悄约好,在批斗时就一起喊口号。我们到清华大学两次、北大一次、农大一次,还游过一次街。我们一上台就一块喊“毛主席万岁”这些口号。我们这一喊他们说是扰乱会场,不让我们喊。两个人弄不动我,就增加到四个人对一个,其中有个人,你喊口号他就撕你的嘴,使劲摁着你。

  伊林:清华大学批斗我们时很凶,我特恨蒯大富。他搞得那个批斗太过分了,简直快要人命了。后来我见到他,跟他说了三次。我说,老蒯,蒯大哥,你可真了不起!当时差点把我们揍死了!他说,你当时反林彪呀。

  涤西:对蒯大富我开始并不恨。为什么呢?因为他反工作组,我也是反对工作组的。工作组要在我们班上划三个右派,为了保护刘握中,我和工作组进行了激烈斗争,有这么一个情结在里面。后来,他撕我们的大字报,我就对他不满了,恨他的成分就慢慢地滋生了。

  关押到四个月的时候,我就写检查了,不写是过不去的。我觉得总得想办法出去啊,这样何时是个头啊?我先写我认识不足,他们不满意。于是,我又检讨,我犯了右倾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负责任。不这么写通不过啊。白晓宏在我临出来的时候,也低头认错了。刘握中也就跟着低头了。

  我是1967年5月最早放出来的,没有任何结论。公安局的车直接把我送到学校,接着学校就组织大会批斗我。其实,应该死不认错就在里面呆着算了,出来反而倒不好了。所谓群众专政都是暴力的,受的罪更大。批斗大会后,他们把我关在办公室里待了几天,后来就自由了一小段时间。

  我回家后,我妈看着我就哭了。她是朴素的劳动人民,她说:立才,你要告诉我,我就不让你干了,可你干了就没辄了。我原来拥护林副主席,我现在不拥护了。我父亲抱怨我母亲说,都是你惯的,结果出了这么大的事。我父亲跟我是很温和的,也不直接说我。我对他说的话,也不当回事。但我怕母亲,母亲说话对我是一句等于一万句。自打我被抓进去,我母亲就吃不下饭了,1967年7月得胃癌走了。

  毛泽东派人救了命

  涤西:我放出来后,一起关的刘握中、白晓宏他们都被转到北苑学习班去了。为什么先放我?内幕我不清楚。我出来自由了几个月。但好景不长,学校又把我关进了牛棚。地点就在学校一楼原来的教研室,那里不是宿舍,好管制。当时不叫牛棚,就是不让你回家,限制你的自由,实施群众专政。白天强迫你劳动,夜里有人看守。

  牛棚比拘留所更可恶,整天在山上开采石头,重体力劳动。那时,我一顿饭能吃二斤馒头。我干活肯动脑子,技术好。我能找到岩缝,能判断石头的纹理走势。知道这块山石怎么能给采下来,而且还开得方方正正。于是,由我指挥凿,凿完了用手推车从山上运下来,修学校的桥基。这样,我在学校牛棚里待了一年半。那段时间,我三姐每个礼拜都骑着自行车给我送食品、粮票和钱。这种亲情支撑着我,我俩感情最深,无论多困难,她都帮助我。

  伊林:我是1968年放出来的。刚被抓进去时也没感觉到害怕。这还要感谢一个人,就是拘留所的丁所长。他胖胖的,个子不高,真是好人哇。他对我们这些孩子挺亲和的,我们从他身上得到不少温暖。老蒯快把我们斗死了,他来安慰我们,给我们送红药水,帮我们擦伤口,真的挺令人感动的。这对我们挺住自己的底线,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力量。他是个老警察,听说是从公安部挨整下来的。那老人真好,而且他胆子很大,对我们这样反林彪的人,他还打开牢门来和颜悦色地安慰你。他说,群众斗争嘛,反正是受点苦,难免有过火现象什么的。你们小孩子也不懂事。他没有把我们看成反革命,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我时常会想起他,非常感激这些人。张立才及与他同牢关押的谭力夫,对丁所长也都有很温暖的记忆。

  我从拘留所被转到了北苑学习班,是第一期。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没有能来,还被关押在功德林,他对我很好,隔着窗户给我唱歌,小声唱像哄小孩一样,他没能转到学习班,我很伤心。白晓宏等人是第二期。里面当时关押了一大批“黑帮子弟”,里面什么人都有,也有些挺浑的人。负责北苑学习班的武代表,当时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师政委,兼北苑学习班的军代表。我们那会儿天天和他们在一起,他和营长李守文对我特好。我们这些案子是绝对判不了刑的,是在毛泽东掌控之中,别人也沾不了手。毛泽东在文革中对中国人民、对历史造成了什么,人们可以是一个评价。不过那时对我个人来说,他老人家可是恩人。

  我在学习班里呆了一个半月。出来后,学校对我实施群众专政,先把我关到地牢里、水牢里。跟谁关在一起呢?就是那个瓦罗佳,当时说他是苏联特务。后来又把我关进了牛棚。那牛棚可真不如监狱,在牛棚里把人整得要死。监狱还有毛泽东管着,不会越过太多的分寸,可牛棚就不同了,所谓群众专政,打人往死了打呀。我后来真受不了了,傍晚在同学张若宏的掩护下,就从牛棚逃了出来。我跑了以后,张若宏却因此挨了一顿打,代我受罪。

  我逃出来就去找武政委,说我受不了了。然后,他亲自开着一辆吉普车,带着两个干部。其中有营长李守文。他也是我的恩人,对我也特好。他们几个半夜里来的,找我们学校军宣队的马团长交涉。他们说,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把他放了,你怎么还关着他?双方僵持到天明。那马团长坚持不干,顶着不肯放我,但是对我的态度稍微好了一点。结果没过几天,突然来了一个营长,也姓李,居然把这个团长赶走了。而且李营长亲口告诉我,他是直接奉毛主席司令部的命令,专门为解决我们的问题来的,他已经把马团长请走了。这是他的原话。他是由八三四一部队派过来的。我心说,谁这么大本事?一个营长能把一个团长赶走?除了毛泽东那道令箭牌以外,别人恐怕没这本事。后来他在学校开个大会,让我俩检查了没十分钟,照章念了几句,就没事了,我们就自由了。那可真是救了我一命。

  [1] 时为清华大学学生,后为四通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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