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 Google
  • 百度

文革之鉴

首页 > 中国治理 > 治理史鉴 > 文革之鉴

米鹤都:“林彪热”中想到的草根英雄(三)

原标题:草根政治—一条至死不渝的道路(三)

作者:米鹤都等采写编辑

来源:编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年10月08日

本站发布:2011年10月08日

点击率:4151次


    相关阅读:米鹤都:“林彪热”中想到的草根英雄 
              米鹤都:“林彪热”中想到的草根英雄(二) 

    又是一度“九一三”,网上到处可见为林彪抱打不平的长篇短语。我对林副统帅素无好感,当然也并不赞同将文革前期的污水全部倒在他的头上。不过,他确如一些文章所言那般“睿智”和先知先觉,为何在1959、1962、1966三个历史关键时刻,他却都义无反顾地站在了错误的一边。其实他的功过都是非常清楚的。不说作为一个真正以人民利益至上的历史人物,就从爱护个人“羽毛”的角度,他也不至于做出哪些助纣为虐的勾当。

  本文并非评述林彪的功过,而是由此想到那个黑暗时代中曾挺身而出的草根英雄。文革初起之时,曾经有两个不知名的北京中学生,给林副统帅发出了公开信。此信震动了全国,也激发了人们对绝对迷信的第一次反思。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远比此时正在制造现代迷信的林副统帅高明得多。尽管他们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依然对人民而后的反思留下了火种。

  在1976年的那次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文革暴政的斗争中,他们再次率先站了出来。1977年1月,他们和李东民等人一道,勇敢地在中南海、天安门和王府井等地贴出大标语,呐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追究镇压者的责任,呼吁邓小平的复出。很难说,这些当年的老三届们是什么先知先觉者,但是他们仅仅凭借着对社会和民族的责任感,再次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前面。

  当然,他们再次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两位草根出身的年轻人在文革中经历了数次的牢狱之灾和“群众专政”,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追求和对社会的责任。到今天,尽管他们不仅没有安逸的条件,居住和生活条件都很差,甚至多次牢狱之灾造成的病痛也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但是他们依然关注和探讨着中国改革的走向,保持着精神上的追求。

  我并不认为他们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素养见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并不影响我对他们油然而生的敬意。记得1977年高考时,北京的语文考试中有一段鲁迅关于“中国脊梁”的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很惭愧,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名言,也正因为如此,我把它记在了心里。在2010年的寒冬,当我看到张立才(涤西)拖着伤痛的腿一拐一拐地走来,眼望刘握中(伊林)消瘦的背影在大风中骑车而去,我马上能想到的,就是这段话。

  现将我对他们二人的访谈口述史发表如下,希望历史永远不会遗忘那些值得尊敬的人们。

 

草根政治—一条至死不渝的道路

                                伊林\涤西口述(三)

 

                                                  采写:米鹤都、墨 
                                                  
编辑:米鹤都

  上山下乡和林彪事件

  涤西: 1968年下半年,学校开始分配了,刘握中到山西插队去了。我虽然脱离了群众专政,但学校没有分配我,同学们都走了,我还在学校呆着呢。

  后来,东北建设兵团来招1969届的学生。因为是边境,人家对政治条件要求还挺严格。学校的军代表对我还不错,他说,你去跟建设兵团的人说说,看人家要不要你。你拿不下来也没损失。我这人亲和力强,能聊,给人的印象也不错。于是,我就自己上去公关了,三下五除二,把来招人的团长给摆平了,他同意接收我。这样我就去了东北建设兵团的一师五团,在五大连池那里。

  我到了那儿,先让我住在招待所,然后教小学的数学课。他们都知道我是反革命。海淀区知青办公室送我们过去的老夏跟我说,你可是现行反革命的底子,要积极表现啊。那招待所就在五大连池的边上,大厚墙,热炕。我带的箱子是我家的老箱子,里面装了很多马列书籍,卸的时候感觉特沉。人家还问我,你这装的是炮弹啊?怎么这么沉。其实,我是做好了长期呆在那里的准备。

  谁知才四个月,我这个关节因为天冷就疼上了,疼得我在那里呆不下去了。正好老夏又送第二批人到东北来,也住那个招待所里。于是,我就又去找他,开始向他公关。那时候公关不像现在用钱、用各种贿赂手段。我就和他下象棋,靠嘴皮子,用心理战术去磨。果然让他把我又弄回来了。1970年我分配到天桥皮鞋厂下属的一家生产可控硅的工厂。

  那段期间,我和刘握中失去联系了,我们也不敢联系了,心想,我们俩都是反革命,就别再挂钩了,让人家借此再整我们就没意思了。

  伊林:我们从1968年分手后,就没有来往了。我每次一回北京,派出所、居委会就明确告诉你,你是被监控的对象。所以也不愿惹事。那期间,我在农村苦是很苦的,1973年他还给我寄过白糖。

  涤西:1967年清华附中有个姓陈的学生,曾给林彪寄了一份信,批判林彪,但没有公布于众。结果,他也被监狱关了一段时间,后来去插队了。我是通过清华附中的同学认识他的,曾去找过他。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最早就是他告诉我的这事。我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林彪真完蛋了,我马上就联系刘握中。这当中又有个黑色幽默。我给刘握中去了封信,那时候群众的“革命警惕性”高啊!和刘握中在一起插队的还有我们学校其他一些同学,其中一个同学看到是张立才寄来的信,也许是怕我们有什么“反革命活动”吧,就把信给私拆了。打开一看,哎呀,张立才居然说林彪完蛋了,这又是恶毒攻击、反革命行为啊,他马上就去检举啦。

  伊林:那老兄闹了一个大笑话。他跑到公社检举我们俩反革命死灰复燃,结果那公社干部拿出文件来了,说你看看,是不是林彪已经叛党叛国了?那小子一下子就蒙在那了。

  涤西:林彪死了,我又和刘握中接上线了,我们都如释重负。我当时还在学徒呢,他马上让我给他寄东西。他在乡下苦得要命。这也是我一直欠人家的,所以老照顾他。

  那时我们还没平反,但已经不算个事了。共产党办事就是稀里糊涂,也不认错,也不给你搞清楚。其实对于林彪,从我个人来讲,我并没有反对他,但也没有想到他是这么个下场。

  未忘忧国再度入狱

  涤西:我在工厂里有段时间还挺受重视的,因为我能干活啊,很快就能顶把手用。批林批孔的时候,人家写稿还让我代写、修改。逐渐,我和很多朋友恢复了联系。当时处于极左的氛围中,我的思想算比较右的,还是感觉到压抑,就又想发表点意见。

  1972年初我和刘握中又合作了一次,写了篇批左的文章,题目是“论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还是他起草,我修改。这次我们用的都是真名。我们认为,中国到时候了,应该从左向右转了,大体就这个意思。我们给《红旗》杂志送去了。稿子当然不可能登了,反馈回来后,工厂搞政工的又开始盯上我了,老找我的茬。

  这期间,北京发生了一件事,以李厚祥为首搞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这小组的人员很多,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反江青的。他想扩大影响,要找一些支点,就找到我了。我那时还在皮鞋厂,和一个同事经常在一起下围棋。这个同事后来就介绍李厚祥来,我们表面上是作为棋友认识的。我们聊了政治形势,都对那种极左状态不满意。其实,公安局早盯上他们这个共产主义小组了,正准备收网呢。后来把他们逮捕了,我也沾了个包。不过,我没参加过他们的任何活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所以没逮我。但是,我和他们有联系,再次引起了政工组的注意。

  1973年以后,工厂重组,皮鞋厂下面不能搞电子产品,我们那个分厂就并到北京仪表局了。重组以后,政工部门还盯着我,前后盯了我十个月的梢,老想找我的茬。这时正好出了一档子事。一天,我跟同事下班后在配电室下棋。他把电炉子打开了,我看到了但当时没有理会。下完棋后,我们俩一块出去,他回家了,我上了三楼的车间。不久,烟就熏上来了。我才想起来,坏了!刚才电炉子没关。于是,赶紧冲到一层,已经到处是烟了。我看到电炉子把撑东西的木梯子烧着了,起火了。我当机立断冲了进去,把七个电闸都关了。电闸热度很高,我的手被烧得嘎巴了,头发也烧没了。火灾不严重,只是把配电室烧了。大家就送我到医院去了,刚包扎完伤,工厂保卫科就来人监控我了。

  一会儿,警察也来了,把我带到宣武公安分局去了。我为人正派啊,主动承担了责任。我们俩从一个屋里走出来,我要是顺带注意一下,就不会引发这个事故了。但不管怎么说,我都是救火的啊。

  宣武拘留所的预审员是个很左的人。他上来先审问我给《红旗》杂志投稿的事,我说这是我的观点,而且真名真姓地给党刊投稿,怎么了?然后,又审我跟那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联系。我说我跟他们只是认识,我又没有任何活动,又怎么了?第三件事,他才问我对失火有没有责任。我说我有责任,他记录了,让我签字。我也按了手印。于是,我就等啊,等了有七、八个月了,他们还关着我。到第九个月,他们才再次提审。这回换成宣武法院的法官了,但还是在宣武公安分局审理,一共审了我三次。法院这次不提别的事了,就说失火。他们问我,失火你有没有责任,我说道义上我有责任,法律上我没有任何责任,而且我还有功。在火灾危难时刻,我能拉开七个电闸,使火势没扩大,如果火顺电线跑火,那国家损失就大了。我手烧焦了,头发烧没了,好多人都亲眼看见了。我说,你说这火灾是谁造成的?不是我造成的,我没有任何法律责任。那个同事的父亲是北京市委的老干部,你们不敢抓他,怎么把救火的抓进来了?你们连点良心都没有。我在法庭上说到这儿,一杯热水咣地就泼到我脸上。这就是共产党的法官,一点不知羞耻,都是些官本位的混蛋。几次审讯下来,他们失望了,没法判我。到第十个月把我放了出来。

  我被糊里糊涂地抓进去,糊里糊涂地放出来,也没有个说法。后来,我就往宣武分局递申诉材料,这才重新给下了个结论:说我还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但是对于失火还是有一定的责任。因为这不是法律上的结论,你跟他辩解也没有什么意思,他就是要给你留个小尾巴,证明他抓得没错。也幸亏我那位同事,死咬着说电炉子是他开的,我没有动过。他要是稍一改口,我就得被判刑了。

  1975年被放出来后,就不能再回原来厂子了,转到了牛街的无线电十二厂。到那以后,每天做重复性简单的劳动,就是给电阻烫棒,这是我最腻味的。于是,我就每天睡会觉,睡起来再干活,就这样我干的活儿都比其他工人多一倍。工人每天应该干八两算及格,我老是一斤六两。厂长、书记来检查,说张立才这小子,我看他光睡觉了,怎么还干了这么多活儿啊?

  那个年代,做个非常正派的人走过来,都很难呀。

  我在“四五”当中

  伊林:当年,在华国锋之前,用非常手段对付张、江的想法,并不是孤立的。1975年5月间,我在前门大街上碰见白晓宏。我们走到前门城楼下面僻静处,他告诉我:一些将军们对江青、张春桥他们倒行逆施,已是无法忍受。有次军队的会议上,谈起四人帮的某些行为,几个将军气得拍桌子。白晓宏说得激动起来,有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说:“可以采取‘清君侧’的办法。”他说:“先到两位将军家里聊聊再找周荣鑫,看他能不能说通邓小平,邓小平不点头不行。”我说:“恐怕邓小平没有这个实力,面对主席,也没有这个胆量。”约定,秋天他来找我。

  5月25日,辞别朋友,乘车往南方长沙,到母亲那儿去。列车中午至汉口,下了车,傍晚,来在武昌桥头。有感,作《念奴娇》词一首。记载:“5月间朋友来,谈及有将军们拍案而起。吾与之商,回湘探母后,与之共事。过武昌桥头,有感,作此词。词曰:

  惊雷过后,

  望天涯,无数峰岚寂寞,

  浊物中流摧砥试,

  两岸清清濯濯。

  引月生华,

  斜阳下桂,

  收满一天色,

  凉风帔意,

  桥飞惊起鸦落。

  神意未到十年,

  江山容媚,

  雄伟应如旧。

  璧玉连城藏画语,

  兰艇瑶池归泊。

  立宇楼台,

  环宵舞榭,

  翠荫云中路。

  晓天素手,

  弦歌弹与谁说?

  秋天来了,但一直到深秋,没等来白晓宏,却看到了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

  1976年春天,中国发生了广大群众悼念周恩来,并以此表达对于毛泽东的不满情绪,对于执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四人帮”则是极为讨厌与反感。4月5日上午,天安门广场国旗右前方聚集着上万人。因为广播了对总理不敬的语言,一辆灰白色宣传警车被愤怒人群把车掀了个底朝天。一名男警官和两名女干警,被倒斜困在有点变形的小汽车内,车门打不开,苦苦哀求围住汽车的群众,放他们出来。当时,呼口号声,此起彼伏,人群的情绪越来越激烈。有人喊,烧死他们!对,烧死他们!有几个学徒工模样的小青年,从衣服口袋里摸出来了火柴。其中一位,距我很近,瘦长的个子,白净的肤色。他打开火柴盒,拈出一根火柴,划了一下,因人群挤动,没有划着。当他正准备划第二次的时候,我迅速伸过手去,按住了他的手。我说,小伙子!不能死人,一烧死警察,他们就有镇压的口实了!那几位小年青听我讲得有理,就顺从我,把火柴放回了口袋。我招呼大家,把推翻了的汽车,再翻了过来。警察推开汽车门,出来了。他们那份终于得救后的心情,连连向人群表示感谢的样子,至今有时都还在我脑海中盘旋。一位女干警,她特意向着我表示了感谢,似乎在倒置的车箱内,她听到了窗外的几句对话。我当时下意识里,隐隐约约觉着,你们不应该感谢我,真应该感谢第一监狱的丁所长,那位慈祥的长者给了我真善美的启迪。

  约摸过了一、两个小时,纪念碑放花圈的地方,人群突然骚动。人们在追打一位穿深色衣服的男子,指责他说了一些贬损周恩来总理的话。那男子朝西面人民大会堂逃去。人民大会堂东门多层台阶下面,军队用人墙布置了五层阻拦线,士兵们手挽着手。那男子出示了什么证件,士兵抬起手,让这个对总理出口不逊的人,钻了过去。他跑上台阶,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前回头望着。他本来就是从人民大会堂内出来的。群众被拦在广场干瞪眼,过不去。于是人群急了,开始是几千人冲击军队防线,一会儿便增加到几万人。几万人推搡几次,冲击了几次,但是铜墙铁臂,冲不开。那时的民众,经过文化大革命运动,懂得策略。几次冲不动后,大家冷静了下来,做军队的工作,动摇军心:“你爱不爱总理?”“你怎么能保护骂总理的人呢?”军官回答:“我们和你们一样,热爱敬爱的周总理。”这时,我在人群之中,跳起脚举起手,高喊了一句:“人民子弟兵爱人民!”我个子本来就高,嗓门也大,在这一声“首发”的启动下,数万人齐声喊了起来:“人民子弟兵爱人民!”接连喊了两次,类似的口号又有人带头喊,奇迹发生了,士兵们、军官们散开,民众冲上了台阶,民众冲上了人民大会堂。

  过了响午,肚子饿了,就到立才家去吃饭。朝天桥走的路上,不知怎么有个古怪的念头忽然闪到了我的脑海里:今天要是那个学徒工,划着火柴丢了进去,把三个警察活活烧死在警车里,那事情就天大了。按毛爹爹的性格,他拼着最后一口气也会有所作为。他老倒是不会残酷镇压广大群众,倒是会对邓小平采取极端措施了。

  过去四、五天,一天下午,街道主任黄大妈走进我家,叫我去顶银胡同居委会,说是有点事。走进居委会,里面三个警察,我以为事发了,要抓人走。有位老警察坐着,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和一支笔。他示意两位小警察拿张凳子给我。小警察好凶的,拿张凳子向对面墙边地上一甩,便恶狠狠地对我说:“你老实交待!”老警察,显然是一位领导,他示意两个小警察不要说话。审讯开始,老警察便先告白:“我们是例行公事。你说吧,四月五日那天去没去天安门广场?”文化大革命,练就人们一项本领——当面撒谎,不带脸红的。我立即回答,没去过,没去过,那几天,我天天在家。他又问,你确实没去过?他看了我一眼,好像在示意我:就这么回答。他大实话都说了,“例行公事”嘛。我当然一口咬定没去过。他做了记录,审讯前后加起来也就十多分钟,就结束了。老警察,面容削瘦,但态度温和。两位小警察,都面有红光,却像戏剧里的衙役一样,吆三喝四的,真不知道他俩为哪个主子卖力?我出到院子里,看了他们一眼,心里说你们怎么这么蠢呀。

  第三条道路

  涤西: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也到那里贴了诗。大家要发泄嘛,那里是一个发泄的场所,是解压阀,跟北大三角地一样,一个道理。现在这个社会缺的就是解压阀。那时,刘握中已经回北京了,分在北京火车站旁边的那个开关厂工作,住在他姑姑家里。

  刘握中初中和李冬民是同学,所以介绍我跟李冬民也认识了。在毛主席刚逝世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写的是第三条道路,预示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景。那时还没有人敢提这些。当年,我们的《公开信》是全国率先提到大民主、提到普通群众监督党和国家领导人权力这一敏感问题的,被说成是“惊雷”,实际上它具有探索民主程序和体制的意义在内。那时,向阳、红匕首不是说我们右吗,那我就想再往右的方面探索一下,看看向右的这条道是不是能走得通?我早就看过考斯基、伯恩斯坦、卢森堡的那些理论,他们的思路对不对?这时期我也经常翻阅美国历史,给我震动最大的是它的政治民主手段,在众多管理型态中可以说是最优秀的管理型态,是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刘握中看了文章后,就把李冬民领来了,非要我的这篇文章。我说,我这文章没署名,不希望传给别人看。你看完后要还回来。

  1978年,李冬民很欣赏“第三条道路宣言”这篇文章,他把它在北京的青年人中广泛传阅,这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第一条道路指的是毛泽东左的路线;第二条道路是指刘、邓温和的路线,但是他们不主张政治体制的改革;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全面的,即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必须以政治改革为前提。我没有引用马恩的理论,当然也不能引用考斯基的话,是用自己朴素的语言分析和阐述。文章正标题是“目前形势分析和几点估计”,副标题为:第三条道路宣言。

  文章通过大量分析,提出几点估计,最后提出一种思想,引出一个趋向来,很清晰地阐述了第三条道路。文章都是从正面说的,这样抓不着什么把柄。我也支持邓小平,希望邓小平按这个路线前进,因为他是可以代表民意的人物。当时我也比较成熟了,布朗基主义早就扔到一边了,反过来研究一下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是有意义的。社会民主党推崇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如果通过议会斗争社会主义能够和平长入资本主义,那是件很好的事。这点我喜欢,符合我的性格特点。刘握中大概属于激进自由主义者,我大概属于理性自由主义者,这也就是我俩的不同之处。

  李冬民事件的起点就是从第三条道路开始的,他们到我家里来,一起开过五次会,探讨这个问题。李冬民把这篇文章也传给他那些核心人物看了,然后在一起探讨。在原清华附中“井冈山”组织负责人刘刚家也探讨了一次。这些人中有偏左的,李冬民、刘刚是偏左的。我们被定性为右派,钟加仑那一伙也是典型的右派,钟当初因为反林彪,在军队被判了二十年徒刑,还差点把他杀了。这些组织工作都是李冬民做的。后来有一次开会,决定要公开上街刷大标语,钟加伦他们提议要把重点放在打击刘传新上。刘传新当时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是镇压“四五事件”的刽子手之一,要写就写这个。大家对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没有不同意见。然后,讨论提出平反“四五”运动的方案,标语内容是明确的:“必须给四五运动平反”、“刘传新必须为血腥镇压负法律责任”。那时候我们就提出了法律的概念。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最后,争议的焦点落在呼吁恢复邓小平职务和领导中央工作的问题上。拥邓的问题是我发起提出来的。第三条道路提出民主改革,这谁都欢迎,年轻人有共同的趋向,希望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民主,这毫无疑问。但对政治民主改革这点有异议,分歧就在拥邓这个问题上。李冬民开始处于犹豫状态,他说不能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一个理由,但现在中国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高度集中指导下的政治体制,如果这个体制内出现能够推行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那也是件好事。做一个自下而上的群众性呼吁,要推出一个代表民意的人物。从这点来讲,邓还是能起很大的作用的,历史学家也会认可这点的。我们就反复做李冬民的工作,他也不坚持,最后大家统一了。大标语就贴出了“坚决拥护邓小平恢复中央领导工作”等口号。现在看,冬民的意见是对的。

  走在历史的前沿

  1977年1月8号,我们在天安门前贴标语条幅。当时是我和刘握中去刷的标语,大标语是我的手笔。这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啊。写标语的房间是李冬民安排的,并准备了书写工具及纸张。钟加仑是部队的,他派了两个战士,提了四桶浆糊,自行车后面上放一个杠子,一边挂一桶。他自己开一辆无牌照的汽车,开到前门那儿的广场上,刷完后就赶快上车走了。我和刘握中从天安门一直贴到王府井的海洋局那里,能贴的地方都贴上了。景山三座门总参那里我没去,刘握中去了。

  文革十年,北京的中学生在很多地方超越了大学生。文革初期不说了,这时毕竟是我们这些中学生首先把恢复邓小平职务、给四五平反的大标语贴到了天安门。不管事后说,我只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功劳也好,但我们毕竟是做了这件事了。说白了,这是一种历史的担当。我当时也想到可能会再进监狱,但总是有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两个凡是”的厌恶,因为它阻碍社会的进步,不把这个结解开中国怎么前进?现在又有一个结,不管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多大经济成就,但三十年来对文革体制还不调整、不修正?该修正地方太多了,经济自由主义泛滥,引发腐败;民主文化的沉沦,其毁坏不亚于文化革命啊。这都需要理性的回归。现在哪个利益集团能够放下自己的利益,推动全面的改革?

  很快,在北京市委吴德等人汇报后,华国锋下令把李冬民等人下狱,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罪名之一居然是要抢军火救王洪文,简直风马牛不相及,真敢编呀!李冬民被抓后,我和刘握中都没被抓进监狱,这一次又是群众专政,关了我七个月。我的关键问题还是第三条道路,吴德认为这是个把柄,在审查我的时候就说,你是李冬民集团的骨干、理论家。后来,丁国钰派来的工作组撤了,才放了我。当然,还是糊里糊涂地放的,什么也没说。我现在走路一瘸一拐的,这个腿病就是那时候关在地下室弄的,浑身起那红疙瘩,大骨节病关节炎,摧残人的身心啊。到现在也没人管。

  伊林:我和李冬民是初中同学,原来不熟悉。后来联系上,谈得很投机。约在1976年11月下旬。我向他建言,提出发动首都的民众,公开呼吁两条要求:一是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要求中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要说渊源,应是来自10年前,向阳、红匕首挑明的那一句话语:“你们要知道,你们实际上是站到了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也是10年前秋日,李文博、乔兼武“新思潮”的民主自由启蒙。

  对于第一条,冬民当时就认为可行;对于第二条为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呼吁,他说让他考虑一下。冬民做事很有条理,过了两天的一个晚上,冬民到南纬路的立才家,我们在等他。他说,第二条,呼吁要求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可行。我们三人讨论到11点多,冬民才走。我们认为,今年“四五”时,希望变革的上下各阶层群众本来就同情和支持邓小平,现在呼吁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有广大群众运动的基础。如果成功了,也就将“四五”群众运动的民主作用显现出来了。华国锋、汪东兴他们,若没有“四五”时期各阶层广泛的民意基础支持,他们是不敢发动部队逮捕“四人帮”的,华不敢下这个决心。所以应当看清,“四五”运动在历史上的效应。

  第一条要求为“四·五”天安门广大群众运动平反与第二条要求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两条内容是密切相关的,相辅相成。立才拿出来毛泽东主席去世之际写成的《第三条路线宣言》,该文很有新意。我接过来,交给了冬民,要他看一看。《第三条路线宣言》认为,中国应立即同时开展民主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既不能走文化革命的路,也不能走文革前十七年的老路。冬民觉得好,带走给其他同仁。这样,立才《第三条路线宣言》就传开了,成为“李冬民事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准确点说,这是“李冬民事件”的主要理论基础。

  我们在1977年1月7日夜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冬民提出第二天公开贴标语时,应有一张批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标语,被钟加仑否定了。到现在,我还非常佩服钟加仑,他提议将吴德的标语,置换成“公安局长刘传新应对天安门流血事件负法律责任”的标语。钟加仑改定的这条标语对后人有着法律警示作用。标语贴在天安门下观礼台上,以后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了。

  “李冬民事件”并非遵循那种“不破不立”哲学,没有一点反对华国锋、吴德的意思,只是呼吁让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没有“破”,只有“立”。但这不知刺激了华国锋、吴德哪根神经,后来他们自己闹到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亲自指示逮捕李冬民等人。据说为此事,全国各地抓捕关押了400多人。

  历史是严肃的,但有时却会跟你开玩笑,而且玩笑会开得让你很难过。1989年6月4日,我又在天安门广场。我午夜过后往天安门广场走。天桥方向,子弹的弹道不停地划破夜空。广场的南半部,上万手无寸铁青年学子们,平静地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广场的北半部,浓烟滚滚灯光暗淡,天安门城楼已看不清,下面东西两厢全是黑压压的军队,军队方阵前面是一辆燃烧着的装甲车还是汽车,火光比灯光还亮。我站在国旗的旗杆旁边,孤零零的,我自己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就那么久久地佇立在那儿……

  自己写的平反结论

  涤西:我被放出来,厂子就对我好一些了。工厂有一千多台旧电动机要更新,要花三十万买。厂里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修好了其中的八百台,省了一大笔钱。厂长立刻对我刮目相待,正好机加工的划线钳工要退休,他就让我顶上去,对我说,现在缺一个划线钳工,你试着来吧。划线工是高级钳工。我就跟那个老钳工说,我没干过,你得传授我两天啊,他说行。可他第二天就走了。我想坏了,这活儿干不好别又成反革命了,因我一个人造成停产,责任重大。我当夜就找我叔叔去了。他是高级技工,马上给我解释这程序。学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上阵了,一个零件都没出问题,没出过一次差错。就这样,在划线钳工这个岗位上干了两年左右吧。

  刘握中是1978年考上了大学,到人民大学上学去了。我是被耽误了,没能去考大学。大概是1979年我给胡耀邦写了封信,是关于伊林、涤西的平反问题,直接寄到中央组织部。很快,北京市公安局就来了一个处级干部,岁数挺大的。他说,我给你平反来了,结论你可以自己写,我们给你打印、盖章。我说,那不行,当初是公开给我打成反革命的,我现在也要公开平反。这个结论,我可以自己写。

  那时刘握中还在上大学呢,我跑去找他。我说咱们的平反结论是一样的,要自己写。刘握中说,那你写吧,我上学呢。我说现在探讨的是要公开平反的问题,看能不能同意。我自己写完了结论,交给公安局这个处长。他挺鬼的,打印出来以后,他直接发给仪表局政工科了,没有搞公开平反。不过,他还是把意见反映上去了。

  之后,徐明河——一位新华社的老编辑,找我来了。他约我给《瞭望》杂志写一篇关于伊林、涤西的历史回忆。我也不能把自己说成是反林彪的英雄吧?我写得还是比较温和。之后,他帮我发表了,署名是张立才。这是很高的荣誉了,说明各方面开始重视你了。工厂认为《瞭望》是党刊,各党支部都订阅。这样厂里都知道了,全厂都嚷嚷开了。书记找我说,党刊开始登你的文章了,全厂都轰动了,你还是很正确的。你得入党啊!后来,徐明河又告诉我,可以录取你到新华社工作,这是上面的意思。我把表都填了,但最后没去成。据说,名额让高干子弟给顶了。后来,我到仪表局的职工学校教了一段语文,就到万润南的四通公司工作了,兼任四通太原公司的总经理。

  胡耀邦逝世的时候,我从心底感到对耀邦同志的尊敬,就从太原给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发了一份电报。我写得比较猛,提到胡耀邦是辛亥革命以来最伟大、开明的政治家,是超党派的伟人,君子坦荡荡等,写得很漂亮。发了电报以后,我找到徐明河,问他认不认识胡德平?他说认识。于是,我弄了两个最好的鲜花花圈,一人多高,那时八百块钱一个,又找了一辆大的面包车,由徐明河带着我们去胡耀邦家了。耀邦夫人李昭跟胡德平出来接待我们的。我们把花圈摆到灵堂那里,一看周围,就这两个花圈是鲜花的,其他都是纸花的。那时候,感情上来了,我哭得眼泪哗哗的。

  我这辈子总是在搞自下而上的草根政治,坎坎坷坷,三次被抓、两次入狱。所以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女朋友,直到36岁才结的婚。当然,这过程里面戏曲性的插曲也很多。但是因为走上了这条道,也就是说有一股惯性,就必须往前走。我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可能还要继续往前走,对我而言,这是一条至死不渝的道路。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伊林:我是1978年上的中国人民大学,大学毕业后,被强行分配到湖南的一家农业银行工作,后来我自己调到了深圳。我是1984年结的婚,爱人是老八路的后代,老丈人是山东人,是随“四野”南下到湖南的干部,他老人家打仗很英勇、很有能力,但也是挨整的。岳父文革前是湖南省政府的局长,当地干部整南下干部,结果他在文革前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时给判了十年刑。我这个国民党的后代挨整,找个共产党的后代也挨整。

  两岸交流以后,我父亲到了大陆,我就跟着我父亲他们混,帮他管理公司。结果,台湾的老板间打架,最后公司垮了,我也失业了。

  像我这样的人,在国共两边都不受待见,是那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人。共产党说你是残渣余孽,没给个好;国民党又认为你被洗脑,有共党嫌疑,甚至我父亲死时都没批准我去台湾吊唁。那才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所以,当我看到国民党跟共产党再次握手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

  现在,我已经办了退休手续。暮临回首少年狂,对当年写这封《公开信》,我没什么后悔的,也谈不上后悔。这是文革当年的那种思潮把我裹进去了。当时要找一个现实的目标来实现大民主,就找到了林副主席,写出了“对不起……,请靠边站……”,才演出了这一场人生悲喜剧。谈到为“四五”平反,呼吁老邓重新工作,我也只是尽到了一个公民的历史担当,余下的让历史学家们去评说吧。有句话说得好:让历史朝向未来。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相关阅读:

评论:

关闭窗口
此处显示新 Div 标签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