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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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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霖与文革知青的命运

原标题:我看文革·之四

作者:姜草子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年10月18日

本站发布:2011年10月18日

点击率:2681次


  在上一篇关于文革的文章中,我提到一件事——文革中有些女知青在招生、招工回城时,遭到一些有权决定她们命运者的玷污。这激怒了一些人,她们跟帖时骂了我好一通,然后反驳说,玷污女知青当时要受到重罚,谁敢做这种事?

  我这里要指出一下网友的逻辑瑕疵:一种行为,因为会受到处罚,就没有人去做吗?杀人放火之类,自古就不被允许,轻者坐大牢,重者杀头,难道这些犯罪绝迹过吗?说一种行为不被允许,会遭到处罚,就无人去做,不存在这种现象,逻辑上说不过去。

  重要的是,这几位网友没有搞清楚一个事实:文革中玷污女知青为何要重罚,有关政策是何时出台的?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出台,已经是很晚的事了,那时有些早早(文革前)下放农村的知青,已经在乡下呆了五六年、六七年,在此之前,官方并没有这方面的严格规定。而这一政策之所以会出台,恰恰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玷污女知青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引起了知青家长和亲属的极大不满,并惊动了高层。用如今的话说,当时某些基层权力者对女知青的玷污,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维稳”的政治问题,高层必须采取措施予以打击了。

  这从文革中到处张贴的判刑布告中,亦可看出一斑。现在有些人,把文革吹得天花乱坠,胡诌什么文革的中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文革中那些张贴在大街小巷的刑事布告,恐怕就能使这种说法不攻自破。这些公开张贴的刑事布告清楚表明,文革中的刑事犯罪现象同样非常严重,正因为如此,那时的各级专政机关,才会每判决一批刑事罪犯后,,就把判决印成一张张白底黑字的大布告,大街小巷到处张贴,以震慑其他潜在的犯罪分子。这种布告隔三岔五的就会张贴出来,有时一两张,有时三四张,有时一长溜的有七八张。每张布告上约印有三四位罪犯的姓名、犯罪事实简述,判决结果,相当于压缩版的判决书。这些布告都按照犯罪性质的严重程度,从上往下排列,排在上面的经常有死刑犯。有时判死刑的人很多,整张布告上全是死刑犯,姓名上面都打着红叉叉,远远望去一片红彤彤的,令人触目惊心。那时刑事犯罪的主要种类也跟现在差不多,无非是杀人、强奸、团伙抢劫、偷盗等等。有意思的是,那时的布告上也出现过组织卖淫罪,虽然只是极为罕见的个案,并且,主谋“妈咪”和几位主要的卖淫者,无一例外的都叛了死刑。湖南益阳一家旅店的女负责人,就因为组织服务员卖淫,吃了枪子。

  文革期间的刑事布告中,有一种与性相关的犯罪,经常会出现,也因为在那个禁欲的年代中,这种犯罪粘上了“性”字,布告围观者众。这即是破坏军婚罪,指男人诱奸和通奸了军人家属。在文革的中前期,涉及男女关系之事的犯罪行为,除暴力型的强奸(包括性侵犯未成年人)罪之外,主要就是破坏军婚罪了。至于诱奸或通奸女知青,文革中早期的刑事布告上,几乎找不到这类判决案例。

  但后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除破坏军婚罪外,张贴在大街小巷的刑案判决布告里,开始出现以“破坏知青上山下乡”为主要罪名的“流氓犯罪”案例,而且犯罪事实也与破坏军婚罪相似,指男人诱奸和通奸、而不是强奸了女知青。尤其是到了文革晚期,在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之后,将诱奸和通奸女知青与破坏军婚罪等同视之,加重处罚这类犯罪的案例便越来越多,在当时的刑事布告中,有关判决也越来越显眼。为何到了文革晚期的时候,因玷污女知青而受到刑事处罚的案例越来越多?就因为知青问题问题之严重,在李庆霖事件之后,已彻底浮出了水面,高层必须采取措施了。这其中就包括女知青的性保护问题。

  李庆霖是福建莆田人,年轻时曾当过中学校长,1957年划为右派后,被贬至一家乡村小学任教。1972年12月20日,李庆霖因自己当知青的儿子在农村口粮不够、无钱购物看病等,心力交瘁,琢破釜沉舟,毛着胆子冒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倾诉知青生活之悲苦。他的信不算长,现全录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 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署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 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 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贵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莱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 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李庆霖的晚年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 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 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 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 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 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莱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 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 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 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 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 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 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 上因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 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 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 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半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 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 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 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 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 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 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 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 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 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 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 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 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 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 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 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谨此致倾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很快,也就是李庆霖的这封信发出四个月,毛泽东给他回信了,如下——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4月26日 自由、幸福

  李庆霖是个右派,教小学的小人物,他给毛泽东写信,不使用“最敬爱的”或“敬爱的”尊称,而是“尊敬的”这种不带情感色彩的称呼,现在看起来无所谓,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是大逆不道了。他在信中说自己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还用给毛上课的口吻,多处告诫毛应该怎么样,这些加起来,足以叫他掉脑袋。我知道的那时许多以“恶毒攻击”为罪名的反革命,大部分人的“恶攻”用语都没有李庆霖这么严重,但其中的不少人都判了死刑。李庆霖被划过右派,知道自己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但他还是发出了这封信,这表明当时的他已经绝望悲愤到了何等地步,他无疑是豁出去了。

  奇怪的是,收到信的毛没有不悦,还很快给他回了信,给了他3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更奇怪的是,这封信竟然到了毛的手上。文革中,给毛写信的人何止成千上万,这些信能到毛手上的凤毛麟角,绝大部分都在中间被过滤或挡住了,李庆霖的信可以说是个奇迹。

  这其中的原委,就在毛回信中“全国此类事甚多”的话语里。这段话表明,在李庆霖写信之前,毛已经非常清楚知青的状况,知道知青生活的种种不堪,已经是全国范围的事。所以他才会说“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行事向来善于抓典型,现在李庆霖的信来了,毛立马抓住了这个典型,也接受了李庆霖的满腹牢骚。李也因此躲过一劫。

  毛已经知道的基层社会之事,他周围那些高层大员自然也早已了然于心,清楚知青问题已经有多严重。因此,他们没有拦下这封信,而是把它交给了毛,也就合情合理。

  后来披露的资料表明,李庆霖的信是四人帮呈报给毛的。这也好理解,以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当时守在毛身边,能够把李庆霖的信直接送到毛那里的人,也主要是四人帮那几个了。而四人帮愿意这样做,有一个政治上的算计,那就是他们想借日益严重的知青问题,打击刚重新上台的邓小平,以及周与邓重新扶持起来的一批“正在走的走资派”。说实话,文革中的知青问题是长年累月累形成的,邓小平当时刚上台,把知青问题与他含沙射影地扯在一块,借李庆霖打邓,确实不怎么地道。但宫廷政治就是这么肮脏,不肮脏就不是宫廷政治了。

  在这场宫廷政治的大戏中,最可怜的还是小人物李庆霖、李给毛写信,虽然躲过了第一劫,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可后来他被四人帮利用,到处作报告“反潮流”,反击走资派的“右倾翻案风”,四人帮一倒台,他终究还是以现行反革命的名义被判了无期徒刑。

  李庆霖写给毛的信,语言完全与当时的风格相反,充满悲情和绝望,还不乏冷漠、讽刺、挖苦和自嘲,对毛也缺乏任何感情表白。他的信中披露的知青生活状况,完全可以用一贫如洗、走投无路来形容。读完这封信,人们很难回避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当年知青的生活有多么艰难;当时的中国农民,日子过得是多么的困苦。此外,他的信还披露了一个情况:文革中的中国官场,也已经很腐败了。这些腐败表现为“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表现在“执掌大 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 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也表现在底层民众“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如今的中国,腐败已完成“转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贪腐的钱财越来越多。但就腐败形成的权力结构,腐败的世袭与小圈子特点,甚至腐败者所用的借口、托词、高调语言等等而言,现在中国官场的腐败,在政治上可以说与四十年前一脉相传。

  李庆霖的信,用今天的眼光看,就叫做“文革原始资料”。这种原始资料还包括上面所说的大街小巷张贴的布告、当时的大字报,知青所创作的小说。诗歌、段子等等。它们与高层集团文革中的文献一起,构成了关于中国文革的最真实的历史画卷。现在的中国人,为文革争破了头皮,可它们争来争去的东西,大都是一些基于意识形态的隔空喊话,远不如这些原始资料来得生动而又靠谱。依我看来,大家伙还是做点实事,多收集和整理一些这类原始资料为好。有了大量的这些原始资料,大家伙再来认真读一遍,心里就会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知青又是怎么回事。

  2011-10-17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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