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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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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陈伯达做秘书

作者:缪俊胜

来源:《中国改革》2011年第5期

来源日期:2011年11月23日

本站发布:2011年11月23日

点击率:2787次


    接到杨德中的电话时,我在北郊木材厂,时为1968年6月。他说派车接我到钓鱼台十五号楼。我到后没几分钟,陈伯达从楼上下来问了问我的基本情况,就让我回去了。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通知我到十五号楼报到,我就算正式到陈伯达那里工作了。

  ◇ “夫妻照”和社论的故事

  我去那里是在陈伯达原来的秘书王保春调走以后。王离开是因为所谓“傅崇碧冲钓鱼台事件”。傅要到钓鱼台来,联系电话是王接的。傅是北京卫戍区司令,王哪有权阻拦呢?进来以后惊动了江青,她火儿了:“是陈伯达秘书放进来的,写检查。”王第一次检查没通过。她说:“这样的检查怎么能行?”回来又让陈伯达给他修改,加了些“深刻”的话,这才过关。这还不行,让调出办公室,才又调我来。

  陈伯达身边就这么几个人,我跟王文耀搞机要,厨师宋师傅,钓鱼台配的服务员李保平和张素花,还有司机老俞。

  在那里的时候,有的事我印象很深,比如陈伯达和江青的关系。那时,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是副组长,可据我观察,江青对陈伯达一点儿也不客气。

  有件事让我挺生气。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室的厕所没写明男女。会议过程中,陈上厕所,出来碰到江。江火了:“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看了看门上说:“这没有写女厕所啊?”“啊?你今天上我的厕所,明天就会闯我的卧室!”很严肃,当面说陈伯达,旁边还有别人。陈被江训得还不如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呢。陈回去后很生气。我替他打抱不平,说我给主席打电话说说这事。陈说,“不不,你不要管。”

  第二档子是照片的事。中共九大以后,有一天江青高兴了,让秘书打电话,“叫伯达同志来照个相嘛。”两人并排照了个相,就像咱们说的“夫妻相”。陈当时就没意识到,我却觉得不大对头。大概过了两天,他到毛家湾去(叶群是他老乡,又是他学生,两人谈得来。我觉得,叶的处事方法和江恰恰相反,江让人害怕,叶见人挺亲——假样也好真的也好),二人说起照相的事。叶说:“你怎么敢跟江青照了个‘夫妻相’啊?主席要知道了怎么得了?”说得很严肃。陈一听也很紧张,跟我说,“你是不是到新华社去一趟,把我和江青同志照的照片拿来我看一下,底版也要。你坐着我的车去吧。”我照办了。照片看后没送回去,无影无踪了(肯定是陈伯达烧了)。我只得去跟图片社解释。陈是他们的上级,图片社也不好说什么。第二天,江没取到照片,把图片社的人骂了一顿,说,“我送的东西,你为什么给别人?给谁了?”工作人员说给陈的秘书了。这下可坏了,从那以后,我就躲得远远的,不让她看见我,一看到她看我的眼神,我就害怕。

  陈伯达也用自己的办法对付江青。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有一次中央部级以上干部传达会议精神,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去参加。姚文元问我:“《人民日报》那篇社论是你送去的吧?”我说“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8周年,社论题目叫“改造世界观”。那天晚上,为送稿件,陈伯达一连派我跑了八趟,我记得非常清楚。社论是姚文元和张春桥起草,陈修改的。陈很重视这个排版。排了三四次都不行,他就说:“你这个标题为什么不能放大呢?”放大后还不行,说:“加杠。”就是社论全文加黑框。我说主席批的社论才加杠呢,陈说:“让你加你就加嘛,给他们说加嘛。”加了还不行,说正文排成四号宋,加框,那时四号宋用得很少。最后,他终于说:“好,我睡觉了。”这时都早晨八点钟了。后来,我琢磨,社论的第二自然段是谈样板戏,他要把这一段排到二版去——这才琢磨过来。江青把样板戏看得很重,陈就故意排到第二版来降低影响。

  ◇ 庐山摔跟头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我是惟一跟陈伯达上庐山的工作人员。当时,会议地点保密,陈光说“上山”,“马列著作都给我带上,再带几本毛主席语录”。

  会场一般我不去,就在住处值班。不开会的时候,有些人来看他,比如李雪峰、吴法宪,江青也去过一次。那是华北组“二号简报”出来以前,还互相来往呢。张春桥、姚文元好像没来过。他们来得少一点,开会时都互相见面的。

  全会期间,有件和我有关的事上了中央文件。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里,提到“陈伯达给林彪出谋献策的电话记录稿”,说: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九日,正当九届二中全会揭发和批判陈伯达的时候,陈伯达打电话给林彪,要林彪修补讲话录音,把毛主席讲的会议方针,‘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借以掩盖林彪分裂党的罪行。林彪电话答复:‘谢谢伯达同志的关心’。”

  电话记录稿,是林彪的秘书于运深手记的,内容是:

  伯达同志处缪秘书电话 1970年8月29日晚8:05
  伯达同志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表达了主席思想。不过,那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我记不清楚了。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不晓得这个意见对不对。”

  林彪讲话出来以后,吴法宪他们提出要放林彪讲话录音,放录音后,各个小组讨论,陈在华北组。小组讨论会我去了,待在会议室外面。他的讲话我没怎么听到,但是,汪东兴和陈毅的发言我听得清清楚楚。汪讲:“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我们八三四一部队的干部战士都不答应!”陈讲话也很激烈,说“我历史上反对过毛主席,现在有人反毛主席,谁要反对毛主席,我就跟他拼了!”

  简报华北组弄得最快。实事求是讲,到主席发火为止,陈伯达没看到那期简报,也没有修改。这事出来以后,主席就召开常委扩大会,就扩大到各小组组长了,华北组是李雪峰、郑维山(这都是被扩大的),扩大以后就批评他们,批评得很严肃。陈自己写的会议记录上,毛主席说他“人家搞阴谋,就你不搞阴谋?”他回来后很不高兴,跟我说“主席批评了我”。我说这个事情没弄好,会议没有这个议程呀?他说:“林副主席讲话主席是知道的呀。”因为这事就休会了。陈就出去转,照了好多相。后来,会上有人批评他,“大祸临头了还不知道检查自己,还游山玩水?”他受了批评,情绪不好,总理就派了个医生过来照顾他。

  这个事出来以后,高碧岑(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来电话说,主席叫他去(主席不叫他不敢去)。谈了有一个小时。临别,主席还亲自送他到小车边。他回来挺高兴,说主席就是批评他:“你官做大了,也不到我这里来了,也不写文章了。”主席说,“你要跟他们见见面谈一谈”(“他们”,叫我说就是“老四人帮”,就是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他先到江青那儿去,她没让进办公室,就让他出来了。他又到康生那儿,康说,“你不但要做个口头检查,还要做个书面检查,做得深刻一点。”陈的书面检查是康生起草的,很简单,但用陈的话说,“那上纲上线上得叫高”呀,什么“跟主席唱对台戏”呀,“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等等。陈认为主席确实批评了他,但还想挽留他,说,“你去跟他们谈一谈,交份检查就算了。”结果,康生替他起草的检查,他在大会上一念,康接着就给主席写报告,给陈戴了几顶帽子,什么“国民党反动分子、托派、叛徒等”。

  这几个人把他挖苦透了。这是他回来跟我说的。他那个气呀,脸耷拉下来了,气得不得了。

  下山的时候,那些人都不和他接触了。坐飞机时,他想对余秋里说点什么,余一扭头就走了。去的时候还很融洽呢,回来时没人理他了。陈就跟我发牢骚:“说我要搞政变。我政变?我政变以后你当参谋总长?”还说“我救过主席”——这话他以前从没对我说过。

  回北京后,就把他软禁在米粮库胡同的家里。什么都没了,车也收了,每天就是送个报纸。总理批了个负责监护和服务的人员名单,原来的工作人员只有我留下了。其他人都关起来了,连他的小孩都关了(1962年出生的,那时才几岁)。

  那一段时间,他没事做,就看书,练字,抄书如毛主席的《实践论》啥的。理发我给理,做饭我给做,反正他吃饭简单,再说那时弄啥吃着也没胃口了。到“九一三事件”后他被关进秦城监狱,我就离开他了。

  ◇ 我对陈伯达耍态度

  要说他这人的特点,头一个是尊重主席。他到主席那儿去,从来是远远地就下车了,也不直接进去,问警卫,“主席休息了没有?”没休息,他才说,“你进去报告一下,我给他送两本书(或是其他什么事)。”老实得像个小学生。

  另一个是怕江青。主席在庐山批评他,“你官做大了,不到我这儿来了。”为啥不去了呢?也是江青弄的。江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过,“碰头会只有总理跟主席汇报,任何人不准干扰毛主席。”他怕江青,不然她闹呀,不听不行啊。江青还经常通知他去看电影,他不敢不去。江还给他摔过杯子,他把那个烂杯子捡起来带回去,尽量不留残迹。

  再一个特点就是做事认真。陈伯达搞文字工作,一个标点符号都很认真。你要弄错了,他就会给你纠正过来。

  生活上他很简单,不讲吃,不讲穿,不抽烟,不喝酒。他也不喜欢前呼后拥,有一段时间,他都不让随车跟着。个人卫生上,他是勤洗澡不洗头,每天晚上洗澡,水放好之后,他到里面咕噜一下就出来了,不说搓呀泡呀的。一般不洗头,就用农村人用的那种篦子梳一梳。

  他一天到晚就是看书、写东西。有个小录音机,哇啦哇啦地在那儿说,录完以后,整理出来就是一篇文章,真是出口成章。

  他脾气随和,从没跟我发过火,倒是我跟他耍过一次态度,他还向我道了歉。那次,他叫我在电话里给新华社传个100多字的稿子,我念了三次。他还不放心:“你念清楚了吗?”我说清楚了,他说,“你再去说一遍。”我说,“我不说了,我要再说,人家该说陈伯达办公室的秘书有病。”那时,天气比较热,他穿一个大裤衩子跑来跑去,在电话里又亲自说了一遍。咋这么不相信人呢?一个中央常委处事怎么这样呢?我生气地坐在门口的一个藤椅上了。他知道我不满意,一会啪啦啪啦来了,说:“不要生气了。”他一说,我倒不好意思了,心想,这事要是搁到康生或者江青那儿,一下就把我给抓起来了。

  政治上的事我不好说,但生活中,我感觉他平易近人,比较俭朴。他勇于承担责任,尤其是涉及主席和总理的,从来都不说对方的不是,都承认是自己的错。

  缪俊胜,1958年入伍,1962年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立三等功,被选拔进中央警卫团。“文革”中担任陈伯达秘书,直到陈伯达入狱。他是惟一跟随陈伯达参加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的工作人员。

  (缪俊胜口述 李宇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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