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 Google
  • 百度

文革之鉴

首页 > 中国治理 > 治理史鉴 > 文革之鉴

几度风雨几度秋——李冬民口述(三)

作者:阎阳生,米鹤都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年12月01日

本站发布:2011年12月01日

点击率:2832次


    编者按:李冬民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位风云人物,曾任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更为亮丽的是,在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他和一些志同道合者,积极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977年1月,他和钟家仑、伊林、涤西等人一起,将强烈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三副一正职务、追究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镇压群众的法律责任等标语,贴到了新华门、天安门、王府井、三座门等地,代表了当时人民群众真实的心声。此事被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亲自定为反革命重案,北京市委将此文件传达到家喻户晓。李冬民等数十人随即被捕入狱。当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至今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些事情,我们把这些历史的足迹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米鹤都


  几度风雨几度秋

  李冬民口述

                                                   采写: 阎阳生 米鹤都

                                                   编辑: 阎阳生 米鹤都

  

    李冬民,河北唐县人,1947年生于河北。文革前为北京市第25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曾跳两级参加高考。文革初期,他以反对工作组、反对血统论起家,发起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后任首都“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1967年中学红卫兵分野,他是北京中学多数派,即四四派红卫兵的领袖。文革中,他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文革有密切接触,曾被江青赐名,改“李冬民”为“李东民”,寓上随泽东、下连百姓之意。1968年被放逐张北的部队农场, 1970年加入中共。1973年复员到北京当工人。1977年1月8日,他率人在天安门等地公开贴出 “强烈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标语,因而被中共中央列为重案,被捕入狱。后查清,此案纯粹是由北京市的“父母官”们为制造虚假的政治形势、胁迫中央决策而导演的假案。1980年由中共中央平反,获释。此后,李冬民攻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后就职于北京市社会科学所。不久,组建中国第一个民间的民意调查机构——中国社会调查研究所,著有《社会学方法论》、《社会价值分析导论》、《社会指标运动论》《社会管理》、《社会调查概论》等著作。

  “四.四”逼迫中央文革认错

  4月3号说是中央文革听取中学生的意见,结果闹了一场全是激进派参加的会。第二天开会还是在人大会堂江西厅,不过这次会是我组织的。

  中央文革原定连续开两天的会,4月3号和北京中学生座谈,4月4号他们在河北厅又召开了一个首都大专院校的学生座谈会。我知道是这会是召集大学生座谈,按常规来说呢,不通知我去。但我就到市革委会那儿,让文教组负责中学和中央联络的老同志赵唯理用红机子[1]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说4号这个大学生的会我要求参加,提前打个招呼。我就这么去了。

  那次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我站起来说:各位首长,江青同志说了,不许把昨天的首长讲话用大字报贴在大街上。可昨天后半夜,大字报就上了街。今天一天,我们东城区50所中学的革委会全被冲垮了。现在整个北京几个城区,特别是东城区和西城区,中学一片混乱。军训的解放军已经没法工作了。我希望首长对两边的不同意见都听一听。另外我说,这里在座的很多大学生在当中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中央文革当时也承认了是大学生汇报的情况。特别是康生,一会摘眼镜擦擦,一会又戴上,显得很不安,有点尴尬。他后来说,我们也感到这个情况没有听全面,我已经跟付崇碧司令员道了歉。我们中央文革很多工作,也是靠卫戍区的帮助。所以中学这情况,我们要再重新听一下。江青接着说,你马上通知人来开会,我们再听一下。

  于是,我就在大会堂打了几个电话,通知了一些人。我挺公道的,把两派的人都叫来了。后来成为“四.四派”的叫了,前一天来开会的、后来成为“四.三派”的也叫了。

  我那会儿真的像个做官的,比较稳重,是以召集人身份听取两边的意见。这些“四.四派”的学生去了,就不像我似的,比较猛。人到了以后,就跟“四.三派”的学生吵得一塌糊涂。从八、九点开始,吵到后半夜。中央文革的人就都从大学生的会上过来了,有江青,戚本禹,康生等。陈伯达没来。

  4月4日的会上,“四.四派”坚持的观点是认为各学校的领导班子,即革命委员会,有老师、有解放军、有学生,是多数,是不应该被拆的。事实上,解放军到了学校以后,维持秩序,各校都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的这些学生都是有代表性的,都是几派里的骨干,工作还是稳定的。成立革委会的时候,是通过一定程序选举的。这些委员呢,包括“四.三派”的学生,他们当时也都举了手。掌权的这些红卫兵,一度也叫“选兵”,所谓经过选举的红卫兵。卫戍区主导的军训,就基本把北京中学生纳入了正轨。所以对各学校的革委会应当维护。

  最后结果呢,是中央文革出来劝架。对“四.三派”昨天会后的做法,他们表明反对。他们提出两点:一是不许攻击解放军,不要再搞破坏,也不要再写攻击军训团、攻击李钟奇的标语。把那些大标语都撕掉。中央文革说,毛主席都通过大标语知道李钟奇了,以后不许炮轰李钟奇。二是补台。因为各校革委会里基本是以首都兵团那个体系为主,属于“四.四派”的,也包括一两个“老兵”里的温和派,还有少量的“四.三派”。中央文革说,革委会可以补台,中学军训还要继续进行。把原来“四.四派”为主的中学红代会,再增补一些“四.三派”成员,作为补台。让解放军两边维持一个平衡,其实也就是维持中学秩序和稳定。

  这样,这个会就对4月3号会上片面的东西进行了纠正。对中央文革情绪一激动而表态的错误,主要是对江青和康生煽动破坏的极左思想做了个纠正。而且是康生道歉,向解放军道歉,他们自己又收回了4月3号的讲话。我们事实上占了上风,但是也以此为标志,“四.三派” 和“四.四派”就这么公开分裂了。后来,“四.三派”就把我划为“四.四派”了。我说,我很恼火,我是整个中学红代会的头儿,给我分派,不是降我的“官”嘛。

  “我是个小小老百姓”

  江青可能从开始就觉得我和那些中学生不一样。这次一天之内起了这么大变化,小孩子能像个大人似的反映情况、说出问题,而且不过激,应该是个“当官的料”。因此她关照过我两次。

  其中一次就是4月4号那天晚上,我在大学生座谈会上说完那番不同意见后,我起身要走时,江青就把我拉到她身边。我就说,他们昨天没有按照你规定的不许大字报上街,后半夜就上街了。所以今天北京市区的这些中学全乱了,没法工作,希望首长关注这事。她说:小李啊,你反映的那些情况还是对的。我就跟她说,首长,我反映的情况绝对是真实的,还是应该注意的。他们昨天反映的情况绝对是片面的。但是她还是警告了我一句:你注意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走到群众的对立面去。她是很温和跟我讲的。

  我估计,这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她可能还是需要“四.三派”的声音,所以让我不要脱离“四.三派”。她也找不出我别的毛病。在政治上可以说我基本上左右的意见都反映了,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过度。至于个人生活方面,那时候我还来不及腐化呢。我是很老实的、很憨厚的一个人。他们觉得我小小年纪,原来也是学生干部,有点小官僚的劲头。

  江青这个话就被旁边的陈伯达听到了,他就借题发挥了。我和陈伯达接触过很多次。最早是在1966年底,我给他起草过中学文革的十六条。我写完后,我们《兵团战报》的编辑部一看挺好,就给他送过去了。陈伯达看了以后,还比较欣赏,他认为我能够从宏观上提炼出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包括把他也关注的教育革命问题给写出来。里面也提到了学制,其实我也不懂什么学制,都是一些实际问题,可能是我上中学有那几年身体力行,体会比较深吧。之后,我和陈伯达才有接触。从我给他的印象看,陈伯达可能觉得我想当官。

  陈伯达在文革初期,从理论上把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说成是血统论,把“老红卫兵”和“联动”给批判了,宣判了死刑。整个那段时间在政治舞台上就没有中学生的地位了。我们起来之后,陈伯达又支持学生里的极左派、支持拆台派,破坏学校革委会的组织,破坏这种秩序,这可能也是我跟陈伯达的主要矛盾。而陈伯达就在“四三”、“四四”问题上也对我很反感。

  在江青警告我不要脱离群众的时候,这个话就被旁边的陈伯达听到后,添油加醋地不断发挥,说我是小官僚。大约是4月13号,在人民大会堂又开了一次关于补台的会。好像是安徽厅,比较大。那次人很多,召集了两个派别的好几百人。这次会呢,有陈伯达,江青,戚本禹。陈伯达阴阳怪气的讲:什么“四三派”、“四四派”啊,我是不三不四派。会上讲大联合,他说不三不四。他还说,我这个小小老百姓,是不三不四派,我是个不三不四派的小小老百姓。

  我不知为什么,就觉得陈伯达这“小小老百姓”的缘由是冲着我来的。冲着我来的原因呢就是,在“四三”问题上我能如实地反映情况,我能不偏不倚、四平八稳,加上江青一句不要脱离群众,所以他认为我是个小官僚。而康生又道了歉,向卫戍区道歉。中央文革很没面子。

  那时中学红代会没地方办公,人家推荐了当年的少年宫。少年宫的那些辅导员,一见我们开封,也乐得欢迎我们进去。但是呆了没多久,陈伯达到那儿去转了转,又说我们官僚。说你们都是当官的?然后让我们中学红代会革命化,都赶到外语附中去办公。外语附中给搞了两间破房子,他说这是革命化。《人民日报》接着发了一篇文章,说石家庄的红代会搬到学校里面,据说是陈伯达指示让宣传的样板。

  那时他见我面呢,我一伸手,他不跟我握手,说:你们都当了官啦,我是小小老百姓。有一次阿尔巴尼亚使馆搞活动,我们也去了,大家听他有什么指示。陈伯达又故伎重演,见了我以后也是阴阳怪气地说:“我不跟你握手,你们是大官了,有汽车,有秘书。我没有汽车也没秘书,我是小小老百姓。”

  但是他除了说我小官僚,始终没有说出我所以然来。我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没有错啊。而且“四三”问题上确实是中央文革错了,他们自己又收回4月3号的讲话。他就用什么大官的形象来描绘我,而且还什么汽车呀、秘书的当众造谣,他这“小小老百姓”就是这么干的。

  到了1968年8月份呢,中学生开始要上山下乡。他就开始轰我们这些人走。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见着我了以后,一提就是:你怎么还没走啊?这是后话。

  我看红卫兵流派

  在中学的文革运动中,如果按左中右来算的话,“老红卫兵” 包括后来的“联动”,是保自己父母的,在文革中都可以按右派来算。

  实际上老红卫兵,早期那些人呢,应该说是从北大附中的宫小吉写“五分的秘密”开始,到清华附中的“造反精神万岁”的解脱与反抗,这种民主主义萌芽在国民素质上,我觉得都是个启迪。造反精神呢,有什么说什么,对不合理的事,大家应该有这个权利。这种精神状态还是应该有的。但是“老红卫兵”呢,打人,搞血统论。两红嘛,自来红,红色恐怖,搞这个暴力的东西。这显然是错误的。到1966年12月,陈伯达写的东西,就把老红卫兵,后来的“联动”,其实也还是一帮孩子,给定性为反革命了。其实对早期的老红卫兵,也不能笼统的全否定,反对所有青春向上的东西。

  后来的“四.三”派呢,在文革初期受到了“血统论”的迫害。所谓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被老红卫兵挤压,也就酿成了激进的造反精神。于是,翻过来以后,“四.三派”就把老红卫兵,尤其是联动也当成反革命来对待。当初他们的政治作用,一是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是在北师大谭厚兰反二月逆流的时候,做了附应。中央文革很高兴,支持了他们一把。可在毛主席和中央批准成立中学红代会后,中学形势刚刚稳定,又挑起了冲突。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极左。当时,北京中学已经复课闹革命了,尽管那时候连课本都没了,英语也只学个Long life Chairman Mao,但毕竟还是好事。结果让他们给搅和了,这些都停下来了。

  反过来,“四.三派”认为“四.四派”就是保守派,没有立场,和稀泥,说我立场不稳,是保守,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有他们才是左派。“四.三派”人数不多,但是有革命激情,敢于说极端的话,敢破格做极端的事。他们战斗力强,能突破一些框框而形成一种强势。

  当时,遇罗克已经工作,但他是个不是中学生的中学生,也参与了“四.三派”中学生的一些活动。他弟弟那时是25中的初中生,我还当过他们班的辅导员。遇罗克文革中写了“出身论”,并在《中学文革报》发表,影响很大。这样,有些问题也就有了一些理论色彩。在1967年3月18日纪念法国巴黎公社的时候,有人提出了文革以后怎么办,然后讲财产、权力的再分配。有一个逻辑就是,过去地主资本家压迫工人农民,工人农民就革命性很强。后来呢,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呢,这些老革命就慢慢退化丧失了革命性,因此,文化革命就是要“革革过命人的命”。对此,有人称之为“四.三思潮”。当时各派都办了报纸,北京中学生中有三、四份。《中学文革报》是“四.三派”的舆论阵地。有一个时期,它就宣扬“四.三思潮”的一些观点。我认为,这种理论骨子里是反共产党的。这话你今天讲,说是反共产党这种专制,这有道理。但是你那个时候说搞财产、权力再分配,要“革”革过命人的命就太极端了。

  中央文革是干共产党这活儿的,你给中央文革拍这种马屁不是要他的命嘛。这种话大学生知道深浅,没人敢说。这帮中学生呢,傻蛋,青春无忌,一说出来,中央文革的人马上堵他的嘴。那时候还很少杀人,作为一个思想错误杀遇罗克,让人很难理解。我觉得中央文革把他抓起来,并很快处决,其深层原因在于,中央文革实际上是要和他划清界线,所以杀人灭口。

  我当时就认为遇罗克不该杀,这太过分了。但是在当时中学运动的作用上,1967年初刚刚趋于稳定的时候,他又给我们搅和添乱,所以我对他也没好感。与右派,像当时的老兵啊,联动分子啊,我们还都可以说一说,拉一拉啊。但是和左派(我们当时认为他们是极左派),却很难沟通。

  “四.四派”就是当时的中间派,也是多数派。事实上,经历了文革初期的动荡后,中学生中的大部分对上层情况并不了解,都希望稳定。特别1967年春天以后,就希望我们搞复课闹革命。特别在北京城区,部队派人到各中学普遍进行军训。大部分学生都回学校了,开始搞军训、复课闹革命。这样做,就把中学的秩序稳定下来了。但是“四.三派”的公开分裂,就又乱套了。

  不久前,我碰上当年红卫兵的头面人物。我说:老兵打也打了,闹也闹了,在历史上也留下了“红色恐怖”和“造反精神万岁”。“四.三派”搞极左,他们独树一帜,冲击一切,现在说成是反对专制的先觉者。历史往往就是这样,走极端的人,都能留下痕迹,而看不到的是中间派。但收拾摊子的,却是这些中间派的多数。这样,大家才能继续往前走。

  江青大骂造反派

  当时上面插到北京市中学的有两条线:一个是张根成,代表中央文革戚本禹;一个是刘丰,代表卫戍区李钟奇。我们对戚本禹负责,戚本禹对江青负责。戚主管中学工作,中学里三教九流的这些事,他都知道。我们接触很随便,什么意见都可以谈。我觉得他什么都明白,又装糊涂,痞拉吧唧的一个人。北京的中学生们老踩乎(编者注:北京话,看不起的意思)他,特别是老红卫兵和后来称之为联动分子的这些人,动不动就说戚本禹是17 级的“大干部”(意思级别太低)。也许他也有些自卑感?

  他个子挺高的,穿着军装,带副眼镜。我总觉得他还有点浅麻子,长的不怎么好看。在中央文革的这些人里头,他是唯一一个不像个成年人,也不像个革命干部的人,有点嘻嘻哈哈的,经常发出坏笑。

  有一次,有个同学给我带了块表,大家都看,那时候中学生没有带表的。戚本禹就凑上来逗,你这是不是抄家抄来的啊?让人感觉很贫,有点痞子似的那个劲儿。

  在中学红卫兵的派系上,戚本禹对 “四三”的人很欣赏。组织中学红代会时,“四三”的几个干将都是他推荐进入红代会的,只是最后没有成功。后来,戚本禹就觉得“四.三派”的这些情报部啊,作战部啊,非常积极,非常能干。他认为我呢,很迟钝,中学红代会因循守旧,没有削尖脑袋四处钻。戚本禹批评我:你看好多活动,包括“七.二O事件”,王力和谢富治从武汉回来,他们坐着军用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大家都去迎接了。你们“四.四派”就不如“四.三派”敏感,消息也不灵通。

  那时候,左右分得很清楚,“四.四派”就是一个中庸派。“揪刘(少奇)火线”,我们很晚才去,而且是为了凑份子,但是人家“四三派”早就摆了摊,都在中南海附近,抢位子似的。

  可是不久,毛主席批判“王关戚”:什么冲击军队啦,“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是毁我长城!一夜之间就把王力、关锋、戚本禹给弄倒了。主席做了批示以后,江青大发雷霆。有一个晚上,江青就把我们这些学生头头都叫到人大会堂,轮番训斥了一回。

  其实在各个大学里,这种反军和揪军内一小撮呢,实际上都是中央文革的人支持的。在北京就是从支持“四三派”、批评军训的解放军开始;在外地就是江青支持河南“二七公社”的文攻武卫,武装造反派开始。以后,发展到全国各地的大规模武斗,局面不可收拾。主席批评以后,江青就翻脸了。在人大会堂召开的这次会上,她对这些学生领袖大发雷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他们几个人都挨了骂。

  在中学生里的,就把我点了名,饶上一顿。这又是因为陈伯达给我造谣,说我是小官僚。中央文革对我真是没的可骂,因为从一开始,我一直欢迎解放军在学校搞军训,维持秩序,开展复课闹革命。当时陆海空三军都派人到中学来了。军队干部来了以后,遭遇过大学的极左派,中学“四.三派”的反对。而我支持军训、支持军队,是有口皆碑的,当时也有一定影响,他们都知道。

  江青点到聂元梓时,说反军就是她挑动鼓动的,说她企图夺权,夺谢富治的权。轮到蒯大富,因为老蒯是极左的,部队里都说他很狂妄。江青讲,这些冲击军队的,都是蒯大富派去的人,是他指使到全国去煽风点火的。然后江青很气愤的说,我都不愿意说他了。意思是讨厌得都不愿意说他了。

  然后点到韩爱晶,说得很严厉:你自称是小韩信,你鬼主意特别多,说了很多阳奉阴违的话。但说韩爱晶的时候,还说了些爱惜的话:我这么批评你们,这么严厉地批评你们,是因为爱护你们。三娘教子,古时候有这个三娘教子,我现在就是教子。

  她接着说谭厚兰极左,说主席、中央一再不让你们冲击军队,这些冲击军队的责任,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了。说王大宾也是那样。我们坐在下面,她挨着个把这几个人都说了一下,而且不容他们发言。

  会上陈伯达、康生也都讲了,但主要是江青讲。我觉得她是埋怨性的,是嫁祸于人的批评。反军的事,她难道没有责任?当时,江青有一个很低级的讲话就是“文攻武卫”。这首先应该是中央文革负责任。

  这次会是在1967年的秋天。在我的印象里,这样长时间的听她讲话,应该是最后一次。

  红卫兵取代共青团?

  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开座谈会时,时间大约是在1967年春天。江青他们在谈话的时候,表扬山西省的刘格平。说这个同志受多少年迫害,他的水平很高,他老早就提出反对干部的特殊化。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像巴黎公社那样建立新的革命原则。然后说这种机构,以后都是作为工人农民,革命群众的代表。这应该经常化,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东西。这时大家就谈到了红卫兵的前途。

  红卫兵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这个我们曾经想过,一次开学生座谈会,我给刘龙江提过:就是让红卫兵啊,把青少年给组织起来。而且认为它不能光是一个地方的组织,应该有全国性的组织,要起到过去共青团的作用。当年我们确实探讨过前途吧,说要改造红卫兵代替共青团这个事情,虽然一提而过,但我一直念念不忘。

  当时有一个政治难题,在中国要成立全国性的组织,这事是不能提的,即使在文革那种混乱之中也不可能。因为党中央,包括中央文革,态度非常明确。

  有这么两件具体的事。1966年底,我们开始到处夺权。我们在这儿占地方,在那儿占地方,占了东四致公党总部,我又最早在那办了报。等规模大了的时候,我们就想占更大的报社,曾经一度和大学红卫兵“二司”一起,把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社给占了。那儿的职工对我们还非常欢迎,他们印刷工人组织的造反派,为了表示自己跟一般工厂不一样,也按学生味儿的叫红卫兵。

  大学红代会有个北航的学生,叫红兵,他跟韩爱晶比较熟。我们把《中国青年报》占了以后,红兵说:这样吧,咱们就把这个《中国青年报》,建成一个全国性的机构,办成一个全国红卫兵通讯社。以后还可以叫世界红卫兵通讯社。

  红兵是大学生,我是中学生,我就听他的。他写了个书面的东西,在一次座谈会上交给中央文革的人看,我记得江青当时就提出反对,不同意。她说:你们建立这种全国性的机构,要毛主席批准才行。江青是个说话爱激动,有时候会自作主张、下一些决断的人。但是在这件事上,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有原则:全国性的机构、全国性的组织,一定要党中央毛主席批准。结果我们虽然接管了中国青年报,但没有敢成立全国通讯社。这是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哈尔滨的造反派成立了一个“荣复军”,是由荣誉军人、残废军人、复转军人组成的。他们搞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荣复军”,马上就被作为反革命组织取缔了。那时候我正在东北串联,看到到处张贴着布告,就是在全国性地通缉反革命组织“荣复军”。也是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个。也有人给我传播点中国的政治知识:就是共产党绝对不会批准你成立全国性的机构。

  当然你名称就是叫世界红卫兵也可以,还真有人叫过这名字,但是你不能有实际上的组织。那时候虽然不知道这些规矩具体是什么,但多少有那么点政治常识。所以那时候我们只叫首都兵团,再没敢狂妄的叫什么中国的、全国的,还是叫对了。不过在中国,从没人正式讲过这些禁忌,共产党自己也不光明正大地说。表面上它也说,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但实际它没有给大家这种结社权。

  发配部队农场

  1968年夏天,北京很乱。各大学武斗,工宣队、解放军进驻大学,五大学生领袖都下放了。但中学情况特殊,面临着几十万人的毕业出路问题。那时候没有人管,整个北京市革委会也没有人考虑这些。虽然我大小是个官,但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能有什么作用。

  在此之前,我的同学曲折他们一些人自发地去上山下乡。曲折要求去农村呢,是他文革前的想法,一种个人的理想主义。为此,曲折付了很多心血,他们找了市革委会的老赵,文教组的赵唯理,先找的新疆,最后决定到内蒙,纯粹自发组织的。没有人给他出钱,也没有人给他宣传,也没有任何个人的考虑。他们走之前,到天安门宣誓的时候,当时也聚了一些人,应该有几万人,规模挺大。

  曲折他们走的时候是1967年的秋天。他们在北京销了户口,带着户口走的。这件事的重要性就是大点的孩子也都懂,可以说这是要有很大魄力的。我当时不知道这事,红代会也不知道,市革委会文教组其实也是不了解情况。曲折他们这种对下乡的探索,后来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和宣传,是瞎猫撞死耗子。我觉得是这样的。

  现在回过头看呢,从中央高层讲,全国千百万人的就业,肯定是个社会问题了。谁来解决?我估计是干实事的,只能是周总理了。他利用曲折他们这个事,开始宣传,慢慢形成了气候。后来形成这么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因为1968年12月,毛泽东下发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同时,城里大批臭老九,下乡跟这个思潮也有关系。我觉得,老毛对上山下乡的考虑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工农相结合。周总理做这个事,可能经济因素考虑的多,为社会解决负担呀,劳动力的问题啊。他们俩出发点不一样。

  红代会在成立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清谈馆,应该说就起到一个摆设的作用。到了1968年的8月份,就开始轰中学生上山下乡。当时的中学红代会,好像曾经讨论过上山下乡,但当时的核心组没有谁主张和支持上山下乡,至少没有明确的意见。上山下乡始终没有在中学红代会成为议题。但对斗批改的教育改革的事,我很支持,也做过这种安排。当时在我们东城区教育局的小院,还设了个中学斗批改办公室。负责人是我们学校的侯子贞和女二中一个学生许惠琴。

  我没有考虑过去农村。因为我从农村来的,从记事的时候就在农村。我文革前就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的还是科学和技术,而咱们对科技太忽视了,没有在这上面下力气。我觉得上山下乡跟自己的革命理想不一样。另外,自己的出路,我也在考虑。我觉得,大学还是应该办的。为这个,我还跟市革委会的负责人丁国钰直接争论过。他是老滑头,他支持“四.三派”,把我们当敌人看。怎么左,他怎么搞。他只跟上面,不了解下情,也不会同情下边学生有什么问题。丁国钰当时捂着我的嘴,不让我说。我是高一就要考大学的人,文革那几年,动不动就到清华北大,但还是和大学无缘。

  1968年春天我看上大学没什么希望了,要当兵去。当时的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就提出来:你先不能走。在别人呢,不算工作。在你呢,有个中学的工作,还没有完,你现在不能走。当时我眼睁睁看着二炮和武汉空军要人,可惜都没有走成。

  到了下半年,陈伯达一见着我就说,你怎么还没走啊?我于是向谢富治提出:我要走了,不让我当兵,那我去种地去。陈伯达明确告诉我说,你去农村你就会拉山头。我说我一个人去,他说一个人去也不行。最后,他就把我弄到一个部队农场种地去了,说是执行“五.七指示”。那时候北京大批的人马还没有走。我一个人下到65军一个生产点上,既不像当兵的,又不是插队的,孤零零一个人在那生产基地待着。我当兵和我的任职免职等,都是谢富治办的,但这些手续呢,都没进到我个人档案里。弄得现在我要退休了,连工龄都说不清楚。这是后话。

  到了1968年的10月,北京举行“十一”庆典。北京市革委会就把我叫回来了。刚回来,就让红代会的人安排我去机场接哪个外宾。在机场,我穿着部队给的一身军装,见到了周总理。总理看见我,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是红代会通知,十一参加这个活动。总理说:你完了就赶紧回去,既然下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最后一面见总理,他就是这么说的。

  落差和思想动荡

  我1973年就离开了部队农场,这种军不军、民不民的日子实在没意思。回北京有一段时间没工作。我的兴趣在科学研究,原来还是想搞中学时候喜欢的物理研究,看了一些资料,特别向往搞生物物理,研究植物的光合作用,是比较前沿的学科。我自己定的目标是进科学院,但是那些单位都不招人。我父母都是老干部。文革一开始,我父亲就被下边机关的人批斗,直到1971年才解放安排工作。所以他对我有很多顾虑,担心我在文革当中的身份,怕我惹事,觉得我少接触人、少说话为好。所以他也没兴趣帮我找人,认为我还是去工厂好。

  北京市那时候还有三支两军办公室,管部队复员转业的这些人呢,就是卫戍区的几个处长。文革当中,我跟部队的关系很好。他们见我回来也很关心,帮我找工作。当时最好的工作呢,待遇高点的,就是银行,特别是海关。他们都给我联系了,让我看待遇,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只要不进国家机关、专政机关,其他地方你想挑什么挑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咯噔一下。过去讲的军警宪特这些强制机构,他们在整人、在管理国家。我干什么都成,但不能进专政机关,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已经把我们排斥在外,这让我特别反感。他们全是好意,也是对我特殊照顾,但是事实在这摆着。

  我父亲过去在市委工业部基建处工作,跟一些大企业的厂长们一块搞过基建什么的,比较熟,他就把我弄到第二通用机器厂,后来叫北京重型机械厂。这是个上万人的工厂,当时也就算比较现代化了。我分在修理车间,叫热修工段。工厂有高炉、平炉,我们就负责维修这些。我到这以后,我父母就觉得放心了。因为交通很不方便,工厂在西郊,要经常进城不太容易。我要是晚上下班后进城活动的话就回不去了,要是我老回家他们就发觉了。不回家呢,那你就很困难,因为就要赶末班车往回走。骑自行车跑,要四十多分钟,也很辛苦。

  我在1973年,就是这么一种不甘心的状态。进工厂有两方面的不甘心,一方面,就是我希望从事青少年时期爱好的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奔波,居然没有成功。那时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实际上在共产党体制下,连给自己安排一个安乐的或者对自己有利的人生基本生活条件都不懂。我的父母那时候也是局长,权利也很大。我父亲那个轻工业局在北京市有十几个公司,有五六百个工厂,有十五万工人。从解放初我父亲一进北京,他就管工艺美术这些行业。这个行业现在看来都是宝贝,如象牙雕刻、玉器、钻石金银器、景泰蓝、雕漆等,而且对一些老艺人都有特殊政策。比方他们做字画交易或者珠宝交易的时候,都是先批几万块钱的货带走,允许他们在饭店里去交易,然后才交钱。那时我家在东单市委宿舍,那屋子经常满满的人。他们送的东西不计其数,但是都拒收或上交了。一直到九十年代,我父亲家的床,都还是铺板,就是一个木板下边两条板凳架着,那个板凳上和铺板上还都钉一个小铁条,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房管处财产,还是租的。他们整个生活就这种状况,对生活享乐不懂也不讲究。我想找一个能搞研究能看书呆着的地方,这么一个愿望也没达到。

  另一方面,就是感到这个国家对我们的不认同。心理上不服气也不平衡,当然还是对文革。我觉得我们做得都没有错,而且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原来那些熟人啊,像吴德、丁国钰啊这些高官,四人帮在政治上搞的很左了,他们仍然是一口一个正确。包括我父亲这样一些被解放出来的老干部,这些人上来以后整体上对年轻人有怨气,但又不是冲着发动文革的人,不给他们提意见,而是对着年轻人来,冲着我们来。就是在家里,我也觉得这些人很不对劲,那些过去挺左的人毫不羞耻地就变身,把脸一抹就成一贯正确的了。好像他们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从来没举过毛主席语录本,没做过那些极左的事一样。他们不是很客观地平心静气地来承认,哪些地方对的,哪些地方错的。那时,你如果承认毛主席路线对的话,那你应该至少对群众不能否定。我始终坚持这个观点,群众起来都是乌合之众,但是群众让你见识到一些东西,而且反映出一些真实的问题。你们自己的工作作风,至少是不很切合实际的。我觉得从这些大的变动上,看出这老一代很不诚实,而且我觉得他们报复心理很强。

  《论新思潮》

  有件事让我更不平静了。那时候,我接触了一些被整成五一六分子的重要人物。当初,北京市革委会里的常委中,大学有那五大领袖,这些人当时是知识分子,但是不务实。工人里有一些,农民里还有几个,中学生里就我一个。但是到1974年,北京市革委会的四大支柱里的三个,工人、农民、学生的代表人物,个别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可能没挨整,上述这些群众代表都被批斗被整治。除了我之外,几乎无一漏网。我跟总理接触过,周总理很喜欢我,用我办事。老毛据说当时也喜欢我,当时传闻老毛在1967年说,青年学生里有三个比较好的群众领袖,一个是西安交大的李世英;一个是他的湖南老乡,北师大的谭厚兰;再一个就是中学生李冬民,他提到这么几个人。我认为道理上应该能讲通,但是这种传闻的渠道背景都不太清楚。吴德和丁国钰实在也找不出我有什么毛病,而且我对部队的三支两军、恢复秩序,都是很支持的。所以他们还想利用我,据说要在二通用给我安排一个万人大厂的党委副书记。但是我看吴德那些人,他们有些事做得还是不对。我从1967年以后基本上不跟风了,因为中央文革做事太违背常理,太脱离实际了,自己说话也矛盾。而吴德那些人还在跟风,特别是“五一六”的事,大批工人被弄得家破人亡,自杀的非常多。现在说起来,至少在政治艺术上也不应该这么做,中央文革这些人呢,我觉得很不理解他们。这件事在我心里产生很大的不平衡。北京的这些事都是谁干的?一个是谢富治,谢富治死了,剩下吴德变成第一书记了,事情都是他们干的。这“五一六”后来弄不下去了,而且这事明摆着是个错,在别的地方只要领导换了,就开始纠正了。可北京市的头儿还是吴德,他干的事,他就不认错。我这时候认为这个应该纠正,就犯傻,仗义执言地就这事开始提了意见。我们几个朋友和工人一起,三次到市革委会门口贴了大字报,主要是批评北京市抓“五一六”扩大化等问题。当时的口号是批林批孔,责任还是推到林彪的头上。

  这就在政治上就形成了对这个体制上的矛盾,我也跟这些人谈过,跟吴德、跟吴忠、丁国钰都谈过。我说,对这些人的问题,你没事实就应当纠正,有些人的职务你也可以不恢复,有些能力不行的你也可以不用,但是不能在政治事实上给人家弄个乌七八糟,不清不白的。我说的合情合理,这是可以做的事。但他们不讲道理,吴德在会上还攻击我,说了我很多坏话。你当领导的说话不能这么不负责任,这把我说怒了,我就把这个事情公开化,贴了大字报。现在看来,我也不后悔,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他们政治上很不光明。

  我的思想呢,这时开始对文革的极左行为有了一种系统的认识,就是至少可以在文字上能系统描述,这就是“论新思潮”。1975年初,我写了一个几千字的《论新思潮的出现》的论文提纲,提出文化大革命是“翻来覆去,不三不四”,“实际上失败”了。中央文革等“纯粹的文革派,已成了新贵族”,他们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巴不得他们早日垮台”。新思潮其实是对极左路线的一种批判,从政治上、经济上、工业上、科技上等。我写了不止一篇,还有一些。我写的这个《论新思潮的出现》,现在在北京市档案馆里,这个东西后来被他们抄走了,结果就成他们的了。后来事实证明,我们当时很多认识都是正确的。当然,我们那时的“第三势力”和美国安东尼·吉登斯说的“第三道路”还不相同,我们实际上阐述的是一种赶超发展经济,全就业、全保障理想状态下的新兴的国家资本主义。比如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我在这个提纲里就提到了。包括工农业生产的步骤方针,对赤脚医生和工农兵大学生的否定态度,包括对样板戏等等。当时我们的这些东西,包括我写的,虽然有那时候的语言,甚至有点不合乎共产党的口径,但今天看大多都站得住。

  这期间,实际上交流的有一些人,但是没成立什么组织,因为我知道共产党最害怕别人成立组织。我们真没有什么组织,但是我们亲爱的党不放心,我估计把我列成危险的另类,主要是怀疑我们有组织。我们那时候比较经常交流的,工人是一类,伊林(刘握中)、涤西(张立才)他们是一类。他们看了些书,比较早地在民主思想上提出了口号,这是共产党所不容的口号。实际上呢,就按共产党所讲的民主体制来讲,毛和中央文革也破坏了民主集中制,也至少应该恢复一个集体领导啊。这种说法也就基本说明我们的态度。我的一篇文章提到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是在文革当中利用群众运动的声势,在政治上形成了极左的路线。按照当时文革当中的“法律”,就是攻击罪了。

  盯梢、眼线加设局

  当时市革委会一些人要给我定罪,不过他们还没有充分的证据。首先,他们对我采取了专政的特殊手段,那时候还没有安全局,就让公安局成立了专门的小组,两个处长带着,使用了外线、邮检等手段。他们用各种交通工具,自行车、摩托车、还有那时候刚进口的日本轿车,就为了我这么一个人,白天夜里值班。我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整天跟踪。我后来就感觉不对劲啊,怎么上班、下班、回家、找朋友,总有人跟着呀。

  1975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去了王府井。大约到了王府井大街南口,我就突然转身把那便衣揪住,然后当众揭露,搞得他们非常狼狈。但是没用,他们还是白天黑夜的跟着我,我去找朋友,他们就在楼下守着。我就体会到电影里描写的那些地下工作者和狗腿子特务了。后来我也就习惯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当局还用了一个“眼线”,是一个曾经在《工人日报》做过事的一个编辑邹X。这个人给吴德还是给谁写了份自荐信,自荐当特务打入我们内部打探消息。因为要给我定罪需要过硬的证据。那个特务,他不仅打探消息,还有意设局。他把我和首钢的工人张兆庆,同时骗到他家去。然后他鼓动张和我交流“思想”,企图借此引出我的反动言论。公安局长刘传新交代:“要想办法让张兆庆、李冬民见面,……只要李同意了张的话,就是反革命,就能抓李。最好能一网打尽。”张兆庆那次没有带文字的东西,但是他谈了他的一些观点认识。张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他本人是1958年前后当兵的。他经历过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他那时候就谈到,对老毛,他基本上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文革,老毛从1957年反右,1959年对彭德怀,到“四清”,再到文革,都是错的。他当时重点是谈毛泽东,但还提到华国锋搞的是一个右派的军事政变。他谈得很系统。他这个观点我还接受不了,因为我没那些经历。我当时觉得反右还是对的,因为有人要夺共产党的权,老毛不干,把人打成右派和反革命,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文革当中这些事我很清楚,所以我说,你对毛全盘否定,这个我不接受,我们是共产党的崽子。那么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过犹不及,过了就是错的,不够也是错的。对毛泽东也是这样,对他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我是这么说的,这是我当时对毛的真实看法。他们做的这个局当时没有得逞。

  平反四五,呼吁小平出山

  我们到1976年总理去世,大家都觉得一种希望的破灭,也对四人帮他们搞的东西有种怨恨的情绪。打倒四人帮让大家稍微松口气,大家吃螃蟹,三公一母。大家敲锣打鼓欢迎一通。当初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红军书法家舒同的女儿舒均均,大概是10月7、8号,她拉着我去香山公园,在公园里她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觉得眼睛一亮,这是条件反射,我又高兴又担忧。毛泽东选的接班人是华国锋,明明知道他水平不行,还说“放心”,其实这是他最后最不放心的。另外,从道德和私人感情上讲,朋友托付你的事,你完了把人家老婆抓起来,怎么也是不妥的。反对错误路线的功劳让华国锋夺了,但他思想上恰恰不是这么回事,所以他对老毛还来了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之后到我们出事之前,大家都不知道去向。对这个事怎么看,一个是对华抓四人帮的事大家是高兴,但是仍然存在着好多问题呢,希望能够完全把这些错误纠正过来,华国锋能解决下边的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但如果不解决的话,从我们的心理来说也是有阴影的。为此,我当时找过许多人交流,一些文革中打过交道和没打过交道的,找过一些工人,找过一些有想法的人,还有一些文革中有些影响的人。后来看,华国锋还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的和四人帮的极左的东西,也没想到他对老干部居然还是那么个态度。

  老华呢,思想上抵触民主这套,就是共产党内的开明政治也没做好。而且在技术上,他不搞民意调查,不搞社会调查,你不看看老百姓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马上下发一个不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不许对老毛说三道四。我们在1977年初的时候,包括伊林涤西啊,又开始议论,共产党体制没变啊,该当反革命的继续当反革命,然后老华接着抓新的反革命。那时候大字报还没取消,在北京长安街上,很多人写了很精彩的批四人帮的东西,也点到了现在应该有些改变的东西,再往后到西单民主墙的时候,从理论上更有力地对共产党现有体制进行了批判。

  总理逝世一周年时,我们想应当把群众的要求反应出来。群众要求一个是反四人帮,要把四人帮极左的东西,他们称为路线的东西纠正过来;另一个要求是平反冤假错案,最主要是天安门事件应当马上平反。我们商量了三个口号,第一条是天安门事件是一场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立即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是一个焦点。第二条呢,请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是体现民意。第三条呢,惩办天安门事件的罪魁祸首,原来想说吴德是镇压天安门事件的刽子手,最后缩小目标,缩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刘传新。后来我看到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上,有这一条标语的照片,就在现在东方广场的那个台阶下边。参与这件事的主要成员有我;重型机械厂的赵尔明;有电报大楼的李永萍;有张立才;刘握中;再一个是钟家仑,他在部队的时候曾议论四人帮,被抓起来打成反革命;还有郑小龙,他现在搞电影的。我们是在钟家仑提供的景山后面总政的一个楼里商量决定的,具体日期是应该在1月5号左右。写大标语是在六部口电报大楼后面李永萍的宿舍里,主要是张立才执笔写的。钟家伦找的人弄车拉浆糊,在总理逝世一周年前一天的1月7号,[2]贴出来了。那一条欢迎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大标语贴在新华门对面,然后另外是王府井到东单,现在的东方广场下边。

  拍案惊奇的假案

  吴德当时没动我们,人家怎么商量的不清楚,到了2月份,他们先把我父亲支开到大庆,让他带了一个考察团去大庆学习。好像在他走后的第二天,我在工厂上班,我们车间的党支部书记说,有事开个会,把我从工段叫到车间。我到车间没多久,一帮便衣和一个穿藏蓝制服的警察就进来了,呼的一下都拥到我身前。他们说:李冬民,你被逮捕了。我问,为什么?那人说,别问,跟我们走。2月25号,把我送到半步桥监狱。同时在北京市一共抓了大概六、七个人,我们厂抓了三个,有我、赵尔明、王健。在去监狱的路上,在城里抓了李永萍。还有程潜的小女儿程昱,那年大概还不到十八岁,是我的干姐妹,她跟我们议论过这件事,也把她也抓了。还有刘龙江、秦喜昌也被抓了。这几个其实跟我们刷标语的活动一点干系没有。然后是刘握中、张立才,他们俩没进监狱,在单位被专政了。钟家仑和郑小龙可能都是在单位审问、监管,但没有逮捕。还有同仁医院的护士王玲。还有些是跟这些人有关系的被牵扯的二三十人,北京市是这样。

  然后外地抓了三个,在内蒙跟我们有来往的两个人,李明启、唐志洁,跟我们议论这个事,被当地公安局抓起来了。青海的王如山,原来是北航的,也被抓了。其余还有谁,我不知道了。这些人家里都被抄了,拍了许多照片,据说是给吴德、吴忠这两个人看。据他们自己讲,搞这次行动,出动的警察、干部和街道的积极分子七百多人。这些人抓了我们、拍了照片以后呢,大功告成,然后在颐和园听鹂馆搞了个庆功会。这当中,那个特务立了功。他不仅报告了许多后来成为我们罪证的东西,而且说,我们这些人不是一般般的反动。

  这个案子把首钢那个工人张兆庆放在第一个。吴德说,要让他担纲,但重要的是抓李冬民,因为他影响大、联系人多。接着,吴德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了华国锋。三月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讲话,就利用我们这个案子,来给全国定大调调。一个是天安门事件不予平反,二是不让老邓出来工作,然后一个是两个凡是,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坚决反对,凡是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照办。这两个凡是是从我们这儿提出,跟后边的那些说法实际一点关系都没有。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查明,有这么一个反革命集团,一个张兆庆,一个李冬民。他们要抬邓小平,排斥华国锋,叫抬邓排华,分裂中央,要抢出在押的王洪文,另立伪中央。这是一个巨大的反革命阴谋。这样,他们就借此把全国的方向给定了,并规定不许随便去天安门写大标语。这是华国锋搞的一个事,为维护他的基础,制造了一个重大的假案,压制邓小平,也遏制了全国人民要把极左路线纠正过来的愿望。

  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反对老邓出来工作,我觉得这是华国锋要抓我们的根源。直接原因则是吴德和北京遍布的四人帮残渣余孽,他们多年来执行这些错误的东西,包括像“五一六”,以及工业、农业上的问题,自己怕承担责任。于是欲盖弥彰,就这样把我们上报给了中央。后来抓这个案子的一个市委书记,在文革当中曾积极支持极左派,和我们这些人一直是对头。我曾经说过中国工人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和组织能力,还远远比不上波兰的独立工会,都差很多等等。这个话呢,也让吴德用上了,说我攻击中国工人阶级,另一个就是说我提倡工人与党对立。他们把张兆庆和我捏到一块,再把张兆庆和王洪文捏到一块,说我们要武装营救王洪文。这个编造过程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和张兆庆见面的时候,我说的是对毛主席该否定的否定,该肯定的肯定。仅凭这点要定我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很难。但批判我时,他们很极端,说我们要打倒毛主席。在我写的文章上用的是“毛主席”这三个字,不是称为“毛泽东”,其实称他为毛主席就还没有要彻底批判他的意思。他们要给我定罪,又从这里面找文章。可是文章里“毛主席”三个字前面并没有“打倒”两字。一个姓陈的具体办案人员,是原来市革委研究室的,他就请示管我们这个案子的负责人贾X。那个人就跟这些具体办案人员交待,前面缺“打倒”两个字,你们就模仿李冬民的笔迹,给他填上。只要符合李冬民的反革命思想就可以作为证据,搁到案卷中。那时候,他们已经有复印机了,好处理了,他们就拼到一块。他们就是这么办的案子,所以这个案子后来叫李冬民假案。贴上去那两个字就组成了“打倒毛主席”的字句。北京市委做了大量的印影本,批四人帮用的是大本,批我们有两个小本。我们的反革命集团案当时传达到群众,家喻户晓。

  当时华国锋为稳定局势,全国下令处决了四十六个政治犯,最著名的就是史云峰,一个吉林工人。听说也有人提议要枪毙我,也许因为这案子做得太假,他们还是有点心虚,没有成真。后来,中央全会开会,把华国锋、吴德等人拿下的时候,也是用李冬民假案来做的炮弹。当时有人主张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来教育全党全国。主管宣传的领导人说,这个事情就别登报了吧,有些事情如公安部门用眼线、模仿笔记造假等太黑暗了,不宜公开,就在内部说说吧。我想,使用眼线啊,设局啊,造假啊,这种公安的特殊手段,让共产党的脸会没处搁了。给我平反、消除影响下发的文件,共产党才发到全国的省军级传达。所以这个案子共产党做得不伦不类,直到今天还没有真实报道过。

  [1] 保密电话。

  [2] 编者注:据伊林(刘握中)、涤西(张立才)的口述回忆,商议写标语的时间应为1月7日夜,贴出时间应为1月8日。

注:本文原载于北京传奇策划、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丛书之一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相关阅读:

评论:

关闭窗口
此处显示新 Div 标签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