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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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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伟华,米鹤都编辑:红墙边的反革命

原标题:——王宇/侯瑛/李红旗口述

作者:卜伟华,米鹤都采写编辑

来源:编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年01月09日

本站发布:2012年01月09日

点击率:4041次


    本文系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海外版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丛书第一册之三

  前    言

      米鹤都

  在共和国一个甲子的艰难历程中,共和国同龄人的蹉跎岁月,始终伴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跌宕起伏。古人云:“六十而知五十九非”。当这些“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已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今天,回头看,他们有太多的倾诉和感慨。

  可以说,这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扮演了试验品角色的一代;也是为改革事业做了铺垫和牺牲的一代。于前者,他们在理想主义的憧憬中奉献出了青春,结果是除了“试错”之外几乎一无所获;于后者,他们的绝大多数也和三十年改革的丰厚“红利”无缘,而在社会利益的洗牌过程中被逐渐边缘化。同时,与他们血肉相连的那一段段无人理清、也无人承担责任的历史也在被集体失忆。然而,从文明传承的角度,历史难以割裂。他们青春的惨痛教训尚未理清,更重要的是当年那场“大革命”得以发生发展的机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矫枉。当今天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时候,我们依稀记得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一代

  人不仅有责任率先正视自己的历史,也有义务把自已的反思留给社会。

  参与本丛书创意、策划、采访、编辑、资料整理的同仁们,撇下时尚,拨开蒺藜,与那些丰富历史素材的承载者一起重返昔日巨浪的喧嚣,寻找他们依稀的足迹,聆听他们内心的独白。大家期冀以一种担当的精神,以一己绵薄之力,从这些个体的视角去了解:他们是谁?他们怎样长大?他们如何走过动荡的六十年?他们青春换取的教训是什么?以及他们今天对生命的反思。或许从他们各异的人生角度和思索中,可以或浓或淡地勾勒出这一代人粗犷的轮廓,从而对渐行渐远的历史失忆弥补于万一。这就是《回忆与反思》丛书的由来和同仁们的心愿。

  《回忆与反思》丛书所涵盖的历史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至今的六十年,丛书以这代人的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三段主要经历为线索,以“老三届”为主要代表并兼顾上下,以北京为主要采访地亦涵盖南北,以那些深度参

  与历史事件以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为具体的访谈对象。

  《回忆与反思》丛书采取口述史的基本形式。为保持文体的可读性和连贯性,丛书采取了第一人称的自述体裁,需要强调的是,其中显然包含着众多采访者研究的成果和思想的结晶。目前,学术界对于口述历史这种形式的认识尚不一致,编者所做的也只能是一种探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无法拉开与历史的距离,今天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难于做到不带情感色彩的超脱,从而也就难于完全客观。这个命题是研究者们难以逾越的,还有待于历史的沉淀和升华。淀下去浓烈的情感,才能升起来超脱的理性。“历史从来不应当是由当代人撰写的,他们的义务仅仅是留下真实的素材和感受。”古罗马哲人马克?奥利略这样说过:“我们之所闻,仅仅是一种观念而非事实本身;我们之所见,只能是一个视角并不代表真理。”编者认为,用这句话为口述史定性是比较恰当的。口述历史本身就意味着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更不等同于“信史”,即便通过研究者的加工整理,也只能是受访者认识水平上的个人观察。相对于历史全貌和真实,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口述,都难免有“瞎子摸象”般的片面和“身在此山中”的局限。

  因此,敬请读者留意该种历史读物的特点。

  《回忆与反思》丛书在对口述史的采写、编辑过程中,是参照当年周恩来先生在人民政协征集编辑《文史资料选集》的“三亲”原则,即以访谈对象“亲闻、亲历、亲见”的历史片段为依据。同时在访谈过程中,倡导治史的直笔精神,倡导不溢美、不掩恶,实事求是地陈述所闻、所历、所见。另外,丛书也参照《文史资料选集》当年“百花齐放”的方针,尊重不同个人的立场视角、思想水平和意识形态,可以“各存其是”,可以“百家争鸣”,不求全求同。需要特别声明,我们在编辑工作中采取“言无不尽、文责自负”的原则。受访者口述的内容,除文字修饰整理外,编者对其观点、认识不做修正,对庞杂的史实原则上不考据订正,最后定稿均经过受访者本人的修改和认可,其内容由受访者“文责自负”。难以避免的是,受访者的某些表述可能与事实存在着出入,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认识

  更可能存在着偏激、错误的观点。但这些并不代表得到编者的认同。

  另外,由于我们所从事的仅仅是民间的、业余的工作,所能征集到的口述史难能面面俱到。在实际征集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许多有着重要经历的当事人、有过重大过错的当事人以及受过严酷迫害的当事人,由于移居国外、由于身处官场、由于“宣传有纪律”、由于缺乏当众忏悔的勇气、由于恐遭非议、由于不愿再揭开伤疤、由于保护隐私等等,尽管原因不一,结果是相当多的重要当事人并不愿参与口述历史的征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我们也借此呼吁更多的重要历史素材的承载者加入到《口述历史》的行列中,丛书同时依据前述标准,向社

  会广泛征集这代人各方面传奇人物有价值的口述史。

  我们深知,在如此重大的历史课题面前,本从书所能做的只是沧海之一粟,但是我们将尽力而为之。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历史素材的收集、整理,将有助于人们未来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口述史,能够使更多的人对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发展进行反省和思考;我们还希望,通过本丛书,使我们的子

  女对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父母一代有更真实和更深刻的了解。
 

红墙边的反革命
 
王宇/侯瑛/李红旗口述
、编辑: 卜伟华 米鹤都                                               

  

    王宇,辽宁海城人,1946年出生于齐齐哈尔。文革前是北京第28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28中与中南海仅一墙之隔,因此在文革中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文革初期,王宇等先后成立了28中“红旗”和“八一八红卫兵”,为其负责人,也曾参与过“破四旧”、抄家。1967年4月,北京中学红卫兵分裂成“四三派”、“四四派”以后,28中“八一八”红卫兵是北京“四三派”中最具代表性的组织之一。1968年1月19日,王宇被军训团当作群众组织中的“坏人”揪出,遭长期关押,多次被批斗。1969年5月随父亲到河南息县铁道部“五七干校”。后进入湖北襄樊铁路机械厂当工人,现已退休。

  侯瑛、李红旗文革前均为28中高中学生,“八一八红卫兵”的骨干。

  文革前平淡无奇

  我是辽宁海城人,1946年6月29日出生在齐齐哈尔。我父亲叫王福恒,原来在哈尔滨当铁路工人,是火车司机。日本投降后不久,我父亲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入了党,当了干部。他就在“毛泽东号”机车组那个单位,当过副段长,后来,他在哈尔滨铁路局当了总务科科长。我母亲一直是家庭妇女。

  1953年的时候,因为当时铁路上急需要人才,把我父亲从哈尔滨调到北京来了,在铁道部搞信访工作。他一直到去世,除了个别时期,基本上一直搞信访,还在监察局干过一段时间。他一直没退休,在66岁的时候去世。我们家有不少亲威都在东北铁路上工作,各个地方都有,可以说是铁路世家。

  到北京后,我上的是铁路第七小学。这个学校那年刚成立,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我是它的第一届一年级学生。铁七小当时在北京是所非常好的学校.因为铁道部特别重视这个学校,投资很大,当时铁七小是跟史家胡同小学齐名的好学校。文化大革命以后,铁七小衰落了,现在据说和另一个小学合并了。

  我的初中是在铁二中上的,也是在我家附近。铁二中原来不错,是铁道部的重点,教师都是一些很出色的人才。铁二中的学生因为家里都是铁路上的,为人都比较正统,比较老实,做什么事都讲规矩。文革中,铁二中的“老兵”、“四三派”、“四四派”的头头都是我原来的同学,而且跟我关系一直都特别好。

  后来我高中上的是28中。我考高中那年,铁二中当时招生考本校的可以优先考虑,但我第一志愿报的是13中,第二志愿才报的铁二中,我的平均分是93分,结果铁二中没要我,我落到了28中。28中比铁二中要差一点,当年在北京还可以算是中等偏上一点的学校。

  28中全校有2000多学生,初中每个年级有10个班,高中每个年级有4个班。我们学校的原址据说从前是清朝升平署。道光年间设立的,主持清朝皇宫内演出事务。后来升平署的剧本、档案、戏衣、道具、剧照等都保存到故宫博物院去了。学校前身据说是庚子赔款后美国人办的学校,当时有汇文中学、义文中学,28中就是当年的义文中学。我们老师讲,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中,28中都是先锋,都是最早参加的,因为离天安门近。“一二·九”运动时共产党经常在这边活动,秘密接头。所以,28中不光资格特别老,而且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

  我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一直比较好。到高二以后,可以说已经是绝对拔尖了。就是说,我想考多少分就能考多少分。那时最高分一般是120分,多一道题。有一次考化学,我哗哗哗写完就走了。我写字一向特别糟糕,有的字老师都不认得,结果给了我一个不及格。我跟老师吵了一架,回去就把化学书全背下来了。第二回考试又给了我一个不及格,我就跟老师说,我的答案就是根据化学教科书第几章第几节,在第几页第几行。老师一看没办法,就说,好了,我给你80分吧。

  上高中以后,我的眼睛近视了。可我不爱戴眼镜,又坐在最后一排,老师也不怎么管我。我上学时,把一只钢笔往口袋一插就上学了,那些课本就放在抽屉里。老师讲课时,我就学习下一节课的内容,我自己学。学了一会儿以后我就开始做作业了,当天预留的,和可能预留的作业我都做了,而且往多了做。下午我就看课外书。我当时老去西城区图书馆借书来看。我是下课就打球、游泳、玩儿,上课我就看自己的课外书。我的课外书挺多,看的挺杂。

  我人缘挺好,因为平常老打球,玩儿啊,学校里认识的人挺多。我上学每天正点到达,放学了我就跑了,在学校里不怎么呆。我有功夫就玩儿去,打篮球、打台球,到玉渊潭游泳,夏天整天就泡在那儿了,下课铃一响,我就奔玉渊潭了。这样,我们班的女同学里,好多我叫不上名字,除了必要的情况,我跟女同学一般不大说话。

  我在中学不大求“进步”,没担任过什么班干部,最多就是当过化学课代表。中学也没有入团,还差点被打成右派学生。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右派学生,但是没有带帽子。那是高一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跟学校的教导主任吵了一架,在几个人中,我的态度最强硬。结果学校闹得挺厉害,差一点把我打成右派学生。因为这个事,我还跑到教育部去告状。到了教育部的信访室,人家问我,你家里干什么的。我说是铁道部信访办的,结果教育部的人和我爹认识,都是国务院部委搞信访工作的同行,平时开会也有交流。他们赶紧给我爹打了一个电话。也许因为这个,我们的事后来学校也不了了之了,没给我们处分。我们的教导主任姓张,文化革命后,他还请我到他们家去吃饭,拿出自己做的醉枣招待我们。他说,王宇啊,文革那时候我就怕你整我啊!我说,哪能呢,我不会计较那个事。

  仗义执言引火上身

  我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比较好,高考复习的时候,我把福建编的、浙江编的十年高考试题全部做完了。我还把苏联的那个十年高考试题做了一遍。到文化革命前夕的时候,考大学的准备都已经做完了。我已经不复习功课了,开始玩了,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了。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也分成“反”党支部的和“保”党支部的两派。学校里大多数学生是保的,保的呢一般都是学生干部。反的呢,其实一般也就是小孩们觉得好玩,当时反的这帮人也就是提意见,并不是真要反对和打倒党支部,绝对不是。

  有一次,一些学生跑到校长室那里,在那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么做的结果就引起另一部分学生的反感。我本来没有想参加哪一派,属于那种感觉好玩的。当时我也没有写大字报,不过我是支持反校党支部那一派的。当时,我们班几个同学起来给党支部写了大字报,结果受到许多攻击。我就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我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应该允许人家发表意见。实际上我只是仗义执言,谁知这一来呢,就把矛头都指向我了。

  可没几天,大约在6月20号左右,上面派的工作组来了。工作组一到,就说我们学校党支部是错误的,有问题。于是,形势马上就翻过来了。工作组进校之后,好像很民主,每个班要出一个革命学生代表,然后这些人呢,就是围绕工作组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作。结果在学生们选校文革的代表时,把我选成革命学生代表了。那时候学校里还没有成立什么组织。

  在工作组进校的前后,我们学校高二有三个学生,有一个女生,两个男生,他们就提出了一些比较激进的口号,大概也是从社会听来的。工作组进校之后呢,就先拿他们开刀,认为他们是反动学生。我们这些人认为这些学生过激了,也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即使他们不对,我认为也不能这样对待学生。工作组一斗争这几个人,就激起民愤了。

  我是高三的学生,比较显眼。我一出来说话,结果这矛头就又对准我了。我不服气啊,当时就顶起来了。支持我的人很多,但确实没有组织。当时已经有那种意思,说要抓右派分子了。心里也有点儿寒,因为我是高三的嘛,毕竟跟初中学生不一样,对“右派”这个词还略微知道一些的。不过,工作组当时抓右派,但对我下不了手,因为支持我的人多。工作组于是布置了一批人写大字报,大字报写到:要“揭开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王宇的画皮”。同时,他们就召开了一次大会,那时工作组也就是进校后十多天的样子。可就这一个大会,工作组等于把自己搞垮了,他们在学生中的威信一下就降低了,很快,随着大形势的变换,工作组就失去了领导权了。

  侯瑛谈“红旗”的成立

  侯瑛插话(王宇的同学,28中八一八红卫兵的主要首领之一):我觉得文革初期,工作组到28中以后,什么事也没干,就是围绕着高二几个学生的事,后来再加上王宇的事,天天辩论。辩论有时是大会,有时是小会,自己班里也在辩论。比如说王宇他们班辩论吧,我们班就会去好些人。而且还是两拨人,有拥护他的,有反对他的。当时学校里的这种辩论会,民主气氛倒是特别浓厚,随便谁都可以组织一个会,畅所欲言,非常好。我觉得中国就需要这种民主气氛。

  当时有件事特别有意思。28中有两个青年老师,一个姓吴,一个姓韩,有天晚上他们俩聊天,可能说了点什么。后来被人揭出来,给他们整了个“吴韩夜话”。结果也是天天批斗。

  我感觉,本来工作组来,应当是斗走资派啊,什么批判旧的教育制度啊,结果都没有关系,就整这点烂事。瞎折腾了一段时间,然后工作组就撤了。可是在我们学校里就形成了两派人,实际上是三派。一派呢,就是原来倾向保学校党支部的,倾向工作组的这派人;还有一派人呢,就是反对学校党支部、反对工作组的,经过那一个多月的陶冶,学生们就开始联合起来了,观点一致的就走到一起了。当然还有一派人,是什么都不过问的一批人,也就是后来说的逍遥派。

  我们学校在8月份成立了三个红卫兵组织。

  我记得工作组撤走的第二天,海淀师院附中的红卫兵就到我们学校来串联。因为我们学校好几个人的哥哥姐姐都在师院附中,是红卫兵,联系也比较密切。于是这些同学就把他们的哥哥姐姐领到了我们学校。另外六中红卫兵也来了几个人,但是没表态支持谁。8月1号前后,开了成立大会,28中在海淀那帮人帮助下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

  没几天,28中成立了第二个组织,叫“红旗”。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叫任七一的女生,她和王宇成立的“红旗”。他们成立“红旗”的意义,我当时认为就是冲击第一个红卫兵,对红卫兵不满意,说他们是“保”字号的,根本就违背了红卫兵原来造反的意义,就是说他跟清华附中红卫兵根本就不是一类的组织。红旗的那个《宣言》是我写的,所以记得非常清楚。

  再以后,因为“红旗”打人的事,王宇他们不满意。他当时规定就是,谁再打人就开除谁,就是不许打人,但还是制止不住。于是在八月下旬,王宇就又成立了“八一八红卫兵”。

  

   “八一八”诞生的红卫兵

  六中大约在6月份,就成立红卫兵了,在北京市算是很早的。他们和我们是一墙之隔,两个学校一直关系密切。六中红卫兵的几个头头跟我关系都很好,找我串联过。但我觉得他们太激进了。他们要搞大革命,要建立什么毛泽东城,要把北京改名字等等。我对这些就特别反感。我说,不是反对个人崇拜嘛,毛主席自己都没提这些,咱们这样做不合适。我的思想一开始就不激进,到现在,我的思想也不激进。

  在师院附中那帮人的帮助下,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就成立起来了。28中的红卫兵大约有百八十人,大多是干部子弟。他们这些人在学校里大多是学习成绩不好的,调皮捣蛋的,也没有什么威望。另外呢,红卫兵这些人哪,我打心眼里就看不起他们。一开始呢,他们保学校党支部,接着又保工作组,到后来工作组倒台了,他们才起来反对。而且,他们反对时的观点比起原来反党支部、反工作组的同学还要激进得多。我就不喜欢这种反反复复的,出风头式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错了我公开承认,我再改。不要说我原来是对的,我现在还是对的,我永远是对的,那不可能的。何况这些人在学校里本来也不是什么有威望的人,他们后来在学校打老师、干部,我看见他们把图书馆的书拿来烧,红红的,一米高的火苗,还让老师从这火堆上面打滚,滚过去。

  因为和红卫兵有分歧,所以我跟任七一成立了“红旗”。“红旗”的人数比红卫兵少一些,刚成立的时候也就二三十人。“红旗”的组成人员出身也好,大多是一些部队的干部子弟。“红旗”成立以后,我就陆陆续续介绍人参加进去。很快,就进入了“红八月”,“红旗”也开始打人。我几次警告他们不许打人,抄家。我说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你不能动手打,这是一个杠杠。他们屡次犯规,我就把这些人全开除了。之后,我就又拉起来一个组织,“八一八红卫兵”,但也没和“红旗”完全分道扬镳。因为我在那时候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我有支配“红旗”那帮人的地位。“红旗”这帮人还是比较单纯的,除了“血统论”,在别的方面跟我们是一致的,但是这帮人就是打人。拿坦克兵的皮带打人,他们拿出来给我看的,皮带上的大铜扣都打弯了。

  我们一宣布成立“八一八红卫兵”,人马上就扩充起来了,就在学校里具有很大的势力,因为成立之前就有基础,已经有一部分人了。具体成立的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据后来批判我的28中“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的传单说,“八一八红卫兵”是1966年8月27日成立的。

  那时,学校里有个牛鬼蛇神队,包括书记、校长、教导主任、老师、还有右派,里面还有我们学校资格最老的北京市特级教师赵光宁。他们也挨打了,被打得也够狠的。但是打得最凶的,实际上是六中的红卫兵过来打的,不是我们本校打的。我亲眼看到六中的王XX、朱XX到28中打人,打老师,我觉得这是个问题。所以“八一八红卫兵”一成立以后,我立刻宣布:28中从今天起,任何人不能随便批斗老师和学生;解散“牛鬼蛇神队”,让他们回家交代罪行,需要批斗的时候随叫随到。那以后当然不是绝对不斗,你要是抓住什么把柄还是可以斗。

  “牛鬼蛇神队”解散以后,有次六中的朱XX来了,我就当面跟他们说,以后再到28中打人,我们就不客气了,就要收拾你了。我们的革命我们自己搞,不需要你们来包办代替。当时,我还威胁他。我说,你爹还是那个模样呢,你还来打人!我看过毛主席著作,知道一点他爹搞左倾整人后来被毛主席批判的历史背景。

  我做的这个政策性的调整,对制止打人还是起到了作用。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对我特别好,文革后他当了西城区副区长。他们当时都因为我们这个“政策”少受了好多罪。我们这个组织成立后,就没有再像“红旗”那样再出现打人的现象。但是对于其它一些左的东西,还是不敢抵制。我们红卫兵的组织原则上,实际也是迫于当时“血统论”的压力,搞“红五类”。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是小业主出身,他来找我,想参加我们的红卫兵。我当时就说,你先别来,你进来影响不太好,容易被别人抓住把柄。虽然社会上不同意“血统论”人很多,但气势上压不过对方,还是屈从于左的势力。

  成立“八一八红卫兵”前后,我在社会上什么活动都没参加过。其实,当时社会上开的各种会,辩论会、批斗会,我一个都没有参加。我天生不爱凑热闹,就窝在我们学校那块地盘里。我们这个组织从一开始的几十人,很快发展起来,最多时大约到了1400人,占全校人数的一半以上了。

  红卫兵成立的时候,把原来的学生党员、学生会的干部全给抛开了,但这些人在学校里是有威信的人。后来,他们全到我们这边儿来了。可以说,学校里原来最优秀的分子后来全都集中到我们“八一八红卫兵”里来了。当时没有叫总部,有个核心组,大概七八个人吧。

  破四旧风潮

  红八月以后社会上就开始抄家了,就把斗“牛鬼蛇神”、斗走资派的事晾一边了。

  在我的观念上,我是反对抄家的,所以我自己没有组织过一次抄家。但是我不能反对别人抄家。我去看过三次抄家,一个是北洋政府的一个姓刘的高官,是我们班一个同学的父亲。我看到的这次抄家,可以说是北京最文明的抄家了。那次是李红旗带人去的。他们到了以后,把所有贵重的东西全都码放好,进行登记,然后叫故宫博物院来卡车,一件一件登记后运走。我们“八一八红卫兵”抄家时,绝对没有打人,而且没有毁坏东西。

  我看他们家的那墨特别棒,但故宫博物院的人说:这墨不值钱,不要。还有4个瓷碗,我看着特别精致,白如玉、薄如磬,就是那个劲儿。他们说当时值4000元。故宫博物院来的这些人挺仔细的,凡是收的东西,他们都详详细细地登记了。当时他们家有个存折,有几百块钱让我给拿走了。后来这个同学的表哥来找我,说家里特别困难,说要那个存折。我说,你拿走吧。当时我们没有活动经费,大约用了200块钱,买大字报纸了。这事儿我也觉得不对,人家来要,我就还给他了。李红旗说我在抄家时,还撕了人家一个香港存折,上面有5000块钱,但这事我不记得了。

  后来两次是到西四和北长街,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忘了是谁去抄的,反正是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我也去看了。看了之后心里感到特别难受,一种说不出来的味儿。其中一个国民党的中将,解放后还在南京军事学院当过教官。他们家穷极了,小破平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可以说比普通工人家里还要穷得多,就落到这样的惨状,所以我当时感触挺深的。因为我老看武侠小说,有一种英雄情节,他这个中将,一生打了多少仗啊,最后落到这么一个地步。

  我没有指挥过抄家,这几次我去也就是应个景。因为当时你要不去抄家,不应个景,也会有人批评你的。我们学校好多老师家也都被抄了,那都不是我们干的,对老师,我们一家没动过。

  侯瑛、李红旗谈抄家

  侯瑛插话:当时我们学校对面这块儿,绒线胡同、西长安街南边尽是名人的家,特别多。那一块儿住的尽是伪满时期、国民党时期的遗老遗少、达官显贵、名人,乱七八糟的多极了,都是特别好的四合院。那时抄家也特别厉害,全是街道居委会、小脚老太太报的信,然后还有派出所报的信。当时我觉得我们抄家是保护性的。如果我们不去抄,别人就会去。我们去了之后呢,真是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就是说,我贴上封条后你别的红卫兵就不能随便拆。我记得那会儿“八一八红卫兵”抄了一家,就是学校对面大院的一家。后来,那个人见到我就跪着磕头,他不是害怕是感激。我们把他们家东西封起来了,而且允许他们吃饭。还有南城的一家,“八一八红卫兵”去了,“红旗”也去了,那个人是个民主人士,姓陈,挺有钱的。后来“红旗”那帮人就住在那里了,把他们家的钱全给花了。那会儿“红旗”就特恶劣。后来王宇不是跟他们几个急了嘛。

  其实抄家这些事情全是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搞的,那帮孙子到处给提供名单,说,我们胡同有一个什么什么人,你们去抄啊,这帮人就去抄去了。那时候抄家全是坏人引道,你说这学生知道什么呀?大概西城区的抄家比较狠一点,要比海淀的狠。

  李红旗插话(28中高中学生,“八一八红卫兵”负责人之一):“红旗”成立后,找过我,但是我没参加。我看不惯那些人,也不想过深地介入。当时群众也看不起他们那帮人,另外那时候不是有血统论嘛,我不大认同。“红旗”这个组织,在社会上抄家的时候,是连吃带喝带玩的。后来跟他们关系不好,或者对他们反感可能跟这个有关系。我记得,当时皮手套很贵,他们30多个人,每人买一双,实际上就是用抄家的钱买的。而且他们毁坏了很多东西,有一个乾隆御批的铁卷丹书也给撕了。

  抄那个北洋政府姓刘的家,整个过程是我领人去的。文物呢,我们主动把故宫的人叫来了,让他们收走。他们有的收走了,有的不要。其余的我们封存了。侯瑛插话: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金条,请银行来收,银行不来。我提着那个提包,大概有那么两小包吧,就送到银行,人家还不收。送了好多次,后来西城有个银行终于收了,还给我开一个收条。这收条我交给他家了。

  参加“三司中专部”

  “八一八红卫兵”成立以后,我们感到有点迷惑,找不到方向。除了抄家破四旧,这革命的下一步往那走啊?所以我就想到社会上找一找路子。

  我先跑到西四,九三学社那个地方,那里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办公地点。我要求加入他们的组织,结果去了以后,问了这个,问了那个,没人搭理我。我一生气,去你妈的,你不要我,我还不要你呢。后来听说文化宫里头有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三个司令部,我就跑到那儿去了。这三个司令部里面,当时我听说“三司”最革命。我们到那儿就参加了“三司中学中专部”。它的“中学中专部”当时有三个人,太平桥中学一个,铁一中的金X,还有四十四中的刘X,等于也就是有三个中学参加了,我们是第四个参加的。继我们之后,三十一中又来参加了,我记得还有景山学校的。我们算是第一批的,接着就有很多学校来报名。对很多后来报名参加的怎么办,我们就开会讨论。三十一中坚决反对对所有的组织都吸收,说要严格审查。我说,不行,红卫兵就是一个群众组织,不是一个什么严密组织,愿意参加的你就参加,愿意走的你就走,把口直接放开。当时领导我们的是北京大学的高XX,代表大学生领导我们。他同意我的意见,后来就决定放开口子,这样,哗哗的好多人都来参加了,队伍立刻就壮大起来了。对“三司中专部”的发展壮大,我是出了一把力的。

  在和社会上建立了联系之后,我就退出来了,回到学校,派了一个同学代表我们学校“八一八红卫兵”参加“三司中学中专部”的领导。

  10月18号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前,“三司”召集我们开紧急会议,说这个口号[1]变了,因此要抗争。我看了半天,说可能我水平低,我没觉得有多大区别。他们就做了一番解释。我回去以后越想这事越不对头,我们也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我说咱们不管什么口号不口号,有什么内容,这事要一错了,咱们就完蛋,可能是要掉脑袋这种事情。当时大形势在那,我们又不能躲。我说,你们跟在后面,别站在前头去,人家往上冲,咱跟在后面就行了。

  毛泽东那次接见,没有采用红卫兵游行的方法,而是让红卫兵站立在街道两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乘坐敞蓬吉普车进行检阅。毛泽东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然后车队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行进。当时,我在北太平庄那里当红卫兵纠察连的连长。回来后我一问,也是吓出一身汗。据说毛主席的车从人民大会堂、天安门转了一圈,一拐弯的时候,群众队伍哗就把毛主席的车队一下给截断了,把后面的车全给截住了。后面的车后来拐个弯才追上毛主席的车。

  “发出红光”的毛泽东

  那次接见时,我是头儿,站在警戒线的最前边,只有我一个人。毛主席的车远远的过来了,我确实看见毛主席是神采奕奕、满面红光,而且我觉得他身上发着一种红光。

  当时对毛泽东确实是崇拜,这个不能否定。但是我这个人不迷信,也不是搞个人崇拜的那种人,有人把毛泽东说得多么的高我也不相信,因为这不符合人类的规律。我记得,当时我对把毛泽东说成是“顶峰”表示不理解。侯瑛还跟我解释说,当代,你要看这两个字,他只是当代的顶峰。有些人是盲目崇拜的人,他们容易脑瓜糊涂,但我不是那种人。见到毛泽东,我也没有觉得特别激动。可是我确实感到他身上发着一种红光,记忆特别深刻,就觉得毛主席不是一个凡人。中央首长肯定有特殊的保健品吃,因为我跟周恩来握手时,我感觉他的手不同寻常,特别的嫩,说的不好听像南豆腐一样,特别的柔软。

  在这次接见之后,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好了。我说干脆走吧,串连去吧。我们一串连就出去了一两个月。到了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从重庆往南走,又到了桂林、长沙、韶山。

  等我们串连回来以后,“三司中学中专部”那边已经变质了。一帮人在“三司中学中专部”那儿混,吃点儿、喝点儿、砸点儿,反正就是乱折腾。我跟“三司中学中专部”他们来往时,只有一家。这时发现他们分成两家了,有两个招牌,还有所谓的真假之争。一拨是以三十一中为首的,还有一拨是几个中专的。两拨人在文化宫那边争领导权,然后三十一中这拨人呢,头儿姓孙,他就领着人把“三司中学中专部”弄到四川饭店去了。

  我听说过这件事,但对详细情况不清楚。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比较支持在四川饭店办公的那个,也就是以三十一中一帮人为首的那个。他们把抄家抄来的那些东西,也搬到四川饭店了,因为四川饭店离三十一中很近,在那儿逍遥去了。然后两拨人就互相说,我是正统,你是假的。这以后,我就跟他们不来往了。

  “四三”发言

  到1967年初,社会上的事儿我们就参与了。中学红代会筹备的时候我是筹委会的委员,军训团通知我到西四去开了一次会。后来又通知说哪天哪天开成立大会。开大会之前,有好多人纷纷来找我们,拉我们参加反对派。这当中就有很多熟人,如三十一中的、女八中的,这以后我们就有倾向性了。

  中学红代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碰见李冬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以前我不认识他。我们聊了聊,听他说话的口气是将来要提拔我。因为当时只给安排了我一个筹委会的委员,正式的委员中没有我,有点儿亏了我、将来给我弄上去的意思。

  中学红代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不知是谁递给我一个条子,要反映什么问题,好像是跟军训有关系的,对军训不满意。我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二排,我就走到第一排,交给康生了。康生看了看,就给郑维山了。郑维山说,你先回去吧,我们一定好好研究研究。

  从人民大会堂里出来,看到满大街都在游行呢,我就意识到,这些人是有组织的。因为这些人跟我关系都比较好,我们等于是加入了他们的组织,但没有具体行动。后来就发生了“四·三”讲话。

  “四·三”讲话那天,有人给我写了张条子,不知是谁,我也不认识,建议我上去发言。结果那天的会上我就成了主要的发言者,发言最多的除了周恩来就是我了。

  我先说了李钟奇的问题。别人给了我一份李钟奇[2]的讲话,里面有他对“联动”干部子弟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们是我们的子弟,将来的班,还得你们接”。我说,你这不就是“血统论”嘛!当时总理就叫李钟奇站起来,问有没有这么回事?李钟奇说,没有。我说,这不可能是假的,我这里有两份记录。我也不认识你,但不止一个人给我说这件事,还有当时的会议记录。

  总理说,李钟奇同志是东北军的,是在六盘山下起义的,排长,也没有多少文化。后来,李钟奇作了检查,这事就过去了。

  我还收到了另一张条子,是说一零一中的胡X、吴XX被军训团关起来了。我说,这些都是学生,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军训团一来就把人关起来了。总理跟他的秘书说,赶紧派车把他们给接过来。

  还有人给我递条子说,二十七中的梁XX,正在人民大会堂外边的门口闹,要进来。我就跟总理说了。总理说,那你去把他们叫进来吧。我就走到大门口去把他们叫进来了。

  “四·三”这个大会参加的人相当多,没有一百人,也差不太多。你想想,那帮大头目就有多少?你往下数啊: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丁国钰……光他们那帮中央领导人,我估计就有二十多个,所以整个加起来,最少也有七八十人。

  “四三”得罪了军训团

  侯瑛插话:“四·三”讲话那天,是秦喜昌[3]找的王宇。那会儿,社会上的事王宇他不管,外头的事都是我去办的。这样,秦喜昌先找到我,我告诉他到里边去找王宇。当时秦喜昌说,今天晚上首长接见一些中学生的代表,听听对军训的意见,让王宇准备准备。

  在会场上给王宇递条子让他反映意见的是赵XX。[4]赵还到我们学校找过王宇,赵跟谢富治关系特别好。王宇上去讲了一通,接着又有人给他递条子说李钟奇的事。

  之后,王宇又干了一件让军训团等特别不高兴的事。在3月份的时候,二十七中的梁XX组织“铁军”,已经被军训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取缔了。梁XX过去在“三司中学中专部”的时候认识王宇,就来求援。然后王宇就发动西城区我们认识的好多朋友,像三十一中的、师大女附中的、六中的,就声援去了,搞了一个声援大会。骑自行车游行,到学校喊口号、贴标语什么的,我们俩都去了,搞的声势比较大。原来西城区军训指挥部的郭副司令员跟我说过这事,他的意思是说,你王宇是左派,我们承认你,也支持你,你不要到社会上管那些闲事去。“四·三”那天,梁XX就在人大会堂门口啊,别人又递条子,王宇就当着总理的面提出要让他进来。所以就又给军训团来一个下不来台。

  梁XX进来以后又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说的比王宇说的过激得多。我觉得王宇当时在“四三派”的大群体里,始终不是那种过激派。但那些人都跟他是朋友,他又好打抱不平,这个事就非常麻烦。结果呢,我觉得他有点代人受过的意思。军训团特恨梁XX,你非要帮他说话,人家就恨你呗,就这么回事。因为那天我参加整理记录稿,看得比较清楚。

  最后首长有一个讲话,是谁说的忘了,是总理说的还是江青说的。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讲话不要传出去,李钟奇同志呢,还是个好同志,他已经承认错误了。结果呢,那天王宇临走时告诉我,你别走,你回家里等着,回来要整理这个讲话稿。结果我们那天夜里有好多人在学校等着,还有六中的,都是附近各学校的。当时王宇、六中的康X他们几个说,把“四三”讲话连夜刷到长安街上去。

  所以第二天下午秦喜昌又来了,埋怨王宇。他说,你看,昨天首长说了不让传出去。得了,今天晚上还得去一趟。结果又出来“四四”讲话了。“四四”讲话整理出来又跟“四三”讲话不一样了,反着了。

  “四四”讲话

  “四四”那天开会,人去的比较少,我记得不太清楚。主要是戚本禹讲了些话,讲话的时候,戚本禹问我,看过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吗?我站起来说,看过。他说你对最后一句话是怎么理解的?我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在革命斗争当中解放的包括我们自己,改造我们自己。结果他也没说对,也没说错。另外他在谈到军训的时候说,那些战士都是些孩子,跟你们岁数一样,个别的比你们还小。

  接着,戚本禹让我站起来,把我训了一顿。他说,28中的王宇,昨天说好了会议讲话的内容不要传出去,结果还是上街了,听说是你干的事?

  其实,这件事是很多学校一起干的。因为28中离人大会堂最近,所以大家就到了28中。28中倒霉就倒霉在它这个位置,它是北京离天安门、的一个学校,大门就在长安街上,又和中南海一墙之隔。我们“八一八红卫兵”出名也和这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

  李红旗插话:因此,“四三讲话”整理稿子的地点也是在这里,然后从这里把稿子发出去,大家去贴,然后大家印传单。

  侯瑛插话:从南长街开始,一直到中南海这个小门,西长安街两边那个莲花形路灯上边的喇叭都是我们学校的。不是市政府的那个,是我们自己安的高音喇叭,就是那种25瓦的喇叭。那会儿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喇叭,都接到原来我们“八一八红卫兵”总部旁边学校的播音室里。这样一广播,中南海里也听得清清楚楚。

  和军训团较劲

  其实,我们学校军训团一进学校,就表示支持“八一八红卫兵”。但实际上,他们还是比较倾向我们学校的老兵。而且当他有了倾向性以后,还斗了一部分学生。比如初二的一个女生,当时她还不是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后来才加入。她只是说了一句: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是错误的。然后她们班同学揪斗她,军训团也斗她,斗了一回不行还要继续斗。

  她就找我来了,我觉得不对,就去找军训团团长了。我说,一个初二的小姑娘,说点什么错话无所谓。而且她这句话其实并不错误,马列原著里是有这句话的,她只是说的不准确。军训团说那不行。我就急了。我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是我告诉她的,你能怎么样?为斗这个女生的事,我跟军训团干起来了。我说,从今天起,28中再随便斗一个学生,我就让你下不了台!当时斗了好几个人呢,侯瑛好像也挨斗了。

  另外,我要求军训团对老红卫兵管着点,别让他们满世界去坑蒙拐骗偷啊,干这一类的事。军训团表面上是支持我们的,但是思想上是倾向于老红卫兵的,暗地支持他们,但是老红卫兵他又扶不起来。

  我还经常让军训团下不来台。大概是1967年,我们学校组织过一次下乡劳动,分了两部分。我们当时组织的是去海淀苏家屯劳动,军训团组织的是到大兴去劳动。我们这部分去了1200人,老师百分之九十五跟着我们去苏家屯劳动了。当地农民对我们也特别的满意。我们给他们割稻子,什么都不麻烦他们,做饭都是我们自理。军训团组织的不到200人,结果还淹死了一个人。他们挺没面子。1967年底学校又到大兴去劳动,这次我们跟军训团是一块去的。我跟团长又干了一架。军训团长让当兵的逮刺猬,做野味。我跟我们这几个人说,逮刺猬的事都不要弄,咱们是来锻炼的,就好好劳动。结果,他这人一边吃还一边喝起酒来了,我进去就把他给骂了一顿。我说,就你长得这么胖,还吃呢?打仗的时候你跑得动吗?你走都走不动!他是在部队搞后勤的军官,可能吃好的吃惯了。

  军训团先是成立一个临时权力机构——文革筹委会,让我当副主任,我最后给推了,让我们“八一八”的另一个同学当了副主任。在28中准备成立革委会时,我与军训团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在干部人选上,我坚持要让几个干部进革委会当副主任。一个是教导主任何XX,一个是原来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军训团说何XX历史有问题,其实他的所谓历史问题,我们都调查过,就是他14岁当儿童团长的时候,国民党军队来了,问他国民党好还是八路军好,他说国民党好。就这么一句话,就说他是叛徒,我们认为他是革命干部。

  李红旗插话:这些调查材料,包括学校对立派的调查材料,我们都看过。当时大致情况是:国民党军队来了,就哄儿童团,给他们拿了好多糖吃,问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小孩想吃糖吧,就说国民党好。就这么一句话。这个材料不知道是怎么整出来的,可靠性也难说。我们认为这不说明什么问题,而他们认为这就是叛徒。结果就在干部三结合的问题上,一直闹到负责西城区军训的郭副司令员那里,他是北京军区坦克部队的副司令员,他都出面了。他们劝王宇听军训团的,结果他就不听。双方斗争特别激烈,简直就没法开会。

  还有就是我们学校原来的书记,“文革”后当了西城区区长。书记的哥哥是国民党青年军的,被枪毙了。他自己的历史其实是很清白的。在教导主任和书记的问题上,我们和军训团的结论完全相反。

  五一节的武斗

  4月底,我们得到消息说,汪东兴要谢富治抓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人,罪名是反军训。我就不断地去找军训团长闹,要求给个说法。据说后来军训团长把泄露这个消息的汪XX给训了一顿,还说要通过北京卫戍区告诉他爸爸。这使得汪XX很恼火,于是就怪罪于侯瑛,因为是侯瑛从他们那里听来后告诉我的。

  “五一”那天下午,汪XX带着几个人,找到侯瑛,把他打了一顿。侯瑛在反抗中掏出一把小刀,把汪的手划了一个口子,还有一个在抢刀子时手也被刺破。这样,他们就从后院找了好多老红卫兵和红旗的人,到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总部来。当时我正好在总部,旁边也就有一两个女生。他们不由分说,上来就打,用棒子打在我的头上,顿时头破血流。

  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赶紧组织人马。通知附近与我们有关系的各校“四三派”组织,请求支援。那个时候大概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到天快黑的时候,六中“红旗”的、三十一中“东方红”的,还有许多学校的“四三派”组织都来了,人数很多,就把28中给包围住了。后来把我们学校的“老兵”、“红旗”打得很惨,打伤了不少人,有几个人伤得挺重。最后是军训团出面,让老兵、“红旗”那些人撤退。我当时也怕出事,就放他们走了。

  侯瑛插话:其实那个事就是跟汪东兴有关系,如果没关系打不起来。我那会儿跟红旗那几个小哥们经常来往,他们原来也是王宇的哥们,后来跟我都不错。有一天,其中一个同学突然告诉我一消息,他说汪东兴把我们军训团杨团长叫到中南海里去了一趟,团长回来之后就透露出汪东兴要谢富治准备抓王宇。汪东兴的儿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红旗的人,他们听说后就捅给我了,我告诉了王宇。王宇就天天去跟杨团长闹,闹的我们那个杨团长都怕他了,他拿王宇一点辙都没有。那时王宇还是我们筹委会副主任,主任是杨团长。但是正的老搬不动这副的,特别窝火。

  这之后,杨团长把汪XX叫过去臭训一顿,说要通过卫戍区司令部告诉他爸爸。结果呢,汪XX就特恼火,在五一那天,就找了几个人,把我打了一顿,骂我为什么说这事。当时他们人多,我就从兜里掏出把刀子来,抵挡了一下,就把他们的人划伤了,手上划出一个大口子。后来他们就叫来了一帮人,到我们八一八总部,就把王宇打了。王宇被打之后呢,当时就火冒三丈,就赶紧组织人马,打电话通知好多地方。天蒙蒙黑的时候,那时候各学校都到天安门广场庆祝狂欢五一节嘛,都打着各个组织的旗子去了。

  那天王宇晚上在那个广播站一说,好多中学生一听喇叭都跑过来了。我们就通过广播,大概召集来了有一两千人吧,就把28中团团围住了。老兵和红旗那帮人,白天就撤到房顶上了,结果后来就走不了了,被围上了。我们学校那个教室啊就是那种古典建筑的老房子,他们站在一个耳房上,后来的声援这帮人啊,好多人都爬到到高墙上去了,从高处往矮房上打,那瓦片像雨点似的,最后打的稀拉哗啦的,老兵和红旗那帮人全从那个房上滚下来了,

  后来就收不住了,当时王宇就怕打出事了。黑天,尤其三十一中那几个人拿着练刺杀的木枪,往死里打。最后,军训团都出面掩护老兵和红旗那些人撤退了。那天有几个人受伤挺重,送到北京军区医院抢救去了。

  武斗以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还来过我们学校,在后边的院里开大会,他说,王宇来了没有?我就过去了。他说,你站到我旁边。他说话别人听不懂,要让人翻译。那是我头回听他讲话。陈伯达在讲话中批评武斗,我当时跟他急了,吵起来了。实际上,陈伯达是倾向我们的。

  关于“四三思潮”

  侯瑛插话:1967年戚本禹“四一四”讲话否定了《出身论》,不久,遇罗克就被抓起来了。原来大家在《出身论》问题上还有争论,结果戚本禹讲话以后,就等于彻底否定了。全北京就都开始批遇罗克了。不过,我们没有批。与此同时,和《出身论》密切的那帮人特别活泛,好像印了一个报,叫《四三战报》,然后到处去卖,满长安街都有这个报。四四派后来就纠集一帮人去砸那个报,闹得挺激烈的。

  1967年6月,《四三战报》发表了一篇《论新思潮》[5],湖南的杨曦光也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这些事情当时我们都知道。从情绪上来说,大家都叫好,好像是替“四三派”在说话。但“四三派”的多数人并不完全同意这些观点,认为这个说法有点儿过了,跟《中学文革报》的观点有点儿雷同。

  我们当时按王宇的要求,对社会上的一些过头的说法,一般都不参与。我个人的看法,这种说法,有点儿再革命的劲头。良乡电校“八一八”和建校“飞虎队”,都是“四三派”中最激进的。对财产和权力怎么进行再分配?是不是能够说,一帮学生就是最革命的?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儿过了。历史上有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用一种口号向旧的掌权者叫板,但“四三派”你代表得了新生力量吗?“新思潮”在理论上比较幼稚。我就反对说什么“我们四三派是最革命的”,你怎么就能说你是最革命的呢?我们王宇大哥就从来不说我们是最革命的,而只是说我们在对待老师的问题上做得比较好等等。包括湖南那位写《中国向何处去》的,你凭什么写《中国向何处去》啊?

  毛泽东搞文革,客观上给了老百姓自由说话的权利,这在中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有时候我也想,为什么我会在文革中跳出来当了造反派,到了那种气候下,不由自主地就会跳出来。文化大革命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有一个启蒙的作用,让中国人尝试了一下民主。1949年解放的时候,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像我父母他们那一代人,他们都特别感谢共产党,虽然他们都出生在旧家庭,但是党引导他们参加了革命,不受外国人欺负了。生活再清苦也觉得很好,他们根本就不会反对共产党。

  李红旗插话:对这种说法和对遇罗克的观点,当时我都是不太同意的。所谓“被压制的就是最革命的”观点,那不就是说“地、富、反、坏、右”就是最革命的了。我觉得它还不能真正形成理论体系,没有很深的根基使它能够站住脚。

  1959—1962年的大饥荒,各地饿死很多人。北京城里也有吃不饱的,但我们生活好一点,没有这种感受。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些人没有明确的理论,但他的生活感受使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要求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搞民众的文化革命,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但我们在北京,生活好一点,没有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要求。湖南的“湘江风雷”、石家庄的“狂人公社”,我到东北串连看到的,他们的所谓造反,很残暴。我东北有一个表哥,谈起文化革命来,说他们把走资派吊起来打,我说怎么能这样呢?!我始终认为两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

  一年零四个月的“反革命”

  1967年底,在抓我之前,我们已经预感到了。我们托了很多人,向黄作珍(时任北京卫戍区政委)、刘绍文(时任北京卫戍区副政委)等打听情况。当时报纸上已经有江西开始在造反派组织中抓坏头头的消息了,还有江苏。北京电报大楼的“红电”、“红迅”也抓了一些人。后来我们还开会分析了一下形势。从各处打听到的消息都说没有这么回事,但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头。28中的地理位置太突出了,树大招风。另外,“四三派”也有点太招摇了。看看那些小报,全国各地出什么事都有“四三派”的影子。我觉得“四三派”的力量相对比较弱,因为你是中学生嘛!却又事事出头,非招嫉不可。我们当时考虑,可能我们学校要动手了。可是黄作珍他们都说没有这么回事。

  1968年1月19号那天早晨,我刚走到学校门口,天上飘起雪花来了。我说,你看这个天就不对劲,今天八成要出事!等到抓我的时候,那个雪就停了。

  军训团来了好几个人,说找我有事商量,进到屋子里,他们几个扑上来就动手捉住我。把我摁倒以后,直接把我撅到操场的台上,就斗争了。当时说是开全校大会,但参加开会的也就百十人。那天会上斗了三个人。先斗了我一个人,我被押走以后,又斗争了侯瑛和教导主任。

  我们学校在中南海的围墙底下,有个很小的院子,一排小平房,我就被关在一间很小的偏房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差不多也就6平米。由学校里的学生,每天24小时看守着。把我押着从教室后边拐过去,到这个小院子的路上,我看见旁边中南海的围墙上边都已架上了枪。我还听说,怀柔的警卫师都出动了,卫戍区要做好准备,因为有消息传说当天有好几千人要来冲28中救我。这显然就威胁到中南海的安全了。

  我被抓以后,开始一直顶着,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后来,关押我的人告诉我:你还得意什么?江青都说你是反革命了!她在一个什么大会上说的,谁说中学生没有反革命?28中就有一个,王宇就是反革命嘛!我一听不像是假的,再顶也没用了,我就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当时他们说我有十条罪状,第一条是反对毛主席。说王宇猖狂地说,毛主席怎么怎么样,猖狂地、恶毒地说什么话什么话。类似这些罪状多极了。有人揭发,但都没有说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再一反问,他们也说不上来。后来开始问侯瑛说过什么反动话,李红旗说过什么反动话?一个人一个人地问,我说,他们都没有说过反动话。后来这些诬陷我的话,最后一句也没有落实下来。

  那时期他们每天斗我,总共斗了有300多次。有时候一天就斗三、四次,排着队地斗。这个班斗完,转进那个班,一直搞到中午。开斗争会都要把我的两个胳膊撅起来,直到现在,我的俩胳膊还有点毛病呢。

  后来,学校就搞清理阶级队伍了,好几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师,都关在我旁边。还有一个姓王的工人,也是我们这一派的,是“反革命”。还抓了老红卫兵的几个人,关在顶头那间屋子里。当时抓的人挺多的,关了一大排。这里面的人经常被打得哇哇乱叫。没挨打的就我一个。他们说,要保护好典型。

  到“五一”的时候,学校的喇叭里广播,到处贴标语,什么“红色电波传喜讯,中南海畔春烂漫”。据说,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给28中军训团打电话,问:王宇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这消息是看守我的人告诉我的,我说后来怎么说的啊?他说,说完这句话,总理就把电话挂上了。结果空欢喜一场。

  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同学还在全市发传单,呼吁营救我。北工大“东方红”有一次把28中整我最厉害的人抓到北工大去,揍了一顿。

  我被关在学校里,长达一年零四个月。原来我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他们就拼命整我,后来虽然我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但具体的事情没交代出一件来,也一件没落实,所以就一直关着我。后来他们对我逼得更紧了,每天是白天斗争完了,晚上提审,天不亮就让我出来扫地。我就开始进行抗争。我的头上现在还有一个伤疤,是有一天早晨扫地时,拿一大块石头自己砸的。就是表示我拒绝扫地了。以后,我还过摸电门,也没电死。然后我就开始绝食,持续绝食了6天。

  整我的时间一长,我的思想发生了几次变化。在他们的压力下,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是错了,越往那边想错误越多。但是在被逼到极限以后,又反过来想,我是对的,我是正确的,你们凭什么这样对我?情绪又开始转化了。我想,反正是死,就斗争到底。

  因为整我有功,我们军训团的团长还立了大功,得到提拔了。那年,华北三支两军会议,有两个典型向全国推广,其中一个被整的典型就是我。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的下方,刊登了报道文章:《革命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结合起来——北京28中把学习班办成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阵地》。文章点了我的名,我成了反派的典型。

  “你上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到了1969年年初的时候,他们还给我定不了罪,就让我出去。我不出去,他们干脆就不管我了。那时候,我在院里可以随便活动,有时候在门卫房子里坐一会儿,有的时候帮工人干点活儿。

  有一次,我在门卫室坐着,来了一拨儿沈阳搞外调的。他们说,你们学校的王宇呢?现在干什么呢?我说,王宇就是我。他说,你不是全国典型吗?我说是啊,是典型啊。后来宁夏军垦的有个连长,东北农场有一个副场长,都跟我谈了,说你上不上我们那儿去?我说我不去。他们都让我去,依据的就是我那个“典型”。

  长期的折磨,使我的神经受到刺激。挨完整以后,神经一直就没好。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自己都知道我的神经有毛病,思考问题经常丢三落四。以前考虑问题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现在是考虑到这儿,另外方面可能就给忘记了。有时候说着话呢,就突然蹦到另外一个话题上了。

  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就跟几个人到北京市委上访。里面出来一个北京革委会的头头,是一个军人,我记得他穿着蓝色的军衣,估计可能是海军的。我说,我的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他就含含糊糊的对付我。他还说了一句,你上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一听,急了。我说,操你妈!当时拿起会议室的椅子就抡过去了,抡过去以后还要用另外的椅子去砸他。后来被李红旗他们几个拦住了。李红旗对他说,他挨整以后神经受刺激了。那个军人说,我们理解你,理解你。

  后来工宣队进校了,军宣队和工宣队就干起架来了。工宣队说我不是反革命,因为没有一项罪行能落实。工宣队队长还找我谈话了,说你的罪名一项也没有核实。你在这儿受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教育,经过这个呢,你就更成熟了。他们说,你受冤枉了。这之后,我又回去坚持了一段时间。最后感觉到好像也就这么糊里糊涂的了,毛泽东思想大学要毕业了。李红旗他们几个人来找我,说你呆着也是呆着,再呆也没个日子,干脆走吧,出去转转吧!我就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到山西从南到北转了一圈儿。这事就这样稀里糊涂过去了,没有任何人追究就完了。

  后来,我托人找了汪东兴,说当时你为什么要抓我?因为你出动部队了。据说汪东兴的回答是:这是上头命令的,不能说。我还给陈伯达打了个电报,打完电报后几天,1969年12月底,在工体开了个什么大会。去参加大会的人回来跟我说,陈伯达在会上说:28中有个王宇,现在提什么要求,你是革命小将嘛,有功有过的,在革命中经受锻炼嘛。就来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这好歹也算是给了我一个交代,也就算是给我平反了。

  但是这个平反没有正式宣布,我还一直不服。到1970年,我又给陈伯达写了封信。再后来,林彪的事情出来了,我就想,算了吧,以后再不惹这事儿了。我已经自由自在了,别回头又搅和进什么事儿去,我后来就再也没提平反的事儿。

  1970年9月,我就去了铁道部的五七干校,在河南息县。在干校呆了将近两年,到72年7月,成立武汉铁路局,干校就把铁道部的子女800多人都安排到武汉铁路局了。分配工作时,把我分到湖北襄樊铁路机械厂。第二年,我就当了副班长,后来又当了突击队的副队长。1974年底,我当了安装队队长。在那里干了6年,到1978年,把我调到襄樊铁路分局供电段,一直干到1996年底,当时有个政策,到50岁可以提前退休,我就办了退休手续回到北京了。

  [1] 1966年10月16日,有关部门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印发了统一的“标语口号”。因为有些标语口号太长等原因,10月17日又重新发布。较之16日印发的,删去了如”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口号。“三司”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18日凌晨,“三司”进行总动员,和北航“红旗”等造反派一起,上街游行抗议,并在首都街头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并召开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此事惊动了毛泽东。10月18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随即开会讨论,恢复了原来的口号,并增添了“三司”提出的新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2] 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军训指挥部负责人。

  [3] 25中高三学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组织部长,后任中学红代会的组织部长,四四派的骨干。

  [4] 北京市革委会的干部,主管中学工作。

  [5]《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发表在《四三战报》第一期,1967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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