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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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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鹤都:《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选登一)

作者:米鹤都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年02月16日

本站发布:2012年0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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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前言、目录、结语)  

第一章 黄色的土地

  每一代人的成长,都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要真正了解与共和国同龄的“第三代”,就要了解他们成长期的气候和土壤。正是这些条件,历史地选择了哪些种子能够发芽,并影响到它们的开花和结果。

  从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那一刻,到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动乱,其间经历了十七个跌宕起伏的春秋。这段时期,既有值得民族骄傲的成就,也有不堪回首的灾难。在这一历史环境中,第三代人出生长大。老一代的理想主义决定了第三代人的精神面貌,和平环境又使他们成为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小主人”而倍受青睐。

  这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渡时期。其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东方传统文化的碰撞、交汇和融合。这一文化场景,使第三代人受到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影响。他们被灌输了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也同时为传统的文化所孕育。在他们的突出特征——理想主义的人格上,也渗透着中西合璧的痕迹,既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宏愿,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十七年的风风雨雨,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讲清。通过透视那片为这代人定下人生基调的历史和文化的土壤,可以浅尝辄止地了解到他们理想主义的由来。

  第一节 沉重的传承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青春的烙印

  20世纪60 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尽管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动乱,饱受欺骗和愚弄,以致把青春自愿地奉上个人崇拜的祭坛。但是,今天他们回顾曾走过的道路时,依然对那个年代怀有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感情。使人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当年的社会氛围以及自我的一丝留恋,感受到那一时代的某些精神和风尚在他们血脉中的延续。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烙印。

  十年动乱给予这代人的东西太多了,但最明显的是彻底改变了他们60年代的成长模式。这代人思想的成熟,性格的形成,则是通过对十七年所受教育的扬弃,通过广阔天地的磨砺,通过改革潮流的涤荡而实现的。历史地看,他们从来就不是安分守己的一代,其主导意识或许还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也许就是无法扼止的时代进步。

  一般意义上,一代人的历史性格,是在青春时形成,而立之年成熟并稳定。而在社会的转型时期,由于社会本身的动荡而造成向后的推移。因此,今天还难以对第三代人的历史性格下一个完整精确的定义,只能通过探索他们思想发展的轨迹,即“心路”历程,来展示这代人在60年代至70年代形成的某些品格。

  最难于在岁月中磨灭的,也必定是对人们心灵影响最深的。青春留给这代人的,最主要也是最具特征的,或许就是积淀在他们心灵深处的那种理想主义人格和对社会的责任感。80年代,一位学者曾写下这样几句话加以概括:

  “我们是一些残存的,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

  二十多年前的这段话,又经历了几番大潮的涤荡,或许可以修改成为:“我们是一些残存的,然而却是不死的,已经失去了‘理想’的理想主义者”。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这代人今天带有典型性的心态,说它恰当也只能是相对的。不过,用它来把握这代人在“文革”十年所走过的道路,却是妥贴的。当年,理想主义的热血,使这一代青年戴上红袖章,走上阶级斗争的第一线;使他们打起背包,奔赴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广阔天地;痛定思痛之后,使他们恋恋不舍的依然是当年那种勇敢地追求真理、以天下为己任、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

  历史就是这样的奇妙,不管是戴着红领巾在街上学雷锋、做好事的可爱孩子们,还是佩戴着红袖章、挥舞着武装带在街上破四旧的粗野青少年;无论是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企图大有作为的幼稚行为,还是这代青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做出的英雄壮举,这些似乎使人完全不可能产生联想的对象之间,这些表面上几乎找不到任何因果关系的事物之间,只有熟悉这段历史并具有洞察力的人,才能从扑朔迷离的现象中,看到那条无形的纽带——理想主义的人格。甚至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所干的好事和坏事,臧否毁誉的背后,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难怪下一代不无嘲讽地说:“你们已经走不出那个理想主义的怪圈了。”

  对于理想主义,历来有贬义和褒义两种使用概念。有人说:“理想主义者就是倒着看历史时间表的人。”有人说:“所谓理想主义者,就是发现玫瑰比包心菜香,就贸然推论用玫瑰来做汤一定比用包心菜来做汤好吃的人。”有人说:“理想主义就是鼓吹超越现实的乌托邦,就是人们头脑中幻想的理性化。”站在特定的角度,每种说法都有它一定的道理。即使均作为褒义使用,有时各自的含义仍会有所不同。笔者在本书中将它作为褒义使用,并简单归纳为这样一种概念:理想主义是一种向上和进取的人生观,一种对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一种对真理不断追求、并愿意为之奉献的精神。这一界定也许不严谨,权且作为本书论述的前提。理想主义、责任感曾经是这代人非常强烈的群体意识,它不仅建筑在共产主义理想之上,还有一个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基础。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兼采道、法、释家的学说为补的文化体系。它包括心灵结构、价值体系和风俗习惯等多层次的内容,通过思维定式的理想追求等形式积淀为中华民族的国民性。自“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大地迅为传播。但它不是以一种广义的文化形态,而主要以一种政治学说的面貌被接受,它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到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每个角落。即便在向人民宣传了大半个世纪的马列主义后,今天中国的国民心理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恐怕还是传统的文化心理。

  传统文化中居首的儒家思想是一种“入世”的思想,它所关心的是现实的政治与人生,重伦理、重名份、重人情、重今世。其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冯友兰先生曾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他将这境界分为四个等级:顺着自己的本能生活,谓自然境界;有意识地为自己求功利而生活,谓功利境界;一个人只为社会利益生活,“正其义不谋其利”,谓道德境界;意识到自己是宇宙的天民,自觉地去天人合一,谓天地境界。不难看出,以儒学为主的传统人生观,凝聚着浓郁的使命感。

  封建社会中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崇尚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被人们视为“完人”而被历世景仰的诸葛亮,其《诫外甥》即从修身立世的角度,强调人必须要有济世的品格,建立理想主义的追求。从孔夫子周游列国到康有为公车上书,这种传统从未中断,它与道家的无为出世相比,始终处于主流。牧羊北海的苏武、投笔从戎的班超、精忠报国的岳飞、冒死上疏的海瑞等,无不是这种传统的写照。

  古代诗歌中那些激荡人心的传世佳句,更能说明理想主义的精髓。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谦的“为得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近代中华民族的忧患和危难,更唤起志士仁人的责任感,如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瑾的“无限伤心家国恨,长歌慷慨莫徘徊”;梁启超的“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等等。最富有代表性的就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它以短短八个字,概括了绵亘几千年、激荡人们心灵的人格理想。

  儒家思想不仅影响着世代知识分子,在广大农民的心灵中也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呼应。那些爆发于动荡年代的农民起义,那些散见于史册记载的檄言揭帖,也往往带有一种使命感的色彩。如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基本纲领“均平主义”和“均贫富”的口号,除了有宣传农民的政治理想、藉以号召人民的一面,显然也把自己置于一种拯民于水火的救世者的地位。宋代的王小波声言“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方腊号召农民“仗义而起”以及老少皆知的梁山泊好汉的“替天行道”。这种对平均主义社会理想的追求,到近代的太平天国达到了峰巅。他们把自己的行为明确为“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乏杀人放火、劫掠百姓的草莽之徒,然而更多的还是带有均贫富理想主义色彩的、发轫于解民倒悬的使命感。这也是中国农民起义的特色之一。

  传统的理想主义,深入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根经络,而且具有不屈的韧性。它与中国知识分子重气节、讲风骨的品格一脉相承,伴随着上下五千年而悠悠长存。龚自珍的名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虽然含有丝丝愚忠,另一方面则表现了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执着。 “粉身碎骨全不顾,只留清白在人间”,更是仁人志士所孜孜以求的境界。

  这种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块瑰宝。当然,这主要指那种以拯民、济世为表现的精神品格,而不是其具体内容中所包含的忠君、捍卫封建正统的政治色彩。实际上,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取向,曾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的群体和民族观念,成为中华民族得以绵延其五千年古老文明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民族的凝聚力和整合作用。

  在新中国的建设初期,传统中的这种理想主义仍然受到褒扬,只不过使其稍微改变了面孔,着重强调了其中爱国主义的成份。从小学的语文课里,在少儿读物中,特别是长辈们有口皆碑的传教中,第三代耳濡目染地汲取了传统的理想主义。

  另外,毛泽东一代的革命者,很多也是在国难当头,从崇尚和仿效民族英雄而走上毁家纾难的道路。虽然从60年代初期强调阶级斗争起,社会上对传统理想主义的宣传不仅少了,而且被加入许多现代阶级斗争学说的解释。即使如此,中华书局在60年代出版的、曾得到毛泽东赞赏并对当时的青少年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小丛书》,依然强调了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主题。多年来传统理想主义的熏陶,在第三代人的观念上日积月累地刻上了欲抹不去的痕迹。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下面这些格言或警句,以幼嫩的笔迹书写在这代人的日记扉页上: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说的话。”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我和英雄所差,只是时机。”

  “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就是埋葬帝修反!”

  “解放全人类!”

  看到这些词句,今天的年轻人会说,你们累不累啊?而那一代人却大多会产生一种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因为这些词句凝结着他们的青春。这些格言警句,恰恰反映了他们理想主义的斑驳陆离,夹杂着传统的和现代的,东方的和西方的,狂妄的和自谦的,个人英雄的和集体主义的,不一而足。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占据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中,第三代人的传统色彩依然凝重。他们的理想主义人格中,既有主要体现于古代士大夫和近代知识分子身上的“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念,和关心社会、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也有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感的萌发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在“文革”期间,这代人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套,而在意识的更深层次,又可看出传统的思想观念在起作用。“文化大革命”伊始,红卫兵们在实践自己的理想主义的过程中,首先把发轫于共产党内的个人崇拜之风推到了一个高峰,这就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了,反而士大夫的理想主义中把忠君和君主崇拜作为支柱相类似。这个问题后面还会讲到。

  我们认识的共产主义

  “五四”运动中,在“民主”、“科学”的旗帜下,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仅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就有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修正派社会主义、法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泛劳动主义、拉萨尔主义、新村主义等等。当时,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当时传入的众流派之一支,可它为什么能够迅速脱颖而出并独占鳌头呢?当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还远远谈不到经过实践检验或历史选择的问题,主要的因素倒是和其后俄国十月革命密切相关,因为它是唯一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理论。

  除此之外,值得研究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间所具有的相容性。尽管两者所产生的时代、文化场、性质和出发点等,都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可它们之间又确实有许多形似之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俄国是一个兼有东方专制主义特点的小农国度,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化已使它具有东方的特点。从另一角度看问题,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俄国的国情更接近于东方封建专制的中国,所以俄国的经验也许更为实用。不仅于此,中国人早期学习的马克思主义乃至列宁主义,更多的是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那里转译而来,再经过中国早期的启蒙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诠释之后,使这种相容性更为宽泛。

  在对理想王国的追求上,乌托邦对中国人绝不陌生。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就在于“复三代之治”,在于实现大同世界。历代农民的均贫富理想,知识分子对“桃花源”的向往,只不过是这种乌托邦传统的不同表现。在近代,洪秀全设计了“新天新地新世界”的“天国”,康有为构想了他的“大同”远景,孙中山先生则描绘了他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美好世界。这些乌托邦构想,基本上也都是传统大同思想的发展。

  当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之始,中国人首先是用符合自身思维习惯的大同思想去附会和诠释它的。如当年的一篇文章认为:“社会主义者,无自私自利,专凭公道真理,以图社会之进化。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无贫富,无尊卑,无贵贱,以冀平等;无政府,无法律,无纲常,以冀自由。”[1]还有人把社会主义解释为“均贫富、制恒产”。孙中山则认为:“各国社会主义者,鉴于将来社会革命之祸,岌口提倡麦克司(按即马克思)之学说,主张分配平均,求根本和平之解决。”“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 。[2]应当说,对社会主义作如是的认识,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至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先从日本人、后从俄国人那里取来了 “真经”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才开始把握其轮廓。经过毛泽东一代人的实践,逐渐与中国的文化场融合,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不过,由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仓促而缺乏理论准备,也由于历来轻视理论的文化传统,即使是中国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也很少全面地学习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在接受并向别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难免不掺杂着传统的大同思想。长此以往,在人们心目中就自然而然形成许多误解。下面引用一家党报宣传“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社论,可以从中了解那一时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某些认识: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光明、最美满、最幸福的社会。到了那个时候,人们真正进了天堂。每天吃的不像现在这样,只是粮食管饱,而是有许许多多的花样,适合每个人的口味,天天有肉,顿顿是荤,不光吃猪肉、牛肉、羊肉,而且鸡、鸭、鱼、虾也不在话下,海参、鱿鱼、燕窝也不会多么稀罕。牛奶、羊奶成为人所共有的饮料,老弱、残疾和小孩,还有更好的饮食和营养。苹果、橘子和香蕉,则更成为饭后调剂生活的普遍果品。穿衣应有尽有,十分华丽,决不像现在这样,“一片黑”、“一片蓝”。到了那个时候,人们除了工作时间穿着普通布做的工作服以外,完全穿着绫罗绸缎,各种毛料。冬天还有羊皮、狼皮、狐皮、兔皮做的大衣。所以随着我国生产的发展,粮食增多,不仅要大量发展家畜家禽,还要饲养虎、豹、狼、狐狸,变野兽为家兽。人们尽吃细粮、肉菜了,粗粮主要喂了猪和鸡,猪、鸡不仅为人吃,还要喂虎、豹、狼、狐狸。住的条件最讲究,比如我国农村吧,要比现代化的城市还要现代化,房子都是现代化新建筑,每幢房子之间隔四、五十公尺,种着各种树木和花草,每座居民点都是一个大花园。北方窑洞安暖气,南方安冷气。……在交通方面,凡走路的地方都有工具,不要说自行车、摩托车、公共汽车了,就是电车、火车和飞机,也在到处飞跑,举目皆是。那时人人都能免费受到高等教育,有很高的共产主义觉悟和科学文化技术水平,自觉地劳动,既能做工,又能种田,人人都会写诗绘画、上台表演,并能参加各种体育运动竞赛……[3]

  相信这家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己任的报社,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是真诚的,决无调侃之意。其作者、编辑显然都受过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即使他们不能代表这家党报的水平,至少远远高于那个时代中国普通百姓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对于在民主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占其总数95%以上的农民党员,他们的文化水平、战争的环境和传统观念对他们的影响,使他们在接受共产主义理想时难免不与“均贫富”、“大同世界”这样的文化意识融合。如:1929年毛泽东曾批评的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1948年,晋绥解放区土改中出现的平分中农土地和工商业者财产的绝对平均主义;及至解放后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群起呼应,都反映了人们把二者的理想混淆不清。把绝对平均主义等同于按劳分配以至按需分配的原则,把带有封建色彩的大同思想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由小农的乌托邦到社会主义实践,在思想进程上也只是一步之遥而已。

  也是一家地方的党报,在大跃进中公然宣布:“按劳取酬的原则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资制度不论在理论上和目前的实际生活中,都已表现出它的局限性,已经不完全适应生产的发展和人们觉悟大提高,因此,必须打破,代之以半供给制或供给制的分配原则。”[4]

  对这种充满感召力的理想王国的朦胧憧憬,直接地召唤着第三代人奋起追求。作为那个时代的通病,人们看不到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的差别,也就忽略了共产主义是以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作为前提的必要性。人们更倾向于把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视作一种生产关系、甚至主要是分配领域的革命,一种道德和思想的革命,或者是一种消灭社会差别的政治革命。加上他们自幼被告之的共产主义就在“明天”,以及他们曾亲自参加的大灭“四害”、大炼钢铁的运动等,那种盲目、狂热、躁动的情绪自幼便伴随着他们对理想王国的追求,从而很容易把群众运动理解为向理想王国跃进的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

  一统化和形而上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相容,也表现在对国家政治体制的认识上。

  大一统是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意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的高度集权的封建结构。马克思曾有过著名的“马铃薯”理论,他指出:封建制下的小农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任何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利支配社会”[5]。

  中国农民的大一统观念,还有另外的根源。中国的宗法伦理结构中,君臣与父子同质,齐家和治国同构,农民从其封建家长的角度,对以皇权为中心的大一统观念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在农民起义中,农民则以家庭组织的小一统为模板,也力求建立以宗法家长制为原则的大一统政权。这就产生一种同质同构的效应,使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没有超出皇权主义的范围。

  马克思提出巴黎公社式的议行合一,是鉴于三权分立、议会制度的繁琐形式和清谈弊病,同时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摒弃了多党制。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伴随权力集中而应对权力制约的原理,于是提出防止社会公仆成为社会主人的一个基础和两条措施,基础即由普选产生人民公仆,“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两条措施是:限制官吏的薪俸和待遇;“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6]这种民主的实质优越,是需要可操作的程序来保障的。它有点像古希腊民主制度中的“贝壳流放法”,曾经在当年古希腊的公民城市发挥过制约权力的作用。

  列宁在继承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或曰修正。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提出以民主制作为建党的组织原则。[7]而布尔什维克为适应非法状态下的生存和效率,列宁提出并形成了其后第三国际中的各国共产党普遍采用的“民主集中制”,之后又扩大到国家的政体中,但是却忽略了马克思关于防止社会公仆成为社会主人的原理和措施。尽管列宁在后期曾有设立工农检察院的设想,却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

  斯大林执政后更强调集中,逐渐把苏维埃体制的许多弊端推向极点。同时,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又促进了集权,加上个人崇拜的出现,于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了。这是尔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公认的“正统”模式,也是中国革命成功后所接受并移植的政治模式。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一模式如果放置到西方发达国家,注定会遭到失败。而在俄国、中国等具有浓厚皇权主义意识的国家,却是相对容易被接受的模式,人们自然地把苏维埃看作是一种新的“大一统”。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第三代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国家学说的了解是肤浅的,他们对社会主义民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这样的命题往往忽略,更多关注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功能。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既践踏了别人的民主权利,也无法保证自己的权利。而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由既是他们的代表也是他们的主宰来决定一切。

  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相容,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 。

  中国历史上虽有过“百家争鸣”的盛况,但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短暂却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意识形态的一统性便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局面,使整个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研究万马齐喑,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汉代的王符说过:“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他认为后人的最高任务不是去发展学术思想,而是学习经典,使自己的思想迎合古时圣人的要求。

  在两千多年中,各种经书连篇累牍,有新思想、新创见的著述寥若晨星。思想禁锢的结果必然产生偶像的崇拜。人们生活中的一言一行莫不依圣人之言行事。这使人们产生强烈排他的正统观,即社会中只有一种意识形态是正统的,正统的就是正确的。其结果势必导致信奉正统,最终一统化。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结晶,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经常听到的说法,叫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现实中,纯粹是不存在的,善恶、美丑、真假、好坏,有时似孪生兄弟般亲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复杂的社会文化形态更是如此,有些事物即使今天我们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断言其优劣。因此,传统文化往往是无论好与坏,无论你喜欢与否,在这个社会中,都难以躲避它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辐射。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传播都是从一个文化场进入另一新文化场的过程,必然要经过新文化场的中介物的过滤和折射。这一文化重构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与具体国情和实践的结合。而文化重构也就必然带有某些变形与失真。尤其中国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文化场,具有相当强的同化能力。历史上曾入主中原的鲜卑、蒙古和满族等最终都被同化于中华传统文化。在这样的文化场中,任何外来的文化、理论体系如果在重构过程中不失真、不变形,反倒是不可思议的了。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颗明珠,它也成为了中国近代民族救亡的重要思想武器。在不长的时间里,一个具有几千年传统文化体系的国家,能够很快接纳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文化体系扎根落户,并使之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一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地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很快从“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在一个产业工人只有二百多万、不到总人口1%的国度里,能够很快建立起无产阶级政党并迅速发展以至取得令人瞠目结舌的成功。除了历史的机遇、社会的需要、领袖的卓越等之外,需要从二者之间的相容性上进行更多的思考。这种相容性,从历史的高度看,恰好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条件。它一方面使人们在接受马列主义的过程中有着思想和文化心理上易于接受的便利,譬如意识形态的一统格局;另一方面又使人们在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的过程中产生严重的不足。

  任何科学体系都必须是开放和发展的。马列主义是作为救世拯民的真理被引入中国的,但人们却没有真正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以俄为师的结果,是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与行政权力逐渐结合,依然是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模式,根本上说是集中到了斯大林一个人的手中。这种楷模,倒是与中国意识形态长期一统化、人们迷信正统的文化传统有不谋而合之处。建国后很长一个时期,虽然一再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只能停留在口号上。而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中,不仅存在着失真、变形,并夹杂着各种形而上甚至庸俗化的诠释和应用。

  对此,我们以当年、也是这代人成长时出现代一些正式出版物为例,可略见一斑。

  在一本名为《雄心壮志》的书中,宣传了旅大市(今大连市)第二医院内科医生运用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医治癌症的方法。书中说:“王梁氏的病情所以严重,是由于身体十分虚弱、病毒抗药力量强,这也正是敌强我弱的表现,为此得采取游击战术的服药方法才能有效。”于是,该医生就根据“停停打打”的游击战术,采取所谓服服停停的游击服药方法,“先吃两天,再停两天,让病魔摸不到服药的规律。”[8]

  还有一本介绍农民学习毛泽东《矛盾论》的书,其中谈到农民通过学习《矛盾论》,解决了因为缺少肥料而拆掉泥屋的问题。书中谈到:“瓦岗社员亚娣就运用了矛盾论的原理对儿子说,保万斤和缺肥是当前生产的主要矛盾,拆泥屋和个人生活有困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要服从主要矛盾,这样就打通了儿子的思想,拆了自己的房屋。”[9]

  在大跃进的洪流中,唯意志论被发挥到了极限。一些报纸指出:“人民群众把天灾、虫害等灾害看得不在话下。……从此,人们和自然的关系,根本改变了,人们不再是自然给多少得多少的奴隶了,而是变成要自然给多少就得多少的主人了。”[10]

  通过这些实例,我们可以对那个时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思想水平多少有点感性的认识。关键的是,意识形态的单一、变形和形而上,在人们饿肚子的年代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就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可以想见它必然走向更加的极端化。这种现状,造就了第三代人的单一性思维,使他们不仅缺乏对客观世界复杂多样的分辨能力,并使他们沿着笃信正统,最终走上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道路。顺其自然发展的逻辑,这代人从头到脚都是被长辈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武装,可悲的是,当他们想按照这种正统的教诲去创造新世界时,却被碰得头破血流。

  革命的大跃进

  中国自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走上了共和之路。再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人民推翻了北洋军阀的专制和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到了1949年,打破辛亥革命后的代议制共和,在数亿人口的落后大国创建前所未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前无古人的共和政体,对缺乏管理国家知识和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仍然困难重重。但是毛泽东为首的一代开国元勋,很快奠定了共和国的基本形式:这一政权以联合议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各党派联合执政的形式,政务院的正副部长们有三分之一是由非共产党人士担任;体现了我国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民主阶级共享革命成果,共负建国重任的阶级合作。社会上出现了大乱后的大治,一时海晏河清,民康物阜。

  同时,他们很快按照苏联模式奠定了这个社会的雏形,并不断推陈出新。如在经济上引导农民走互助和合作化道路;对工商业的私营成份进行赎买;在思想文化领域推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在政治上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新型多党制;在国家政体上创造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议政形式和监督体制,如此等等。尽管有些措施过于急躁,但毕竟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初期的那种胸怀、自信和朝气蓬勃,以及对马克思主义非教条的实事求是态度。可惜的是,多数很有创见的思想和制度并没有得到发扬光大,有些很快便被抛弃,有些虽然得以保留,然而形式虽在,灵魂已死。

  国泰民安的政治局面和经济上的迅速恢复发展,容易使人很快转向另一角度考虑问题,即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随着三大改造的迅速胜利,中国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也为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革命性质的变换,导致革命对象的改变和内容的丰富。

  建国初期《共同纲领》中规定,新中国的国体“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11]。不到五年的时光,1954年通过的第一部宪法中,则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12]这里已经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五星红旗所代表的内容实际上已经不准确了。

  本来就不发达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大资产阶级,已作为敌人在民主革命中被彻底打垮了。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两面性,一方面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另一方面以十分顺从的姿态接受了和平赎买。中国共产党也充分运用与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存在的统一战线关系,在对他们的生产资料属性改造的同时也改造了他们的“人”,使他们开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可以说是敲锣打鼓地消灭了自己。此后,中国社会中实质上的阶级对立已不存在,阶级间的斗争已开始呈淡化的趋势。1956年中共的“八大”提出“今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已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但是,一场揠苗助长的大跃进运动,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到了“三面红旗”迎风招展的时候,有的地方党报提出:“人民公社就是进共产主义的门”,甚至说“我们已经跨入了共产主义的大门”。[13]在这种前提下,革命的对象必然要发生变化。另外,对于每一个新王朝,旧势力的复辟始终是开国君主们不能释怀的重要因素。共产党人执掌政权后,革命领袖们同样不会忽略这种潜在威胁。特别在美、蒋、日环伺的国际形势下,外有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内有根据“反右”运动得出的“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的结论,于是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日益尖锐的理论逐渐占据指导地位。这样,事实上出现了一种反逻辑的现象,即“人民”在外延范围与革命事业的发展呈反比例,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敌人和准敌人却越来越多。

  人为地扩大阶级斗争、以致依据政治思想划分阶级,使我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新的、多层次的等级制。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建立在家族制、官僚制和科举制上面的贵贱有序的等级制度。《左传》即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记载。而且人们对于在人群中划分贵贱、等级也早已容忍。如鲁迅指出的“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14]如果说,传统的封建等级制还有一定弹性,位于卑贱下层的个别人有时可以通过科举等走向上层改变等级。那么,阶级等级制的划分却是依据血统,几乎毫无弹性。如果说封建等级制的结构形似金字塔,处于塔底的众多劳苦大众还有可供自己独立活动的社会层次;那么,阶级等级制的结构却形似枣核,处于枣核下端的只有10%或不足的人口,并散处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他们不可能有自己独立活动的社会层次。

  阶级斗争学说

  酝酿于50年代、展开于60年代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可以说是导致第三代人盲目冲杀的理论基础,其形成十分复杂,涉及到许多方面,至少和当时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直接相关:

  一、鉴于苏联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武器,造成资本主义在苏联国土上“全面复辟”的教训。中国的“反右”运动和东欧的波匈事件,都说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内外敌人不甘心于失败,阶级斗争呈“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总态势,有时甚至还会出现激烈的冲突。因此要强调阶级斗争这个纲,经常划清阶级阵线,防止复辟资本主义。

  二、毛泽东对党内日益滋长的腐败现象感到不安,他经常批评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追求物质生活的享乐主义倾向,认为这是和平演变的集中表现。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和黄炎培等在延安共话天下。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毛泽东肃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5]

  但在是新中国的初始设计中,主动地“忽略”了国家体制中的监督机制,多党合作中的监督也逐渐淡化,导致不合理的集中机制被推向极致,也导致革命领袖们飘飘然,向“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传统回归。毛泽东建国后没有重提共产党人将以群众监督制止腐败、保证新政权兴而不衰的方法,却中意于战争年代的供给制,试图用革命的清贫消除特权和腐化。但是这遭遇到来自干部阶层的强大阻力,于是他开始把制度建设缺陷导致的腐败滋生蔓延,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认识,想到用阶级斗争的激烈方式解决这个矛盾,防患和平演变于未然。

  三、“大跃进”运动失败后,毛泽东退居二线,但他没有真正地总结这一重大教训,反而从“庐山会议”得出相反的结论。特别是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不得不做了检讨,可他内心认为并不是他的理想和道路出了问题,而是像林彪所说的,“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16]而把大跃进的失败、三年困难,看成是由于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更把大面积饿死人说成是阶级敌人破坏所致。不久,他就公开讲:“你们压了我几年了嘛,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17]可见,他没有认真总结和接受大跃进的教训,反而认为那些批评过他的中央领导人已然离心离德,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路线之争更是和平演变的焦点所在。

  这三个阶层的问题,成为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基本依据。

  在处理第一层次,也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时,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以及与旧政权有着密切联系的各类人等固不待言,在“三大改造”中被缴了械、却洗刷不清其剥削历史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升格为敌人。毛泽东首先提出对那些已被打倒在地装死的阶级敌人,不能放松警惕,使他们在社会中处于孤立和被监视的地位,不能乱说乱动,包括他们的子女也要另眼相待。在具体政策上就出现了以家庭成份[18]为划分的社会等级化。其次由于1957年“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主要来自知识分子,也是秉承于列宁的做法,毛泽东把旧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已力量,提出了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是依附于剥削阶级“皮”上的“毛”的“皮毛说”。于是,知识分子成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故他们实际上也被载入另册。

  在处理第二层次,也就是党内的“阶级斗争”时,由于毛泽东把它看成是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最集中、最典型也是最危险的表现,把干部中的各种错误视为资产阶级“打进来、拉出去”的结果,甚至一些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也被说成是中了资产阶级的美人计。譬如在对待河南信阳因为大跃进的浮夸风饿死一百万农民时,一些中央领导人首先把这归结为阶级斗争造成的。1960年12月,信阳地委为推卸责任报告中央,提出饿死人是由于大批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许多县委书记娶了地主的女儿,内外勾结实行阶级复辟,才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1961年元旦,毛泽东把该报告批发全国“都应照此执行。”毛泽东认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19]这样,百万人饿死的人祸被悄悄掩盖,全国却搞起“民主革命补课”运动,补划了大批“漏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等。仅陕西省长安县,土改时才划定2700多户地富,这次却补划了3271户,超过120%。

  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在城市中开展“五反”和在农村中开展“四清”的问题,其中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提出,“各地反映,运动所到之处,‘牛鬼蛇神’很快销声匿迹。”毛泽东指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20]这样,全国由于大跃进、经济失调造成的饿死人以及自身体制导致的干部贪污腐化等问题,被转移到“阶级斗争”上来说事。

  第三层次是党内上层的所谓路线斗争,这是毛泽东最为担忧的“阶级斗争”。他在“四清”运动中一再提出“根子在上面”,实际则是把一些工作上的意见不合上纲为路线斗争,接着把运用于知识分子身上的以政治思想划分阶级的标准,同样应用在老干部和他的众多战友身上,“亲不亲、阶级分”发展为“亲不亲,路线分”。斯大林身后遭苏共中央唾弃的事实,对毛泽东刺激很深,尽管他从来没有对斯大林产生过敬佩之意,但此时却颇有感触。他开始担心身边是否睡着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格外警惕党内的动向,在晚年终于形成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

  第三代人自幼接触的,主要聚焦于第一层次的阶级斗争教育。显然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60年代的阶级斗争学说从划分阶级的标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矛盾的地位,到阶级斗争总的发展态势、以及党内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夹杂着许多人们从传统文化角度的理解和发挥,因袭了一些传统政治斗争中的“上纲”、“株连九族”的做法。当由此熏陶长大的第三代人起来运用这一武器时,不难想象会出现何等的偏差。

  [1]《新世界》,1907年第6号。

  [2] 孙中山:《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中山全集》,第3册。

  [3]《什么是共产主义》, 1958年11月3日《西安日报》。

  [4] 《略论按劳取酬和供给制》,1958年10月24日《陕西日报》。

  [5]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恩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

  [6]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恩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4-335页。

  [7] 许耀桐:“民主集中制与民主制关系辨正”,《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5期。高放:《民主集中制的由来与实质》(载《百科知识》1988年第7期)和《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历史经验》(载《党建文汇》1989年第6、7期)。

  [8] 《雄心壮志》,辽宁美术出版社1960年10月版。

  [9] 《番禺农村农民学理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版。

  [10] 《思想解放是实现十二条的保证》, 1958年6月26日《陕西日报》。

  [11] 《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58页。。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3] 1958年10月1日,10月21日《陕西日报》。

  [14] 鲁迅:《灯下漫笔》,写于1925年4月29日。

  [15]黄炎培:《延安归来记》,国讯书店1945年版。

  [16]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7页。

  [17]王光美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

  [18] 家庭成份指对一个家庭所进行的阶级定位和划分,详见后面正文中对于“红五类”、“黑五类”等名词的说明。为说明当年的历史原貌,本书中也大量使用了当年的这些政治术语,其中的一些内涵显然是错误的,但是难以避免,敬请读者谅解。

  [19] 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百年潮》,2008年第2期。

  [20] 中央党校编:《中共党史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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