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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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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鹤都:《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选登二)

作者:米鹤都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年02月23日

本站发布:2012年0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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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 《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目录、结语)
                   米鹤都:《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选登一)  

  第二节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新的时代

  第三代赖以成长的土壤中,杂以两种不同的营养,但仅仅如此还不足以使他们成为红卫兵。“红卫兵”三个字始终是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

  1949年,中国历史写下了她新的篇章,一个百年来饱尝欺凌的民族终于站了起来。这是一场涤荡旧制度的革命的结果,又是一个充满理想憧憬的新社会的开端。从这场革命中分得土地的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无限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滋润了他们干涸的生命之源。一曲传遍九州的《东方红》,表达了他们对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的由衷景仰和崇敬。

  中国第一代的共产党人,崛起于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跳跃式前进的过程中。他们启蒙于“人之初,性本善”,早年的学养也不外是“礼、义、仁、智、信”,同时继承了中国士大夫传统的使命感,在血脉中贯通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意识。但是,面对他们的已不是物阜天华、人杰地灵的唐宋盛世,而是疮痍满目、危机四起的亡国之象。他们深刻地感受到被欺凌、遭瓜分的痛楚,感受到落后、愚昧的自责。先进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很快转化为迫切的对外求知欲望。在五四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他们的眼界被打开,跟随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把目光投注到西方的文化形态、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他们最终发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此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代精英,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组建,开始把自己传统的使命感转化成为拯救中华民族命运的迫切要求和具体探索,致力于工农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

  从这代人的崛起到新中国的建立,其间所经历的一切,已形成辉煌的历史光环,笼罩在这一代革命者的头顶之上,化作传奇遍颂于神州大地。那些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红米饭、南瓜汤、草根、树皮,坚定了他们的信仰;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残酷惨烈,雪山、草地、老虎凳、竹签子,砥砺了他们的性格。他们认定现实社会的不合理和共产主义的完美先进,加上艰难困苦的磨练,因此,这代人对理想的追求是毫不动摇的。他们在战争年代那种献身理想、英勇不屈的斗志,蔑视困难、视死如归的胆魄,一扫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萎靡之气,赢得了人民的钦佩。同时,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层,“老子坐天下”是“老子打天下”顺理成章的结果。当这场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在中国建立起无可动摇的领导地位。绝大多数中国人心悦诚服地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颂歌。

  毛泽东可以说是第一代共产党人的代表。他依据中国的国情,灵活地应用马列主义于革命的实践,甚至于把它的思维和语言,改变成中国人乐于接受的形式,扭转了外来文化体系在中国成为社会统治思想所必然带来的排斥心理。而且他善于发展和创造,从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第三国际的任何论断都必须恪守无误。这些都是中共党内言必称希腊的布尔什维克们望尘莫及的。同时,他深谙中国社会系统的运作和极为复杂的人际关系,具有出众的组织才能和刚柔相济的谋略,善于把共产党的多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些特点,使他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关键时刻脱颖而出。他以出类拔萃的领导艺术,指引全党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取得了胜利。于是,毛泽东的最高权威地位得到全党的认同,这与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一样无可动摇。顺乎逻辑的结论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

  毛泽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的足迹和对社会、民族发展进程的影响,无论是正向的还是逆向的,都是后来者望其项背难以并肩而论的。没有他,很难设想中国共产党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里,能够从遵义会议时的困境,一跃而夺取全国政权;同样,没有他,无法设想有谁还能发动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种全民赤膊上阵的经济和政治运动。

  强调领袖的魅力和作用,在那个时代是很明显的。它起到了振奋民族,加强凝聚力,加速了古老文化向现代转进的过程。但是它也具有消极的作用,即容易导致唯意志论的滋生和个人迷信的出现。比如过分地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在大跃进时代具有典型的意义。在当时一篇“大面积卫星田是新方向”的报刊文章中,作者借用农民言论的形式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今后只要不停的解放思想,拿出更大的干劲,就能叫土地听话,要它每亩打三万,它不敢打二万九。”[1] “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2]“做庄稼的公式:要它长多少——努力办到——就能长多少。”[3]这些明显都是唯意志论的产物,以后更有“精神原子弹”之说。

  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使他博得了党内其他领导人由衷的崇敬和遵从。众多同样杰出的第一代革命家群体被笼罩在他的灿烂光辉之下,相形渺小和暗淡。更糟的是,他们也心甘情愿地把毛泽东视为真理的化身。因为多年来的实践告诉他们,凡是与毛泽东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大都是他们错了,真理似乎永远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中。可以说,毛泽东不仅是全党当然的政治领袖,也是全党理论上的导师。历代古人曾经企望而不可及的“君师合一”,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实现。

  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43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设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书记处,并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4]也就是说,如果党内有与毛泽东不同意见分歧,即使是多数也不能通过,这又从制度上确立了毛泽东拥有最后拍板的权力。长此以往,大多数第一代革命家在毛泽东面前已失去了坚持自己意见的勇气。如《大将罗瑞卿》一书中写道的:“这也许是我们党内许多老同志的共同悲剧。只要毛泽东在思考,他们就习惯地关闭自己头脑中相应的那部分机器。”[5]

  第三代人从小就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他们步履蹒跚时,就会喊“毛主席万岁”;他们打开小学课本的第一页,最早写下的也是“毛主席万岁”。他们先是以“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目标,接着立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最后发展到建立起广泛的红卫兵组织,捍卫红司令——毛泽东。可见,这代人与毛泽东这三个字的关系太密切了。他们从父母和师长那里,首先学到的就是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敬,随着他们长大,这一感情就逐渐融入到“理性的”思维中。于是,个人崇拜产生了。

  毛泽东在早期曾经抵制过对他个人的崇拜,而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他在“七大”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经他提议规定了六条措施,防止个人崇拜。在斯大林的错误被披露出来之后,毛泽东提出要认真地从中吸取教训。在他的亲自过问下,政治局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文章将中国党应吸取的教训归纳为四条:一、必须警惕:有些人当他们为了党和国家有了很多工作成绩取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的时候,便有可能利用这种群众的信任去滥用权威,做出一些错事来;二、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三、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四、继续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6]

  在中共八大上,再次强调了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只有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实行充分有效的集体领导,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可能尽量少犯错误。邓小平强调了要发扬下级党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纠正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特别是要继续坚持地执行中央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革命需要迷信

  毛泽东在1956年曾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决非是一种故作姿态,而是被斯大林身前的恶行深深震撼,有感而发的。但为什么时隔不久,他却又成为个人崇拜的支持者?这大概与毛泽东极力倡导的三面红旗受挫密不可分,是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间矛盾激化后逆向发展的产物。1958年出现的三面红旗,是毛泽东寄托了终生理想的得意之笔。这是他要在中国一穷二白的大地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尝试,是他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形成的战略性构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突飞猛进的速度、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发展生产力。通过建立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公共食堂、红专学校在内的人民公社,逐步发展为几万人的小城镇。在这种小城镇内部,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逐步消灭社会分工以及由于社会分工造成的三大差别,逐步消灭商品、货币和工资制度。从而造就一个实质上是以平均主义为支柱的大同社会。

  当毛泽东这一瑰丽的理想憧憬在大跃进运动中屡屡碰壁之后,一些敢于面对现实的第一代革命家,在排空而至的浮夸风面前,在吃光、用光、分光的一平二调面前,在大炼钢铁的劳民伤财面前,在接踵而来的人民不得不忍饥挨饿乃至大面积饿死人的事实面前,开始对“三面红旗”表示了怀疑。毛泽东在现实面前也很快有所察觉,头脑开始冷静下来。一方面,他做出种种让步,甚至做了检查,以图尽快扭转当时的形势。另一方面,他始终没有放弃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却对他能否依靠过去的战友们来达到建设这一宏伟构想开始产生怀疑。于是,他转而寻求人民的直接支持,而个人崇拜则成为取得下层支持的有效武器。

  从1958年起,毛泽东改变了他对个人崇拜的说法,开始把个人崇拜分为两种。他在成都会议上指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这里,毛泽东是把崇拜真理和崇拜个人等同起来了。

  这似乎与他不满意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一个劲地提“反冒进”不无关系。到了庐山会议,彭德怀更是“指名道姓,喋喋不休”。之后,彭德怀就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集团头目的帽子。庐山的风云表明毛泽东对于有人公开否定“革命理想”是多么地不能容忍,会议从纠左也就变成了反右。再到三年困难时期,当毛泽东感到“三自一包”等做法偏离他的理想模式越来越远的时候,又恰逢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再次强调反对个人崇拜、进一步否定斯大林,毛泽东开始反击了。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有这样几句话:“近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这里把个人崇拜改为个人迷信,似乎两者是不同的,从而为以后所讲的“个人迷信是不对的,而个人崇拜还是需要的”埋下伏笔。

  据胡鞍钢的记述,1963年11月,毛泽东自己在周扬的一篇文章中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毛泽东同志……用新条件下的革命新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7] 1965年1月,毛泽东对斯诺说,那时(指1956年后)还谈不上个人崇拜,但是却很需要有个人崇拜。这段谈话和他于1970年与斯诺的再次谈话(解释个人崇拜虽然讨嫌却又必要)相对照,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毛泽东是把个人崇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使用的。在他看来,人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背叛他,因为他坚信他的理想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至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每每对战友们表示不满时,总提到要重上井冈山……个人崇拜就是他掌握在手中对付“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有力武器,也是他藉以完成其理想化的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

  毛泽东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过程中,大部分中央领导人采取了“考虑大局”的容忍姑息的态度,一小部分人则成为吹鼓手。林彪虽然内心对毛泽东早有看法,但却提出了必将遗臭万年的著名论断:“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还有一位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领导人则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 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这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所能承受之重了。

  这一时代对于第三代人,就意味着从他们咿呀学语开始,就与“毛泽东”三个字结下不解之缘。从刚刚懂事时起,就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种难以言传的强烈感情依附。这有些类似于今天社会中的追星族和粉丝们。相同的是,他们以一颗年轻的心无保留地奉献给被崇拜者。不同的是,今日的追星族是在多种选择中找到了他们的偶像并随时可以放弃,而第三代人则是无可选择地把领袖作为了整个一代人共同的偶像并追捧始终。在这个意义上,追星族们是幸运的。

  对于尚不能完全利用理性来判别价值观念的孩子们,他们对于权威的最初概念更多地是来自社会氛围的影响而非理性的认知,甚至可以说他们在确实了解领袖是什么之前,就先养成了热爱领袖的习惯。而第三代人,在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如果不受到其它不同思想体系的蓄意冲击,如果不是通过自己切身的经历和教训而产生深刻反思,那么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就决不可能背离社会拟定的方向,而坚定地信奉导师的价值观念。为何文化大革命之初,这一代青年便以教徒般的虔诚,把崇拜和奉献同时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了解这一社会背景,对认识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性,对理解这代人的思想轨迹至关重要。

  斯大林身后事

  始于50年代末期的反修斗争使第一代人对后代所寄予的期望更加殷切。当时曾广为流传着一段老幼皆知的警言,即:“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8]这据说是根据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原话而来,意指中国第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戎马一生,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打下了江山,他们具有坚定的信仰和意志,无可动摇;第二代革命者绝对地崇拜和服从第一代革命者,深受他们的影响,虽不是无懈可击,但仍难以得逞;而第三代人以下,因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和战争年代的磨练,革命意志并不坚定,是可能发生和平演变的。

  根据目前研究结果,未见到完全符合“九评”中引文的原话。但杜勒斯曾提出:共产主义“将逐渐让位以一种更着重国家福利、人民福利的制度”,现在“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在为他们人民的福利而奋斗”,“这种共产主义会产生演变”。[9]不过,在人们心目中,杜勒斯就是没讲过这样的话,大家也深信他会有这样的企图。于是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帝国主义预言家使中国和平演变的企图,就是与我们争夺接班人的宣战,于是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开始提上第一代革命者的议事日程。

  强调接班人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共与苏共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一直不大和谐。虽然中国共产党初期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毛泽东——这位靠自己本事打天下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对于斯大林——这位惯于发号施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却历来是不大买账的。在许多重大战略问题上,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指示、命令或者建议,都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这种状况从遵义会议后到斯大林逝世前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斯大林鞭长莫及,而实践又证明毛泽东的自作主张往往正确,他也只好认可了这种现实。用斯大林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胜利者是不受惩罚的。由此,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许多错误和恶劣作风不仅早有认识,而且深有体会。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有两个观点很值得注意。

  报告开篇就提出:“在斯大林逝世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坚决执行如下的方针:说明夸大某一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某种超群的人物,认为他像神仙一样具有非凡的品质,他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够代替所有人思考,能够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一点是错的,这种做法和看法,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相敌对的,是不容许的。”[10]

  另一观点是:斯大林“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手段予以理论依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我们向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并且说,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11]

  报告结尾强调,为此必须:第一,布尔什维克式地斥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进行无情的斗争。第二,在一切党组织中从上到下地严格遵守列宁的党的领导原则——集体领导,遵守党章所规定的党的生活准则,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三,完全恢复体现在苏联宪法中的社会主义民主,彻底纠正长期以来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

  当《秘密报告》抛出后,中共中央最初的反应是有保留地接受,并开始在中国强调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两党论战的公开化,这种立场有所改变,转向全面维护斯大林。虽然形式上是三七开,但仔细读一读《关于斯大林问题》,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这一转变的根源首先在于理论上的分歧,于是,对斯大林的错误只承认有一些工作作风上的问题和一些政策上的失误。如对1937年苏联的肃反运动和大清洗,《人民日报》和《红旗》的社论指出,肃反镇压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内部敌人是必要的,只不过由于斯大林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肃反出现扩大化而已。

  事实上,肃反岂止是一个“扩大化”所能包容下的?《秘密报告》指出:“经查明,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正式和候补委员139人中,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89 人, 即70%。 ……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遭到这样的命运,而且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而苏共十七大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其中的80%是在艰苦的战争时期即1920年以前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其中的60%是工人。赫鲁晓夫在讲到这里时,苏共二十大的会场上曾出现几次激愤的喧哗。[12]

  目前没有看到有资料对秘密报告的这些统计数字提出疑义,所以仍把肃反运动说成是必要的很难立足。更重要的,这一切是斯大林完全抛开了中央委员会甚至政治局而决定的,“只要是他怀疑的人,根本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即予以处决”,[13]党章和宪法等都只是一纸空文。这里,我们不能不为那些冤死于集权专制下的革命者们感到悲哀,要知道正是这70%的中央委员们制定并支持了这种专制制度,正是他们选出了斯大林作为他们的领袖而又放弃了对他的监督。对于这种野蛮的做法,在当年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中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这实质成为一种认同,也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动乱埋下伏笔。

  为斯大林的辩护还在于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恶化及出于政治需要等原因。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中共中央认为,修正主义已成为一种危害极大的国际思潮,苏联的社会主义已完全改变了颜色,而根源在于资产阶级采用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法,在共产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赫鲁晓夫就是采用阿谀奉承、伪装革命的手段欺骗了斯大林的信任而合法接班的,从而篡夺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而他的社会基础呢,就是那些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缺乏在艰苦环境的锻炼考验,而逐渐发生和平演变的布尔什维克后代。这种认识在“九评”[14]中讲得很清楚: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15]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历史重任,随着第一代人年龄的日趋老化、帝国主义者的预言、修正主义者的出现,在第一代人的心目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1958年10月17日《陕西日报》。

  [2] 1958年10月4日《陕西日报》。

  [3] 《思想解放是实现十二条要求的保证》,1958年6月26日《陕西日报》社论。

  [4] 《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1页。

  [5] 舒云:《大将罗瑞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

  [7] 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第64页,大风出版社,2010年。

  [8]《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801页。

  [10]《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向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956年2月15日。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就中苏两党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回答苏共的攻击,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

  [15]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教训》,《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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