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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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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ne:我看宋彬彬、刘进的道歉书

作者:

来源:CND

来源日期:2014年01月19日

本站发布:2014年01月20日

点击率:764次


  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的红色公主们将副校长卞仲耘活活打死;作为当时唯一拥有相当权威的“核心学生群体”成员,宋彬彬、刘进等人正是她们的领袖。近来宋彬彬、刘进就此发表了她们的道歉书。细细展读,其中既有态度诚恳、可圈可点的文字,也有不尽属实、可惜可叹的地方。 

  与许多人的印象相反,这并不是她们头一次公开道歉。早在七年以前,刘进就在她的博客文章中,公开表达了道歉,当时她是这样说的: 

  “我也向文革中对老师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为40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老师表示道歉!但是,我也不想一味地找问题而否定一切,因为那个时代有太多美好、光明的东西,特别理想的东西,这些也是我一直追求和坚守的东西,是一些让我特别留恋的东西。” 

  这段“道歉”文字,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恶劣的观感。刘进只是为“没有保护好老师”而道歉,却没有为贴大字报打倒老师而道歉。当年正是刘进、宋彬彬等人的大字报,一方面使得她们自己成为高高在上的学生领袖,挤入学校负责人之列,另一方面却使得挨批挨斗挨骂挨打的厄运从此降临到了老师们的头上。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在活活打死老师的惨剧下,她们居然还在津津乐道于文革那个时代“有太多美好、光明的东西,特别理想的东西”。莫非在“特别理想的东西”面前,生命的尊严就那么微不足道?冷血如此,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七年过去,她们发表的道歉书,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第一是她们不再提“有太多美好、光明的东西,特别理想的东西”了;第二是她们终于承认,学校秩序大乱和老师们遭受伤害,正是从她们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宋彬彬说“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刘进更承认了“校园秩序大乱,师长被批斗,学生斗学生,黑白颠倒的行为却被奉为革命,直至发生了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残酷事实”。两人都"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们造成的伤害而道歉。" 

  第三,她们也明确检讨说,当年“施暴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以干部子弟为首的所谓‘红五类’成了暴力活动的主力军"。红色公主们的“接班人意识”、“领袖崇拜”、“等级观念”,“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 

  这些文字可圈可点。无论是与七年前相比,还是与她们那一群红色公主及学生领袖们在今天的所作所为相比,她俩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态度是诚恳的,应当说是很难得的了。以她们从小的教育背景和此后的人生经历,文革一代的红色公主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 

  可惜可叹之处,是她们在许多地方,仍旧无法诚实面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道歉书中,又加入了一些不尽属实的陈述,来撇清自己。比如宋彬彬说: 

  “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我查证了一下,感觉宋彬彬在这个地方动了些手脚,没有完全说实话,且有误导之嫌。 

  我们可以分三方面来看。第一,八一八之后,代表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有没有对外自称“红色要武中学”,并以此名称参与活动、签署宣言和文件?答案是肯定的。如1966年8月25日,在著名的西纠组织成立宣言上,女附中的两大红卫兵组织,署名分别为“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在当年北京是路人尽知的事情。可见,当年红八月的暴力风潮中,该校学生们确曾将学校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第二,除红卫兵组织以外的官方正式文件和档案等等,有没有将该校正式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答案是没有相关证据。在其它城市,如天津市立第二女中改名“要武中学”、南京十三中改为"要武中学"、无锡市第一女中改名为“要武中学”、昆明一女中改名“要武中学”、银川女中改名"要武中学"等等,均载于官方史志。而师大女附中的改名,则未见类似官方记载,至少我没有发现。 

  第三,宋彬彬有没有使用宋要武的名字参与文革?有没有对外自称为“红色要武中学”?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1966年9月6日,宋要武等5人联名在武汉发表《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落款署名为“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战士宋要武”。可见,宋撇清说“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值得划上一个大问号。至于宋有没有自称“红色要武中学”,从现有证据来看,应当是没有。 

  综上所述,宋彬彬道歉书中所说“真实的历史”,充其量是利用了某些技术性或文字上的歧义来站空子,其实离真实历史还有相当的距离。她的说法,或许可以误导那些没有经过文革也没有细究过文革史料的年轻人。但是,任何人,只要稍稍了解一下历史,就知道她的说法站不住脚,反而让人感觉到此人的不坦诚,这就可惜可叹了。 

  宋、刘的道歉书里面,象这类可叹可惜的地方还有很多。刘说“在工作组撤走以后,没有有效地阻止8月5日高一某班发起游斗校领导过程中学生发生的暴力,而造成卞校长不幸遇难”,并且“为了40多年前的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但是她却没有提,卞校长第一次挨打,不是在工作组撤走以后,而是在这之前,是在有她还有宋参加的工作组主持下发生的,由此开创了该校文革暴力的先河。当时情形,卞仲耘生前写了一封申诉信,其中说道: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到后来,“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泼墨”等等人格侮辱性的批斗,成了批斗黑帮的常规模式,不打人就算很难得的了。当年刘进等人对侮辱性的“斗黑帮”并不反对,她曾说她的态度是“斗黑帮可以,但要讲政策,不要打人”。而历次政治运动的血腥史表明,从人格侮辱批斗到拳脚棍棒殴打,只有一纸之隔,两者有必然联系。 

  以正常人性看,当一个人看到老师被活活打死,良心应当受到极大触动,不应再成为威胁知情人和掩盖真相的工具了。但是,宋彬彬和刘进等,当年很难说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正常的人性。如宋彬彬威胁卞仲耘丈夫不得对外披露卞仲耘被打致死真相,考虑的是“怕有阶级敌人捣乱,怕有人利用,怕别的学校也会打人,怕问题搞不清楚,而且卞的线多,人死了对运动不利,还怕有人推卸责任”,还说“本来想开会斗她,打一打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刘进则广播要求全校封口,“死了就死了”,"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大家不要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 此后两人欢呼雀跃接受检阅,宋彬彬以“要武”之名参与文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宋彬彬、刘进尚需诚实面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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