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1965年入读湖北大学(现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970年7月毕业。在工厂当过会计。1978年后从事金融工作,2007年10月,退休,从2011年起上网,一直用笔名“诚言”发表文章。】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一)
现在想想,如果我当时就对吴晗、姚文元有所了解,知道吴晗是著名历史学家,是北京市副市长,知道他在解放初期曾与其恩师胡适彻底划清过界线,知道他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也曾对其民盟领导和同事痛加批判当过“左派”,知道他创作《海瑞罢官》的初衷是迎合最高领袖要“提倡海瑞精神”的号召,知道姚文元的父亲在三十年代就被鲁迅归入“反动文人”,知道姚文元早在反右运动中就是最高领袖欣赏的“金棍子”,知道他写这篇文章只不过是奉毛泽东、江青之密命,我当时还会那样激愤吗?
有资料证实,早在1966年5月底6月初,高干子女麇集的重点中学清华大学附中、北京大学附中里,一些十六、七岁血气方刚的学生就暗中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的秘密组织。这些人大都出身于高干、军官家庭,自认为血统高贵“自来红”,是天然的接班人!在当时充塞官媒的“永保江山红万代”、“防止中国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党夺权”的喧嚣声中,他们以“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责无旁贷地冲杀到“向旧世界宣战”的第一线!当时流布全国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的对联,就属于他们原创。
经过时光的沉淀,历史终于为县一中的"文革造反派"正了名。除了上面介绍的宋学贤老师外,罗国权老师在八十年代担任县人大副主任,王忠彩老师担任县教委副主任。运动初期被打为"三家村头目"的冯清源在退休后被聘任为一中"终身名誉校长",当年的"牛鬼蛇神"之一张良漠老师调入武汉某大学任教授。学生组织"造反大队"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均担任县两个骨干企业的厂长,一人还兼任县长助理。而保守派学生组织的一个头目在知识青年都下乡的时候,受县革委会重用直接安排到县交邮局(交通局、邮电局合并併一起)工作,不到三年因查出贪污问题,自杀未遂被开除公职。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就是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也不可能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能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只仅仅是选几个“代表”而已。“三钢”的少数头头如此鼓噪,无非是自抬身价,以加大在新生的权力机构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但他们的谬论竟对下面的成员也颇具蛊惑力。一时间,讽刺谩骂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为“右倾”“托派”“老机”的大字报大标语刷满武汉三镇!
这个日记本是我为写这篇回忆录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唯一文革遗物,蓝色硬壳封面,外包塑料薄膜,上方嵌有毛的铜头像,下面竖排写毛泽东的两二句烫金诗“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首页是毛的一张单人雪景彩照,次两页为同校一女生在大学毕业时的1969年元旦用毛笔字题写的仿毛体临别赠言:“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其才华不知比赵菊荷高出凡几,其人品更非赵菊荷可同日而语。可惜,在我领悟到她的真情后,已与赵菊荷“有约在先”,竟害她苦苦等了两年,让我遗憾终身!
在1974年元月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听到中央文件中传达了毛泽东反对"三箭齐发"一个讲话:"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从后门进来的有好人,从前门进来的有坏人"。这个从天而降的"批林批孔运动"虽然与我无涉,但听到毛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开后门"这样评说,还是忍不住想,什么混账逻辑,这不是公然纵容有权力的人去 "开后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