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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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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文革初命运大起大落的政治人物

作者:

来源:BBC

来源日期:2016年04月21日

本站发布:2016年04月22日

点击率:2858次


  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名成员,在文革初就大起大落的政治人物戚本禹在上海病逝,享年85岁。戚本禹曾经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参与起草了文革的纲领文件。

  戚本禹1966年后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文革初期,戚本禹一度担任毛泽东和江青的秘书。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了《五一六通知》,戚本禹是起草人之一。

  前后两次波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于1966年5月成立,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但由于当时政治局常委中没有被打和靠边站的只剩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三人,因此中央文革小组从开始掌管文化领域的机构发展成实际上控制文革的最高权力机构。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后来被称为“四人帮”之首的江青以及文革期间被打倒的陈伯达,副组长石后来被称为“四人帮”军师的张春桥,康生做顾问,还有“四人帮”的另外一名成员,“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姚文元,中宣部副部长和《红旗》杂志副主编王力,《红旗》杂志编委关锋,《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等十余人。

  文革小组本身的人事随文革一起动荡,许多人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犯了政治错误,甚至获罪入狱,其中就有戚本禹。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新领导人华国锋和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汪东兴抓捕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及其支持者,终止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阶段。

  虽然在文革初期戚本禹就被隔离审查并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他在文革结束后被逮捕。1983年他被指犯下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政治牺牲品

  导致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隔离审查的原因是1967年7月20日发生的所谓“七·二〇事件”。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京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是文革开始的标志

  文革开始后,武汉不同的造反派以及当地军队之间发生了对立和冲突,其间发生了许多流血事件。1967年7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

  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支持文革的军队将领谢富治试图调解造反派系斗争,但是受到著名造反派组织“百万雄师”反对和当地军人不满。7月20日清晨在“百万雄师”及其支持者追揪王力和谢富治的时候,当时住在武汉东湖宾馆的毛泽东误以为发生了“兵变”,乘飞机仓促离开武汉。

  “七·二〇事件”后,武汉军区领导人被撤职,当时《红旗》社论说“要揪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分析认为,“七·二〇事件”后文革斗争矛头转向军队引起军队反弹,使王力、关锋、戚本禹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1968年毛泽东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把旷课闹革命的青年人送去了农村,利用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学校和教育单位,开始控制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全面夺权与文攻武卫带来的混乱。

  评论与著作

  戚本禹最初受到毛泽东称赞的文章是1965年他在《红旗》杂志发表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文章批判了所谓“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的史观。

  对于自己在文革中挫折,戚本禹后来在回忆中感叹:“毛主席高深莫测啊,领导那么大的局面,不这样不行。”

  在网上流传戚本禹评论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访谈中,戚本禹说“毛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难星”,但“不是封建帝王”,而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

  1986年出狱后,戚本禹在上海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一直到1990年代初退休。退休后,戚本禹继续进行并且参加讲学活动。有报道说,他曾涉足商海,对金融和银行特别有兴趣。

  1993年,戚本禹曾与人合作的《大人物的变态心理》出版。他还是《中华易学大辞典》的主编。

  报道说,今年初戚本禹口述的回忆录初版印刷完成,但由于他本人发现稿中有多处错漏,要求完成修改后由他本人、整理编辑者和出版社负责人三人共同签名才能出版。但在病情加重后无法按合约要求签名的情况下,该书可能需要改名再出版。


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附毛主席批语)

红歌会网

  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当时,几乎整个中国的北方,无论是城市或者乡村,到处都有义和团在进行革命活动。在敌人统治最严密的政治中心北京城内,义和团就设坛八百余所,景山后面的宫墙下,每天都有参加义和团的青少年在操练。义和团的英雄们,在祖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挺身而出,高举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大旗,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斗争。他们一开始就在大街小巷,贴出各种标语,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决心: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义和团严厉禁止洋货,蔑视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义和团在游行时,经常同市民齐声高呼“杀洋鬼子”的口号,使帝国主义分子听了发抖。有的吓得躲进棺材,雇人吹打着,企图逃出城外。

  一九○○年的六月,义和团的革命活动达到高潮,京郊各县的义和团三五十人一队,不分昼夜,一天数十起地涌进北京城内,守卫城门口的士兵,向他们致敬礼,为他们喝道让路。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前门外打磨厂等处的铁铺里,炉火熊熊,日夜不停地为义和团赶制各种刀枪。当帝国主义侵略军疯狂镇压义和团的时候,义和团的革命群众用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同以洋枪、洋炮武装的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搏斗,显示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革命战斗精神。在著名的“廊房阻击战”中,英国海军大将西摩尔率领的一千五百多人的联军,被义和团“直逼火车,持矛猛触”,死伤将近一半,最后狼狈地逃回天津。后来西摩尔胆战心惊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在保卫天津的战斗中,义和团同侵略军进行肉搏战,在火车站一仗,就把一支二千人的俄国侵略军,打死打伤了五百多名。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此次天津华军与西兵苦战月余,西人咸谓如此死战,实为从来所未见”。在杨村的战斗中,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被义和团战士打得落花流水。帝国主义侵略军一听到义和团的军号声,就惶恐万状,惊呼:“闻此声,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

  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骇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的欢,一个心,杀洋官。”

  这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红灯照”反帝的坚强决心。“红灯照”英勇斗争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他们说,“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归,于枪林弹雨中,惟恐落后。”“中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癃,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

  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亲自尝到了中国人民铁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头子瓦德西为此向德皇威廉报告说:“皇上诚然常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不应忘去者,……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热情歌颂的。毛主席在他的伟大著作中,曾经一再高度评价和赞扬义和团运动的英雄业绩,他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毛主席指出:义和团战争是反抗压迫者的义战,它同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历次的革命战争一样,“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但是,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歌颂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对义和团反帝的革命群众运动却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竭尽诽谤污蔑之能事。影片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描写为一种野蛮的骚乱。并且尽量地丑化义和团,恶毒地攻击义和团是什么“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乌合之众”,是什么专搞“邪术妖法”的“无知愚民”。影片及其歌颂者对义和团的这种恶毒污蔑同帝国主义者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当时美帝国主义头目艾奇逊就在《白皮书》中咒骂义和团是“中国的排外骚动”,是“拳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御用学者也大肆攻击义和团是“无知迷信与暴民歇斯底里的产物”,是“没有理性的行动”,是杀人放火的“拳匪”。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真正的杀人放火的匪徒,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据帝国主义侵略军头子瓦德西自供: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破坏文明,无恶不作。帝国主义军队在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上自宫廷王府,下至民间百姓的财物均被洗劫一空。“曲槛临湖面面开,内官惊看骆驼来。”封建皇帝的宝库颐和园所贮藏的历朝文物,被侵略者用骆驼运至天津,累月不尽。中国几千年保留下来的许多文物,其中包括《永乐大典》,都被帝国主义烧抢殆尽。瓦德西还供称:“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至于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义和团的屠杀和镇压,更是惨无人道。

  列宁曾经怀着满腔的愤怒,谴责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杀人放火的罪行。他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而影片及其歌颂者却颠倒黑白,为虎作伥,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美化为文明的使者,把坚决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英勇不屈的义和团污蔑为“野蛮的骚乱”。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的哲学。net“

  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同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和团的战斗口号是:“杀洋人,灭赃官。”当时流传的歌谣说:“砍洋头,杀官兽,杀尽洋和官,百姓有盼头”。“先夺洋鬼头,后把贪官揍”。这些都是他们提出的朴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恨之入骨。一九○○年义和团控制北京期间,清朝的在京衙门、亲贵王公的住宅,大多数都被义和团成员把守监视。义和团时常抓住一些罪恶昭著的官吏,特别是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官吏,强迫他们到拳坛去叩头焚表,罪大恶极的官吏就被杀掉。

  但是,影片却把义和团诽谤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它借清朝大臣赵舒翘之口说:“请老佛爷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慈禧太后听了,欣然采纳。就这样把义和团污蔑为慈禧太后的一党,可谓恶毒之极。

  在一个短时间内,清朝统治者对义和团采取了欺骗、软化的政策,这个政策一度发生了作用,义和团的一部分成员受了蒙蔽,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有些组织提出过“扶清灭洋”的口号。这种情形,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人民大众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认识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所以,绝不可以因为当时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就把义和团污蔑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如前所述,义和团在反帝的同时,“抗清”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就在“扶清灭洋”的口号出现之后,义和团的首领朱红灯还制定“攻打北京”的计划,始终坚持了反封建的斗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大肆污蔑和攻击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完全是出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他们对义和团革命群众的污蔑和攻击,反映了阶级敌人对中国革命主力军农民的刻骨仇恨,反映了阶级敌人对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刻骨仇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唱着同一个调子,为一部反对中国革命,侮辱革命群众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拍手叫好。他们这样做,不折不扣地充当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这使我们更加懂得了:在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为什么要勾结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他为什么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他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附毛主席批语

  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一

  戚本禹〔2〕同志:

  看过,写得很好。有一些小的修改〔3〕,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

  毛泽东

  三月廿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4〕

  三

  是翘还是饶,请查一下。〔5〕

  四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写在这篇文章送审稿上的批语;本篇四是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的一段话。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作了转载。

  〔2〕戚本禹,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他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第五次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这是去年看了《清宫秘史》影片以后写的,最近改了一下,送呈主席一阅。目前,可否联系这部电影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请主席考虑。”这篇文章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参见本册第90页注〔1〕。〔3〕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四外,还在第二页删去了“毛主席”前面的四个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4〕戚本禹的文章送审稿有一处引用了义和团流传的一首歌谣:“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的欢,一个心,杀洋官。”在这旁边,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根据毛泽东的批语,戚本禹在这首歌谣的前后各加写了一段话:“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骇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这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红灯照’反帝的坚强决心。‘红灯照’英勇斗争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他们说,‘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归,于枪林弹雨中,惟恐落后。’‘中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癃,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

  〔5〕戚本禹的文章送审稿中有一处写道:“影片还把义和团诽谤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它借大臣赵舒饶之口说:‘请老佛爷降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扫灭洋人,立威天下,大清国运,就在此一举。’”毛泽东在文中“赵舒饶”的“饶”字下划了一道,并写了这个批语。赵舒饶,应为赵舒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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