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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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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良知

作者:雪飘无痕

来源:早报网

来源日期:2005年08月22日

本站发布:2005年08月24日

点击率:1797次


一直很为文革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而悲哀。如果说文革是一场浩劫,那么首当其冲的应该就是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文化。只觉得,文化大革命真的可以说是中国历代最大的文字狱,也再没有哪一次的运动会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地彻底摧毁中国文化的根基和知识分子的人格。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文字狱,只是剪除掉部分与统治者需要不相合的文化枝桠,而文化大革命却是几乎将传统文化这棵大树连根拔起。更为严重的是,它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留下的阴影,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开始三缄其口,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不再把自己当作社会良知的代言人。

  文化大革命中,各知识分子被迫互相告密,互相揭发,不断地否定自己,以求取一点人身安全的残存空间。在强权面前,强度的体力折磨与改造面前,所有的自尊和信念一点一点地瓦解掉,于是再无独立人格,再难撑起中国的脊梁。多年以后,看到几个小鬼指挥支配着五七干校里冰心、冯雪峰、楼适夷、沈从文、萧乾等这样一大批大师级的文化精英命运时,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怆然与心酸。尤其是看到说萧乾有恐高症,为过干校前面的一条独木桥,年近六十的一代文学大师每次都是从上面爬过去一段时,几乎潸然泪下。与此相对的,就是强大的精神摧残与折磨。无数的文人在高压下,无奈地一遍一遍地自我检讨,一遍一遍地修改自己过去的大作,以便与“红色政权”相呼应。我不知道他们在一次又一次地自我否定,自我批判当中,到底是真的找到了一种灵魂的拔高呢,还是违心的痛苦,对自己人格的蔑视?

  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中坚与脊梁。社会的变革,也往往由他们发起。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国的“五四”运动。也因为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号召力,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社会道义感也寄予了厚望。中国一直有“文死谏,武死战”的传统,许多知识分子也把“铁肩担道义”当作自己的责任,更把“独以天地精神而往来”当作自己的气质,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具有独立人格、把正义看得比生命更重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代都可以找到许多人。如魏晋时代的嵇康,不苟同于司马昭集团,一篇《与山巨源之绝交书》写得酣畅淋漓,最后招致杀身之祸,“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一曲《广陵散》成为其千古悼音;明代的方孝儒,宁死不愿为篡位的明成祖写诏书,最后被诛十族,自己也惨遭腰斩;还有被明王朝视为异端的李贽,力排世人对孔教之迷信,倡言“童心说”,称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一生屡遭迫害而始终顽强不屈,最后在76岁高龄被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逮捕入狱,自刎身死;还有清代的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清失败后,以死来抗命清朝廷征召他赴博学鸿词和参修国史;近代,则有作为古文化煞尾者的王国维,因不忍心看到祖国被蹂躏列强的铁蹄下,身投昆明湖自尽。更有中国最硬脊梁的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以笔为匕首,一生坚韧地与专制和反动做斗争。

  只是这样的铮铮骨气到了现代,却已经式微。

  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知道冯友兰是“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冯友兰博大精神的国学修养也一直深为钦佩。但后来看到一篇美国学者评论冯友兰老先生的论文,说海内外学者对冯友兰的评价有一种不齿,因为冯友兰学术观点和他对孔子的评价随历次政治运动的风向而游走变迁,前后矛盾,并作了许多自残、自践、自辱式的所谓“检讨”和“自我批评”,不禁有一种愕然与痛心。及至后来一次看到一篇冯友兰在文革中所写的自我批判,冯在文中对自己学术的极尽诋毁,对领袖、马列主义又是极其吹捧,让人看不到丝毫儒家所提倡的气节,也看不到孟子笔下的“大丈夫”半点风范。对此,我只能为文革期间的中国文人所遭遇的非人待遇而扼叹,更为他们的人格扭曲而怅惘。与冯友兰相对的,还有一代戏剧大师曹禺老先生,在文革中五次修改代表作〈雷雨〉,直至修改得面目全非,只为了能够与革命形势相吻合。更甚的就是郭沫若,纯粹地堕落成一御用文人,马屁精进到连毛泽东写错了一个字,他都要撰文为之辩解成是领袖的高瞻远瞩独特创造。如此的卑颜奴骨,真正可悲!

  在文革中,真正能够让我肃然起敬的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不避风涛,坚持科学与真理,甚至婉言拒绝了周恩来总理要求“妥协”的好意劝解,以年仅八旬之躯对抗全国“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急风骤雨,从北大校长沦为戴罪之身,却依然铁骨铮铮,毫无半点馁意,真正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还有一个就是梁漱冥老先生,面对当时叱咤风云,无人敢说一个“不”字的毛泽东,以文人的傲骨,“为圣人师”的使命感,说了一句“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四十多年后,当我读到这一句时,仍不禁热血沸腾,只想拍案一声叫好!这才是知识分子真正应具备的风骨,一代文化大儒的凛然风范。

  只可惜,文革中这样身存浩然正气,不为权势所屈服的人实在太少。而时至今日,更是如麟毛凤角,至少我没有看到几个,更多的是余秋雨之流的媚俗学者。我也知道,这里面有许多的历史因素。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对人格的摧残,短时间内无法重建起来,还有一个就是国家对于文化的禁锢依然存在,知识分子仍然被视为不安定的因素,国家并不容许知识分子随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就好象王蒙曾以小说获罪,从文化部长降为平民;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因剧作集《彼岸》触怒领导者而被中国逐出国门,流落到法国。而因为坚持真相而遭迫害、入狱的事也是不时有消息传来。就好象2004年年初的〈南方都市报〉前总编程益中被捕事件。命运多舛的还有〈南方周末〉,几乎每一年都要勒令整改一次。这一个曾经扛着“正义、爱心、良知”大旗,汉语世界里残余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脊梁,如今却终于在一次次的打压下,悄然阖寂。

  我知道,要坚持独立的人格,说出事实的真相,总是很难,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一样。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磨难与使命,才凸显出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和他们的气节,也赢得世人的敬重。就好象顾准日记,在文革那样的乱世中承载了自己的思想和历史的真相,才会在今日里引起世人的震撼和崇高评价。同样的还有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两位同样伟大的文学大师,纪德和罗曼罗兰,先后到了前苏联进行考察。两位大师都以自己敏锐的目光,看穿了前苏联精心布置下的假象,看到了前苏联的落后、封闭与专制。但两位大师回去后,采取的行动却是迥然相反。纪德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如实地记录下了他在前苏联看到的真相,一本〈从苏联归来〉为世人看到真实的前苏联打开了一扇窗户,却也为他自己招来了左翼文人的群起攻之,还有在前苏联里的“身败名裂”。而罗曼罗兰却在写好了闪烁其词、疲弱乏力的《莫斯科日记》后,将日记封存50年了再发表,保全了生前名,却失去了道德的天平。惟有不畏世人围堵,坚持历史真相的纪德,赢得了后世者的由衷钦敬。

  同样体现知识分子良知的还有“德雷福斯事件”。1894年,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向德国人出卖军事机密,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但随后法国情报机关查出一名同此案有涉的德国间谍,从而得出德雷福斯无罪的结论。但法国军方无意纠错,层层掩盖真相。1898年,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发表了著名的〈我控诉〉一文,激烈攻击军方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性。左拉为正义的抗争却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判1年徒刑,并被迫流亡法国。但他勇敢的呼声却唤起法国民众酣睡的良知,要求平反冤狱的声浪席卷法国。1906年,蒙冤12年的德雷福斯终于得到昭雪,一场正义对强权的战斗终于获胜。

  我们真的很需要左拉这样的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了更多勇于仗义执言,为真理而言的知识分子,才能够打破鲁迅所说的强权下的“铁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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