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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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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诞辰120周年:不该被忘却的老舍之死

作者:李妍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来源日期:2019年02月10日

本站发布:2019年02月10日

点击率:1277次


老舍的一生,过得并不平静。他的父亲阵亡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中,家里条件困难,得人资助才上得起私塾。他经历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勤勉写作,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赞誉,却在本该安享天伦的晚年,一个人来到了积水潭附近的太平湖,在湖边坐了一天,最后把头埋进了湖水。

那是1966年8月24日,就在前一天,身为北京市文联主席、享有极高声誉的作家老舍,遭到了红卫兵的揪斗和殴打。

老舍死后,因是“自绝于人民”,骨灰未能留下。1978年6月,为老舍平冤昭雪的骨灰安放仪式上,骨灰盒里放的是眼镜、钢笔……而太平湖,在1971年就已被填废,原址上建了地铁机务段。如今每天承载着北京拥挤人流的地铁列车,便有不少是从那里驶出。

是的,我们连老舍先生离去时的那片水域都找不到了。但我们总该记得他的死。怎样记得呢?对于不曾经历过的历史,年轻的我们是陌生的,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

1963年老舍在家中

“我们不能落后”

1966年8月22日,因为吐血住进医院的老舍出院回家。第二天一早,本可以继续休养的他去了市文联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活动——当时老舍担任着北京市文联主席。23日,老舍遭到了揪斗,被打伤。24日,他孤身一人在太平湖投湖而亡。

两天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学者傅光明和夫人郑实做了十几年的走访,找亲历者回忆每一个细节,编成《老舍之死口述实录》一书。这些回忆有时甚至彼此冲突,让“真实”更加无法找寻,但我们还是得以尝试拼起当时的经过。

在22日晚上,《光明日报》的副刊编辑黎丁和老舍有过一次长谈,据他回忆,他们讲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老舍是“很兴奋的样子”,“很激动”,表示“我们不能落后”。黎丁和老舍夫人胡絜青都劝他先休养身体,不要去,但老舍坚持,说他要学习。

《老舍之死口述实录》,作者: 傅光明 郑实,版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

积极、配合,是老舍十几年来对历次政治运动的一贯态度。因为生病住院,他对红卫兵还并不了解,对将要发生的事没有什么心理准备。也还不会有人想到,就因为8月23日的事件,老舍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23日上午,老舍到了市文联。当天受冲击的本来并不是他,而是作家萧军。文化局和文联系统内的造反派们强迫萧军去劳动、去挖煤,但性格强硬的萧军无论如何都不从,几个人按着他都没有办法。于是,不知道是谁打了一个电话,叫来了北京女八中的红卫兵,想压一压萧军的气焰。

事件就这么扩大了。

下午三点左右,来了一群女中学生,气势汹汹。除了萧军,又揪出了二三十个人,赵鼎新、田兰、端木蕻良、骆宾基……老舍也被揪了出来。当时就有学生拿着皮带往他们身上抽。年纪轻轻的中学生们对老舍并不熟悉,甚至听到文联的人说“老舍”,以为这是类似“老张”“老李”的尊称,“你还叫他老舍?”无知至此。

又过了一会儿,文联接到了一个电话,说要在孔庙焚烧北京京剧团、北京实验京剧团放在那儿的行头,“烧四旧”,让文化局的走资派、反动权威去现场受教育。于是来了一辆大卡车,被揪出来的这批人都被拉到了雍和宫附近的孔庙。

在孔庙烧起的大火堆旁,这些“走资派”和“反动权威”被迫跪在地上,老舍就在这时被打破了头,流了血。文化局革委会、工作组的几个人私下都想保护老舍,但在当时的情境中,谁都不能顶撞红卫兵。有人用戏装里的水袖给老舍包扎了起来,又想办法把他提前送回了文联大院。

据一直留守在文联的马联玉回忆,老舍被送回来后,“眼睛都是直的”“估计从孔庙他就下了决心”。

1958年,老舍在某处荷塘边

但折磨并没有结束。回到文联的老舍又遭到了红卫兵的批斗,在现场,同样是文联作家的草明,可能出于害怕和自保,说了一句“老舍把书的版权卖给了美国人,要美金。”——因为这件事,很多人始终认为草明对老舍的死负有责任,若干年后文联一次投票选举,大家还都不投草明的票。

红卫兵听到“美国”当然激动,老舍也急了,想要解释,他把挂着的“反动权威”的牌子往下摘,落在了红卫兵身上。——这是一种说法,也有人说,老舍是有意用牌子打了红卫兵。

文联革委会的人怕老舍再被打,为了保护他,喊了一声“老舍打人啦!不行!送他上公安局!”就这样,老舍又被带去了派出所。到晚上,胡絜青接到电话,去派出所接了浑身是伤的老舍回家。

我们梳理这一天发生的事件,会发现其实颇有偶然性。没有人要求老舍去文联,红卫兵也并不是专门要整他,如果他不在场,应该就不会有之后的事情发生。但对这样一场悲剧,我们要从偶然性去理解吗?何况历史没有如果。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8月24日,老舍很坚决,说还得继续去单位。胡絜青劝不住,她出门没有几分钟,老舍就出了门,出门前还特地跟四岁的小孙女说了“再见”。

老舍的晚年照片

老舍再没有回家,哪里都找不到他。直到25日下午,舒乙接到电话,让他去太平湖。出事了。

胡絜青回忆,她到太平湖后,鱼场的一个老头说,白天有一个老头,坐在椅子上不动,拿着毛主席诗词一直念了一天,大概是到夜里人少的时候,投了水。

从早上出门,到夜里投水,老舍在8月24日这一天里想了什么?没人知道。

“人民艺术家”

老舍几乎是“文革”中最早受到冲击而自杀的文人。而在此之前,老舍又是同辈作家中,对投入新时代最为热情、创作成绩也最突出的一位。只有他,在解放后又有过新的创作高峰,有《茶馆》这样可以代表个人最高水准的代表作。

但是,这十七年里老舍写下的不止有《龙须沟》和《茶馆》,他还写了大量的歌颂、宣传之作,是用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劳模”。

1949年12月,在美国讲学的老舍辗转回国,他以真诚乃至亢奋的心情想要赞颂新生活、新社会。1950年完成的剧本《龙须沟》,排演后大获成功。这样的作品正是当时所需要的,老舍因此被北京市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成为文艺界的样板人物。

北京市文联工作人员签名祝贺老舍获“人民艺术家”称号

老舍先后担任文联主席、全国作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委,与周恩来私交甚好。50年代,老舍写过《春华秋实》(1953年)、《青年突击队》(1955年)、《西望长安》(1956)等话剧剧本,因为写的不是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都不太成功。北京人艺老演员蓝天野在多年之后谈起当年老舍的话剧创作,曾经感叹:“当时社会上出现什么大事,老舍先生很快就有作品出来反映。……演完了,戏也就完了。”老舍还曾赶赴抗美援朝前线,体验生活五个月,写了报道体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如此努力,但仍然写得不好。

一位早已名满海内外的老一辈作家,为何会有如此饱满的政治热情?理解老舍的“钥匙”,应该是“爱国”。

可以说,爱国或曰国家主义,对老舍来说不只是一种情感,而是最坚定的信仰。为了爱国,他愿意将文艺作为牺牲。在抗战时期,老舍已经做出过同样的选择。1937年到1939年,本属 “自由主义”作家阵营的老舍,极为彻底地将写作向实用主义转变,他创作大量的鼓词、京剧等通俗文艺作品,把文字作为宣传抗敌的武器,并且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他说过:“谁写的都欢迎,只要他写的明白。什么题材都是好的,只要它有益于抗战。”

回归与彷徨

但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50年代,在初期的亢奋过去,身为作家的老舍不是没有犹疑的。正如在40年代,他放弃了通俗文艺作品的写作,回归文学,写了《四世同堂》;从50年代后期开始,老舍的歌颂应景之作也变少了,在1961年,更是拿起笔开始写“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正红旗下》,同样是一次“回归”。但这部预计100万字的长篇,因“写十三年” 的极左指导思想的出台,最终只完成了10万字。

《正红旗下》,作者: 老舍,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6月

在50年代,他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近年来写的东西,“并不怎么好”,“都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光说剧本,就有十几部,其中,没有一本出色的”。像老舍这样最优秀的作家,在做这样的评价时,内心深处难道没有痛苦和矛盾吗?

老舍的思想和写作是有转折的,而对于越发紧张起来的空气和创作氛围,他不会没有察觉。真正想写的不能写,更不能发表,或许这才能解释老舍在1963-1966年的创作低潮,才能解释为何老舍生前最后发表的作品竟是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1966年4月)。——就在1965年,老舍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国后,他将旅日见闻写成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竟没有被获准发表。

老舍在解放后的地位一直很高,很受礼遇,历次运动都没有受到冲击。但与从解放区来的丁玲等人相比,他在政治上远不处于中心。而在1966年文革开始前后,他似乎敏锐地感觉到了一种边缘化的处境。

1960年,毛泽东接见文学艺术工作者时与老舍握手

1966年7月1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大会。巴金看到老舍“感到意外”。因为在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一个多月,没有听见人提到老舍的名字,“猜想他可能出了什么事,很替他担心。”听到老舍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 他为什么要强调自己“没有问题”?

夫人胡絜青则回忆,当时已经把学校的教授和中央直系的700多人拉到清河,没有老舍。在北京饭店圈着五六百人,也没有老舍。老舍说没有我,我也有必要参加。

所以,老舍在23日坚持要去文联参加活动,除了不甘落后的“积极”,是不是也交杂着内心的焦灼和忧虑?

林斤澜曾回忆,在老舍辞世前几天,曾以沉吟口吻,说过一些回顾往日的话,……比如“后悔年轻时候,不听人劝他不要搞文学”。一位已经67岁、说过“文艺决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的老作家,要在怎样的处境乃至绝望中,才会流露出这样的悔意?

舒乙在《老舍最后的两天》则写过,老舍曾谈及,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甚至预言: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他当时预见到了什么?

表面上看起来,老舍在解放后一直过得很顺利。正因如此,一些人认为老舍的自杀是因为8月23日的经历对他来说过于突然,无法承受。但这样的解释是否太简单了?老舍的“心路”不应该是8月23日的突然转折,而是有更长时间的思索和彷徨。

是抗争?是绝望?

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在之后多年都反复思考着父亲的死。他提到,老舍在抗战时写过一篇文章《诗人》,说作为诗人,作为文人,如果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会以身殓,就是以自己的身体来进殓,投水殉职。

他还发现,在《四世同堂》中,钱默吟太太死了两个儿子,在葬礼上,大家突然发现这个老太太不哭,不说话,但是两个眼睛放出了异样的光。……果然到了墓地之后,她一头碰死在儿子的棺材上。而据跟老舍一起在孔庙挨斗的一些难友们向他回忆,当时他们发现老舍先生的眼睛发出了异样的光,他们觉得非常害怕,第一个印象就是:他肯定要走了。

冰心也曾对他说,“你爸如果死,肯定是跳河”,因为“他作品里的主人公有骨气的人、好人全是这么死的。”

作家笔下的人物,确实可能在不经意间流露作者本人面对某些情境时倾向做出的选择,但我们不能淡化情境,仅从死者的性格逻辑中归纳原因。

还有很多人把老舍的死解释为一种“士可杀不可辱”的抗争,是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反抗。但老舍至死都没有放弃对新中国以及领导层的感情,他不会站在他们的反面。钱理群认为,“不能解释为抗争,因为他不可能成为异端。而是说他已经无处可退了。”

而度过了十年浩劫的老舍的同辈人,往往表现得更为愤慨。曹禺说:“老舍先生不是自尽,是逼死的呀。” 萧乾说:“反正‘文革’那时,自杀和他杀已成为同义语。被逼得自尽的,与他杀有何区别?” 巴金在《怀念老舍同志》中提到,他认为《茶馆》里常四爷的一句话可以看作老舍的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们共同强调的,是迫害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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