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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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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常修泽: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纵横谈

作者:何亚斌

来源:《国有资产管理》2019年第10期

来源日期:

本站发布:2019年11月28日

点击率:112次


  【编者的话】

  习近平同志在 2019 年 4 月 22 日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指出,“善用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化改革”。在这种“开放倒逼深化改革”的新背景下,中国经济改革也应有新思维。究竟如何推进?经济学家常修泽与产权专家何亚斌围绕“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进行了对话,本刊摘录如下。

  对话常修泽: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纵横谈

  常修泽,1945 年生,山东惠民县人,着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亚斌,1948 年生,湖北通城县人,着名产权专家,研究员,湖北产权市场创始人,中国产权协会党委原副书记。

  ■“内源性改革”需向“外源性改革”拓展

  何亚斌:2018 年 4 月 13 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您作为海南省人民政府的经济顾问,对此有何想法?

  常修泽:我在海南的会议上提交了一篇研究报告,并作了发言,题为《探索“特共一体”的离岸经济区》》。探索“特共一体”,就是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里共同的价值、共同的内涵,即把“特”和“共”整合起来,搞成一体,所以我的观点是“特共一体论”。我认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只讲“中国特色”是不够的,一方面要把“特” 放在前头,但是它还有“共”的一面,尤其是“自由贸易港”,我们要借鉴和学习人类在这方面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规律,所以我的理论是“特共一体”。

  另外,这样一个自由贸易港(注意是自由的贸易港)应该是“离岸” 的。我们要有个“离岸”的概念,即它的经济体制应该是和其他省份有区别的。但我们必须坚持两条:第一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第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挂国旗,唱国歌。

  至于里面具体的经济体制,我认为可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参照。海南实际是再造一个特别的关税区。我的建议就是“离岸经济区”,它是离岸的,离岸就是跟现行的经济体制不一样。

  习近平同志 2018 年 6 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我们处在这么一个时代,注意是百年未有之变局,全世界是这样,亚洲也是这样。

  国内也正处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央政治局会议里边有一句话——“开放倒逼深化改革”“用高水平高质量的开放来倒逼改革”。这些话振聋发聩。现在就是到了“开放倒逼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它与此前的 40 年改革相比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前 40 年的改革属于“内生性”的改革。在我的《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书中,写到中国改革的两种方式,即内生性(或内源性)的改革与外生性(或外源性)的改革。

  前 40 年,一开始的改革属于“内生性”的改革, 随着改革的进程推进,到了现在,内生性的动力已经有所衰减。恰好在这个时候,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大变化。习近平同志讲“开放倒逼深化改革”。因“开放”的原因导致的改革,我把它叫做“外源性”变革。外源性改革的源头在开放、在外边,中央政治局讲了“倒逼型”改革,我觉得这意味着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需要考虑这种新的背景,在这种新的背景下也要有新的思维。

  何亚斌:2019 年 8 月 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这个文件对海南省肯定有很好的参照意义。对此您怎么看?

  常修泽:是的。先行示范 区,就 是“样板 田”, 进一步讲,不仅对海南省,而且对各省区市都有很好的参照意义。站在更广阔的角度看问题,在罗湖桥两 边,一 边是深 圳中国 特色社 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一边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两块“样板田”,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值得总结。

  ■用“大四新”理论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何亚斌:您对新旧动能转换很有研究,《中国经济导报》和中国发展网上有报道,但语焉不详。我觉得,这个转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您将新动能的含义即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扩展为“大四新”,能不能请您就此再谈谈?

  常修泽:在研究新旧动能转换的时候,我认为把新动能的含义仅仅界定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是不够的,尽管有些思想也比较前卫,在此基础上,我提出“大四新”思路:新体制、新供给、新要素组合、新主体。

  第一个“新体制”。体制在整个动能系统中属于更根本、更深层的问题。从全国来讲,当前新旧动能 难以转换的主要“短板”不在产业低端,而在体制羁绊。所以建议有关方面把建设“新体制”放在第一位。

  第二个“新供给”。我把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这三个加起来称之为新供给。新供给这个很重要,中国现在也缺这一块。

  第三个“新要素组合”。围绕新旧动能转换遇到很多个要素。马克思当年讲的是三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一个是技术(及信息)),另一个是管理,一共是五大要素。我们今天要搞新动能,必须把这五大要素搞一个新的组合,称“新要素组合”。

  第四 个“新主 体”。新旧动能转 换,靠谁去转换?主体是谁?企业家是第一主体,技术创新者是另一个主体,大国工匠又是一个更广泛的主体。这些人是我们新旧动能转换的强大根基。

  “大四新”提出来后,先是在《中国经济导报》 2018 年 3 月 22 日头版发表,一个多月后《人民日报》以《从更宏观的视角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为题在理论版刊登。

  搞改革、搞制度创新的同志,要研究怎么真正把新旧动能转换到位,取得实效。说实在的,现在动能转换的要害问题并不在“产业”这一块,而在“体 制”,或者用理论语言称“制度”这一块。

  例如,作为“大四新”里边的企业家这一块是主体之一。如何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从制度上要有新的安排。2017 年 7 月 3 日我的内部报告核心内容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为题在《人民日报》发表,里边的核心命题就是要保护企业家。

  2017 年 9 月 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正式公布。文件指出,要着力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核心命题是保护企业家,保护企业家精神。4 天之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全文发表了我的《关于保护企业家精神的七点意见》, 标题改为《中国当代企业家肩负着历史的重任》。

  2018 年 11 月 1 日,习近平同志《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第一部分“充分肯定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末尾说:“总之,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制度,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是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公开讲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是一个重大的创新。

  ■用《广义产权论》完善现代产权制度

  何亚斌:常教授,您作为着名产权经济学家,又长期从事国家产权制度架构的研究,您在央视《中国经济大讲堂》作报告,强调“完善产权制度是中国改革的第一重点”,请问:产权制度包括哪些具体的制度?我们应当怎样去完善它?

  常修泽:“产权是改革第一重点”这个命题,是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原话是:“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重点。”

  产权这一范畴,它的内涵是什么?我从 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在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研究产权问题。进京后,曾在 2003 年给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组提供过一份基础性研究报告,建议“从广义上”把握产权范畴。此前比较流行的是“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就企业来说,这个概念是对的,而且今后企业仍需要完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但是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来讲,不少产权并不在企业内,或者说企业的外壳难以容纳全部产权,所以建议就叫“现代产权制度”。

  对于现代产权制度,它的内涵也不仅仅包括人们所熟悉的物权、债权、股权,还有包括自然资源产权和各种人力资本的产权,是一个“天、地、人产权”的概念。

  我出版的《广义产权论》,给产权下的定义是广义的。广在哪?

  第一,广在“天” 上。天上有产权 ——环境产权,例如碳产权,排放指标可以交易,国内成立一批碳产权市场或环境产权市场。你们武汉光谷产权交易所下面不是有家碳产权市场吗?

  第二,广在地下和地上的资源产权:自然资源产权。中办和国办 2019 年 4 月印发了《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自然资源产权,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海洋资源产权。自然资源产权除了一部分集体土地外,绝大部分都是国有资产产权,我们的“国有资产管理”应该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与管理”纳入视野,可惜现在视野不够,不能只盯住企业国有产权那一块。那一块即使把国资委和其他部委的都算上,不过几十万亿,而国有的自然资源资产有 458 万亿。这些数据可以参见我的《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书第 20 页。

  第三,就是各种人力资本的产权,其中包括以技术产权、着作权为代表的各类知识产权。特别要重视以技术产权为核心的整个知识产权。现在中美贸易谈判一个焦点,就是保护知识产权。所以 2019 年 3 月 1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一个重大新亮点,就是坚决地保护知识产权。

  除技术产权外,还有管理产权,就是说各类企业的管理者(包括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把企业管好了,除了拿工资、奖金、补贴以外,他应该获得管理产权及其收益。这个制度现在还没有完全实施。这也是人力资本产权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总之,我的《广义产权论》从广义领域来说,就三个字:天、地、人,称“天、地、人产权”。在提产权制度之前,先把产权内涵定下来,为什么要把它作为第一重点?就是因为产权是核心,是所有制的核心,而所有制是经济社会的基础。

  何亚斌:《广义产权论》这部书,您于 2010 年 7 月 6 日在南京一个会上赠送给我,我认真通读过的。

  常修泽:谢谢您记得。在这个基础上,我自己研究得出的一个观 点,就是 2010 年我的另一本书 叫《产权人本共进论》。这本书开头部分讲:“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然后我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国有和民营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这只是提出观点。2013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我在《包容性改革论》这本书里进一步阐述,民营经济应该有重大的突破。第一个突破点,就是国有和民营是共同基础。我进一步阐释在上面那本书提出的观点。产权制度怎样创新?其中之一,要包容,包容国有与民营。现在包容不够。有人问你为什么要主张包容性改革?潜台词是啥?我们排斥了一些不该排斥的东西,比如对民营经济长期以来是排斥的,如信贷等,不是一视同仁。应该确立“竞争中性”论,“竞争中性”和“包容”是一个新的思维。

  2018 年我新出了《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书。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他说世界是千姿百态的,“玫瑰花和紫罗兰各有各的香味”。国有与民营,一朵玫瑰花,一朵紫罗兰,各有各的香味。今后怎么对待?用“两朵花理论”贯穿。

  何亚斌: 您把“广义产权论”说清楚了,外延 “广”在包括天、地、人,而且主张在所有制上,“国有和民营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包容性很强。现在请您谈谈如何完善产权制度?

  常修泽:现代产权制度有四根支柱:第一,产权界定制度;第二,产权配置制度;第三,产权交易制度;第四,产权保护制度。

  第一是产权界定制度。界定就是说产权是谁的,不是谁的。现在有的界定得不清楚。

  第一方面,自然资源界定得并不是很清楚。有的地方国有与集体产权有交叉。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是我们特别关注的,系统来看,有四大板块。第一类是经营性国有资产(一部分国资委管的,另外还有一部分其他部委管的一些企业,如文化、教育等)。第二类是行政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第三类是金融性的国有资产。第四类部分最重要,主要是资源性的国有资产。这个价值量,从国家统计局没有查到数据,只能找有关部门的基础性东西来推算,这里指的是可计价、可计量,是指能够评估算出来的部分。自然资源中的土地,包括农民的耕地,已经有新的产权界定思路。过去长期以来,我们界定的只是土地的原始所有权,如今到了要界定农村土地产权的时候,它至少要包含三个权利:第一个是土地的所有权,它是集体的;第二个土地的承包权,是农户的,谁承包,谁有这种承包权,而且承包权是长期不变;第三个是承包权的经营权,是可以转让的。这三个全都要界定清晰。

  第二方面,人力资本的产权界定不清晰。人力资本产权这一块,问题更多。问题多在哪?举例说,一个科研成果出来,在科研创新结晶中,出了多少是单位的资金、设备和无形资产贡献,多少是研究者、创新者个人的贡献?在这个问题上,界定得不清晰。这些年出了很多的案件,值得研究。

  第二是产权配置制度。产权配置方面第一个问题是配置的布局和结构不合理。有一些地方,不该配置这种产权,但是已经配了多年了。怎么办?需要进行调整。中央的提法叫作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优化、调整、重组三个概念是针对配置不合理提出的。例如,北方某大城市,改革已经 40 年之后,有一个饮食点,现在体制是什么?国有企业。饮食点该不该配置国有资产?南方这种餐饮店已经很少有国有企业了。我告诉您,去年该市人民政府终于下达文件,要把国有包子铺改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民营也可以参股。

  何亚斌:我对于您说的这个北方大城市 2018 年把国有餐饮店包子铺改造为混合所有制的经验,深有同感。因为,1992 年,我担任湖北省鹤峰县委书记兼县长时,就已经将全县国有商业和集体供销社,还有国有交通运输业全部改制为民有民营了。更有甚者,为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从山区实际出发,我们放弃了以粮为纲的原则,将粮油统购统销、凭证供应全部取消了,改为大力发展多种经济作物。为改善非公有制企业的营商环境,1993 年 4 月又经集体研究,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制发了《关于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俗称“38 条”,主要内容是“四放一管”:放宽经营主体,放开经营范围,放活经营方式,放松经营环境,切实加强管理。“38 条”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它以解决私人产权问题为根本出发点,极大地焕发了全县人民的创业精神,激发了被深藏的智慧和能量,开辟了鹤峰新经济。我当时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后担任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的唐生智,在 2003 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对鹤峰民营经济发展的理性思考》,其中写到“38 条”实施 10年后,鹤峰民营经济成就引起了恩施州内外高度关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湖北日报》等重要新闻媒体曾从不同角度予以报道,恩施州委州政府将鹤峰民营经济发展做法定格为鹤峰经验”。 而“38 条”,被公认为优化鹤峰营商环境 的“政策基石”。

  常修泽:好,您主政鹤峰县做这些产权制度改革,比北方某市早 25 年。难怪您 2008 年被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日报社、楚天都市报社、荆楚网评为“改革开放30年影响湖北30人”,2018 年又被《支点》杂志评为“改革开放 40 年荆楚弄潮 40 人”,产权制度改革首开先河并取得成功,肯定是您获得荣誉称号的重要因素。

  产权配置方面第二个问题是配置效率问题。配置了国有资产以后,效率怎么样?例如,东北三个省,一共有 7076 家国有企业,净资产是 1.1 万亿元,加上银行贷款或其他负债,总资产是 2.8 万亿元。一年的营业收入 5816 个亿,5000 多亿的营业收入,利润是负的 52.7 亿。盈利面大体上是一半。

  产权配置方面第三个问题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倾向性问题。《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书里第十三章,写了中国未来所有制结构变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趋势。现在中央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但怎么改?这属于配置问题。我建议大家好好研究我们国有企业搞的混改,是国企与国企混合,还是国企与民企的混合?涉及到哪个是主旋律?哪个是协奏曲?我主张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国资与民资混合作为主旋律,以国资之间的混合作为协奏曲。

  我们回到产权制度。第三个制度是产权交易制度。这里主要就是产权流转要顺畅。交易当中,既要有效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也要防止有人借机侵吞民资,两方面都要防止。现在存在的问题,我们搞产权交易制度要注意什么问题。第一是资产评估不准确。第二是交易过程有的不透明。第三是有的成交价格不合理。评估的结果只是一个底价,最后要竞价。有的是人为地操纵这个举牌,拍卖中的名堂不少。第四就是交易资金有的不到位。您搞产权市场十多年,体会应该更深。

  何亚斌:产权交易存在的主要问题您刚才基本都点到了,其中资产评估准确性问题属于进场交易前的工作环节,其他问题也都有很大改进。我这里重点谈谈今后改革发展的举措和路径。

  新时代产权市场的发展路 径,我认为要坚持“四化”。

  一是坚持规范化 , 确保产权市场行稳致远。要增强依法决策、依法经营、依法管理意识,不断提升依法治企能力水平;要按照 2019 年 7 月国办发[2019]35 号文的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二是坚持市场化 , 提升产权市场的资本市场功能。要按照国务院要求,继续推进产权市场的市场化改革,继续推进行业“四统一”工作,实现信息披露、交易制度、交易系统、过程监测在全国范围内的真正统一。

  三是坚持信息化 , 搞好“互联网 + 产权市场”。 产权市场应着力构建全国产权市场统一的信息门户网站和“互联网 + 产权市场”网络生态体系。

  四是探索多元化,加快对内对外开放。 新时代赋予产权市场新任务和新使命,产权市场

  应坚持“一体两翼”的服务战略,即以服务国资国企改革为主体,以服务于民企和国外企业为两翼,不断开创发展的新动力、新引擎,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和谐发展。

  常修泽:您说的这“四化”很有实际意义,也有前瞻性,我表示支持。

  完善产权制度的最后一个,即第四个制度是产权保护制度。我在 2016 年的 8 月给中央国家有关部门写了一个产权保护意见,在一个内部报告中说了我的看法。我里边提到:“有恒产者才能有恒心。”这是孟子的一句话。在《孟子·滕文公上》这篇文章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后边那句话更令人震撼,说“倘无恒心”的话, 他用了四个字:“放辟邪侈,无不为也。”第一字叫做“放”,第二个字叫“辟”,第三个是“邪”,第四个是“侈”。我仔细地琢磨这四个字,是说,真要是没有恒心的话,这个人就会很放荡,很怪癖,很邪性,很奢侈,没有长远打算,过一天算一天。假如中国的老百姓(企业家)没有恒心了,这个民族就完了。我这个报告是 2016 年 8 月报递上去的,到了 2016 年 11 月初,《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我的这篇文章,题目是《以公平为核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同年 11 月27 日,新华社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在全国引起比较大的震动。全国都在考虑如何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如何依法保护产权,最高法院决定再审张文中、顾雏军案两个案子。以这两个案子为典型,各地该平反的平反,该改判的改判。从整个大局来看,依法保护产权正在往保护企业家这方面延伸。

  ■用“要素市场化”推进资源配置方式变革

  何亚斌:十九大报告讲改革的重点,除了完善产权制度,还有一个重点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我们对此应如何正确理解?

  常修泽:先说“要素”,前面我在谈“新旧动能转换”曾讲过,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和管理。再说市场化。北京朋友王小鲁和樊纲教授搞了个系列《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报告》(每两年发布一次)。 里边有五个方面内容:第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指数,第二是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第三是产品市场化指数,第四是要素市场化指数,第五是市场中介组织指数。

  根据他们的市场化指数报告以及我自己的调查研究,我谈谈第一和第四个指标。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市场分配资源的比重未到位,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度较高,政府的规模也未能遏制得住。20 世纪 80 年代海南建省曾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做“小政府,大社会”,30 年后的今天,人们很关注“小政府”怎么样了?据我了解,现在政府规模还是很大。

  在要素市场化配置问题上,现在有四个症结性的问题,值得破解。第一个症结问题,“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与“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两个提法交叉出现。这是两个不同的提法,长期以来,用的是“企业”思维而不是“资本”思维,况且中国现在国有企业情况复杂,有好企业,也有“僵尸企业”,也有“中间企业”,不能笼统地称“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不再使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而改成“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了。第二个症结问题,就是“国企补贴”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次中美贸易前九轮谈判的一个突出问题,到底有没有补贴?要不要取消补贴?有人说,“我们没有制度性的特殊安排给国有企业额外补贴”。这话比较费解,而且容易被人抓漏。没有制度性的补贴,难道有非制度性的补贴?没有特殊安排补贴,难道有非特殊安排补贴?没有额外的补贴,难道有额内的补贴?第三个症结问题,国有资产进一步“资本化”的问题。市场化配置在国资问题上,就是按“资本化”原则配置。国资委以后要从“管企业”变成“管资本”。这带来三类国资进一步资本化问题。首先是经营性的国有资产怎么样进一步资本化?其次就是金融性的国有资产如何进一步资本化?再次就是资源性的国有资产怎么样进一步的资本化?第四个症结问题,就是放宽市场准入问题。这是“开放倒逼深化改革”又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等领域,怎么放宽市场、消除隐性的壁垒?这方面,我认为还是任重而道远。

  ■下一步中国改革将会紧紧聚焦“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何亚斌:现在,中国改革走到哪一步了?您对下一步中国改革的总体走势如何判断?

  常修泽:我的分析是,从 1978 年 12 月 18 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2018 年 12 月 18 日改革开放40 年纪念日,中国改革上半场已经结束了。足球赛,上半场与下半场之间有中场休息,改革没有。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标志,下半场正式“开踢”了。

  在此之前,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下半场改革提供了行动纲领。这个《决定》里面,最重要的命题是提出改革的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认为,这是一个统一的命题,或者说,是两者有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的命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表明改革的总方向;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明改革的集中指向和着力点。这个命题是高明的,可惜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我把它看成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华中的精华,搞改革工作的朋友应认真把握这一精华。我估计,今年 10 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会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进一步的阐述和规划,值得我们期待。

  何亚斌:谢谢常教授。这次,您系统地阐发了对未来新阶段中国改革走势的见解,这是您多年潜心理论研究的成果。一个学者能够站在时代前沿,言人之所未言,是宝贵的。您的这些珍贵思想将借助《国有资产管理》杂志这个平台,更广泛地传播开来,估计会引起有关方面关注,从而对我国改革事业带来更为实际的推动。

  常修泽,1945 年生,山东惠民县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亚斌,1948 年生,湖北通城县人,名产权专家,研究员,湖北产权市场创始人,中国产权协会党委原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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