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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奇庄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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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66年

作者:田奇庄时评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5年12月23日

本站发布:2005年12月23日

点击率:1263次


四十年了,岁月川流不息,如今本人已过天命之年,许多事情早成过眼云烟,可当年发生在一所普通中学的一幕幕情景却在脑海中日益鲜明。我明白了,那是一段值得记录的历史,也是不应忘记的历史。

 

19651110,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平民百姓哪个会想到这样一篇文章竟改变了亿万人的命运。

 

年初风景独好

 

196638529,河北省邢台地区隆尧县东,发生了6.8级强烈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邯郸与邢台相距不到一百公里,震感特别强烈。我在邯郸五中上初一,父亲是学校校长,家就住在校内。地震发生后,教职工和家属大都住在双人床搭起的防震棚内。

那时全国学习雷锋活动正向深入发展,大家都在认真学习雷锋日记。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怎样做人,为谁活着》。那时大家人生目标基本一样:我活着是为了他人活的更美好。

当年社会风气之好难以想象,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点也不过分。大家日子虽然都不宽裕,但没人斤斤计较,都是礼让为先,互相帮助。乘公共汽车都会自觉排队,遇到老弱病孕更是争相让座。丢了东西不用担心,肯定没有人拿走,如果原地找不到,找警察或是当地人,一般丢不了。

五中学校设施条件很差。可通过大家义务劳动,校园内窗明几净,整齐划一。看不到纸屑杂物,没有痰迹污垢。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上街义务劳动,打扫公共卫生。校内总有数不清的同学为他人义务理发,缝补衣服,复习功课……

五中有十二个初中班,五百多名学生,四十多名教职工。教师大都在食堂就餐。我当年不到13岁,学雷锋干别的活插不上手,没事就到学校食堂帮忙。食堂有两位师傅,高高瘦瘦的老师傅叫韩景春,他的脾气不好,谁买饭排队用筷子敲碗,他准会冲出来黑着脸吵上几句,吓得人不敢吭声。他炒得一手好菜,味道特别可口,尤其是坛子肉,几十米外都能闻到香味。年轻师傅姓李阳泉,十几岁参加八路军,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作战时腿部负伤。走路有点拐。虽然是老革命荣誉军人,但他为人十分谦和,总是满脸堆着笑。我经常帮李师傅打扫卫生,洗菜,清理煤堆,两位师傅时不时给我点奖励,给我一块烤红薯或烧玉米。那个香甜,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学生当中我最佩服两个人,一个叫张崇阳,他上初三,是学生会主席,长得一表人才。他学习拔尖,对人热情。他家离学校很近,平时总是在学校忙忙碌碌,办黑板报,组织体育比赛,搞文艺表演。他学雷锋的强项是义务理发,由于技术好,态度好,找他理发的人络绎不绝,无论早晚,他从不拒绝。记得有一次他拽着我耳朵后面的几根长发说:这是谁理的?来,快剪掉,我最受不了这种偷工减料。

我佩服的另一个同学叫郑秋园。当时全国体育运动乒乓球一枝独秀,他是学校乒乓球冠军,曾获得全市中学生乒乓球单打亚军。他是上海人,特别有气质。只要他拿起拍子,总是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给他叫好。我和他都是学校乒乓球队的,尽管他很耐心地教我,但我的技术和他相比差太远了。

另有一个同学叫何敬兵(化名),他学习不好,调皮捣蛋。经常和男同学打架,往女生抽屉放赖蛤蟆,小蛇,把女生吓得魂飞魄散。老师管不了他,便把他交到教导处。教导处主任管不住他,就转给我父亲。我父亲和他谈话前总是先找老师调查,表扬一番后再指出缺点,这让他很服气。谈一次话能好上个把月,时间一长老毛病又犯了。他敢和任何老师顶嘴,惟独十分钦佩我父亲,总是说,我就听田校长的,别人的水平都不行(我父亲教育何敬兵的方法后来真救了自己)。

当年学校的老师们的形象还是那么清晰地镶嵌在我的记忆中:

吴玩雪:女,英语教师,当年四十多岁。她是海外归侨,有日本血统。她带着两个儿子,长子陈建和与我同岁,次子陈仕和,比我小一岁。我因为提前上学,进了中学,他们都上小学六年级。但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人特别老实本分。不知老师是不是基督徒,她好善乐施,向来主动帮助别人。冬天雪后她总是第一个扫雪,下大雨她总是披着雨衣清理下水道。其他老师有事,她主动代课……尽管那时几乎人人都在做好事,但我从来没见过她那么好的人。此后几十年,我再也未见过比她更好的人……

许月山:男,生物教师。北京人,当年三十六七岁。他家在北京,独自在五中教书。他总是那么精神饱满,衣着板正,走路一阵风,快言快语。他的生物课就是学生们的节目,从他进教室,到宣布下课,教室鸦雀无声。大家听着他妙趣横生,旁征博引 的讲解,仿佛进入了梦幻般的世界。下了课同学们都围着他求教,他有问必答从来诲人不倦……

潘功久:男,安徽安庆人,俄语教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专业毕业后曾分配到全国供销总社。因为对统购统销错误提出过一些意见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后来才到五中。时年三十出头,他没有结婚。他身体单薄但精力充沛,多才多艺。他一拉起手风琴,同学们就围着他唱起欢乐的歌。他是校队乒乓球教练,常常是教我打完球,再一起到滏阳河游泳。

徐铁实:女,天津人,当年三十多岁,音乐教师。好说好笑,热心肠直脾气,她走到哪哪就热闹。

艾翠巧:邯郸人:女,语文教师。大学毕业刚分到五中工作,她长得漂亮,留两条长辫,说话轻声细语,工作勤勤恳恳,总是面带笑容。

王书亭。女,教导处主任,时年四十岁左右。她也是白洋淀人我们老乡,一口乡音没变,令我感到特别亲切。当年她十几岁就参加革命,后来保送到干部学校学习。干工作风风火火,为人刚直不阿,认准的理绝不让步。她烟抽得厉害,每天两盒海河牌香烟,左手指头都薰得变了色。

学校领导班子由三人组成:

支部书记赵国治。时年三十六七岁,高小文化,是四清后分到学校的党务干部。他不懂业务,但也不怎么管事,总是说,咱们都听老校长的。他没有业余爱好,也很少与师生交流。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每到夏夜,他和儿子总是挨着树摸知了猴。装上一大瓶,用盐水泡了,第二天煮了吃。

我父亲田博祥是校长,时年不到五十岁,他早年肄业于天津职业中学。我的老家是白洋淀,抗战爆发很快成为沦陷区。我父亲1938年参加八路军当教员,解放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到五中任校长之前是邯郸市文教局教研室主任,在邯郸教育界颇有人望。他与人为善,平易近人,大家有事都愿向他请教。他向来徇徇善诱,以理服人,在教师和学生中有很高威信。不过经历了多年政治运动,他说话办事极为谨慎,生怕惹出漏子。

副校长韩庆隆,时年四十岁左右。他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懂业务,敢管理。他愿意负责,书记和校长又不争权,大家都觉得五中是韩校长说了算。他批评人往往不留情面,平时很少与人主动打招呼,让人感到难以接近。

那时的人很穷,单位也不富裕。可是大家公私分明,丁是丁,卯是卯,谁也不沾公家便宜,父亲甚至不让我吸他办公室的钢笔水……

邢台地震住防震棚给了大家共同交流的机会。孩子们高兴的不得了,建和用二极管装了矿石收音机,让我羡慕不已。在他的指导下,我也装了一个,没事就听着玩。可大人们总有数不清的愁要发。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地震闹过去没多久,阶级斗争的弦开始绷紧了。反映阶级斗争的文艺节目越来越多,忆苦思甜成了每周的必修课。学校经常请老红军、老贫农、老工人回忆解放的苦难经历和革命斗争历史,学校食堂在每次忆苦会后还要做糠菜饭让学生们吃。

同学们开始知道,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存在着阶级敌对关系,这种关系是水火不相容的。要使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就要提高革命警惕,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随着社会上政治斗争火药味越来越浓,学校内个人家庭出身成了学生议论最多的话题。根红苗壮的同学整天高谈阔论,出身不好的同学渐渐被疏远。出身不好,有问题的教师噤若寒蝉,整天灰溜溜的,生怕招惹上是非。

学雷锋活动被学习毛主席著作取代。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成了每天的必修课,学生们比赛看谁背的毛主席语录多。我妈妈五十多岁,解放后参加扫盲班认识字也不多。她和学校为数不多的家属组织起来,每天背诵老三篇。妈妈非常认真,回到家还让我听她背诵。不长时间,她居然能一字不差地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两篇文章背下来。

我父亲虽然每天忙个不停,可他的眉头越皱越紧。他知道运动快来了,自己恐怕难逃噩运。他在59年因为对大跃进有意见,被人告发,被打成右倾分子,后来虽然经过甄别,但是有这条小辫子让他整天提心吊胆。

我父亲虽然经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考验,但如今搞政治只讲出身。父亲出身富农家庭,我的曾祖是秀才,他是不大的地主。妈妈说他一辈子没干过活,一年到头吃大米白面,有人服侍。逢年过节,他都要准备面和肉给穷人挨家挨户送,他的人缘非常好。到我爷爷这一辈,孩子多年景不好,分家后都成了劳动者,爷爷一年到头干活,只是在农忙的时候雇人干过短工所以被定为富农。我大伯和父亲天资聪明,从小学习刻苦,成绩很好,可是家里供不起。大伯后来读北大全靠他岳父资助,我父亲后来考上免费的天津职业中专。

我大伯是田家门里最有成就的人。他叫田绥祥,北大没上完提前休学。1924年加入共产党,并在国共合作期间加入了国民党,曾任安新县党部书记。受到当时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张历生赏识并提携。张历生当上行政院副院长后,我大伯任国史馆庶务科长,还当上了“国大”代表。他在党内受董必武直接领导,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担任国家外贸局长,后受夫人亲属政治问题连累,调中央高级党校任哲学社会科学系主任,1963年因病去世。 但他的复杂经历,在文革中还是给我父亲带来了无妄之灾。

人变成了兽

    1966516,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自此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526,北大聂元梓等人写出了第一张大字报。6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在我国兴起!”85,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88,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818,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并检阅首都百万游行队伍,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819,从北京开始,全国开展了空前的破四旧运动。所有地富反坏右以及走资派家庭都成了红卫兵抄家对象。(资料引自高皋、严家其文章《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五中校园内空气日益紧张,炊事员老韩头早年曾与土匪干过事,因脾气不好得罪过人,有人想借运动找他算账。他听说这次运动比哪一次都厉害,六月里的一天上吊自杀了。

离五中不远的滏阳河是大家游泳的好去处,每年天刚热我们就迫不及待下河游泳。文革爆发后,河里断不了冲来溺水的尸体,那年夏天吓得我们再也不敢下河游泳。

始于北京的风暴很快影响到全国。五中的同学们也开始了串连、写大字报,指名道姓对老师进行批判,接着很快转为人身攻击。

五中的情况很特殊,支部书记赵国治是贫农出身,又不怎么管事,运动一来,他完全置身事外。我父亲虽然是一校之长,但由于他是三八式老革命,加之平时不得罪人,对他的批判大都限于口头和大字报。地主家庭出身的副校长韩庆隆成了走资派代表,对他的批斗日甚一日。戴高帽、挂白牌、坐喷气式、站在桌子上晒太阳,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

其他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日子也不好过:

吴玩雪被定性为日本特务。家被抄了不知多少次。红卫兵小将们一心要找到她当特务的证据,可是她家除了一个小小的矿石收音机,没有任何证据。气急败坏的红卫兵们只得将几套不太大众化的衣服没收剪碎,自那以后吴玩雪老师一年到头穿着那件深蓝色却被洗成蓝灰色的旧学生装。

学校内除了个别贫下中农出身的教职员工,几乎所有人都被抄过家。我们家被抄了两三次。那时大部分家庭一贫如洗,我家值钱的就是书籍还有祖传的碑帖拓片。这些东西都被红卫兵们拿走焚毁了。那时,大家也顾不上心疼,连命都保不住,谁还在乎身外之物?

许月山由于是右派,自然成了第一批斗争对象。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天上午,他被一群学生摁住,把他的头顶剃了个大十字,只保留了四个角。一幅十分可笑的形象,令红卫兵们兴高采烈。那天中午我远远见到他,立刻躲到树后边。我不敢看他,好像看到那副形象就是罪过。所幸当晚不知哪位好心人帮他剃掉了所有头发。就在那天晚上,母亲把我父亲的头发剪光了。学校所有自觉心虚的男教工都不约而同地剃光了头发,一些女老师也把头发剪得非常短。

文革开始时徐铁实老师已经怀孕好四五个月,可是批斗她的学生不管这些,照样让她挂着大牌子,一站几个小时挨斗。她的头发被剃得像狗啃过一样。直到后来流产,红卫兵们还是不依不饶。那么要强的人,真不知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当年的五中校园,只要年纪稍微大些的教职工,几乎无人能幸免。有的老师仅仅因为曾经批评过某些学生,就会遭到报复。那时,学生们谁也不上课了,每个班都有批斗对象。一个个曾经备受尊敬的教师,成了学生们的发泄作践的对象,谁想踢几脚就踢几脚,谁想吐几口就吐几口……有位老师因为处过几个对象,就被定性为流氓,挂上“我是大流氓”的牌子,敲着锣在学校示众。

以前大家争着打扫校园卫生,文革爆发后成了牛鬼蛇神的专利。那批人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排成队向毛主席请罪,然后打扫厕所,接着清扫院落。白天挂着牌子,带着高帽挨批斗,吃完午饭接着干脏活累活,晚上向毛主席请罪后,还要写半夜检查才能休息。

上司向我父亲发难

我父亲推成光头真难看,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尊严。但他总算是幸运的,红卫兵小将的头头就是何敬兵。他不发话,别人不敢轻举妄动。无论如何没有把我父亲打成牛鬼蛇神,仅仅大字报批判已是谢天谢地了。

但危险随时可能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先发难的竟是我父亲的顶头上司,曾经共事多年的文教局副局长黄某。此人一贯极左,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参加什么会议都留下详细的笔录,时间、地点、人员一应俱全。他积累了几十本笔记,每逢搞政治运动,他就把当年某人的发言找出来秋后算账。多年来,他就靠这一手整了不少人,自己青云直上。这一次,他整理了十几页材料举报给红卫兵,而这些材料完全可能将我父亲置于死地。

炊事员李阳泉、何敬兵等人成了五中革命造反派头头,刚刚搞完四清的教导处主任王书亭也是成员之一。何敬兵向来不主张斗我父亲,他见到揭发材料后征求王书亭意见。王书亭丈夫也是邯郸市文教局副局长,她对黄某为人十分厌恶。当即表示文革都是群众造走资派的反,哪有上级造下级的反?何况黄某就是文教局的走资派,有什么资格揭发别人?于是大家决定把把黄的材料压了下来。这让我父亲躲过一劫。

黄某不仅揭发我父亲,而且整理笔记后揭发了不少同事和下属,这样一来也给自己招了灾,后来他成了文教局中挨斗最惨的头头。

文教局另一位被批斗对象是王书亭丈夫。文革一起,他就被打成了叛徒。当年他是抗日武工队队长,有一次他和另一个队员被日本人堵在地洞里(不是地道,无法逃跑),他们把枪砸坏后投降了。事后在碉堡内线的配合下,杀了看守的日本人,又回到了自己的队伍。这件事早有组织结论,可是赶上文革就因为这一条,差点没把他斗死。

文革期间,一个人随时可能有飞来横祸。我有一位要好同学叫马景生,他父亲是省建四公司很有水平的领导干部,因为他的四个儿子分别叫马爱华、马爱国、马爱中、马爱民。造反派说他是想复辟旧社会,热爱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便把他整得死去活来。

未实施的兽行

这段经历我还是忠实纪录下来吧。我曾在距邯郸六七十里的峰峰新市区上小学。四年级时,我曾和班主任老师王耀英多次顶撞。我和同学曾到一中偷过钢笔,偷完后在上衣口袋并排挂着好几支炫耀,结果很快被查出来。她撤销了我的班干部,还让我停课检查,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

文革爆发后,我听同学说,小学校长金建民投河自杀了,王耀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我特地回到新市区,找到当年对她不满 的同学,想乘机打她出气。

学校那天没人,听说一些红小兵已经去王耀英家了,正在她家开批斗会。我和同学便一同赶去。到门口一看,老师站在她家的桌子上,脖子挂着大牌子正挨斗,她家的墙上贴满了标语。老师披头散发,汗水顺着她的鼻尖往下淌。满屋子红小兵一个劲喊口号,让她坦白交待问题。王耀英老师在抬头时,与我的目光正好相对。她的一只眼被打肿了,成了黑紫色。就在那一瞬间,她显得那么惊讶疑惑,好像是说,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就在那一瞬间,我退缩了。我没想到她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原来的报复心顿时化为乌有。我再也不忍看到眼前的一幕,也没有勇气继续留在那里,迅速拉着同学离开了。以后的多少年,老师的眼神时常浮现在我眼前。打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疯狂与困窘

1966年,是疯狂的岁月。那时各单位都是大字报,到处都能看到批判斗争的场面。体育场、剧院经常召开大型批斗会,大街上时常有牛鬼蛇神戴着高帽子、大牌子游街示众。

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邯郸丛台公园内有一座高高的拱桥。有个学校的红卫兵贴出标语,说这么陡的拱桥就是和劳动人民过不去,限令公园把桥拆掉。后来又有一个学校的红卫兵印出传单说,只有地主资本家老爷才过不去这样的桥,劳动人民别说过桥,上山都没有问题。谢天谢地,那座桥总算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还在使用。

政治上的狂热并不能改变生活现实的窘迫。口口声声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红卫兵,尽管一天到晚瞎折腾,但每家每户的生活并不好过。城市里的学生大都穿着补丁衣服,粗粮也不能完全管饱,细粮(大米白面)只占供应指标的百分之二三十。那时的报社广播一天到晚宣传,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可商店空空如也,有点东西都排很长的队。每月每人供应三两植物油半斤肉。就连高温肉--患猪瘟死后高温消毒的肉都限量供应。

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看大字报回来晚了,一路议论说,这会儿如果有十块钱,就够咱们吃喝一顿了。有个同学说,就是有两块钱你也花不出去,你看有一家商品开门没有。大家各自摸了半天口袋,一共凑了五毛钱。走了好远,总算碰上一个藏在路边墙角的小贩,买了半斤炒花生,一个分了十几粒……

大串连开始后,红卫兵们纷纷游山逛水,再也没有心思理会搞运动,牛鬼蛇神们的日子稍微好过一些。我先后到了上海、南京,年底到了北京,并在1228参加了毛主席接见活动。那一次,我和来自全国的几十万红卫兵守候在长安街两侧,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乘车检阅了红卫兵队伍。大家拼命欢呼,整个大道成了沸腾的河流。我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见到了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

党中央要求移风易俗过革命化春节,不少家庭在这一天忆苦思甜,要吃糠吃野菜。我们家连饺子也没敢包,肉也不敢炖,还像平常一样,早晚窝头咸菜,中午面条馒头就算过年了。就这个我们也非常知足了,我们总算还能在一起过团圆年。爸爸说,他认识的许多学校领导都在牛棚住着,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打残了。哪年头,大家特别需要交流,可谁也不敢交流。没有谁互相拜年,也没有谁敢随便串门。我记得非常清楚,就在那年春节前后,王书亭偷偷来到我家找我爸爸说事。正巧有我的同学找我。王书亭怕被发现,竟钻到了我家床底下……

六七年造反派开始夺权斗争,到六八年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年底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又重新开始了红色恐怖--清理阶级队伍。我父亲终于未能幸免,造反派认为,我伯父是国民党安新县党部书记,我父亲必然是国民党。记得那天早晨,我从家里走到校园。一夜之间校内贴满了打倒国民党员田博祥的标语。我父亲当天即被关进牛棚,开始接受批判斗争……

尾声

文革,真是一场由恶魔导演的巨大灾难,将善良泯灭,使兽性飚发,把道德化为乌有,将法律践踏脚下。我记录的仅仅发生在河北省邯郸市第五中学的,挂一漏万的小小片断,还有更多更值得铭记事实恐怕只能永远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由于担心记忆错误,我曾找到父亲当年的同事订证事实,一位年近八旬的老者说,现在提起来,发生在五中的事确实不好。但平心而论,和其他学校相比,五中文革还是最平和的,哪个学校没有打死几个人呀。

笔者写下这段文字只有一个目的,提醒大家保持警惕,永远不要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经过了文革,人的命运或多或少都发生了变化。

我的同学一部分进了工厂,一部分到农村下乡。这些人大都没有系统学习,缺少一技之长,如今在国企的大都下岗,或者只给菲薄的生活费,大都沦为最贫困的群体。

张崇阳--大家公认最有希望考进名牌大学的学生,因为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供职(后起义),成为黑五类,后来得了精神病,已病故;

何敬兵--造反派头头,文革后期被多次审查,后来做生意,发了财;

郑秋园--因为所在组织在文革中被定性为保守派,他成为我校惟一挨斗的学生,现在从事律师职业;

吴玩雪--文革后期与丈夫同调到天津外语学院。她的大儿子陈建和学习最好,总是考全校第一,后来当了集体缝纫社裁缝。老二陈仕和上了大学。据说二人现在都在香港;

许月山--文革结束后调回北京任一所中学校长;

潘功久--终身未娶,后得精神病,死得很惨;

徐铁实--文革后调天津当音乐教师;

艾翠巧--因家庭出身不好,造成巨大精神压力。文革开始后不久即得了精神病,已病故。其弟是河北省作家艾山栋。

学校原党支部书记赵国治调到其他学校继续当书记;

韩庆隆调另一学校任校长;

炊事员李阳泉师傅还是继续当炊事员;

我父亲调到市师范学校任校长,1994年去世,享年77岁。

本人1968年初中毕业,1969年下乡,1971年到峰峰矿务局当井下采煤工、装车工、火车司炉工,1984年考进峰峰矿工报社。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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