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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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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排外方式叫“捣鸟巢”

作者:肖亚洲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年01月11日

本站发布:2012年01月11日

点击率:1799次


  城市产生已有数千年之久,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排斥也由来已久。在人口、人才流动最充分的战国时代,针对“外来人员”的排斥曾到达过一个顶峰——秦始皇发现修建郑国渠的水工是外国奸细之后大怒,在本土派贵族的蛊惑下,下了一道“逐客令”,驱赶所有非秦国籍的客卿。当时李斯也在秦国,因是楚国人,他也在被驱逐之列。李斯在被遣送出境的路上写下了《谏逐客书》。秦王嬴政为之动容,采纳这一进谏,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最终成就霸业。

  由于秦国兼并他国的行为招致怨恨,自然引来众多的刺客。秦国驱逐外地人是以维护社会治安的名义。往事越千年,深圳市政协委员、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唐泰来近日递交了一份提案,建议通过大力拆除违建行为来增加外来人口的居住成本,让他们无地可住而不得不离开。唐泰来在提案中表示,外来人口的犯罪数量和增长速度已经成了深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难点,也成了大量社会问题的根源。这次,唐副检察长用的也是以维护社会治安的名义,二者何其相似也。

  该提案提出的政策指向很明显,即靠出卖体力的“低端劳动者”,譬如拾荒者、小商小贩、建筑民工等。而那些有学问、有技术的“高端劳动者”和有房有车的“富人”,则会安然无恙。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幕似乎又要重演,只不过地点是深圳特区,城门的牌子上写着:贩夫走卒等低收入者不得入内。并且此举的妙处在于“稳准狠”,不提户籍管制,不提暂住证管理,不提经济手段调节,而是以法律的名义直指要害,“一剑封喉”, 捣毁“鸟巢”,以绝后患,从根本上对“鸟害”进行釜底抽薪的一击。

  家是一个人的城堡,家对于国人来说是一种“本位”,个人的一切活动以家为依托,寻求、获取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以家为起始点,家是安身立命、精神寄托的基础和根。不管这个家是固若金汤的铜墙铁壁,还是风雨飘摇的木板房。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无家可归乃人生之大不幸。较之唐委员的治理办法,孩子们捣毁鸟巢的游戏已远远不够刺激,推土机突突突地吼几声,就能在眨眼之间让一个家荡然无存。——这当然比放火显得仁慈一些。2007年8月31日,在深圳宝安区上塘工业区龙塘社区的外来人口聚居地,当地执法人员就曾以火烧民房的形式,完成了一次堪称现代行政执法史上的“壮举”——点火烧掉了七八十户近千平方米违章建筑,屋里的许多家当也转眼灰飞烟灭。

  深圳驱赶低端劳动者有“实践基础”,更是有“思想基础”的。2010年4月,深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铭在与深圳市港澳界政协委员座谈时曾表示,要通过中央赋予给深圳的立法特权,将百万无业人员清除出去,否则“深圳没有太平”。更早的是在2009年,深圳出台《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明确列出在市委市政府办公场所外聚集、滞留等14种信访行为为非正常上访,列入政府打击之列,其行为实施人,除予以行政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之外,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还将予以劳动教养。 低端劳动者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是被作为弱势群体的标签看待的,此次唐委员提出的源头治理思路,再度戳到了人们心中的痛处。

  这当然是荒谬的逻辑。从深圳的发展来看,深圳乃是人口自由迁徒的受益者,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特别是那些忍辱负重的农民工,用他们卑微的劳动和力量,建成一座座的摩天大楼、现代化工厂、一条条宽敞的马路以及城市基础设施。没有这些卑微者,哪有今天的深圳?何况,现在的深圳市民中,又有多少是当初的无业游民和淘金者?如今深圳发展了,当地一些精英阶层不是吁请反哺后来者,履行先富带后富的义务,而是一再嚷嚷着要通过种种办法和手段驱赶和清理他们,一副“先入咸阳为王上”的傲慢姿态呼之欲出。

  一个人,不管多么高贵或卑贱,只要他遵守了法律,没有实施犯罪,就有在自己的国家自由选择迁徒和居住的权利。在法治国家,即使是一个废弃的垃圾桶被人占用居住,那也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的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家,倘若有什么“执法者”敢对其轻举妄动,其结果一定是被法律追究。如今,一个法律监督机关的长官以其特有的民主权利——政协提案,公开建言以非常规的手段驱赶低端劳动者,虽然打着“法”的名义,但丝毫不见法的精神,有的只是权大于法,法律不过是权力的“婢女”。用法来治民,限制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这恐怕是不少政府官员心目中法治社会的图景。

  城市向低端劳动者发出“逐客令”,并非只有深圳市想到过。两年前,广东东莞市曾提出要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低素质农民工离开该市。去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这几种思路可谓如出一辙。城市管理者在一些高尚的名义下,比如产业升级换代,欲先拿最弱势的群体开刀。这种所谓的改革理性,不管是决策还是建议,都缺乏其合理性和公平性,其实质是暴露出城市在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一种“急躁症”。

  我国的一些大城市在经历了快速成长期之后,已经进入了一个发展转型期。城市转型,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自然会大量增加,城市人口结构必然要发生调整,市民的学历层次、教育水平、文明程度都应相应提高。应该说,低端劳动力在城市人口结构中比例下降是城市转型的必然趋势,但问题的关键是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减少低端劳动力?简单地靠冷冰冰的行政手段强行推动,靠嫌贫媚富的经济手段进行“势利化”调整,靠传统的“舍小家顾大家”的漠视少数人利益诉求的方式进行利益的再分配,城市政府就无异于唯利是图的商贩。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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