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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伦:台湾政治的“一二三”与2020大选

作者:张伦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来源日期:2019年07月26日

本站发布:2019年07月26日

点击率:920次


韩国瑜在国民党2020年总统大选民调初选中大胜,将代表国民党出征争取总统大位;绿营民进党的党内初选也在稍早完成,蔡英文代表民进党争取连任;另一位第三势力代表台北现任市长柯文哲出马竞选的态势也逐渐明朗,各主要候选人将逐渐到位,选战正式拉开战幕。

如何分析看待这场注定要对台湾、两岸关系乃至亚太、中美格局都会影响深远的选战,在笔者看来,如暂不分析外部因素,仅从台湾内部讲,或许我们可以用三个数字“一”(一个人韩国瑜)“二”(两个政党)“三”(三种势力)来帮助我们做些大体的梳理与分析。

一个人:韩国瑜现象

去年11月台湾“九合一大选”,“韩流”突起,韩国瑜在南台湾绿营长期经营的大本营高雄一路斩关夺将,高票胜出。当晚在台北市最后验票尚未结束时笔者曾撰文分析过那次大选,特别提及韩国瑜现象的重要意涵,或许它标志着台湾30多年来民主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出身几乎是深蓝的候选人,能靠朴素的竞选语言,回归民生主题,赢得这样一个重要城市的选举,这显示,统独认同问题虽依然是台湾政治的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但选民开始调整,有关民生的议题更凸显,开始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当然,那只是地方选举,与国家层级的总统大选有所不同,但风向已变,这又是不争的事实。


韩国瑜现象即使有偶然的成因,但也跟台湾这些年社会、经济发展乃至世界性的趋势密切相关。其实,正如笔者过去多次跟包括在台湾的朋友谈及这种现象时所说,“庶民”二字或可解释其中最重要的成因。比如,如我们去观察一下去年的大选以及最近的初选,你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候选人有如此多的“庶民”代表(渔民、市民、农人,里长等)出现在媒体、集会上为韩国瑜发声,站台。

顺便说一句,仅“韩粉”“韩家军”这两个词汇本身,包括那几场人数众多的初选造势场子上飘扬的嵌有这“韩家军”三字传统式的旌旗,就都是很值得做点分析的政治文化现象。前者与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密不可分,而后者与台湾尤其是南部那种浓郁的传统氛围息息相连。韩国瑜的主要支持者与动员模式或许从这两个词汇中就可以得到部分解释。一方面是一些长期深感利益受到忽视的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利益受损者,他们在韩身上找到某些语言与情感的共鸣。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非台湾独有;也因此,韩国瑜的现象是世界性的大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此外,这种现象显然还有一台湾的特殊成因。这些年,因改革尤其是蔡英文执政以来实施的大幅削减“军公教”人员福利的政策造成这些人的不满与反弹。传统上,这是属于蓝军的选民,近些年因台湾的政治变迁逐渐被边缘化,他们所属的那个熟悉的世界也在逐渐消失,加之利益的受损,执政集团中一些人所表现出的傲慢及腐败的丑闻,对他们的诉求的忽略,让他们焦虑与愤怒,韩的出现,自然给了他们新的希望。

客观讲,以台湾人口老化以及经济发展的趋势,军公教人员的待遇上采取某些改革也是必然的,但如何尊重历史,采取让当事人感受到符合某种历史的正当性的措施,显然是需要技巧与时间的。比如当初很多人不愿从军,担心安全,今日指责他们退休金收入高,自然会让当事人感到不公。此外,正因为“军公教”人员是蓝营的基本盘,削弱这股力量,也很难不让有些人产生那是执政绿营的一种政治考量的联想。

至于绿营执政的绩效不佳,尤其是其长期执政的高雄累积的问题,去年“8•23大水”水淹高雄,蔡英文坐在战车上巡视所引发的一系列不满,显然都为韩国瑜拿下高雄铺垫了基础。当然,对这位早年的立委,失过业,17年远离政坛的回锅政治人物来讲,他本身对社会脉动的把握,对那些底层民众的忧苦的感受,恐怕远不是蓝绿那些一直在各种权力位上的人物所能相比。因此他的出现,一反国民党传统的风格,倒是与民进党早期的一些人物很相近,衣着、语言都很接地气,没有现在台湾政坛蓝绿精英让人感到的某种疏离感。那些在政治精英身上已经找不到认同的民众忽然发现一个与我类似,替我说话,以我能懂的方式说话,给我以希望的人,对其的热爱与支持自然迅速崛起。这种支持不仅将韩送进高雄市府,也引带着将韩送上竞争总统的跑道。以笔者的观察,韩当初应该是没有这种选总统念头的,是其出人意外卷起的“韩流”的能量,激发的热情挟裹着,将其推向前走,反过来激发了他问鼎大位的意愿,也逼着本有些不情不愿的国民党中央将韩纳入总统候选人初选,直至其初选出线。而作为其初选主要对手的鸿海老板郭台铭,以及一些对郭表示支持的蓝营精英,都高估了郭的影响力,也暴露出他们对台湾的社会脉动以及世界的一些趋势还缺乏更贴近精细的把握,这是导致郭败北的一个重要原因。

两个各自受困的政党

民主化以来,台湾的政治主要由国民党与民进党两个主要政党轮流把持。国民党过去长期执政,经历过威权时代的一党独大,到2000年首次失去政权在野,再经2008年一役在马英九领导下赢回政权执政八年,到2016年再次失去政权,事实上已彻底完成一个从中国国民党向事实上的台湾国民党,从一个威权政党向民主政党的转换。其合法性也已再造。但国民党的党文化,运作模式似乎却并没有完全更新。那种从大陆执政时代就有的精英色彩、等级资历意识,自划牢营,缺乏打破既有僵局的保守心态,内部缺乏应有的团结,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不仅使其在大陆面对起于草莽的中共丢失江山,也在台湾面对民主化后善打选战、草根野气十足的民进党节节败退退。如果不是陈水扁的执政绩效甚差,尤其是其贪腐丑闻,或许国民党并不见得能如此顺利再掌政权。马英九能赢回政权,是跟其个人的形象操守有关,但执政八年却并没有完成国民党政党文化的改造,党与社会的某种隔膜似乎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在财富的社会分配上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让民众更有获得感,在“太阳花运动”等冲击下,也因国民党内部的选战整合组织不利,2016再次全面失去政权。

从1970年代国民党开始本土化政策到民主化启动迄今都一直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困扰国民党,就是如何处理这种在台的“台湾国民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定位问题,这其中的内在紧张也常常是造成国民党被动的一个原因。当然,现行的“中华民国”的制度框架为缓解这种紧张提供了某种支撑资源,但毕竟,这还是国民党在确立其合法性上面临的一个困境。尤其是当台湾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本土认同日益高涨的今天,这种大中国 vs台湾的身份紧张总体上是国民党的一个包袱,特别是当北京政权在人权、法治事务上缺乏进展,出现恶劣案例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2016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落幕当日,笔者曾在台北受BBC之邀与在美国的纽约大学教授熊玠、台湾的前内政部长李鸿源、《自由时报》创刊前总编辑林健炼、在北京的中共官方对台重要智囊台研会的严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罗达菲等几位先生现场连线评论大选结果。笔者当时提及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也曾彻底在大陆失去政权,转来台湾后,经“二二八事件”,虽然实施威权白色恐怖,但最根本的是靠着整党,土地改革,推动现代化建设等才最终在台站稳脚跟,也为后来开放党禁实现民主化打下了基础。但此次大败后,可能面临失去最后的资源党产等,将依托何种政策、资源再赢得人们的信任以重生?当时在节目中虽没点出,但笔者内里认定的就是:在一时无法解决“台湾—中国国民党”这个内在的紧张的情况下,国民党事实上只有一途,就是更深扎根社会,服务民生,更好地为民众利益代言,才有可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而执掌权力者会趋于腐败与傲慢的铁律也一定会给在野政党这样一种机会的,这端视国民党自己如何行事。

三年后,虽然很难说国民党的自身改造让人们对国民党开始抱新的希望,但讨厌民进党的情绪已在发酵蔓延。韩国瑜的出现以及带动起的“韩流”不仅为自己赢得胜利,也帮助国民党在“九合一”大选中获胜。这除了有韩个人的特质风格获取的支持外,说到底是韩代表的这种亲民务实、注重庶民经济的路线取得的胜利。国民党迄今没有很好做到的这种路线,终于在韩的手上开始落实产生效果。韩、郭这两种非典型国民党政治人物的浮出,标志着国民党的转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论韩明年是否最终能再夺回政权,国民党事实上已经走出败选后弹尽粮绝、军心浮乱几乎彻底崩盘的困局。因此那种所谓韩国瑜“一人救全党”的说法并不为过,国民党中央及整个党的机器都因此受到冲击,进一步蜕变,军心为之一振。相当一批中间包括绿色选民倒向韩国瑜,是韩胜利的重要因素,也表明韩的基本盘是大于国民党的。国民党赢得一向对其支持较少的南部地区民众的支持,打破南部为绿营的铁盘的神话。记得十多年前,曾担任过民进党要职的杭之先生(陈忠信)与笔者在台一次闲聊中曾谈及台湾的政治势力分野,他说“浊水溪以南,国民党没势力”,那种自信的语气,迄今记忆犹新。而也确如他所说,即使是在因陈水扁贪腐案发,2008年马英九大胜的时候,南部诸多县市依然是绿大于蓝,有所谓“宁可肚子扁,也要投阿扁”之说。但现今在韩国瑜冲击下发生的变化,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有一种政治选择上的理性回归的意涵,也会推动台湾政治势力格局的重构。当然,这种重构能否完成且最终结果如何,恐怕首先要取决于此次大选的结果以及今后几年的政治发展。

如果说国民党的困扰是自身的政党定位,那么民进党的困扰则体现作为政党其主张的国家定位,在其所谓的“台独党纲”上。作为从党外时期就形成的某种理念,也深植于近代以来一些台湾人的历史经验与感受,这种独立理念是有其久远的历史根源的。但从地缘政治且从岛内的政治现实、认同分歧的角度看,台湾事实上现在是难以落实这种理念的,且不讲大陆、国际这些外部因素,即使是内部就难以轻易在此问题上达成有效的共识,搞不好可能还会造成混乱。也是因此,前后两次执政的民进党也只是理智地将其主张的改宪建国的问题“悬置”。但这造成一个问题,民进党多年来事实上是以这种理念进行政治动员与整合,攫取政治资源,但执掌权力后又不得不在现实面前寻找妥协,自我否定,这种模糊政策必然造成民进党的施政上的某种紧张以及困境,导致激进的深绿一翼对其的不满,最终,也一定会一定程度上削弱民进党的政治信度。

迄今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就一般政策上,民进党尚可相对理性化,且在推动一些公民权利的新拓展如同性婚姻上也有所作为,但一旦牵涉选举,基本上会以强化族群、认同、主权等问题,以凝聚士气,进行政治动员。这种做法因执政后受政治现实的约束造成的“跳票”,本可能会有效益递减的现象。这些年我们也确实可以观察到类似倾向,但之所以今天依然有效,很大程度是由外部环境特别是北京对台的政策所决定的。以去年“九合一选举”之后半年来的政情看,民进党本已进入低谷,人们并没有看到做出什么重大调整,且落选的几位大将都得以高升还引发一些争议,但民进党的声望却意外地止跌回升,这除了一些选民要教训民进党的情绪发泄后回归绿营立场的效果在起作用外,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年初习近平对台讲话以及香港“送中法案”事件造成的影响。基本上,笔者在去年评论“九合一大选”的文章中就做过预测,2020年民进党总体大选的主轴,恐怕还会以两岸问题为主轴。

除民进党主张的国家定位给民进党带来困扰外,如同所有执政者所面临的难题一样,如何保持民进党的活力及健康发展不腐败,不与社会脱节,也是全面执政后的民进党的一个重大挑战。在去年那篇文章中笔者曾提及,这些年民进党有相当多的面向越来越像当初的国民党,在那次选举中尤其明显,让人有某种时光流转,政党移位互换的感觉。从1990年代前期起,笔者20多年多次赴台观选。印象深刻的是1990年代前期那些在民进党造势场合看到的那些吃着槟榔、穿着拖鞋听候选人演讲的朴素的绿营支持者。现在,从电视画面上看,倒是韩国瑜的造势场合涌进的那些支持者让我想起当年民进党的竞选集会的参与者。顺便说一句,韩国瑜现象的一个正面效果可能就是更多激发了对政治开始产生疏离感的下层、边缘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如果处理引导得当,这对台湾民主下一步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或会注入些新的活力。如果任由这些民众对政治的冷漠、对政治人物不信任的态势发展,发展到一个程度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或许对台湾的民主会产生破坏性的反弹,绝非台湾之福。非传统的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赤脚趟水,挽着衣袖,着装俭朴,不打官腔接地气的样子,很像当年的民进党人士;而有些民进党候选人西装革履,背着双手,语言空疏的行止,颇像往日的国民党高官……当年的民进党怀抱理想,贴近草根庶民,具有左翼的色彩,但显然今天,我们虽不能说这种传统全部流失,但至少也可以说大大弱化。此外,那些从中央包括地方执政上的一些弊案传闻给社会留下的“吃相难看”的印象,“转型与正义委员会”负责人自比“东厂”的说法,台大校长选举上的“卡管”事件在学界引发的争议等等,都严重地伤害了民进党的声望。这一系列问题包括经济提振不利,既是造成该党在2016年大胜全面执政后仅仅三年就遭致大败的原因,也构成2020年民进党能否保住政权的最大挑战。

可以说,在一段时间内,因大局所限,我们似乎看不出国、民两党能从根本上解脱各自困境的可能。因此笔者一向认为,台湾政治现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尽可能回归民生,回归中道,努力营造一种内部的信任与和谐,不恶性排斥对方,守护好现有的政治发展得来不易的成果,多在文化的现代创新上着力,即使因选举,也不要做过度的语言伤害。台湾民主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就是族群间的权力再平衡问题,这个问题曾有力地促进了民主化的发展,但今天却也成为民主化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必须有所突破,寻求族群和谐,才能有利于台湾的政治发展。最近前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帆加盟民进党成为党的副秘书长,提出要建设“非韩家园”,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最重要的负责人之一,提出这种口号显然极其不妥。“非核家园”的口号可以提,但“非韩家园”提不得,不仅不符合民主与自由的价值,更对台湾内部的和谐会有伤害。“爱与包容”这种提法不管是谁提出的,都是应该是台湾各界应该努力的方向,2016年大选前,记得蔡英文也曾有过类似的说法。假使明年蓝营胜出,成为执政党,如有人提类似的“非某某家园”,也同样该受到各界的批评与谴责。最近蓝营某活跃的学者提出所谓“灭蔡计划”,显然也是很不当的用语。这类比较极端的战斗性语言,越少出现在台湾政治生活中越好,台湾现在的“语言内战”令人担忧。须知,语言上的敌意对抗与肢体上的冲突有的时候就是一步之遥,所有希望台湾能健康发展的台湾人都不能不有所警惕。

三种力量的大选演义

除上述提及分别代表蓝绿阵营的国民党和民进党外,自2014年以来任台北市长无党籍的柯文哲所代表的中间“白色力量”也注定将是2020大选的要角之一。但与上述两党因执政以及在政党、国家定位上所背负的包袱不同,柯文哲所代表的第三势力基本上这方面没有太大的负担,但同时,也恰因没有政党,除台北市尚可依托其执政的班底进行动员外,在全岛缺少能进行有效动员的组织架构,用台湾流行的话讲,只能多依托“空军”(网上,媒体)而弱于“陆军”(网下、支持者),这不可能不是一个严重的短板。柯文哲最大的优势或许就在于为那些对蓝、绿皆失望的选民尤其是理想性格较强的年轻人提供了另一种政治选择。

事实上,台湾民主化启动后,对这种非蓝非绿中间力量的需求就一直存在。1990年代所谓的“中选区”制(一选区可有数当选人)还可以为一些小党的出线提供一些条件,但因其也可能为一些偏激力量提供舞台,后遭修改。修改后的选制为“小选区两票制”(一选区一位当选人,投票人投两票,一选议员,另一选政党),小党、独立参选人空间已大幅压缩。这些年存在的一些小党多少都是与蓝、绿两大阵营策略结盟赢得的空间。但也正因此,缺乏能支撑起一种真正独立的第三势力的人物、资源与空间。在2014年“太阳花运动”后,借助社会尤其是台北市民对国民党的不满以及对民进党尚未恢复足够的信心的形势,柯趁势而引起赢得台北市长,奠定了第三势力最重要的基础。不过他去年争取连任,在蓝营的反攻下,最后只以极微弱的票数且在发生弃保效应、相当的绿营选票投给他的情况下才惊险过关赢得选战。

2020年总统大选,第三势力能否赢得选战且大幅扩展影响还有待观察。上次2016年总统与立法委员大选有多达18个政党参与,其中三分之一偏蓝,三分之一偏绿,其他为中间势力,依据台湾的现行规定,得票总数超过3.5% 政党可获得政党补助,5% 的可获得立委席次。借士官洪仲丘军中受虐致死引发的抗议以及“太阳花运动”激发的社会能量崛起的“时代力量”与民进党策略结盟,赢得数席立委,再就是由老将宋楚瑜出马,在偏蓝选民不满国民党混乱的选战的情形下,依其旧有的影响赢得总统大选150万以上的选票,也带动为其创立的“亲民党”赢得几席立委。大体上,其他小党除“无党联盟”有一席立位外,大都铩羽而归。此次总统大选除蓝绿外,现在最大的变数可能是,国民党初选败选的郭台铭是否会脱党独自参选,或是与柯文哲结盟作为一组中间力量的参选人杀出竞选。如果是郭、柯或柯、郭搭档竞选,当选的可能就大增。但如因各种个人与政治利益的考量两人无法组队,柯自己出马当选的概率就相对较小,因在最后关头,支持他的浅蓝、浅绿的选票会各自归队,发生弃保。除非蓝、绿各自的候选人出现大危机,其中某位候选人的支持者弃保退而求其次转投他,为防止自己最不想见的候选人当选,使得其当选。而他出选拉走的选票却很可能对蓝绿两位候选人都有减票的效果,尤其是不利绿营。

就台湾的政治生态来讲,绿营有其基本盘,因此蔡英文连任的可能绝对存在的,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国际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香港“送中事件”造成台湾人对北京的不信任与恶感增加之时。但其最大的困难在执政的包袱以及上文提及的社会上积累的一些对民进党的负面认知。此外,民进党初选造成的内部的裂痕,尽管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已经弥合,不会造成对绿营选战的造成影响,但笔者认为,在统合了的外表下,民进党内部的蔡英文与赖清德及其派系的分歧依在,多少会削弱绿营的战力。一如20多年来屡屡发生的,如果蔡这次能成功连任,北京应该还是最有效的助选员。

从现在的各种民调以及从此次国民党初选所展示的结果来看,韩国瑜的支持者最牢固。他在40岁以上的选民中相较其他的候选人具有压倒性的支持者,以台湾现有选民结构来看,这部分的选民至少在1200万。如果依照一些民调的数据,韩如能得到40-50%的支持,大概就会有500 到600万的选票。且这个年龄层整体选民数远大于年轻选民的数量,投票率高,如果韩能够有效地整合蓝营,恰当地选择好竞选团队,在两岸论述上找到恰当的表述,两岸、香港与国际上不出什么重大的突发事件,在高雄今后几个月执政也不出意外,个人没有什么被对手拿来攻击的严重硬伤,韩当选的概率总体上还是较大的。迄今为止,他实行的策略大体还是正确与有效的:巩固其以中下层为主的支持者队伍,赢得初选,但下面最大的挑战恐怕在如何向中间靠拢,整合吸纳较多倾向郭、柯的精英层与年轻选民,在继续照顾好高雄市政和竞选总统之间寻找到平衡而不被两者的重压拖垮,不顾此失彼,显然这些都是高难的任务。

大选中另外的“一二三”

除上述提及这些有关2020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二三”现象外,还有涉及台湾外部的几个“一二三”影响大选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乃是指如何处理“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二”是指关系正在急剧变动的美中两强对台湾大选的影响;“三”是北京—香港—台北的三角互动。这个“一二三”也一定会对2020年最终的选举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之所以再提“一个中国”原则,乃是在蔡英文主打“守护民主自由”的主题的同时,可以预见在涉外问题上,韩国瑜会以“捍卫中华民国”为主轴内凝聚蓝军,区隔绿营,外抗衡同时也安抚北京、华盛顿。问题是,这种“两个中国”的论述在多大程度上还能满足今天北京的“一中各表”解释框架,同时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接受,都是有待观察的。须知,“一个中国”的原则过去能得以被模糊弹性地接受延续至今,是与自“冷战”时就形成的亚太格局也与台湾内部的社会成员的组成、其认知相关的,而这些现在显然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这文章已经有些过长,关于这个“一二三”,涉及问题甚多,或许就需要另文再详述了。

(注:作者是法国塞尔奇•蓬多瓦兹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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