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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胜舟 :“一二•九”矛盾曲:抗日救国?读书救国?

作者:叶胜舟

来源:FT中文网

来源日期:2018年12月08日

本站发布:2018年1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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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83周年。本文通过梳理史料记录了在当时复杂政治形势下大学里发生的博弈,对这场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所涉及的复杂矛盾冲突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示。

1935年12月9日,《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传单在北平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热血沸腾的名言,迅速传遍中国大江南北,激励无数青年、无数民众奋起抵抗日军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开始了。

然而,在抗日救亡“主旋律”之外,也有一些“小插曲”甚至是“矛盾曲”。“一二•九”游行就是由北平学联与领导它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北平临委”)唱反调而果敢组织的。“一二•九”运动期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上下级之间以及上级之间,皆有矛盾分歧。

师生分歧:“对牛弹琴”VS“你才是牛”

其时,各大学校长、教授们大多都爱国,初期支持“一二•九”运动,但是反对以长期罢课的方式表达爱国热情。他们劝诫同学们:“若长此荒废学业,虚掷光阴”,“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各校长再发告学生书》,1935年12月20日《世界晚报》)

北大校长蔡元培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过于醉心政治,无心求学,他看到其中不良的苗头,于是提出“救国不忘读书”,还警告:“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

清华校长梅贻琦思想开明,但对学生过于投入政治运动也持保留意见。1935年12月8日半夜十二时左右,梅贻琦叫人敲钟,全体师生员工到大礼堂紧急集会。他劝阻学生明天不要游行,担心学生上街,会与军警和日本宪兵冲突流血,也担心学校因此被迫停办。集会上,梅贻琦声泪俱下地说:“你们一去游行,清华就保不住了。你们应当爱学校。”当时就有一位学生站起来反驳说:“校长,我们爱学校,可是更爱国家。”现场的清华物理系1933级学生李昌回忆:“我们为这位学生热烈鼓掌,搞得校长很狼狈。”(徐庆全《六十年后李昌首次详谈“一二•九”和民先队》)

“一二•九”运动虽然声称继承“五四”精神,两个运动的风云人物却格格不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和先锋傅斯年,都是反对罢课的“保守”教授。

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的遭遇最富戏剧性。12月10日,胡适亲手将北大一院的罢课通告撕去。激进学生基于“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的义愤,当天写信斥责胡适“真是丧心病狂了!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甚至送上“你妈的”国骂,警告胡适“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了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落款为“将来杀你的人”。(全信见《胡适日记》,1935年12月11日)

甚至闻一多教授的话,左派学生也听不进。清华中文系1934级学生王瑶回忆,闻一多让学生不要闹事,他和同学们一起用力跺脚表达抗议。(李响《“一二•九”一代:那些勇猛而忧伤的年轻人》)

“一二•九”游行后,北平学联决定总罢课。1936年1月4日早晨,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在一院招呼来上课的学生进教室,被纠察队阻拦。稍后胡适来了,质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学生问他对国难时局的看法,胡适说:“我么,不对牛弹琴。”同学们大叫:“你才是牛!”也有人责问他:“你是不是要做亡国奴?”随后赶来的北大时任校长蒋梦麟要学生去上课,北大化学系1933级学生姚震江告诉校长,学生会决定继续罢课,蒋一怒之下冲上去撕姚的纠察队袖章,被姚推开,师生二人对骂“你打人”、“你混账”。蒋梦麟气得浑身颤抖,胡适赶紧把他搀扶上楼。(姚震江《“回敬”了校长先生──北大学生的反复课斗争》)

“抗日救国”与“读书救国”,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孰主孰次?清华、北大、燕京等校学生和中共地下党内部争议不断。学生经常集会辩论,甚至通宵达旦,谁也无法说服谁。

这个辩论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最后钱穆的观点成为同学们的最大公约数,他说:“战争总要过去的,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我们为什么挨打?我们要强盛,所以我们的读书不能中断,我们培育人才不能中断。”(张曼菱《西南联大与我们》)

急于想上前线杀敌的学生想通了,读书也可以救国,而且可以强国。中共地下党也明白了这个基本策略,罢课虽然是重要的斗争手段,但长期罢课不得人心、不可持续,也不可能获得多数师生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学生分歧:“救国会派”VS“同方部派”

1919年的“五四”运动策源地是北大,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策源地是清华。中国近代史上这两场著名爱国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分别是北大、清华的学子,也为这两所名校镌刻了灵魂烙印,成为两校独一无二的资源、资本。1935年12月14日,北大教授许德珩应邀在清华大礼堂演讲时就说:“‘五四’运动北大光荣,‘一二•九’运动清华光荣。”(陈其五《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些情况》)

“一二•一六”游行之后,清华学生内部分裂,左右两派斗争激烈。同学们对于抗日几乎无分歧,区别在于左派学生“反蒋”抗日,右派学生“拥蒋”抗日。还有一部分中间学生只想念书,支持抗日,不涉党派,未必欢迎革命。星星之火,不能燎原,对某些左派学生领袖而言,中、右派的立场都难以接受。

清华的左派学生人多,可以在大礼堂开全校学生大会,称为“大礼堂派”或“救国会派”;右派学生人少,只能在同方部开会,称为“小礼堂派”或“同方部派”。同方部当时用于清华小型聚会,也作为学生下棋等娱乐活动、演戏舞台,曾命名为“九一八纪念堂”,并有横额悬于门楣之上,数年后迫于日寇的压力,横额被摘下。

“救国会”全称为“国立清华大学学生会救国委员会”,也是清华右派学生阻挠下被迫成立的。1935年12月3日,清华地下党时任支部书记蒋南翔主持全体学生大会,顺利通过《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决议》。但清华学生会无意指挥“一二•九”游行,蒋南翔“另起炉灶”组建“救国会”指挥清华学生游行。

“清华大学救国会”委员产生过程颇费周折。这个组织管控的四个微妙之处在于:其一,不能全部左派学生参加,否则代表性、合法性将受质疑;其二,中共地下党必须掌握领导权,否则白忙乎一场,为他人做嫁衣,“一二•九”游行也搞不起来;其三,不能控制太严、太死,否则不利于团结影响广大学生和青年;其四,蒋南翔及其他中共党员不能任主席,否则极易暴露身份,自入虎口。

蒋南翔再三斟酌,最后确定委员11人。主席原来考虑地学系1934级学生、共青团员黄诚,但为团结中间派学生、避免右派学生杯葛,还是推选勤奋学习的中间派学生周嘉祺(经济系1934级)任主席,黄诚改任副主席。这是研究中共统一战线策略和功效的鲜活案例。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获释。圣诞之夜,左派学生泄气,右派学生张扬,终于爆发右派学生代表何炳棣(清华历史系1934级、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所称的“清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殴”。

事件导火索是当晚9时左右,何炳棣带领同学自行搜查“救国会”办公场所,留下一片狼籍,果然搜出“危害国民政府”的确凿文献证据──“张学良和杨虎城津贴民族解放先锋队400元的收据”!他又“强迫工友开高班同学何凤元(注:清华地下党前支部书记,时任中共北平临委委员)的房门,搜查秘密文件而一无所获”。左派学生闻讯赶来围攻,左右双方群殴开始。始作俑者何炳棣不吃眼前亏,走为上计,自称“杀开一条血路,急急跑向北院刘崇鋐先生(注:时任清华历史系主任)寓所‘避难’”,午夜“才一人溜回七院宿舍”。

次日上午,何炳棣去梅贻琦校长寓所交查获的400元收据。出门即遭左派学生围堵,他摆脱后沿路又遇左派学生追打。数学系杨武之教授(注:杨振宁之父)散步至此,劝阻说:“同学不可以打人。”见到梅贻琦后,他声称极愿将收据交校长,“可是有一条件……”。话未说完,被梅贻琦打断:“学生不能向校长提条件。”他马上道歉,并改口为“提出请求”,有三条:一、“请校长下命令所有左右两派组织全都解散”;二、“这件机密的收据由校长毁掉”;三、“清华的事由清华内部解决,不要再向外宣扬惹出是非”。梅贻琦答复,他个人的想法和何炳棣的请求“相当接近”。

65年后,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描述此事来龙去脉,口气坦荡自豪,“我对1936年底的政治斗争至今没有遗憾,正是因为我从未丧失过‘清华人’最低必要的道德与尊严”。确实,他不曾拿收据向国民政府告密,亦未危害不同政见的左派同学。

梅贻琦治校平衡有度,对左、右两派学生各打五十大板。擅自搜查“救国会”和学生宿舍、挑起群殴的一批右派学生记过,其中何炳棣“领衔”,因违犯校规被记两大过;左派掌控的“救国委员会”则予以解散。

上下级分歧:“持续游行”VS“拒绝游行”

上下级分歧主要是指北平学联与燕京学生会、中共北平学委与燕京大学党支部的矛盾。

1935年7月黄河水灾,8月北平民族武装自卫会成立黄河水灾赈济会,方便公开活动。在此基础上,1935年11月18日,彭涛(建国后任化学工业部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周小舟(后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谷景生(即谷峰,开国少将,谷开来之父)、姚依林(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在中国大学成立北平学联,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就读于北平市第一女子中学的郭明秋为学联主席,姚依林作为清华学生会的代表任学联秘书长。

1936年12月,北平学联筹备“一二•九”运动的第五次游行之际,燕京学生会对北平学联放弃学业、频繁游行和罢课的做法有不同意见,双方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1936年春末接替张兆麐任燕京学生会主席的朱南华致信,“建议北平学联收回成命,否则燕京学生会退出学联。”(侯磊《我的舅公朱南华》)北平学联拒绝妥协,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第五次游行如期举行,燕京大学也拒绝妥协,没有参加本次游行。

北平学联直接受中共北平学委领导,体现北平学委意志,甚至有些决定、声明,直接由北平学委起草、拍板,以北平学联名义公布。燕京大学学生会对抗北平学联,实质上就是燕京大学党支部对抗北平学委。时任北平学委书记蒋南翔十分恼火,严厉惩罚了不听上级党组织指挥的燕京党支部,以党员重新登记的方式,重组了燕京党支部。朱南华、陈絜、龚澎(龚维航,乔冠华首任夫人,中共首位新闻发言人)、梁思懿(梁启超之女)等十名党员未登记,从而被变相取消党籍。

燕京党支部对游行的意见有合理性,但方式有问题,公开对抗上级党组织;北平学委惩罚燕京党支部有合理性,但方式也有问题,全部开除党籍过于严厉。双方“官司”打到刘少奇处。

1938年,陈絜、龚澎等人抵达延安,向刘少奇申诉。刘少奇说这事不算!这是内部争论,不能都开除了,是学联做得不对,党籍都要恢复。蒋南翔也说不应该。(赵荣声《30年代燕京大学党的活动》)

革命需要激情,但仅靠激情,革命不会成功。左倾激进行为孤立自己,激怒中、右同学,社会舆论批评增多,直接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引起1936年3月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重视,1936年4月10日,他以K.V.署名发表《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列举“左”倾错误思想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使同盟者离开我们”。

上级分歧:“少壮派”VS“元老派”

“一二•九”游行之前,北平临委有两派:一曰少数派,一曰多数派。

1935年,北平市委被破坏,北方局决定由未被破坏的北平团委为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主持中共在北平的工作。是年秋,北平学联负责人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商量,将黄河赈灾委员会转变为一个公开合法的学生抗日团体。但在北平临委讨论时,分裂为两派,争论激烈,两种意见尖锐对立,无法统一、无法行动。

以临委书记王学明、组织部长朱子贞为代表的“多数不赞成搞这一合法群众性组织”,认为党员分散后,“势必会降低了党的口号,如‘打倒国民党’便无法提,‘拥护苏维埃政权,保卫苏联’便无法提”。(姚锦《姚依林百夕谈》)

以彭涛、谷景生为代表的少数派,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临委多数派认为其右倾;提出“要求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口号,临委多数派又认为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最终,彭涛被临委多数派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撤销其临委宣传部长的职务。

姚依林回忆,“由于对形势看法上的分歧,临委分裂了,连开会都开不起来。”彭涛多次催临委书记王学明开会,他就不开。彭涛就和姚依林等人商量,达成共识:“他不开会就自己干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干起来了。”(彭定安《姚依林谈一二•九运动──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

1982年8月12日,范瑾(黄敬夫人)、兰铁白等5位同志,根据胡耀邦的指示拜访姚依林,姚依林在谈话中又说:“围绕能不能举行这一次公开示威游行(注:指),北平市临委因为发生争论就不能开会,王学明放弃不管。彭涛出来说:咱们自己干吧”;“一二•九”运动是北平学联“在北平市临委临时不起作用、分裂的状况下,自己搞起来的”。(兰铁白整理《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

“一二•九”游行由北平学联的“四大台柱”顶住压力和风险,组成一个核心团队全程指挥。这“四大台柱”中,只有两个中共党员:辅仁的彭涛和清华的姚依林;北大的黄敬尚未恢复党的关系(1932年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时被捕,1933年经其叔俞大维保释),女一中的郭明秋是共青团市委组织部长,不是党员。

彭涛、谷景生、周小舟要求,将他们的主张上报河北省委裁决,临委多数派不予转递,还将三人定性为“右倾小集团活动”(王凡《档案解密:听昔日领导者讲述“一二九运动”》)。周小舟此时不是临委委员,但支持临委少数派,只好自己赴天津向北方局(即河北省委)报告。

1935年11月,北方局决定撤消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新建中共北平临时市委,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同时派出联络员李常青。北方局没有追究惩罚擅自行动的临委少数派和北平学联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鼎力支持“一二•九”运动。

姚依林的回忆颇有微妙之处。北方局联络员李常青“找临委几个人谈话,他两边都听,……但不表示态度”;“那时北方局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柯庆施,宣传部长李大章。在‘一二•九’运动前,我没有听说他们表态支持。我感到北方局无明确的态度”。(彭定安《姚依林谈一二•九运动──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姚依林在另一次回忆中,又说:“李常青同志对我们的行动采取中间态度,既不热情支持也不反对。”(兰铁白整理《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

“一二•九”游行之后,北平市委又有新的矛盾、新的争吵,形成两派:一曰少壮派,一曰元老派。

两派的“带头大哥”都是清华学生,前者是北平学委书记蒋南翔(清华中文系),后者是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徐高阮(清华哲学系)。韦君宜回忆:“当时把冲劲大、愿打愿拼的一伙人称为少壮派;会讲马克思主义,主张行动稳健的老资格们被称为元老派。开起会来,两派经常争吵。”(《思痛录•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

徐高阮等元老派公开发表《青年思想独立宣言》、《论共产党问题》等文章,鼓吹青年拒绝中共的影响,要“无条件统一”,主张解散北平学联、民先队;蒋南翔等少壮派,则强调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要保持独立自主。

1935年1月、3月,北平当局两次在清华搜捕左倾学生,近30人被捕,其中有共产党员徐高阮、共青团员张宗植。蒋南翔曾和许留芬(台湾音乐人王力宏奶奶,共青团员,清华首批女生“社联”小组“六朵金花”之一)冒着风险,“一同去东城钱粮胡同,探望当时被视为‘要犯’关押在宪兵第三团的徐高阮和张宗植。”(蒋南翔《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尽管有蒋去监狱探望徐的患难之谊,涉及原则问题,两人仍然“割袍断义”。

客观而言,元老派有的人有的观点错误,并非每人全错。前文所述的燕京党支部与北平学委关于游行的分歧,其实就是元老派朱南华和少壮派蒋南翔的分歧。朱南华和燕京党支部支持革命,但对发动学生以持续罢课游行的方式干革命表示质疑,有其合理性。

北平市委的内部矛盾已干扰了正常工作。1936年9月,时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派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代表北方局到北平指导工作。化名“老魏”的彭真听取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李大钊之子)和清华党支部书记赵德尊的情况汇报,又到清华学生宿舍平斋地下党员杨述处住了三天,实地考察清华党组织情况,找蒋南翔、徐高阮等人谈话。

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彭真批评中共北平市委的工作,提议成立中共北平市学生工作委员会(简称“北平学委”)。第一任学委书记是黄敬,一个月后蒋南翔接任学委书记。彭真还宣布:北平学委直接受北方局领导,由他直接负责联系。

此后,领导北平学生运动的职责就由北平市委移交给北平学委,北平学联、北平民先队、全市各大中学校党支部统归北平学委直接领导。1936年12月至1937年1月,彭真在张瑞芳家两次主持召开中共北平学委扩大会,蒋南翔、黄敬、李昌等参加会议,肃清徐高阮等人错误思想的影响。不久,徐高阮被开除出党,后在西南联大受业于陈寅恪,1949年随傅斯年去台湾任职台大、“中央研究院”。

尽管有争议分歧的“矛盾曲”,但毋庸置疑,“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旋律”是推动青年觉醒,推动民族觉醒。“一二•九”运动也为中共注了入新鲜血液,储备了青年人才。中共“红区党”干部的革命资历主要看长征,走完二万五千里,无人不服;“白区党”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革命资历,往往溯源“一二•九”运动。有评价认为:“中国青年学生在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确确实实地一向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赵石《致何炳棣》,转引自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注: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微信评论ID:SSWYPL。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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