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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种族理论”禁令背后,保守派的“身份政治”策略

作者:胡宇恺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来源日期:2021年07月25日

本站发布:2021年0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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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拜登前往俄克拉荷马州参加塔尔萨种族屠杀百年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讲。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是大屠杀发生一百年以来第一位前往塔尔萨纪念1921年黑人大屠杀的总统。拜登呼吁美国民众“反思我们国家种族恐怖的深刻根源”,并表示“美国联邦政府必须承认和清算它在剥夺黑人社群财富和机会上曾经扮演的角色”。自由派认为种族主义根植于国家行政、司法体系等系统之中,根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必须直面历史,直面结构性问题。正如社会学家莫妮塔·蒙哥(Monita Mungo)所说,对抗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唯一方法是直面支持它的系统和结构,这样做也意味着人们需要讲述完整的历史。

  而保守派的历史观却与之完全对立。保守派认为,自由派的历史观及其基于“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分析框架是是一种利用种族问题作为道德、社会和政治革命手段的激进意识形态,会进一步分裂美国,激化种族矛盾。

  在过去的6个月里,共和党率先在基础教育领域发起了这场“文化战争”,美国二十多个州的共和党议员陆续提出法案,旨在将关于社会正义的讨论排除在课堂之外,他们的矛头直指“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犹他州、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和田纳西州已经通过了禁止基础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和其他“分裂性话题”的法案,还有至少15个州正在考虑通过类似法案。

  民主党自由派随即对此回应。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州长于5月初签署了他所在州禁止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法案后被驱逐出了1921年塔尔萨种族大屠杀百年纪念委员会。以格伦·格罗斯曼(Glenn Grothman)为首的五位共和党国会议员提出“禁止在哥伦比亚特区教授批判性种族主义理论”的法案后,《华盛顿邮报》社论版副主编科尔伯特·金(Colbert King)也在舆论上予以反击。

  当下批判性种族理论已然成为白人种族焦虑的代名词,批评者将其扭曲为“白人有罪论”,称其巩固了“种族和性别刻板印象”,“分裂”了人民和国家,导致了“负面动力”,促进了“不宽容”。但从历史上看,通过歪曲左翼文本和观点来“揭露左翼阴谋”一直以来是右翼的惯用手段。从过去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马克思主义到今天的批判性种族理论,每隔几年,美国右翼就会“发现”一个相对晦涩的文本或理论,并宣称揪出了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主党密谋的铁证。保守派此举正是意在将白人的种族焦虑转化为自身的政治力量。几十年来,共和党人惯用一些术语来利用和煽动传统边缘化群体的不满。然后,这种怨恨被用来吸引对文化、人口和种族变化持谨慎态度的选民。

  自拜登上台以来,振兴美国中产阶级与弥合美国社会分裂成为其推出一系列政策的首要目标,振兴美国中产阶级是拜登政府认为能够弥合当前美国社会分裂的一剂良方。随着拜登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出台,美国的“身份政治”正在向“阶级政治”回归,而此时保守派全面推出的“批判性种族理论”禁令和相关舆论攻势却打出了一张身份政治牌,保守派智库称批判性种族理论助长“身份政治”从而造成国家分裂,而实际上保守派炒作“批判性种族理论”是树立了一个稻草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采用了一个原本小众的学术理论,将其推向了美国关于种族主义的有争议的、持续辩论的中心,利用白人的身份恐慌来煽动选民,获取捐赠和收视率。因而“批判性种族理论之争”不仅体现出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和保守派的一贯政治手段,也是保守派应对“阶级政治”回归而筹划的“身份政治”对策。

  一、文化多元主义和民族主义冲突的延伸

  “批判性种族理论”之争可以看作是文化多元主义和民族主义冲突的延伸。王缉思教授认为:“美国目前存在相互对立的两种‘政治正确’。一种是文化多元主义,另一种是民族主义或本土白人至上主义。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移民问题和黑白种族问题上,两者都在打‘身份政治’这张牌,都自称弱势群体,需要得到保护。”

  在“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大讨论中,这种“两者都自称弱势群体”的特点展现得十分充分。保守派禁止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该理论在鼓吹“白人有罪论”。从保守派媒体的叙事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渲染批判性种族理论框架下“白人应该为自己的肤色感到内疚”这样一种“白人弱势”的形象。例如弗吉尼亚州利斯堡,一场反对在学校教授批判种族理论的集会上,白人孩子们手举着纸牌上面写着“我不是压迫者”。保守派认为批判性种族理论是“有害”的,它将人们按照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进行分类,对白人和有色人种进行区别对待。大量的白人学生家长认为它在白人学生中培养了羞耻感,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培养了宿命论。反观文化多元主义的民主党一边,拜登在塔尔萨大屠杀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直言“美国联邦政府必须承认和清算它在剥夺黑人社群财富和机会上曾经扮演的角色。”这一言论明显将有色人种放在了“弱势”地位,并强调了要正视历史上存在的种族问题。而这在保守派的叙事中则成了“该理论认为美国是一个无药可救的种族主义国家”。

  自由派正视历史上存在的种族主义问题,而保守派却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塔尔萨20世纪初因附近发现石油致富。市内格林伍德社区经过黑人企业家十几年苦心经营,发展成为当时全美最繁荣的黑人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号称“黑色华尔街”。1921年5月31日和6月1日,白人暴徒袭击并纵火焚烧格林伍德黑人社区,约300名黑人遇害、约一万名黑人居民无家可归。由于当时美国种族隔离制度盛行,加上其后几十年里,联邦法律和政策在建筑标准、住房贷款、道路规划等方面的种族歧视,多数黑人无法重建家园,“黑色华尔街”从此消失。塔尔萨种族屠杀事件长期被遗忘,鲜为人知。美国主流媒体直至百年纪念日来临,才对塔尔萨种族屠杀事件进行了广泛报道。民众才开始有意识地去正视美国历史上存在的种族问题。从自由派的角度出发,正视历史上的种族问题在于用批判的视角去看待根植在系统中的种族主义,例如黑人等有色人种在联邦法律,政策,建筑标准、住房贷款、道路规划等方面遭受的隐形歧视,而后才能进一步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

  而从共和党的视角来看,这一理论只会教给孩子“憎恨彼此”,“憎恨美国”之类的思维。禁止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实际上还是保守派在维护中下层白人的身份诉求。此外,由于这场“文化战争”由保守派发起,他们的这一举动也可以解释为保守派主动出击试图制造白人的种族焦虑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政治力量。刁大明教授此前的研究发现“对于选民最具解释力的维度往往还是族裔,1960年以来族裔与美国选民投票偏好关联最为显著。由于身份政治更关注文化与价值观,因此它能够以一个较小和较窄的标准清晰地界定群体特征的一致性。”从这个角度出发,这场批判性种族主义理论之争可以解释为文化多元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政治正确”在种族问题上的博弈,白人在保守派看来是弱势群体,少数族裔在自由派看来是弱势群体,进而可以得出保守派全面发起“批判性种族理论”禁令的主动出击是一种“身份政治”策略。

  二、“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两种认识

  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存在的严重分歧在于“批判性种族理论”究竟是一种理解美国种族主义塑造公共政策的方式,还是一种使有色人种与白人对立的分裂性话语。

  从现有证据来看,保守派称“批判性种族理论”是“有色人种与白人对立的分裂性话语”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作为共和党喉舌的福克斯新闻一直是“禁止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主要宣传者,仅在过去的三个半月内,福克斯新闻就有1300 次广播提及“批判性种族理论” 。从保守派的宣传造势可以看出这一场争论本身的始作俑者就是保守派。从下图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除了保守派的媒体福克斯新闻在为这场大讨论造势之外其他媒体涉及“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次数则要少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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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Washington Post

  在美国,学校向学生灌输有害理论的指控由来已久。20世纪早期和中期,保守派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在学校的传播。从1930年代开始,保守的美国军方试图让学校不要给学生讲授有关经济不平等的进步教科书;二十年后,美国的反共团体约翰伯奇协会对学校教材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与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批评一样,他们都担心学生会因接触这些想法而受到某种伤害。

  美国的文化左派,尤其是批判理论学派一直以来都面临着认同困境。美国的文化左派肇始于20 世纪60年代,它认为当时的美国由于统治阶级力量过于强大,基本很难进行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因此把中心放到文化批判上。文化左派起初流行于美国大学,造成身份政治大行其道,将群众置于右翼保守主义势力之下。

  “批判性种族理论”也是这样一种植根于民权运动的批判理论。它从一开始就关注社会正义、解放和经济赋权问题。其源头可以追溯到 1970 年代的批判法学研究。美国民权事业在 1960年代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到 1970 年代却停滞不前。批判法学研究的出现就是对这一状况的回应。

  由于该理论的对抗性特征,保守派认为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极端左翼民权运动背后的“罪魁祸首”就是批判性种族理论。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最近将一些问题归咎于批判性种族理论,包括2020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抗议活动,和帕克兰学校的枪击事件。他们声称这场造成17 名学生和教职员工丧生的校园枪击事件与批判性种族理论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传统基金会称:“如果遵循其逻辑结论,批判性种族理论是破坏性的,并和美国的宪法,与合众国所基于的基本理念也是相悖的。”

  从学理上分析,批判种族理论源于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由法律学者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等人创建的法律分析框架。批判法学的诞生和发展伴随着民权运动的开展,其研究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第一波批判法学研究的学者都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激进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影响,批判法学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属于“新左翼”,正因为批判性种族理论脱胎于批判法学这一左翼思潮,现今的保守派将其称为“新马克思主义”。由于批判法学理论不能解答有色人种群体的斗争问题,批判性种族理论便从中分化出来。正如批判性种族理论创始人,哈佛大学法学院第一位非洲裔法学终身教授德里克.贝尔(Derrick A. Bell)所写的那样:“批判种族理论认识到,一种文化的革命始于对它的激进评估。”从贝尔的这个逻辑推导,要根除美国社会中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首先应该建立一种激进的评估框架。而批判性种族理论正是这样一种评估框架。由于批判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37年法兰克福学派的宣言,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它也包含了对制度和规范的不懈攻击。哈佛大学法学教授邓肯·肯尼迪(Duncan Kennedy)认为:“左派的目标是在批判现有社会结构的不公正,特别是种族主义、资本主义父权制的不公正的基础上改造现有的社会结构。”

  而保守派则坚定地认为批判性种族理论是对民族团结的威胁。田纳西州立法者表示,关于种族主义的教学会促进“分裂”,罗德岛州的议员也提出了“禁止在教育中使用‘分裂概念’”的州法案。该法案禁止教师在课堂上教授学生“任何人都应该因其种族或性别而感到不适、内疚或痛苦”等内容。据该法案的作者,罗德岛州代表帕特里夏·摩根(Patricia Morgan)所说,这些规定旨在根除学校中的批判性种族理论,因为该理论是一种有毒的意识形态,它会带来新的种族主义问题。

  然而,这种禁止教学的做法实际上忽视了批判性种族理论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套教条或准则的事实。保守派的激进反应并不仅仅是针对这个理论本身,而是在又一次煽动白人选民,让白人中产阶级选民在内心深处对文化变革感到不安,而忽视了批判性种族理论侧重于对制度和政策的分析,而不是个人责任追究的本质。

  《华盛顿邮报》分析师菲利普·邦普撰文称:“把批判性种族理论说成是某种猖獗的反白人思想的灌输,这仿佛是60年前的反共产主义运动。事实上,这项努力已成为右翼正在进行的文化斗争的核心部分,公然利用选民对美国人口演变的担忧来谋取政治利益。”

  “批判性种族理论”究竟是一种理解美国种族主义塑造公共政策的方式,还是一种使有色人种与白人对立的分裂性话语?从事实来看,“批判性种族理论”更接近于一种理解美国种族主义塑造公共政策的方式。保守派将其称之为有色人种与白人对立的分裂性话语,一方面是因为保守主义和文化左派长期的对立,另一方面也是保守派煽动白人选民,让白人中产阶级选民在内心深处对文化变革感到不安,也进一步利用美国人口结构演变给白人带来的担忧来谋取政治利益。

  三、“批判性种族理论”之争与政党“部落化”

  在关于投票行为的传统理论中,与理性选择并列的正是基于身份认同的经验解释。依照社会群体视角中“社会群体认同的差异决定政治偏好”的结论,两党所吸引的社会群体所形成的联盟就可以被“画像”。根据刁大明教授对2004年至2019年两党政治归属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研究,可以发现族裔认同是当前美国决定个体政党归属的最关键因素,族裔认同是这个时代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族裔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面对族裔认同在政治现实中的关键性地位,政党政治在通过回应认同来强化选民基本盘的过程中,也必然首先强化对族裔认同的回应,甚至尽力建构族裔认同与政党归属高度重叠的状态,即所谓的“社会—政党分类”(socio-partisan sorting),从而实现对某一特定族裔群体选民的有效固化控制。相关研究也指出,如果政党具有明显的族裔化特性,就更易通过建构所谓“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认同来实现影响力最大化,不但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因素来有效巩固选民,而且还可以与对手政党形成更具偏见的对峙局面。在身份认同之下,这种强化某一族裔群体使之彻底固化为某一政党支持者的“社会—政党分类”所导致的政治后果,就是政党政治的“身份政治化”或所谓“部落化”(tribalization),即政党归属不再是出于对议题、政策以及利益的权衡,而完全是源自个人与生俱来的某些社会属性的身份认同,从而形成更为固化、激烈且无法和解的、类似于部落之间生死对抗的党争极化。

  “批判性种族理论”之争体现出了政党政治部落化的趋势。保守派的策划和出击意在构建并扩大其选民基础,除了白人保守派在抨击和反对批判性种族理论之外,自由派内部也有反对的声音。共和党从立法到舆论的各个战线都取得了一定的的进展,曼哈顿研究所和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也在这场反“批判性种族理论”的运动中为保守派提供了强大的的舆论和理论支撑。传统基金会的艾莉·克拉斯内(Ellie Krasne)认为批判性种族理论“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同样,曼哈顿研究所研究员克里斯托弗·鲁福(Christopher Rufo)将批判性种族理论看作是“基于身份的马克思主义”,并且论证了这种思潮正在渗透进美国政府的集体智慧和决策过程。

  从历史上看,通过歪曲左翼文本和观点来“揭露左翼阴谋”一直以来是右翼的惯用手段。从过去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马克思主义到今天的批判性种族理论,每隔几年,美国右翼就会“发现”一个相对晦涩的文本或理论,并宣称揪出了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主党密谋的铁证。鲁福宣称批判性种族理论正在渗透进美国政府的集体智慧和决策过程,并且由他将这个小众的概念推到舆论中心,这与右翼一贯的党争策略高度一致。保守派此举正是意在将白人的种族焦虑转化为自身的政治力量。几十年来,共和党人惯用一些术语来利用和煽动传统边缘化群体的不满。然后,这种怨恨被用来吸引对文化、人口和种族变化持谨慎态度的选民。

  结论

  这场关于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文化战争还会持续下去,长期以来,右翼或保守派代表中下层白人立场。今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调查美国不同种族和族裔群体面临的歧视程度。总体而言,大多数受访者表示,黑人、亚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比白人面临更多歧视。不过,四分之一的共和党人表示,美国白人也面临很多歧视。随着自由派在种族问题上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概念推广和批判性种族理论框架的深入人心,白人被潜在地“污名化”为“压迫者”。保守派此举正是意在将白人的种族焦虑转化为自身的政治力量。保守派坚定地认为批判性种族理论是对民族团结的威胁。

  保守派的激进反应并不仅仅是针对这个理论本身,而是在又一次煽动白人选民,让白人中产阶级选民在内心深处对文化变革感到不安。保守派煽动的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全国性的讨论使“反种族批判“与共和党抨击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一样,成为了共和党与民主党博弈的政治策略。几十年来,共和党人一直使用一些含糊不清的术语(“狗哨政治”)来利用和煽动传统边缘化群体的不满。然后,这种怨恨被用来吸引对文化、人口和种族变化持谨慎态度的选民。所以,可以认为种族批判理论批判性种族理论本身不属于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但对于民众认识系统性种族问题有重要意义。从现状来看,种族批判理论批判性种族理论之所以短时间内引起广泛讨论则更像是保守派政治策略的一部分。

  “批判性种族理论”之争体现出了政党政治部落化的趋势。近年来,美国政治的重心越发地从阶级政治转向身份政治。在20世纪,政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问题引起和决定的,左翼和右翼的矛盾围绕经济和收入分配问题而展开,前者强调平等而后者强调自由。但是,界定当今政治的与其说是经济或意识形态问题,不如说是身份问题。如今,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左翼对构建范围更广的经济平等的关注减弱,转而更多地关注如何促进各个边缘群体的利益,如少数民族、移民、难民、妇女和性少数群体(LGBTQ)。与此同时,右翼将其核心使命定义为对传统民族身份的爱国式维护。拜登上台以来,振兴美国中产阶级与弥合美国社会分裂成为其推出一系列政策的首要目标,振兴美国中产阶级是拜登政府认为能够弥合当前美国社会分裂的一剂良方。随着拜登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出台,美国的“身份政治”正在向“阶级政治”回归,而保守派的这一张“身份政治牌”给拜登振兴“中产阶级”的愿景增添了阻碍,此外该事件也显现出了党争“部落化”的趋势,两党的意识形态博弈还将继续。

  本文审校:葛健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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