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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邻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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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凌:从苏联到俄罗斯

作者:李凌

来源:五柳村

来源日期:2012年01月13日

本站发布:2012年01月14日

点击率:1726次


  一、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

  1991年8月25日之后,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90多年历史、近两千万党员、独掌大权74年的大党轰然倒塌,苏联国家也因之瓦解。举世各界人士在震惊之余,纷纷提出猜测、进行研究:是什么原因使这种事情能够发生?

  有的人认为,苏共的垮台,主要是由于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固然,西方的宣传能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那顶多只能是外因,决定性的因素还在于其内部。正如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所说:“无法想像,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外部压力始终只是事态发展的一个因素,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的腐败分子,我这里指的是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有的学者说:“苏共的垮台,是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的一个例证。”这一论断似是而非,同样经不起检验。

  对此,需要作具体分析。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特殊条件下,苏共以强制的方式,在短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花一百多年才走完的工业化的道路,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尤其在航天和军事科学领域,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在战后的几十年间,苏联的经济发展虽然落后于西方,但是生产力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猛涨,苏联属于石油出口大国,着实发了一笔大财,同时苏联人民的福利也有一定的提高。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曾提出过一个简明的公式:“苏维埃+电气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最终苏联却是: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也有了,而社会主义却消失了。

  这说明,即使生产力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并非就万事大吉了。如果不能有效遏制腐败,还是会垮台的。

  有人把苏共的垮台,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也不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斯大林的统治开始,几十年的暴政以及长期的腐败,像火山喷发后结成的熔岩,积累起来,压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他虽然发现了问题,但也无力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

  在苏共垮台前不久,即1989年前后,苏联社会科学院曾做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是: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只有4%,而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这项调查说明苏共已严重脱离了群众,尽失人心,遭到了普遍的唾弃。

  应该说,这才是使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

  造成这种情况,苏共历任的第一把手们当然不能辞其咎,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应从制度上去找。

  邓小平曾经说:“过去发生的多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1

  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在论及苏联事件时也讲过:像斯大林那样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在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2也就是说,连毛泽东也承认,这些民主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可以制约国家领导人不能为所欲为,因而不可能发生斯大林那样的暴行。

  那么,究竟是何种制度上的因素促使苏共遽然垮台呢?

  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任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久加诺夫认为:苏共之所以垮台,是由于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这是久加诺夫根据亲身经历,深刻反思得出的结论。

  何谓“三垄断”?

  即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下面我们通过苏联的情况对此作一些分析。

  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所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即享有不受任何监督、任何制约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只有在一党专政或变相的一党专政情况下才能发生。斯大林统治苏联近30年的劣迹就是这种垄断的恶果。

  由于苏联和第三国际对舆论的控制,过去人们长期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以后才初步揭开了黑幕的一角,以后又陆续暴露了一些真相:

  在十月革命期间,和列宁一起领导革命并负责军事指挥的主要是托洛茨基,此外其他领导人还有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而斯大林只是该领导集团中的一人。但当他一旦掌权并坐稳了江山以后,就以种种藉口,逐个地从肉体上消灭了这些革命元勋。托洛茨基虽已流亡国外,斯大林也没放过,还是派特务去暗杀了他。同时,还在“托派”的罪名下,牵连到苏联国内外包括中共在内的许多革命者均被无辜杀害和残酷迫害。

  其实,早在1934年前,苏共的一些老干部已经觉察到斯大林的弊病,曾经酝酿要撤换斯大林,以挽救革命。米高扬、奥拉赫拉什维里、彼得罗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等,找到当时在党内有极高威望、时任列宁格勒党委书记的基洛夫,提出有必要撤换斯大林,并请基洛夫出任总书记,但却被基洛夫拒绝了。不知是出于对斯大林的忠诚,还是为了讨好或恐惧,基洛夫竟将上述动向如实地报告给斯大林。1934年,苏共十七大选举总书记时,斯大林有三百多张反对票,而基洛夫却只有三张反对票。卡岗诺维奇向斯大林汇报了投票的结果,斯大林下令只保留三张反对票,其余的反对票就地销毁,并向全党全国隐瞒了真实情况。为此,斯大林对苏共十七大的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们怀恨在心,在而后的1937~1938年大清洗中,十七大的1961名代表中竟有1108名被捕,而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占70%)被枪杀。30年代767名包括有元帅衔在内的陆海军高级军官中,被镇压的有512人,占全体人数的66%,其中肃反运动开始前的六名元帅中,有四名被处决,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被杀掉,220名旅长中有186名被杀掉,海军舰队司令员只留下一人。另外,航空国际委员会和化学委员会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清洗,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社科人才被杀掉。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肃反运动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从戈尔巴乔夫时代(1987年开始)到叶利钦时代一直担任为政治迫害牺牲者恢复名誉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最近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肃反运动中受迫害的人数可以说有两千万人,也许还要多。我认为多于此数。天才的学者维尔纳茨基院士说是1600万,而我倾向于两千万。全部问题在于,在这些数字中目前还没有把那些尚未正式恢复名誉的人计算在内。例如那些被从其居留地流放到遥远地区的农民。”雅科夫列夫十几年一直在从事受难者的平反工作,他的说法应是权威的。1937~1938年是镇压的一个高潮。据1953年底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在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后的这两年有134.4923万人被判刑,其中被判死刑的有68.1692万人。同时,肃反扩大化还严重毒化了社会气氛,也毒化了人的心灵。社会上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感。连身任政治局委员高位的赫鲁晓夫,每天早上出门上班也不知道晚上能否回家。不少人为了自保而捕风捉影地向当局告密,也有人在刑讯逼供下,提供伪证。据雅科夫列夫说,大约75~80%的人是因为告密被捕的。肃反运动只举行过三次公开审讯,其余全都是秘密逮捕、审讯、枪决,这种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做法,在全世界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严重损伤了苏共的形象,同时也在共产国际时期各国共产党之间播下了互不信任的种子。

  赫鲁晓夫虽然揭露了因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造成的恶果,并频繁地大规模更换干部,但是他本人却仍搞集权制、终身制和新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尚比较注意维护集体领导原则,防止个人集权过多。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改革方面取得某些成就,领袖地位渐趋稳固后,也开始大搞个人集权、大树个人威望。在报刊、书籍和广播中,大量传播他的语录和指示,任意拔高领导人在历史上的功勋,大肆宣扬当前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状,掩盖和粉饰种种失误和缺点。对涉及国内外局势的重大问题也是由极少数人专断独行。像1979年底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大事,也只由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和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等几个人作出决定。此外,勃列日涅夫晚年在挑选和任命各级领导干部时,也存在严重的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现象。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他包庇重用其女婿、前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此人长期以来受贿和滥用职权,欺压干部、群众,却一直未加追究,直至勃列日涅夫死后,才受到法律的制裁。

  戈尔巴乔夫尽管喊“公开性”和“民主化”比谁都响,但他本人在党内也很专断,出了问题则找一个“替罪羊”。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在各级干部身上,个人专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政治特权现象也比比皆是。前苏联著名学者阿法纳西耶夫在《别无选择》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在前苏联,“在提高党的领导作用的口号下,领导者们事实上自我宣布为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地区的‘家长’,他们取得了不受任何监督、高居于法律之上和处于法律之外的权力”。3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里,称勃列日涅夫时期为“停滞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钜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因而任人唯亲和贿赂“泛滥成灾”。4

  高度集中的体制导致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盛行,人身依附普遍存在。

  在个人崇拜条件下,斯大林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几乎可以说是神的化身。他的一言一行都被看作是绝对正确的,他的独断专行、滥用权力被看作是合理合法的。作为几乎被神化的人,党和国家的领袖不仅与人民群众之间在人身上处于一种不平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在与其他领导人之间,他也是处于一种不平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在她的记述中有两段话极其形象地描述了在个人崇拜形成之后人们的心理状态。她写道:“临到末了,他(斯大林)周围只剩下一些噤若寒蝉的、忠实的、害怕得两眼发滞的契卡们和那随时准备‘不假思索就跳进火里去’的‘谦虚的’同谋者们。”5在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的条件下,很自然地会出现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在前苏联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干部地位的升降往往以领导人的好恶为依据。斯大林周围的人是否官运亨通“并不取决于工作成绩,而是取决于‘领袖’的赏识”。二是最高领导人周围的人物大多对领袖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卑躬屈膝、胆小怕事,以求保全既得地位,或谋求信任与提拔。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一书中说,当她的父亲斯大林在世时,从贝利亚到马林科夫、米高扬,“无一不是唯唯诺诺,亦步亦趋”。6三是领袖周围的干部与领袖之间有时甚至是一种人身屈辱的关系。例如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就曾经记述,自己如何受斯大林之命在众人面前跳舞出丑的情景。据前苏联历史学博士鲍里索夫教授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在斯大林周围的人中间,对斯大林产生了“主人”这个词。“既然这样,斯大林和贝利亚之间的关系,就是主子和听差的关系。斯大林可以凌辱他,打他的耳光,往他脸上泼茶水。”

  “任人唯亲,荫庇亲友,排除异己”是普遍现象。虽然苏共有时强调选拔干部要贯彻民主原则,并在一些基层单位和科研单位表面上实行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制和聘任制。但实质上,还是缺乏民主,在选拔、任用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时,往往以领导者个人的好恶、印象代替考核,以对领导者个人是否忠诚代替德才标准。任命前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任命后也缺乏群众监督,在选举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等组织的领导干部时,候选人名单实际上由上级决定,并实行等额选举。这种选举很难充分表达选举人的意志,选举只是形式,实质还是委派。许多地方和部门未能坚持选拔干部的标准,出现了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现象。斯大林对此曾指出:“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准。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7在1952年苏共十九大上,马林科夫的总结报告也指出,干部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有些领导者在挑选干部时不以他们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为根据,而以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乡关系为根据。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些正直的、通晓业务的工作人员,因他们对缺点不肯容忍而使领导感到不舒服,结果便在各种藉口下被排挤出去,而代之以品质可疑或者完全不称职但被一些领导者认为随和可亲的人。”从而,“形成了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他们互相庇护,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8这说明,包括斯大林、马林科夫在内的领导人,对这种制度的缺陷是认识的,但他们无法也无意加以改变。就任人唯亲而言,据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斯大林的厨师和专为他的厨房采办食品的人员中,有的当上了陆军少将,有的当上了陆军中将,并且还不断被授予各种勋章。阿利卢耶娃在《致友人的20封信》中则指出,斯大林身边的警卫人员尽管粗鲁不文明,却成了在“幕后操纵大权的人”。有的甚至还担负起向一些艺术活动家们讲授“斯大林同志的口味”的工作,并向艺术家们转达斯大林有关电影、歌剧以至建筑物造型方面的意向。9

  对经济利益的垄断

  苏共对经济利益的垄断依靠的是一系列封建性质的特权制度。

  这种垄断必须和前面说的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结合在一起来考察,即包括了:住房分配、食品和其他物品的分配、医疗条件、交通条件、子女上学条件、出国旅游以及享受多种文化娱乐项目……当官的就可以得到一切,当越大的官,掌握越大的权力得到的就越多,而这一切都是在“人民公仆”的名义下得到的,一些依附于当官的各种人物,也多少可以得到一些,但绝大多数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则是与此无缘的。

  应当说,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和苏联建国初期,苏共领导人还多少能保持一些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特权现象较少。斯大林本人在生活上也保持着简朴的作风,他女儿阿利卢耶娃说:“父亲只穿一件寻常的夏布军衣过夏,而过冬就是一件寻常的毛料军衣和一件已穿了15年的大衣,还有一件怪模怪样的皮领大衣,革命后就穿着它,再加上那顶帽子”。“一件大元帅服也打了补丁。斯大林的妻子娜加.阿利卢耶娃去一个工业学院学习时,不仅不坐汽车上学”,甚至还不让其他学生知道她是谁。1932年她自杀去世后,女儿回忆说:“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朴素的。”10

  但是,领袖个人一时的朴素改变不了整个制度。因为斯大林掌握着对他的下级臣民的升降、任免、赏罚以至生杀之大权,因此许多人就千方百计巴结他、讨好他,以便自己能得到提拔和多种好处。渐渐地斯大林就习以为常,认为理应如此了。

  斯大林手下的人为他在南方“建过好几座别墅”,斯大林有许多兼职,每个兼职每个月都会送来一袋钱,多到斯大林“连封条都懒得拆开”,反正整个国家的财富都几乎等于是他的,所以负责管理他的家庭生活的人为了讨他欢心,开支毫无节制,“犹如是把政府的钱往阴沟里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20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个24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没有什么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过着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的生活。”11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之外,19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以至他们的近亲远戚,过上了豪华生活”。

  这里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部长月薪是2.7万卢布,据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除此之外,还经常会得到“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曾经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二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12

  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作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40~50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曼.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苦奋斗的状态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他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攫为己有”。13关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四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14

  应该说明,斯大林时期确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比较高,还享有其他一些特殊待遇。但是高薪和某些特殊待遇并不等于“特权”;而且这些人为数较少,也不是在全国普遍存在。当时处于革命与战争时期,国内物质条件还不富裕,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思想上还是非常神圣美好和金光灿烂的。斯大林对各级干部的不断清洗和卫国战争的艰苦斗争也使得干部队伍无法稳定。所以,在斯大林时期还不具备产生“特权阶层”的成熟条件。这一群体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的。这时干部已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因自己的地位和命运随时可能出现不测而提心吊胆,多少有了一些安全感。但这一时期频繁的党内斗争和赫鲁晓夫主观随意性的体制改革以及关于干部轮换的硬性规定,使得这一队伍经常处于变动状态之中。

  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把分管财务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5月19日的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另据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者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据1963年10月20日的苏联《消息报》和1964年第12期的《消息报.星期副刊》报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通过贿赂,获得了58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同52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三百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据俄罗斯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三百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钜。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话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最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想念它,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

  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反对进行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使这个时期的部长、副部长合法地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藉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同时,由于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时一些青年干部的口头禅。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而是苏联制度下的权贵阶层,是对人民财产获取的特殊占有形式,即以隐性占有的方式来积累资本。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一阶段,苏联的权贵阶层以通过权力支配国民财富、加速对国有资产的隐性占有、权力人格化为基本特征。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则要严重也具体得多。叶利钦在他的书中指出,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部在生活上享受各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他以别墅为例,“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这个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15

  叶利钦在书中还谈到地方州里和莫斯科市的特权现象。由于叶利钦本人先后担任过一个州委的第一书记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因此他提供的材料看来是比较可信的。关于州里的情况,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当你想让全州的人们都过得更好,“都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个州委第一书记会感到权力不够用,很为难。但是如果你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给某人一点什么好处,那么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就会显得“钜大无比”。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

  “这种情况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16

  关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17曾被苏共视为异己分子的叶利钦,可以说恰恰在这一点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戈尔巴乔夫下台前曾会见叶利钦,希望自己下台后保留原有的一些特权,但被叶利钦拒绝了。

  苏联解体后,由部长、局长等转变而来的总裁和经理们便利用权力公开掠取国有财富。苏联解体使原来的国家制度消失了,原来国家对财产的所有成了空话,这造成前苏联国有财产在时间和空间上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状态。但在高度集中体制条件下由官僚变成的总裁、经理阶层还在,他们利用前苏联集权体制为他们占有财产所创造的便利,借制度转换之机,搭乘从权贵阶层走向官僚资本阶级的直通车,开始公开地以实实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分割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制度的转换急需私有者,以加速制度转换的不可逆转和完成。俄罗斯新的主人便很大方地将苏联时期的国有资产转移绐权贵阶层。因为这些权贵在制度剧变时很容易由苏联时期权贵阶层直接涂上资本制度的政治色彩,带着资本直接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开始的人人有份的证券私有化闹剧只是从法律上、政治上承认官僚对财产的事实私有。可以说,俄罗斯私有化本是资本领域的变革,它宣布前苏联权贵阶层对国民财富的滥用合法化,宣布前苏联所创造和积累财富的隐性占有为公开所有,用法律手段保障官僚资产阶级的顺利生成。

  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从苏共蜕变变质的过程来看,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变质,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权力异化”。

  所谓“权力异化”,概括地讲,就是:

  一是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在后来持大学文凭和口讲良心的入党者面前,则是飞黄腾达、特权、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的满足。如果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权力欲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18

  二是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特权,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靡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权。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三是“公仆”官僚化。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务活动家之后沾染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毛病,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藉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会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个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19

  四是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特别是在1970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他们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对真理的垄断

  所谓垄断真理,实际上是一种对思想的钳制,它的最初表现形态就是宣称:只有党的理论、理想、文件才是真理(进而又发展为凡是党的领导者的思想、言论、指示都是真理),必须无条件绝对服从,它是一切媒体、言论的导向。“朕即真理”,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我说的就是对的,凡有任何一点怀疑或不同的看法,就是违反真理,就是“阶级敌人”,应予以镇压,甚至肉体消灭。

  这种情况,在斯大林统治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斯大林极端专横、粗暴,由于他的暴政冤枉而死者以千万计,几乎涉及每个家庭都有受害者,它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几十年以后还能觉察到。但是当时斯大林被奉为神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对苏共、苏联,以至整个共产国际的神圣指示,是绝对正确的真理。不仅对平民百姓,斯大林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斯大林周围的高级干部也对领袖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卑躬屈膝、唯命是从,以求保全自己的地位,或谋求信任与提拔。

  赫鲁晓夫虽然揭露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他自己当权后也培养了对自己的个人迷信。他让自己的女婿当上苏共中央报纸《消息报》的总编辑,并掌握了苏联的新闻局,以求严格地控制舆论。

  1964年,勃列日涅夫用阴谋的手段,搞掉了赫鲁晓夫,自己登上了第一把手的宝座以后,也继续培养对自己的个人迷信。

  前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工作好像十分光荣,但是“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20

  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真诚坦白。但就是这种与现实不符的所谓“领袖的文件”,却要全国官员和人民当作真理,当作教条一样顶礼膜拜,不许有半点怀疑,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中,苏共也是采取垄断的教条主义的态度。

  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和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但是却被认为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他所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奉为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其实这本书大量歪曲事实,把十月革命的胜利说成是列宁和斯大林两人领导的,列宁已死,实际上就是说斯大林一个人领导的,这就为他从肉体上消灭十月革命的其他领导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制造了“根据”。列宁去世前,曾给党中央写信说,斯大林太粗暴,他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能否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没有把握,列宁建议党中央另选一人当总书记。这就是所谓“列宁的政治遗嘱”,但却被斯大林长期隐瞒起来,知道此事的许多人都被杀掉。这样他就以列宁事业的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身份控制整个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多次发动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出击”,批判德波林学派,到了30年代中期,配合政治上的“大清洗”、“大屠杀”,在文化、思想领域也进行“大清洗”。到战后初期(1946~1952年),在文化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的大批判、大斗争,使人们不敢讲真话、说实话,否则,各种批判和打击会接踵而来。正如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所说:“战后进行的意识形态运动,如反对对西方的‘卑躬屈膝’,反对‘世界主义’,反对文学、电影、音乐、遗传学、语言学和其他领域中的各种‘偏向’,一个接着一个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看到,一些全然无辜的人如何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挞伐’,我们中大多数人的智力和经验已足以理解这些事情。许多人对这些事情深感难受,虽然很少有人敢于出来公开表示反对—这几乎就等于是自杀。就像这样,许多人也已懂得,当时一些荒谬的事却被当作科学来宣扬。谁要是对把无辜的人说成有罪,或对把荒谬之事说成真理表示怀疑,谁就会遭到无情的迫害。”“政治家、理论家和新闻记者只能用别人的思想,即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斯大林(一般说引用斯大林的话,要比引用列宁的话多二三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多五六倍)的、当时被确认的其他‘领袖’以及《真理报》的近期社论(它们很快就会过时)的思想去写作、讲话甚至思考(尽管是很细心和慎重—要审,不然就可能遭遇到很大麻烦)。一句话,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都懂得正在形成一种奴化意识。”21

  迫于强大的压力,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扮演“夜间人”的角色。他们白天处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到夜间则过自己的生活,与家人和朋友议论时政、揭露时弊、抨击权贵,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私下表达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不满。1980年代初,苏联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徵兆,但苏共没有对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出客观的分析,指出摆脱危机的道路,寻求社会主义的复兴,相反他们却回避现实,继续在全党宣传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按抽象的理论原则宣传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一场猛烈的风暴即将袭来,而苏共全党却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听不到“盛世危言”的声音。随着岁月的流失,问题和“失误”愈积愈多。本来像苏共这样一个大党在其执政过程中,不出现失误显然是不可能的,可它到头来不仅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求实的态度去改正和弥补失误和矛盾,而且不以为然,总是坚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论:说这些缺点不过是伟大胜利中的一个小挫折,无非是一片光明中的一个小黑点。待到问题积重难返时,悲剧随之而来。

  最有代表性的是勃列日涅夫,他不爱看文字报告,而喜欢听汇报,习惯于让秘书或写稿人把文件念给他听。勃列日涅夫在世时,苏联出版了九大本《勃列日涅夫文集》,收集了他的大量讲话和报告,这些文件都是他的写作班子为他写的。他晚年出版的获得了“列宁文学奖”的《小地》、《复兴》和《垦荒地》等几本书,也都是专门组织作家和记者为他写的。他的一切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词,都要别人起草。他极少脱离稿子讲话。在他晚年的时候,即使念稿,也常念错。但这样的人的“报告”,却要全国人民顶礼膜拜地学习。

  勃列日涅夫爱好虚荣和爱听别人阿谀奉承,他对表面的荣誉和奖赏有奇特的癖好。他拥有的勋章和奖章总共达两百多枚,其中包括四枚列宁勋章、四枚苏联英雄勋章。他的有些勋章是在他暗示下授予的,例如他的元帅军衔就是这样获得的。他死后,送葬行列中为他捧勋章和奖章的军官达44人之多。

  在勃列日涅夫的带动和影响下,形成了苏联历史上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所特有的那种保持表面稳定、安于现状、脱离现实、空谈盛行、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的“勃列日涅夫风气”。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发展,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机关膨胀最大的时期。机构一多,制造的文件就多,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之风日盛。遇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成为常事。据俄罗斯社会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党政领导机构所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

  在苏联,很长时期内根本谈不上什么舆论监督,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由官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它们都要按照官方的统一口径,作为官方的喉舌进行宣传。明明某些官员劣迹斑斑,但是不让揭露,说揭露了就是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抹黑;有些官员做的坏事太多,官方无法隐瞒,也只有以党纪、政纪代替国法,贪官易地做官,甚至易地升官,某些部门、某些地区明明问题很多,民众心知肚明,政府也不让说,媒体只能报喜不能报忧,民众无可奈何,于是就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普遍有被欺骗的感觉。

  因为苏联长期实行的是官员委任制,官员们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下级官员只要取得上级官员和组织、人事部门领导的好感就可以升官。因此,官员们弄虚作假,夸大虚报成绩,缩小、隐瞒工作中的缺点;任何敢于揭露问题真相的媒体记者往往受到打击。因此尽管下面贪污泛滥,人民怨声载道,而媒体上还是到处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上层的官员们满足于报刊上虚假的繁荣和表面上的舆论一律而沾沾自喜,因为这些上层官员还有他们的上级,他们可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博得自己上级的欢心达到自己升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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