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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议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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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 等:基层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实践

原标题:——“基层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座谈会”实录

作者:陈剑、蔡霞、沈保祥、刘勇 等

来源:共识网

来源日期:2015年01月06日

本站发布:2015年01月07日

点击率:3116次


  为总结协商民主在基层的实践,创新基层协商民主的形式,由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共识网共同主办的“基层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座谈会”于2014年12月5日在北京举办。

  会议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陈剑主持。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蔡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张峰,教授王占阳、李小宁,中共中央编译局陈家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高全喜,华东政法大学蒋德海,成都社会主义学院黄国华教授,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周鸿陵,以及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理事邓聿文,北京社会主义学院教师常婧等学者参加座谈。北京市丰台、朝阳、东城等部分区县,以及浙江温岭、慈溪,四川成都,以及成都所属的彭州、崇州、都江堰等从事基层协商民主的实际工作者约50位参加了座谈。

  北京、浙江、四川等区县、街道从事基层协商民主的实际工作者座谈了各地在基层协商民主所做的探索,所取得的成就和目前存在的问题。通过互动提问、专家点评等形式,就基层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设计及实践探索、创新基层民主建设应如何有效动员组织群众等内容做了交流和座谈。

  与会者一致认为,基层协商民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既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也是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对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将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陈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

  为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探索和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基层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座谈会。

  基层协商民主看似与中国两项基本政治制度有关。似乎属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容,但实际上属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因而“基层协商”是座谈讨论的关键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为推进北京基层协商民主,本次座谈会除了邀请北京部分区县的街道、领导参加之外,还特意邀请了来自浙江、四川从事基层协商民主的实际工作者,介绍他们的做法,以学习和借鉴好的经验,推动北京基层协商民主的开展。今天我们将在这个充分包容、开放的平台上交流分享。各位都是基层协商民主的探索者、实践者、研究者。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思想交锋,为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健全和完善献计献策。

  本次座谈会除了邀请基层协商民主的亲历者和实践者,也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听听他们对基层实践的探索和评价,以共同推进、健全和完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

  北京朝阳区刘勇(原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道书记)

  由于工作调动,现在我已经离开麦子店街道了,回忆在麦子店街道从2010至2013三年的实践,有一些感想,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和各位分享。

  基层协商民主实践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是如何发挥好党的领导作用。从议题到协商的过程,党委的引领、示范、引发共识方面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在基层协商民主过程中,要实现好各级党组织引领示范作用。

  二是基层群众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基层协商民主是国家民主制度在基层政治生活的体现,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层实践活动。从麦子店街道进行协商的议题、程序、范围、落实和监督,都保障了政治参与的有序性,这有赖于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和完善。

  三是现有制度资源有效衔接与整合。街道和社区的议事协商涉及到党代会、人大、政协、业委会等整体参与,具有丰富的民主政治资源实现有效衔接。街道有组织地实现政协委员进社区、人大代表联络机制,要求定期联系居民、征集议案。从而实现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借助社区自治平台,实现多渠道的基层民主协商。2013年朝阳区委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进一步规范全区党政群共商共治。

  四是进一步提高居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社区的代表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无论是积极性、主动性和热情很高,但是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需要时间提升。

  五是进一步完善协商议事规则的制定。在协商会召开之前,对社区议事代表分两天时间进行培训。在培训过程中体会到,泛泛讲国外的规则效果不好。在互动过程中,结合社区议题、社区事务,大家就有热情,效果非常好。所以,协商规则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多接地气,与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

  六是让渡公共利益以供协商。在协商过程中涉及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作为街道层面,从资源、利益诉求方面要有让渡的意识。2013年我们拿出两百万元作为议事协商的基金支持。五个社区都带着自己的议题争取这两百万资金的支持,在协商过程中论证本社区项目的合理性,相互辩论,这种方式有效激活了议事协商。

  蔡霞(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执政党在基层民主协商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它在社会和国家治理中都居于领导地位,领导怎么理解?领导不是控制和统治,而是引导和激发,通过党的有效引导,将社会活力和基层创造力激发出来。

  一是引导政府更好地理解居民需求。过去,街道办作为职能部门,每年统筹计划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却费力不讨好。政府花了很多钱做一件事情,老百姓不一定满意。现在交给社区居民自己协商解决那些紧迫问题。2013年麦子店街道拿出两百万元资金,交给五个社区居民代表讨论做什么事,从议题提出到最后决定,经费也由他们自己把握。协商会开完后,街道办主任觉得会开的太好了,原来一百万元能办成一件事情就不错了,没有想到通过社区居民讨论,严格抠预算,一百万元变成能做十件事情。

  二是引导社区居民树立集体观念和妥协意识。基层事务是基层社会的公务,要以街道大局来考虑。哪一个项目能够使受惠的人更多,哪一个项目更应该做,就去做这个项目。沟通就是引导居民如何参与,在这个过程中让居民代表发表意见,也让政府办的职能部门,包括区政府的职能部门对某些问题做出公开的应答和解释。在引导居民过程中加强了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沟通联系。

  三是引导党员在基层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党员在社区居民的协商中起了骨干作用,从征求意见到形成提案、组织落实、互相参观、模仿、学习、交流、监督,都有共产党员活跃的身影。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些离退休的老党员为公益事业服务。这就为党员力量发挥,搭建了一个平台。

  因而,党对基层事务的领导不是控制,而是柔性的、无形的。而街道层面主要职责是制定和把握规则,引导居民通过既定规则来陈述想法,通过规则心平气和的协商交流,通过规则达成共识,不是居高临下的发挥作用。这样,在基层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领域,实现了调整党政关系,调整党群关系。可以说,既理顺情绪、解决问题,又和谐关系、化解矛盾。党在基层民主中寻找到了发挥作用的位置和空间。

  陈剑:大家对上述两位的发言有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问一下议事规则是怎样制订的?

  刘勇:议事规则首先是由议事规则的推荐人对我们社区议事代表进行培训,培训后,我们和议事代表、社区一起共同制订了一个麦子店议事协商规则。这个规则吸收了很多议事规则的基本框架。涉及到某些具体的技术方面的处理,我们根据麦子店的实际,又充实了一些内容。在议事协商之前,各位议事代表通过这个规则。

  问题:参与议事的群众是随机的、还是相对稳定的?

  刘勇:相对稳定的,我们最初在议事协商代表的选择过程中,最初是由社区的党委推荐的。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措施呢?包括议事协商代表中党员的比例也是有规定的,我们想还是稍微稳一点,有了一两年实践以后,因为在社区积极参与社区事物的党员干部还是比较多的,后来我们在推荐各个地区的议事协商代表的时候,没有党员比例的明确要求。但是实际上这方面还是有一定比例的。最后议事协商代表的产生,也是由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楼门组长、社会单位的代表,所在选区的人大代表,社区共同选举、推荐出来的。平均一个社区的议事协商代表大概有30人左右。但是这30人不是在每一次议事协商会上都齐了,因为每一次议事协商代表中,楼门、小区、社会单位关注的也不一样,也根据议题的不同来选择。

  向愚(北京市东城区委统战部副部长)

  统一战线如何在基层协商民主中发挥作用?怎么将协商民主和统一战线结合起来,推进社区自治、推进民主政治,是我们基层在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东城区是首都功能核心区,和成都、浙江有一些区别。社会管理难度比较大,多年来,主要依托网格化探索基层协商民主模式,主要做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培育社会组织,加强社区服务,顺应居民不断增长的民主需求。我们在社区把统战人士——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纳入到统战资源里面去,特别是要纳入到我们培育的社会组织里面去。比如让治安维稳、公益服务、计划生育这些活动吸纳统战人士实现影响和培育的目的。

  二是建立社区的议事会,提高社区自治能力。打通协商渠道,解决居民对社区的归宿感和社区建设的责任感。

  三是完善社区自治,搭建居民参与的协商平台,目前在东城区187个社区都建立了一委三部一政的社区模式,在这个模式基础上搭建居民协商共治的平台,在这个基础上设立协商的公示、讨论、登记等等。

  在调研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和困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层协商民主和基层民主自治是什么关系,怎样提升老百姓和各级党委对开展协商民主认识。

  二是协商随意性比较强,流于形式,特别是协商存在的问题,反映的问题,提出好的意见、建议如何落地,这些都存在一些随意性。

  三是基层协商民主缺乏顶层设计。特别是在城市社区模式,比如说在东城区一个很小问题就涉及到中央部门、市委有关部门,这个问题协调起来难度大,协商成果会议而不决,成果难以兑现。

  协商质量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关键问题,也是难题。高质量的协商,会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归宿感和责任感,我们应当培养一批基层代表人士,保证协商质量和成果的应用。另外,协商质量需要保证协商结果的落实。去年东城区六个街道试点,有些协商议题,街道解决不了,要市里解决,市里解决不了还要中央解决。下一步需要起草一个文件,将议题涉及到的相关委办局纳入进来,再加上区级的顶层设计推进协商民主在基层的发展。

  基层统战工作的重点是“三个外”:党外、体制外、海外。党外工作是党外人士工作,而党外体制内人士的工作,都有各级党委把关。海外在基层任务并不多,主要在涉外的部门。而体制外人士,需要通过广泛民主协商形式来做工作。因此,基层民主协商形式,是开展基层统战工作的有效抓手。

  提问:请问向部长,你们协商是由议事会的平台进行。议事会设立在哪一个组织?你们协商代表是怎么产生的?这几年协商过哪些议题,解决过哪些方面的问题?

  向愚:代表的产生,依托两年一换届的居民代表大会,居民代表大会里面有意识得纳入具有统战身份的人。议题也是根据我们在网上公示,到社区走访入户时征集上来的。比如说东华门小区是在王府井附近,东华门小区停车难的问题,他是一个自主的小区,原先是谁先进去了谁先停,甚至有的私设地所。我们就这个问题召集居民和有关部门达成一个协商共治。大家通过多次协商,自动划出停车位,除绿地以外,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个费用又用于小区的绿化。这样循环,效果挺好。

  陈勇(北京市委统战部研究室主任)

  协商民主,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都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课题。统战部门思考更多的主要是统一战线如何在协商民主中发挥作用的问题,涉及到今天的主题就是统一战线如何在基层协商民主中发挥作用。

  统一战线要在协商民主中发挥作用,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统战思维指导。统一战线要在基层协商民主中发挥作用,首要的就是要以统一战线、民主、包容、同心、共赢这样一些核心理念去指导。特别是在推进的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一和多、同和异的关系。

  二是统战部门主导。基层民主协商程序主要包括:协商议题的选择,协商规模参与范围的设计,协商会议的组织和过程控制,协商结果的协调落实,包括督促反馈,乃至协商制度的建立完善。统战部门要在其中全程主导,统筹协调。特别是2013年以来,一些区县在街道这一层设了党委统战部,更有理由、更有条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三是统战成员参与。目前北京市一些街道社区开展的基层协商的活动,大多数人的参与往往是以公民的身份、社区居民的身份、自己的职业身份参与。统一战线在其中发挥作用,还应该有一个重要身份,就是你自身政治身份,统战成员的身份。属于党派的就要亮出党派的身份,属于非公的就要亮出非公的身份。这样才是统战成员参与,不是普通的居民、公民或者某一个职业的代表。

  四是统战方式开展。统一战线的方式很多,比如有些事务需要求同求异,党委、政府、街道办事处拿出的议事、方案,只是一家之言,一个考虑。求异,我想听取不同的方案、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些事务需要求同存异,在大同的情况下,一些小的异可以保留。还有的需要求同化异,消除一些不同的意见,形成共识、形成一致。这些都是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

  五是统战任务渗透。统一战线推进协商民主不是为推进协商民主而推进协商民主,而是要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中不要忘了自己的本业,我们应发现、培养、选拔代表人士,这个工作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工作可以在这个协商过程中去做,这些都是统战的本业,这个过程应发挥作用。

  六是统战系统联动。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中发挥作用,不仅仅要依靠统战部门,我们区县的统战部,东西城多一点,其他的多数都是五、六个、七、八个人。除了正常各领域工作之外,光靠这几个人去做,根本不可能。街道统战部人数更少。要发挥基层统战部门、统一战线各领域内的党派团体整体联动,形成合力,共同在推进协商民主中发挥作用。

  赵新(北京市丰台区和义街道书记)

  为什么和义街道要搞基层协商民主?从2012年下半年正式开展社区会商会,从2011年底策划,2012年推出,到现在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也得到了市领导郭金龙同志的高度赞扬。但我们与麦子店街道不太一样。从经费方面,麦子店能拿出二百万元来做这个事,和义街道20万都拿不出来。和义街道是全丰台20多个街道里面经费最少的。别人是高大上,我们是矮矬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干事?12个字:没钱干、无力做、求理解、搞动员。虽然没有钱干这个事,但是群众都认为政府应该干这个事。怎么办?我们搞协商。通过协商,一方面把我们的困难向老百姓说清楚,另一方面得到他们的理解,在理解基础上赢得他们谅解,我们一起用变通的方法把这个事情做成。这充分体现了丰台和义街道矮矬穷的特点。

  三年多对基层协商民主思考包括三方面:

  一是要旗帜鲜明的坚持党委的领导。在社会治理环境下,政府要更多的从过去不该干预领域退出来,但党的领导必须留下来。因此社区协商会是以党工委为领导核心。二是我们讨论的议题由党委确定。三是运行的过程由党委把控。最后要实现的目标党委要提前设定。如果没有党委领导,社区会商会就会失去方向。

  二是广泛参与。参与人员包括街道领导、辖区代表、人大委员、科室工作人员、社区干部、工作人员、包括与会商议题相关的居民群众和社会单位。我们设定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目标是:建设一个真正的广泛参与的协商民主体系。不能把居民的会商会变成第二个居民代表会。必须坚持全面参与的原则。

  三是综合对接。协商的事情如何执行,需要机关各相关部门参与进来,如果涉及到辖区相关单位、区的部门,辖区相关单位和区的部门要参与进来。这是一种全面对接的协商民主形式,使协商民主成果转化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成果。

  三点体会:

  第一个体会,制度。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我国民主制度的表现形式。票决民主解决了制度问题,协商民主解决了和谐问题。效率与和谐相结合,是中国民主精髓。但这样一种民主制度到了基层断层了。协商的办法都在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但是核心是你能不能把协商的办法转化为协商的制度。北航有一句话: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是大的制度,脚踏实地就是怎么把最好的制度落地。

  第二个体会,文化。文化是一个制度能否发挥作用的核心因素。协商民主如果仅仅是制度,还不能发挥作用。在基层,只有通过持之以恒的常抓不懈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把协商民主内化为所有居民、所有干部,以及党内的文化认同,才能够真正的在基层发挥作用。所以协商民主建设必须和协商文化建设结合起来。

  第三个体会,平台。我们的政府要往后退,政府要搭建平台让社会组织、群众居民参与社会建设,但是这样一种平台如何去搭建,我理解四个字:政退党进。政府要从过去大量不该管的事情中退出来,但党要顶上去。这样才能保证协商民主的正确方向,保证党带领基层民众做好协商民主。谢谢大家!

  陈娟(丰台政协专委会主任)

  基层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通过什么渠道来解决,怎么解决。我们是带着问题来思考的。这个问题就是来自于我们现在的基层治理工作。

  去年我提出来协商民主的三级联动。社区层面权利是有限的,研究出来老百姓想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先拿到街道这个层面,街道这个层面仍解决不了,提交到区级层面。区级层面现在是断层的。从行政级别来说,街道、社区、村是一层;街、乡、镇是一层;区委、区政府是一层。基层问题第一层解决不了到第二层,第二层解决不了,到第三层。通过三级联动,协商达到问题的解决。

  第一层,议事会,街道社区村这一层面协商完了。第二层是街乡镇,第三层还没有完全到区委、区政府这一层。很多钱在委办局这一层面。过去确定的事很少有百姓的意愿在里面,做完以后老百姓怨声载道,百姓的问题没有解决,钱也花光了。最后一级到区委区政府协商。

  在基层协商中,政协如何发挥作用。政协委员依界别产生,他参加界别活动,就要沉下去,政协委员号称是精英,精英不能老在区级层面飘着,一定要沉到社区去跟老百姓一起商量事。

  这几个层面的协商如果真正做到位了,解决问题的渠道有了,政协委员和政协组织搭建的平台能够充分参与协商,也就达到有效治理,体现政协的开放包容。

  常婧(北京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基层协商民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样做还是那样做,成为一个难题和困惑。每一位基层领导干部经历了“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的思维历程,我把它概括为需要跨越思想的三重门:治理理念、治理技术和治理目标。

  第一重门,治理理念。基层领导干部需要跨越对于协商民主认识的鸿沟,需要从过去对协商民主一知半解到高度重视和深刻认识协商民主的意识形态化趋势,协商民主已经上升到一个意识形态高度,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突出位置,成为中国民主问题的立身之本。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意识形态趋势,才能提高基层领导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识和重视,才能转化成推进工作的效果和力度。通过把握时代脉搏、使我们的工作不错位、不越位,才能把握方向。

  基层协商民主的意识形态地位由八个字两方面来概括:体制所向、形势所趋。首先,协商民主是自上而下的内生性形式,是体制所向。协商民主将民主的规律性与中国土壤的适应性有机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效的回应西方民主理论的话语挑战。习总在今年9.21讲话中提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包括五个源自、四个基础,从历史和文化的维度证明了这一点。其次,协商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形势所趋。是当前利益矛盾、利益分化的基础下,维护稳定、化解张力成为了地方的主要工作,精英民主急需下沉到大众民主,协商民主恰恰给出了这样一个出口。基层协商民主能够将利益冲突矛盾化解在基层,而不是上升到高层,有效解决了社会治理重心下沉问题。

  第二重门,治理技术问题。两年来我们立足于丰台调研,建立三级四层的协商格局,整个联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三个要:体制机制要顺,程序设计要精,会后的反馈要实,做到这三个要,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从要权、抓权到、分权,还权于民。

  具体来说,社区村这一级是社会治理最小单元,也是八九十年代就提到的基层自治,应该充分发挥自治的作用,遗憾的是长时间的社会工作缺位导致了自治搁浅。基层自治组织,正因为组织性不强,所以才更有弹性、更有空间。把基层社会、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动员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力来源。街乡是民主善治的实验田,是相对独立的具有群众整合能力的平台。街乡协商面临两个瓶颈,我把它概括为周期性的规律性陷阱。第一,街道组织主要是事务性的协商,没有上升到政务性协商。第二,在街道、街乡这一层面协商民主更多是能人和强人的政治推动。人走政息现象要怎么走出来。这两个难题,需要将协商民主从觉悟到制度,从制度到制衡。最后,市县级,基层的矛盾是逐步渗透、逐步沉淀的。就像一个漏斗一样,最后沉淀到下面的一定是老百姓困难问题中疑难杂症,这些疑难杂症集中到了市县级,需要以区级甚至市级的名义统筹协调责成办理。从过去市区级面对的是点对点的质询的方式解决方式,现在需要从质询转化到了征询,从抓权到放权,充分释放制度的红利。另外,还有一个微妙的环节,就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具体主导部门。无论是统战部、政协、人大还是党委办,形式多样,但不管是谁主导,关键是承担这项工作的部门需要有高屋建瓴的制度设计的概念。并且要有能力去整合和并轨已有的制度设计。才能够在协商的大局和部门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归为而不越位,帮忙而不添乱。

  第三重门,治理目标的问题。协商民主是过程不是目的,是工具不是实质。马云提到要做十年之后的生意,现在搞基层民主协商也要看到十年后的前景。我们做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现代治理、联合治理实现基层自治。能够让老百姓在利益面前树立法治、规则、协商、妥协的意识,政府就还原了服务员和代理人的职责。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首先要赋予人的现代化。

  真正还权于民不是一时兴起,在座的基层领导干部需要做的要把群众培育、培养成能够拿得起手中的权利,用得到手中权利独立的公民个体,把群众培养成权利的主人。在座的基层领导干部也正是在实践者、先行着这样的理想。

  我谨代表我个人表示崇高的敬意。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对当前协商民主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我想做一个比较宏观的发言。首先还是要回到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怎么看中国民主发展和未来民主发展问题?

  这些年出现了一些舆论,说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一个很高度的民主,比西方先进,成熟自信。我的观点是,你们没有看“邓选”吗?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段时间反复讲,中国是民主太少、权利过分集中,有时候甚至是没有民主。由此提出了一个被我们党长期搁置的命题:民主化。民主化是延安时期讲的,1949年以后舆论觉得我们好象已经民主化了,文革说我们的民主比西方的民主高千万倍了,后来邓小平一下子掉过来了,说我们的民主太少,在四项基本原则讲话里面提出,搞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邓小平提出三大目标:富强、民主、文明。

  对于西方民主,邓小平的看法是西方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切实的民主。在这个前提下,他说,我们要建立比他们更高、更现实的民主。所以民主这个问题,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不要简单的弄成东西方的民主。东西方的人都是人,东西方的电视都是电视,东西方麦克风都是麦克风。所以民主是有其共性的。

  邓小平说要在下世纪中叶实行普选。在选举民主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在这种背景下搞的协商民主是什么?我用一个词概括,就是训政,目标是把老百姓变成能够适用于民主政治的新人。要使老百姓习惯于和平的参与,不是扔石头;懂得参与的规则,不是乱来;懂得开会要有什么程序,不要没有轮到你发言,拍桌子就站起来了。民主要有一个训练的过程。

  协商民主应该提出一个指标,社区百姓是否有事都想到要用和平、规范、有序的方法,而且是可妥协的方法来进行参与。这个社区的居民是否逐渐习惯于这样一种方式,你培养出新人来了,比哪个协商民主的具体条件都重要,这为竞争性选举做一个铺垫。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党的领导和公众参与的问题,我们的协商民主和西方的协商民主没有天壤之别。赵新讲的孵化社会组织我赞同。党的领导就是帮助扶持人民当家作主。你要扶持他,将他送上法治的轨道。在中国条件下要走训政的路就要这么走。

  这跟西方的情况相反,西方上世纪七十年代实现了普选,我们的经济利益结构和西方不同,从经济利益上缺少驱动。西方人富裕,但是他们自己兜里钱很少,基本上都是月光族,所以他们对于社区那一点利益是很当回事的。中国社区,很多上班族对于社区小利益不当回事,不愿意参与。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地方的基层党组织,应起什么作用?我认为应该抓重要问题。目前的情况经常是这样:小问题反复协商,中问题稍微协商,大问题两个领导人商量,或者一个领导人拍板。不要只把芝麻绿豆的事交给老百姓商量,要让老百姓对有意愿的参与的事情进行协商。要在群体事件高发的事情上多推进民主,哪一类是容易招至群体性事件的事情,哪一类事情作为推进有限协商民主的重点,这个过程逐渐的培养,要有一个训政的态度。

  西方协商民主和中国协商民主的区别:西方协商民主是自下而上的,是有根的,我们目前协商民主是领导要求的。在选举民主没有具备的情况下,协商民主是很脆弱的。因为协商完了以后,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拉倒。在选举民主基础上,协商民主有一定硬性的制度规范。西方协商民主是老百姓决策投票,这个地方要不要办一个什么事情,当地老百姓投票也是一个形式,投票所占的权重各个地方不一样。我们首先要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协商民主。中国的根在上面,西方的根在下面。要抓住重大问题做好协商,目标是训政,推进中国民主化。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有两个问题提出来大家讨论:

  第一,能否在法律层面对基层民主有一些较为具体的,或者较为宏观性的推进。很多基层协商民主,政策和政绩相联系,领导的更换导致政策不稳定、不连续。我们在经验的摸索和实践过程中,应当形成一定的法律方面建议,能够在立法上形成条文,避免基层民主人走政息。

  第二,刚才赵新提出一个新观点:“政府退出,党进去”。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时期是必要的,社会组织介入之后,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这不是一个常态,这是一个转型时期的特征。需要思考的是,基层民主的主体性、公民的主体性。

  我强调三方面:一是基层民主和法律的关系;二是基层民主和党的关系;三是基层民主和经济社会的关系。这三块是三个不同的纬度,希望能够有一些好的规范性的建议和模式,我们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而不是为某一任领导来做的。

  蒋德海(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第一个问题,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全面深化依法治国,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依法治国很多问题都涉及到权和法的问题。四中全会讲得非常清楚,全国人大立法要经过中共中央,这个已经表述的非常清楚。在社会生活中,法官、检察官第一件事要讲政治。我们依法治国要深入,就要解决好党和法、领导和法的关系。

  我们在立法中,先讲民主立法,再讲科学立法。现在很多地方涉及到民主立法都不太提了,这从法治角度来讲,已经是一种后退。这是有一定原因的,近期对民主建设有一些负面的看法,比如说民主建设是民粹主义,民主和民粹有关系吗?民主政治就是人民参与社会管理,人民参与社会管理,在这种基础上依法治国才可能真正的深入。依法治国的关键其实就是民主建设。

  第二个观点,依法治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法治国家建设要有一个民主的社会,然后才有法治国家,没有民主社会怎么可能有法治国家?今天我们要推进国家的依法治国、法治的现代化的关键就是怎么推动社会民主。社会民主强调的是由社会来管理事情。中央在这个事情上已经非常明确了,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了这个问题,十八大以后,这个事情非常清楚。我们现在社会的民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四个要素要解决:第一,行业的民主。各行各业,文艺界、教育界、医务界,社会由各行各业组成;第二,界别的民主;第三,思想民主,思想绝对不能用行政权来干涉;第四, 沟通、协商。现在社会已经日益多元化了,这个多元化社会怎么形成共识?就是要交流、沟通、协商。所以协商民主是有价值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共识。这就是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的基础,也是我们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的基础。社会民主建设的关键涉及到这四个要素。四个要素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成熟、壮大。如果这四个要素能够结合起来,我们依法治国需要的社会民主的有机体就形成了。各行各业要推动依法治国,推动行业和界别的民主,使社会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调整的有机体。

  社会民主自我有机体是马克思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马克思说,自由人的联合体,并强调了社会发展的未来就是社会管理要回归社会,要有社会自己来治理。但在这个问题上有传统的束缚,这就涉及到我们党和社会管理问题,以前是党的管理、政府的管理。现在既然回归社会了,我们的党的领导要进一步完善。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利来管理社会,这个规则的管理要逐步形成。

  第三个观点,从依法治国透视基层民主的深化。

  第一,基层民主的突出问题是什么问题?我感觉目前基层民主突出的问题不是基层群众的协商,而是基层民主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基层民主,来自于管理部门强行指定的候选人。人民民主的权利的实现受到影响。

  第二,基层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关系没有解决。比如说在基层民主中,基层选出了村委会负责人、党支部领导。据我所知,现在不少地方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很紧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在发展基层民主中,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第三,基层民主中,民主优越性没有真正的体现。协商的前提是主体的地位平等。要真正的促进协商民主,首先要解决基层群众的地位,保证群众有平等和自由的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利。协商民主好不好?应该有群体自己的权利,有人民自己的选择,我们推行民主政治,民主形式式多种多样,有选举、协商、磋商等等,强行规定用什么民主,恐怕本身就是对民主不尊重。

  从依法治国要求看,中国需要民主,首先是社会民主。基层民主是社会民主的基础,要想真正处理好基层民主关系,要处理好条块的关系,才能创建民主政治生动活泼的未来。

  周鸿陵(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

  我认为中国的民主经过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协商建设。第二个阶段,社会治理。新时期的协商民主是在治理失灵的困局下产生的,这既包括政府的失灵,也包括市场的失灵,政府和市场双失灵的情况下,出现了协商民主的需求,它的目标就是社会治理。

  现在对协商民主的评价是这样:

  第一,政府一直有意向,2006年的时候胡锦涛就提出来了协商民主。十八大的时候,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人大代表是根本制度,协商民主是基本制度。协商民主,从政府角度说是有意向的。

  第二,协商民主的法律依据还是有待完善。协商民主提出来了,但是制度化的东西还没有提出来,或者还不完善。

  第三,协商民主的民主需求,我们现在很多群体性事件是经济利益问题,群众的需求不是要推翻共产党,而是要解决他的利益问题。所以群众对协商民主这种方式解决他们的利益冲突是有很大需求的。

  第四,协商民主结果不是太明确,对协商民主认识,对协商民主评论都还在探索。我同意王占阳老师的意见,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协商民主就是一种“训证”,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让民众有规范的、有规则的来参与。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协商民主过程中的不规范,有很多的案例,在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当事人拍桌子的、动刀子的、打架的,他不知道什么是规则。在现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就是要通过协商民主这样一个模式的训政来帮助整个社会,包括官员在内的所有人有序参与的规范化、规则化,引进传统社会的君子人格的养成,这样才能推进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规范化、规则化,有几个考虑:一个考虑,训政的多元化。NGO或者公民社会,公民内部通过一个自组织,大家形成一个章程,大家共同遵守这个章程,来参与社会组织运行。公民自我训政也是很重要的。在协商民主过程中,需要开放、要多元化,不但可以用分享的方式、做报告的方式,很多年之前,我们还引进过戏剧的模式。在一个社区里面,或者在一个NGO里面,大家通过演戏,学习训政规范化的样式。训政的主要内容就是规范和规则。如果我们没有规范,在协商民主过程中,这个协商民主可能是糟糕的。1998年的时候,我们在湖北沙洋进行基层民主实践时,群众都打起来了,群众把这变成一个泄愤的渠道,尊重对手,不能进行语言和人身攻击,所以必须规范。如果我们在协商民主的过程中没有规则,还是一言堂,一个领导一个喇叭一讲半天,讲完了散会,那就没什么效果。在这方面香港做的很好了,我们可以拿过来,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来做。

  沈宝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听了大家的介绍,很感兴趣。各位都在基层工作,我当年也从基层干起,解放后参加工作,我在农村干了好几年,现在来想,基层工作的同志需要多考虑宏观的问题,用宏观的视角来看基层,当年我们没有这种眼光。谈几点感想:

  一是我们搞基层协商民主,需要从宏观上考虑问题。“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搞协商民主也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最大的实际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回顾几十年来,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让我们忘乎所以,忘记了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正在发展过程中的阶段,中国的各个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等等,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方面发展水平稍高一点,有的方面稍低一点。相比之下,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是稍低的。新中国65年,全过程我都经历过,回顾起来,我认为民主政治方面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方面发展中水平比较低的方面。政治改革滞后,上下级在这上面的认识差距很大。对于协商民主,包括基层协商民主更是刚开始。在这方面不要忘乎所以,动不动就要超过谁。现在很多人到国外去,一看一比较,我们确实落后人家很多。

  二是民主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几十年来争论很多。所谓民主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建设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毛泽东曾经讲过,我们要走人民共和国之路,这个认识很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我们长期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很长时间是封建君主专治,辛亥革命以后是北洋军阀专制,蒋介石统一了中国是政党专制。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推翻了专制制度,应当是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王岐山曾经向大家推荐一部书《旧制度大革命》,如果静下心来把这个书很好的看一遍,你就知道王岐山推荐这本书的意义很深刻。法国大革命,目标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大革命以后,进入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制度,革命者进入的政权并不是民主政权,而是又一个中央集权政权。专制的思想就是“跟着脑袋走”,专制制度的思想就在革命者的脑袋中,革命者很革命,但是他脑袋中还有旧东西。对照中国的历史,非常有启发,民主问题要站在一个高度来认识。

  三是协商民主。从中央到基层,这么大一个国家,真正要把协商民主建立起来,在我看来是非常难的事情,十年能够有一点眉目就不错了。刚才北京朝阳、丰台、东城谈的都不一样,从各个地方的实际出发,百花齐放,各有特点。说明我们正处在开始探索阶段,需要制度化。怎么搞制度化?各地情况不一样,需要根据自己条件在小范围内、微观范围内搞一些制度。这个制度不是孤立的,越发展越好。如果一个省、一个直辖市、一个自治区的制度,差别都很大,宏观上的搞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商民主政治制度,我肯定是看不到了。你们在座的看得到,起码几十年以上,中观的制度和宏观的制度,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从领导的提倡、文献、文件里面发发指示、做决定,离法律化还有很远,这是中国的情况。制度必须要法律化,只有法律化的制度才能有权威。

  关于党的领导,邓小平提法:“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党的领导肯定要坚持,改善党的领导要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不然坚持党的领导就很难做到。

  四是协商会怎么开始。各地要解放思想、敢于创造,允许不同的做法,允许百花齐放,一定是总结、归纳、提炼,理论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才有说服力,现在很多理论没有实践基础。所以我们写文章要谨慎一点。

  陈剑:今天下午请浙江和成都的同志给我们介绍他们在基层协商民主方面所做探索。先请浙江温岭的陈奕敏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温岭的做法。20多年前,我在温岭挂职,浙江温岭协商民主恳谈的做法历史悠久,在国内还是很有影响的。

  陈奕敏(浙江温岭市民主恳谈办主任):

  我与各位分享一下温岭的民主恳谈。

  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搞协商民主?1986年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在回答他对香港基本法立法委员的时候,有一个提问,问中国大陆什么时候搞普选。小平同志回答,50年以后中国大陆搞普选。1986年到50年,应该是2036年左右。2036年我们能不能看到普选的迹象呢?似乎看不到。既然我们没有条件搞普选,我们能够做什么为其打基础?简单的、低风险的、低成本的方法,这就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可以为选举民主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人民群众在参与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可以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公民精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温岭当地为什么要搞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的做法对当地的政府党委有什么吸引力呢?

  民主恳谈为当地的党委政府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平台,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平台,通过民主恳谈解决问题推进工作。民主恳谈从1999年开始做,为什么一直持续做?为什么当地政府能够支持我们做?就是因为民主恳谈能够为党和政府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二个问题,协商民主协商什么?这涉及到协商民主的议题功能。协商民主是为了优化政府的决策。协商民主简单来说分为三类:立法协商、决策协商、社会协商。温岭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化的东西,我们现在民主恳谈有七个类型:政府决策协商、预算协商、工资集体协商、政协协商、党内协商、村和社区事务协商。这七种类型里面最主要的是政府决策协商。政府决策协商的议题需要有三个特性:公共性、舆论性、可行性。协商的内容应当是政府能够解决的,解决不了协商也没有用。议题的提出有三个渠道:党委渠道,我们在制度设计上留出来一个通道;人大代表五人以上联名可以提出民主恳谈议题;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提出,只要他的议题符合我刚才讲的三个因素,他可以向自己选区的人大提出来。

  第三个问题,协商谁来参与,参与方式的问题?这涉及到协商民主的内在规定性。协商民主究竟是由精英参与还是草根大众参与?我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大众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主体不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一定是普通民众才是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基层协商民主是大众民主。无论是人大代表还是党代表还是政协委员,党和政府已经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活动的平台。基层协商民主的平台是为社会大众准备的。

  基于这样的考虑,参与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自愿参加。在民主恳谈前3到5天发通知,鼓励大家参加。第二,邀请。邀请两类对象,一类是决策项目利益相关者,一类是当地在社会上有一些影响的、有名望的人,企业家、学校的校长等等,他们参与是为了能够理性的来看待讨论的问题。第三,随机抽选。我们有一个镇所有的人口,民主恳谈每次从所有人中抽选两百名来参加民主恳谈。这三类方式各有所长,也各有局限性。实践说明,参与有效性更好的是自愿参与,每个人只要有兴趣都可以来参加。参与有效性比较高,他要表达意见,参与效果是最好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教授叫萨托利,他是美国参与式民主的专家,他讲公众参与的本质意义就是自发自愿的参与,而不是被参与,被参与并不是真正的参与。他的这一结论和我们十五年民主恳谈做法的体会是一致的。我们觉得自发参与是最好的参与。当然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我们怎么选择参与的途径、参与的方式,各地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温岭觉得自发自愿最好。各地肯定有不一样的想法。

  第四个问题,如何协商?温岭民主恳谈协商过程主要是对话。政府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后,参与者围绕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行讨论、对话。对话肯定是双向的,对话是参与者和政府之间对话,也包括参与者之间的对话。政府在民主恳谈会上要回应每一个参与者提出的问题。对话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共识。涉及到利益的一些决策肯定会有分歧,分歧的产生通过对话解决,各方之间一定要妥协,没有妥协就不可能有共识。所以妥协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互动方法。

  共识达成以后怎么办?政府一定要尊重共识。共识原则和选举民主有很大的区别,选举民主是由表决决定,协商民主无法表决。

  民主恳谈能产生什么作用?总结起来有两条:第一,温岭群众通过民主恳谈提高参与意识,培养民主意识和公民精神。公民教育不是上上课就能够培训出来的,公民意识的教育一定要通过实践培养出来。温岭已经有了15年的经验。第二,民主恳谈的另外一个作用是推动基层人大的改革。人大制度应该按照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赋予的权利运作起来,发挥它的作用。但是现在发挥并不理想。基层人大最主要的是三个权:选举权和罢免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通过民主恳谈激活人大,使它能够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利,这在温岭已经出现。

  最后,需要对民主恳谈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不可以夸大它的作用。民主恳谈还是有局限性的,它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张建人(浙江慈溪市委统战部部长)

  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坚持协商与决策要并行。我们就推进基层协商民主进行了思考。并结合我们慈溪的实际和浙江的特点,实现了镇、街道、社区、村推行基层协商。全市18个镇、街道都发了文件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制度。320个村、社区,除了个别村以外,全部推进了基层协商民主制度。

  在实际过程中,我们的做法和体会可以概括为五个一:

  确立了一个定位。浙江基层组织有三个:基层党组织、村委会或者居委会、农村金融合作社。我们要在这三个组织中推行协商民主,怎么推进?我们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确定为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成员参加的协同治理机制和民主协商制度。

  确立了一个理念。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一个渐进过程。

  首先确立协商对象,明确与谁协商。我们确定了2+X的方式,既有基层组织成员,又有社会组织成员,还有责任群体代表和专家学者的参加。

  其次对内容进行协商,我们把公共政策、公共议题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纳入了协商的范围。

  三是确定了怎么协商,我们把协商分为五个步骤,意见征集,征求群众的意见;征求意见以后,再以座谈会的形式、视察的形式来开展民主协商;协商的结果纳入决策,可以党委决策、政府决策和人大代表表决决策;决策以后,要告诉协商民主小组,通过他们告诉所联系的群众;在决策实施过程中,发挥民主小组的作用。

  规划了一个目标:制度化、多元化、程序化。制度化,按照制度规定的事项进行协商;多元化,在协商的过程中按照规范进行操作;程序化,环环紧扣的,不是中间环节可以删去的。

  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由统战部门牵头。作为统战部的一项工作,有五点体会:

  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基层重要的实现形式.制度设计中,意见征信体现群众方针,决策反馈体现到当群众当中去,决策实施监督体现把党的主张深入到群众中去。

  基层协商民主是保证基层群众有序治村的重要手段。有代表的产生,有一个责任群体的参加,基层的建设者把协商的意义通过公告的方式告诉群众。

  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是基层党组织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

  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是顺应现代社会治理机制的治理基础。通过建设一支协商民主队伍,充实了农村基层的治理力量。

  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是基层党组织集民智、顺民意的一个载体,可以解决一些矛盾问题。比如资金缺失,非公经济人士参加小组会议以后,他们在公共事务建设中就可以出钱给力。

  李小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社会治理这个范畴,主要是政府和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对话协商。1987年十三大提出来,重大问题让老百姓知道,重大决策要经老百姓同意。基层,公民自治这个层面,温岭是代表,但是温岭这个做法跟统一战线没有太大关系。

  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中,如何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成都的彭州,浙江慈溪都是统战部牵头,通过市委,以市委的名义做决定,用统一战线的办法推动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

  为什么统一战线能够推动基层民主协商?

  统一战线是中国协商民主的起点,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核心。中国的协商民主不是从西方学来的。40年代我们在抗日根据地搞三三制,已经孕育了协商民主的萌芽。1946年国民党、共产党、民盟等政治协商,达成和平建国五项协议。后来国民党撕毁协议,才打起来。1949年协商建国,协商民主在中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西方80年代才提出概念,我们1946、1949年就实施了。统一战线是中国协商民主历史起点。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真正的起点是1989年14号文件。开始把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当作一项制度来建设。经过2005年5号文件,2006年5号文件,2007年白皮书第一次提出两种民主形式,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我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整个发展,统一战线是主线,是核心。统一战线处于这样一种地位,有理由、也有责任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

  在基层民主协商中发挥统一战线作用。这个作用有两方面,一个方面是示范。一个是要作为核心去推动他。我们搞了几十年,我们有一套成熟的经验、成熟的做法。协商之前提前半个月、提前十天要把协商议题发给参与协商的各个成员,各个成员充分研究以后再来开协商会。一旦发现在基层协商民主中不符合这套做法,马上发现,就能纠正。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要承担着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化制度化发展的使命。在国家层面上,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我们继续推进。在基层怎么推进?怎么发挥作用?成都的彭州市、浙江的慈溪市的探索提出了一条新的路径。

  赵国忠(成都市统战部研究室主任)

  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但是协商民主具体形式目前还没有定论。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依法开展五种协商形式,这五种协商形式目前学界也有很多争议。

  我们比较认同协商民主两种形式:政治协商、社会协商。政治协商经过六十多年的实践,上升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社会协商还在探索和实验阶段。成都正在探索的是社会协商。因为是在县以下进行探索,所以我们定位在基层社会协商。

  1. 为什么由统战部牵头

  统战部牵头的适合性主要体现在:契合了党委统战部开展协商民主的历史传统,也契合了基层社会协商的工作定位;目前基层统战对象相当广泛,人数相当庞大,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非公经济从业人员、新闻界人士、城镇农民工代表群体增长很快,这些人已经逐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基层协商民主契合了统战部部分职能,统战部团结的人要多、团结的程度要深;价值一致,基层协商民主这个工作跟统一战线的理念是一致的,统一战线特别强调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结合统战工作自身发展的需要,统战工作的基础在基层,难点在基层,亮点也在基层。整合基层统战资源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和资源。统战部可以以此为契机,把统一战线政治优势转化为管理优势。

  2. 成都市推进的整体情况

  最早是在彭州,三个乡镇和一个社区试点。去年底已经试了二十个乡镇全面推开。去年8月份,崇州市又在5个乡镇试点,今年7月在25个乡镇推开。目前成都市新都区也正在开展试点工作。

  3. 试点期间的做法

  在探索中很好的解决了协商难题。解决在哪里协商,与谁协商,协商什么,怎样协商,协商成果的应用问题。一是通过搭建协商平台,解决在哪里协商的问题。成都都江堰在乡镇建立了乡镇协商会。二是通过民主协商,解决与谁协商的问题。协商的主体就是协商会成员。协商会成员是通过群众推荐、个人推荐、组织推荐、临时邀请的形式产生。三是提出协商议题解决协商什么的问题。乡镇协商会成员主动向群众搜集议题,并广泛向社会搜集意见。议题搜集起来以后,专门有议题审查小组对议题进行审查。四是保证协商结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程序必须要规范化。都江堰在协商程序上共十个步骤。五是协商结果的应用问题。彭州市协商结果出现了四个问题,本地无法解决的,就交市协商小组处理。涉及本地范围内的协商成果由镇党委负责处理。暂时无法达成共识的意见建议由相关部门做好解释工作。不能采纳的意见建议要做好正确引导工作。

  4. 成都特点

  一是实现了制度的设计。彭州市在这两年内,至少出台了十个文件。这十个文件的出台确保了整个彭州的工作顺利进行。二是体现了参与的全面。社会协商对话组织构架,最大程度扩展了人民群众的覆盖面。新建的政治协商会成员,包括了党员干部、普通群众和统一战线方方面面的人士。两极协商对话平台,尽可能把基层不同利益群体协调到活动中来。实现了基层民众的广泛参与和选面覆盖。三是突出了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和体现了群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议题的选择上,协商会成员成为了提供意见的主角。

  陈家刚(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角色变化。现代的工业建设和发展,造成了一个比较严峻的挑战,生态环境面临很多的问题。协商民主一个重要内容,把自然、生态也看作一个主体,要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也要有和谐的对话,要尊重自然本身的规律和发展的偏好。

  谈一下我的感受。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很多形式,有的是比较成形的,有的正在探索中。例如说政治协商制度,执政党与不同党派之间的协商,人民政协的协商,人民政协内部又有很多协商,包括协商对话,还有立法的协商。这么多的形式,从层级上讲,中央到地方都是多层的。从领域来讲,涉及到立法领域、行政领域、司法领域。有人不愿意说司法领域怎么会有协商。人民陪审制度、人民调解制度,有很多具有这样的特征。

  这么多的形式中有两个重要内容:一个内容是执政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这方面的协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内容。第二个内容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对话,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回应社会需求,化解一些社会矛盾.改革这么多年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积累的矛盾也多,积累的社会情绪也多。建立一个规范的平台和渠道,有一些对话和沟通的地方,建立舒缓和释放这些压力的平台。就能够很好的促进社会稳定和和谐。

  第三点感受,现实中怎么去做?推进民主需要转变观念。你怎么样议论政协的平台,把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你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来开展协商发挥作用。比如平等问题,指的是具体的协商过程中,协商过程中的发言权的平等问题。对待它国经验我们有一种什么态度,我们一直强调学习和借鉴。这些问题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在具体做法上,谈到协商民主必然会遇到一个问题,党的领导问题。这里面党的领导要重视,但是重视并不意味着其他各个方面都是比较消极的。

  具体制度建设方面,在政治协商里面,各地党委政府出台了政治协商规则,政治协商规则有的虽然很具体、可操作性,但是还有一些细节问题,还需要有一些技术性的、实施细则性的规则。具体的环节和程序要设计起来,不能说我什么时候想做这个事情了,或者是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结合起来,尽量避免自选动作。

  这两年有一个争论,把民主的前提忽略了。对制度本身的民主特性,这不应该去质疑他。问题是怎么让民主做的更完善、更好。要充分发挥这些存量资源的作用,把存量的体制用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那么多存量的东西,我们有没有把它用好。这些年改革和创新很多地方有突破,但是很多还是把以前制度的东西通过程序和技术让它在实践中运转起来。比如说协商这个词在汉语中也是有变化的。1946年的协商、1949年的协商和50年代以后的协商,虽然还是一个词,但是意义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变化呢?基层面临的问题多。基层的东西要从两个方面理解:要创造一些新的制度、平台、渠道,解决基层面临的矛盾问题;要把协商放在新创造的制度形式中,成为体系。

  学术的探讨和实践的关系。我们作为研究者经常会到实践中考察,但是学者到底作为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去参与?是主导、是参与还是观察者?我个人认为我是一个观察者,我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过于深入的介入、参与,其判断和分析会受到影响。如果有问题,可以探讨。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还是愿意观察这些改革者的做法。

  制度的价值是实践。这些制度要让它醒过来,让它能够在实践中运转。谈到民主的时候,民主是需要条件的,但是民主的条件是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我们做村民选举的时候,老百姓也不一定会投选票。你不断的做这个事情,慢慢的会形成一种习惯,养成一种素养。协商的过程尤其要注意是那些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这个过程。协商民主理论在探索,形式也在探索,希望这些探索和思考能够从整体上有利于发展。

  关于译法,这个问题我做过详细的研究,也请教过海外研究中国的专家。首先一点,把一部外语翻译成中文,这里面要面临很多的问题,他有四个方面,这个词原意,英文是什么意思;他这个词在语文意义基础上,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又是什么意思;翻译到汉语中来,能不能找到跟他意思对应的; 这个词实践意义的表达。

  Deliberative意义有两个,第一是认真的去思考,审慎的去考虑。第二是对话和讨论。所以它有两个含义,对话讨论时你也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还要表达你的偏好。这样翻译过来之后,现在有好多种翻译,审议的、审慎的、商谈的,比较Consultation、negotiation、talk这些词,有一些词翻译过来正式性和非正式性不一样,有一些是日常的。选择“协商”这个词也有一些考虑,因为我们有政治协商,我们政治协商跟它不太一样。Deliberative是不是协商呢?我们请教外国专家,更多的是一种咨询、知意,居高临下的,可以征求意见,可以是做完之后再听听你的意见,不是决策之前,大家还没有做决策,只不过丰富和发展了协调。我们请教了多方之后,我们认为翻译成“协商”,不要把它等同于Consultation。

  尧敏双(中共彭州市委统战部长)

  彭州的做法我归纳为三句话:坚持两类结合,搭建三级平台,构建六项机制。

  第一个结合,顶层设计和地方实际结合。我们要把这套制度有序的推进下去。谋定而后动。2013年的四月市委常委研究,以市委名义发文,我们把协商主体、协商程序、协商保障措施进行了明确。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市委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面设了一个社会协商对话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委统战部。由统战部牵头统筹协调和推进这项工作。然后开始试点,通过试点摸索一些经验,形成了一系列的文件。这是第一个结合。

  第二个结合,整合和创新的结合。把现有已经形成的渠道整合到基层协商民主渠道里面,企事业职工代表大会,按照协商的要求,它不完整,但是它已经是渠道了,我们把它整合起来。村社区的居委会,我们把它纳入到协商民主的渠道里面。新建乡镇街道的协商会,医院建立医院的协商会。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做法。

  三级协商对话平台。包括各个主体、各个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广大群众协商对话。我们搭建了三级,一级企事业单位。二级村社区。三级乡镇街道。这三级平台的搭建,它的功能能不能实现,关键是两方面,人员如何产生;人员结构是什么样的。我们的产生办法,比如说村社区严格按照村居委会的组织法,自治,按照5到15户,群众自己推荐,产生了村社区的议事协商会,在村社区的议事协商会中产生了镇议事协商会成员。问题是,是否有议事协商能力?广大民众过去没有经历,协商议事能力有一定问题。我们在人员结构上做了安排,一是镇协商会的成员从村产生的,他代表群众,这一块不能超过60%,还有不超过40%的是统战部推荐到政协领域去的成员,这些人加入提高了议事协商能力。二是干部,包括村组干部,不能超过25%,普通群众是绝大多数。涉及到一起协商的时候,我们采取了协商的办法。涉及到领导,请一些专家来列席,他们可以表达,但没有表决权。这是我们三级平台的搭建。

  构建六项机制,一个是议题的征集机制;二是规定了议事协商会的成员,他们规定审查哪些要上会议的;三是成果应用机制;四是利益协调机制;五是信息交流,上面有什么要求,老百姓有什么反应,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共同做,把它搜集起来;六是考核评价机制,考核是市委对各个部门进行考核。要对党委政府及其班子成员进行评价,有没有落实,有没有纳入到决策程序,没有纳入到不行。

  通过这一年多的探索实践,彭州现在是20个乡镇、356个村社区已经全覆盖了。今年38家企事业单位的试点已经全面了,明年就要在全市把企事业单位补建齐。企事业单位职工大会主要是内部,把职工的主人翁精神怎么发挥出来。另外,跟社会有关的医院、学校,这个平台怎么搭建。通过这些我们已经初步构建起了不同区域的群众对重大事项关心的问题。不同利益群体他们关心的事项有地方议了,通过这些,探索了协商民主在基层的一条路子。

  黄国华教授(成都市委党校)

  避免几个倾向性的误解。

  一是带有本原性的问题,不管是选举民主还是协商民主,它的根都在民主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互补关系。西方政治学里管理民主就是一句话:人民的统治。马克思关于民主是什么?人民的自我规定。这个区别在哪?就是怎么落实民主上有区别。怎么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是基层协商民主根本。基层协商民主,习近平讲的很好,一定要确保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是与人民群众的协商。他不是和统一战线的协商。所以,当家作主和参政议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二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到底是什么?三中全会还有一个原则,基层协商民主是形式多样的,不用采用一种模式。沿海经济发达地带和西部不一样。

  三是工作机制。政治协商有一整套的东西,党委政府这些领导机关怎么与人民群众协商?确实有点茫然。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有这么多的实践,这里面就有工作机制问题;这个工作机制就是书记带头,这是执政党提出来的问题,你都不带头参加,那别人参加有什么意思?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的广泛协商。如果是某一个部门来抓,抓不好是必然的。抓好了是偶然的。所以必然有一个联席领导会议的小组。统战部只是牵头的,他并不代表统战部的意志,而是代表协商小组的意志,不要把它当作某一个部门。工作机制之后有一个平台。中国构建基层民主平台的时候,一定要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视野,国家要协商,地方要协商,基层要协商,但是真正需要构建平台的只有一个,就是基层。基层协商民主主要是居民、村民、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基层协商民主平台搭建好了,地方只是不同的议题在人民群众中协商。因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是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没有必要单列一个组织和协商单位和政府的协商。那就多此一举了。

  基层协商民主是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现代化的基础。这个平台搭建好了,纳入到基层协商民主去协商。所以不能误读为由统战部来抓、由宣传部来抓。

  基层协商民主不能等着中央给你下一个指示说基层协商民主必须由哪个部门来抓,这是荒谬的。党的工作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以基层的工作机制是联席会议、书记挂帅,由哪个部门牵头。不能单纯的排斥统战部。

  提问:在基层协商民主过程中,据我们所知,不单有统战部、政协牵头搞的,也有很多是由第三方,社会组织牵头搞的,你们对社会组织介入协商民主是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

  黄国华:在执政党看来,社会组织属于基层组织的内容之一。所谓基层协商民主,包括了五大块:村、社区、乡镇、街道、企业、事业、社会组织。这在党的十八大报告的概括,所以他不会单独为社会组织协商构建一个平台。而是在成员中给一定的份额来反应社会组织的诉求。

  提问:统战部主导的模式我去过很多地方。协商民主有一个比喻,协商民主就象一盘菜,统战把它炒了,就是统战的味道,政协炒了,就是政协的味道。我作为研究者,代表非统战味的协商民主实践者提这样一个问题,统战成员比例这么高,会不会有一种风险,初衷是想让基层社会没有话语权的人赋予他话语权。但把统战的味道加到60%、70%,会不会依然是精英民主的下沉?具有精英身份的协商代表再把他们组织起来再协商就是他话语权的二次加强。会不会有这种风险?

  张建人:这个我想没有什么风险,如果他是草根民主的对象,但是他没有参政议政的能力,他的意见也难以发表。我们社会参与中有一个意见,协商分会成员要把百姓的意见带上来,他如果没有把百姓的意见带上来,就证明他没有做好。

  李承松(四川崇州市委统战部部长)

  崇州市是在五个乡镇进行试点。今年我们在25个乡镇全部推开。我们市委也把这项工作列为崇州市重大改革项目之一。我们通过两年的实践探索,总结起来概括为五个一。

  建立了一个好的体制。2013年试点的时候,以市委下发文件,市委书记担任这项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政协主席、常委统战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政法委书记、宣传部部长都加入进来了。

  县这一级政治协商是精英协商。乡镇、村级的社会协商是草根协商。社区、村依托议事会这个平台,把协商会的职能加到议事会里面,推动协商会的运转。

  结合崇州的实际,我们协商会成员的产生,有乡镇议事会的成员,有两代表、一委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新兴的职业农民和农村的乡土人士,这些人产生乡镇的协商会成员,由他们组成协商会,他们代表了一个片区、一个行业。

  做好议题搜集,这是自上而下的升级。后面开会的时候,党委政府提出把有些重大的决策交给老百姓、大家协商。自上而下的搜集议题,协商会的成员到他那个行业、他那个社区代表老百姓,搜集他们的议题,搜集上来以后,把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交给协商会协商。

  开好一个会议,专题协商、民事协商,如果村镇和社区遇到重大问题以后,他们临时召开协商会临时协商。这个会议由我们党委副书记来主持,作为召集人,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作为临时代表,协商主体是群众之间的协商,党委只能列席,协商会召集起来以后,党委政府这边有好的意见、建议、议题交给党委政府提出来,党委政府不能作为协商成员。

  用好一个接口。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协商会没有决策权。但如果在协商会上群众反应的呼声非常强烈,对上项目,或者某一项重大决策,群众反应强烈,你就不能实施。他有否决权,我们授予了他们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制订了规则是:协商的结果作为乡镇党委政府决策依据,而且要公示;涉及到特别重大的、需要管理部门解决的,就用协商会领导小组办公室梳理,梳理以后报给相关领导,特别是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他们做批示,由职能部门落实;一些重大问题可以作为政协提案提交给政协,列入市政协的决策参考。

  协商会以后,群众民主参与的意识不断提高。第一次我们召开协商会的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二次来开以后,大家发言很踊跃,重大的问题,大家都主动的发言,要求发言。感觉他们民主参与的意识不断升级。第二步也开创了社会治理工作的新模式。以前我们在搞项目的时候,很难推动,党委政府无法推动。我们有一个乡镇搞了协商会,他们主动提出来的,要修一个沟渠、修一个道路,乡镇党委就到市级争取道路。老百姓把他们的自留地让出来,把他们树主动砍了。如果以前党委政府主导这个项目,很难让老百姓推进。第三,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议题搜集都是从群众中来,反应到群众中去。第四,为党委政府搭建了平台,化解了很多矛盾。有一些群众不了解党委政府的决策,党委政府在会上,大家把情况说清楚,化解了很多矛盾。

  常敏(四川崇州市崇平镇副书记)

  作为基层民主协商的操盘手,谈点认识。

  做法主要通过几个方面:第一,制订议事规则,做到议事有规则,协商有地点,提议有人管。第二,严格成员的产生。全镇在每个社区中产生五名代表,全镇共有43名基层代表,其余25名从学校、银行、企业、社会各界人士中产生。全镇地域全覆盖,行业全覆盖,所有这些单位成员囊括了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人士。第三,议题的搜集和审查。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搜集和撰写相关的议题,上交到镇社会协商会议,提交镇社会协商会议议题审查小组进行审查。审查后上会。目前为止我们召开了两次的协商会议。第一次,我们搜集到议题33篇,第二次搜集到38篇。这都是我们协商会的成员自愿撰写议题。第四,大会召开,首先有政府的政党通报政府工作运行情况;议题撰写人对提交大会协商的议题进行说明,列会代表也可以进行补充说明,涉及到的相关部门和个人进行解答;协商的主体不是政府和协商会成员之间的协商,而是协商会成员之间的协商,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依据。第五,协商结果的应用。协商有了结果以后,一定要应用,群众要眼见为实,通过协商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最关键的。然后才能吸引参与。

  推进的过程中有几点困惑和困难:第一,协商会成员的代表性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外来务工的人员越来越多,平常能够在家里开会的一般都是50后、60后,要么就是小孩。这部分人能否反映诉求呢?在撰写议题的时候,是在家里闭门造车还是到群众中搜集议题。第二,成员自身的素质。现在的农民准确意义上讲已经不是农民,也不是打工仔,而是产业工人。年轻的劳动力都在外面常年从事打工,就是一名真正的产业工人。之所以说成员的素质有问题,农村留下的这部分老人一般文化程度低,他们能否准确的反应群众的诉求和呼声,这是值得担忧的。第三,宣传的方式和方法。基层民主协商,要被广大群众知晓和认可,宣传必不可少。我们派发宣传单,群众会看吗?他们会认知吗?去年村社区进行了换届,我们一改过去的宣传方式,用一个彩色的宣传画报,把所有候选人的彩色相片张贴到上面。群众就会主动去看,他会招呼大家来看,这是你家的老二,那是张家的老三。在议论中他不自觉的就参与了。这在宣传的方式上对扩大基层民主协商是有意义的。

  推行基层民主协商的几点思考:

  一是要在有用性、必要性、可靠性上下工夫。群众需要协商的形式,并且通过协商达到了社会治安的好转,环境卫生的优化、生活质量的提高。附近的村组纷纷效仿。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成立了五支队伍,政策法规宣讲队,农业技术服务队、群众事务代班队、矛盾纠纷调节队、环境纠纷督导队。这是老百姓自己协商出来的,他们需要这五支队伍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把群众智慧发挥出来。这是对有用性和必要性最好的体现。

  二是可控,必须要在法律框架下协商,协商的内容要符合法律,符合群众的利益,我们协商的议题一定是群众关心的,并且涉及最广大人的利益的议题。这样才会吸引他们参加协商。

  三是多样性和灵活性。目前仅仅停留在大会协商上,以后还可以通过网络协商、信函协商等多种方式来拓展基层民主协商的方式。现在是一年两次,可不可以加快频率,让我们的协商推进维稳,促进和谐。

  张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关于基层协商民主的研讨。我本人承担了今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这个重点项目就是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政治化发展的研究。今天下午有幸听到了浙江、四川方面的来自基层的介绍,深受启发。基层的同志实际是帮了中央一个大忙,大家不要小看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的意义。你们有可能成为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的小岗村。历史会给这些先搞基层协商民主的县市写上一笔。

  基层协商民主是党中央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十八大以来关于协商民主,有很多新的提法.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分别在人大、政协两次会上的讲话。这两次讲话是有分工的。这两个讲话是一个姐妹片,人大讲话重点解决为什么要搞民主,到了政协,重点解决搞什么样的民主。

  习总书记说,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面临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共产党要破解执政难题,总书记提的是改进党的执政方式。

  怎么破解执政难题呢?就是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两个问题都跟历史有关系。我们在法治上有成功的东西,也有挫折。我们在民主问题上也是这样。

  破解这个难题,就是要找到合适的民主形式。两个民主形式,一个是选举民主,一个是协商民主。选举民主是民主的基本形式,要搞选举民主,往往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社会贫富差距不能太大。第二,党内腐败不能太严重。这两个问题不具备,搞选举民主就有可能出问题。

  现在把协商民主推到前台,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考虑。协商民主很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华文化传统,也是人民喜爱的民主形式。总书记把协商民主称之为我们独有、独到、独特的。

  既然有这个好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把它用起来呢?我们当然要民主了。这一次习总书记跟奥巴马在中南海会见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内容是跟奥巴马解释我们的民主问题。我们要考虑民意,我们这个能反映民意。你别以为只有你那是民主,我这也是民主。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看很多写文章的,理论根据都是西方的民主理论。好象我们协商民主是来自国外。协商民主过去有这个概念,当然翻译、咨询表达了这个含义。

  当然不是说西方没有协商。一般协商行为和协商古今之外都有,关键是在民主。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宪法上规定了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写到宪法,没有。只有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独特、独到、独有的。

  我们过去搞协商民主,有一个缺点,主要侧重于高层,并不在全社会推广。这次习总书记讲了:协商民主是实实在在的,不要做样子,你要把它做实。协商就是要真协商。不要做成一个形式。第二要做全,不是局限于某一方面,别让它浮在上面,不着地。这个一旦搞好了,就是对人类的贡献。这是战略性的考虑。

  具体的协商民主怎么进行,现在提出了协商民主形式,党的三中全提到的是五种。我理解,具体的形式要靠大家去创造。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体系。

  协商民主究竟怎么搞?党的三中全会《决定》中的一段话:在党的领导下,就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我们的协商民主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离开了党的领导谁去搞协商民主?所以党的领导也是我们发展协商民主的第一个原则。各级党委要承担领导责任。如果放在统战部,有一个好处,统战部在发展协商民主上有先天优势。过去搞政治协商、多党协商,他有这个经验。

  人民政协说我是专门的协商机构。人民政协也可以,也没有关系。人民政协有一个弱点,下不着地,他到了基层没有了。

  发展协商民主,都是为了达到共识,需要划分一个层次,区分类型,中央要解决的问题,地方要解决的问题,基层要解决的问题,三者是不一样的。

  我把协商分为:共识性协商、决策性协商、利益性协商。这三个协商是三个层次。

  国家层面是共识性协商,政治协商、立法协商,所有这些全涉及到共识。甚至包括发展大的规划,共识的问题要集中在这儿。政治协商要求的是求同存异。

  地方层面是决策性的协商,重大问题落实。这就涉及到决策,决策怎么科学合乎民主。现在地方上很多在这方面出问题。这里上一个项目,那里上一个项目,最后不了了之。涉及地方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就要进行协商。决策当中存在着什么问题,你要找出来。你把这个东西抓到了,你的决策就完善了。因此决策协商要求的是“存同求异”。

  最后一个是利益性协商。大量群众关心的问题,发生在基层。所以我们要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基层解决协商民主,不是解决我这个市怎么发展的问题,而是放在协调利益上。在这个过程中奉行的原则是求同求异。运用是尊重多数,照顾少数。少数人的利益不可忽视,一定要兼顾。哪怕只是一户的利益也不能忽略。

  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意义重大,看似基层,实际关系到全局。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推进这项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陈剑(会议主持人)

  我做几分钟小结。

  今天召开的基层协商民主座谈会是很有时代意义的。刚才张峰院长给予了很高评价,我十分赞同。基层协商民主有着广阔的天地,而且有着巨大的需求,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的内容,也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推进改革的诸多内容中大力提倡推进的内容。

  中国36年的改革开放,发展走到了今天,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后,对利益的诉求和利益表达急剧提升。权利意识的提升实际是这个社会充满活力的体现。中国社会,大量矛盾积聚在基层,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平台,大量矛盾和问题不能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加以解决,就会出现诸多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和谐。基层协商民主,就是要建造平台,通过协商对话,让群众的合理诉求,通过对话协商加以解决。今天,北京、浙江和成都三地区县市、街道的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者,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积极探索和取得的成就,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一些困惑;专家们通过参与点评和表达他们的看法,给我们展示了目前国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水平。虽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探索途径不同,形式各一,专家们的认识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一个基本共识是,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重要的是搭建良好的制度平台,使基层协商真正能够反映民主的真谛,进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

  再次感谢各主办方和所有参会者为本次座谈会所做的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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