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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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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面对疫情,新加坡步步走在世界最前列

作者:童大焕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20年02月20日

本站发布:2020年02月20日

点击率:373次


【1】

  一些国内网友解读新加坡面对新冠肺炎采取的策略,用了诸如“听天由命”、“无所谓”了、“佛性接受病毒传播”、“新加坡要变成第二个武汉”等耸人听闻的标题,使这个问题很快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甚至据说还有人指责新加坡政府“草菅人命”、“无能”、“佛系”、“不作为”等。

  看到一些相关文章后,我用文章标题作出了非常明确的“新加坡不会成为第二个武汉”的事实判断。

  作出这一判断,不需要去考虑什么“国情不同”、“经济结构”乃至于有多少病床等等。面对不明病毒这样一种神出鬼没的人类共同敌人,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敢草率轻敌,而我们唯一需要考虑的,是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才是最有效的!

  【2】

  事实上,面对新冠病毒,在信息透明和行动果断方面,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区几乎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2019年12月,武汉发现疫情,12月底上报,12月31日中国疾控中心派出专家组赴武汉;

  2020年1月2日,香港特区政府召开跨部门会议,检视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的预防措施;

  2020年1月3日,武汉飞往新加坡的旅客抵达樟宜机场时需接受体温检测;

  2020年1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启动“严重”级别应变;2020年1月8日,香港特区政府将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同日,香港突然“修例”,要求将有关病例列作须呈报疾病并强制隔离,拒绝隔离及接受医学检查即属违法,一经定罪罚款5000及监禁6个月;2020年1月20日,港府宣布再推出三项新防疫措施,包括从21日凌晨开始实施健康申报表制度,要求所有武汉入境人士必须填写,如拒绝填写可被罚款5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

  1月23日,新加坡出现第一个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患是一名从广州飞到新加坡的武汉游客。同日,武汉宣布封城。

  1月27日,新加坡的确诊病例达到7例,全部都是来自武汉的游客。新加坡政府随即将疫情预警级别定为第三级的黄色,并宣布限制持湖北省签发中国护照的游客入境,同时要求在1月14日之后从中国返回的居民(不分国籍)自行居家隔离14天,而从湖北省回来的居民则需遵守强制隔离令,接受定时抽查。

  1月31日,感染病例增加到17例,所有确诊病例仍都是武汉游客,新加坡政府宣布禁止所有非新加坡居民的中国护照持有者以及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其他国家人士入境或转机。这种措施基本等同于国内城市的封城措施。这就从源头上大大减少了输入性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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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式的“封城”措施,比美国早,也比香港早:

  美国是宣布东部标准时间2月2日星期日下午5时开始,除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直系亲属以外,在过去14天内曾前往中国旅行的外国公民将被拒绝入境。

  香港是2月5日下午,宣布从2月8日凌晨开始,内地抵港需强制隔离14天。

  2月7日,在新加坡岛内出现三起源头不明的病毒病例后,新加坡卫生部随即将警戒级别调高到次高级别橙色。

  也就是说,从1月3日开始,新加坡就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了,随着情况变化,策略也在变化,而且每一步都始终走在世界前列。

  香港比新加坡在行动上略逊一筹。它有难言之隐,你懂的。

  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必须同时具备三个相互连接的条件: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缺一不可。而现实中,这三个环节不可能被百分之百地很快切断,但及早控制传染源,就是重中之重。不能把小病拖成大病,再来集中一切力量治大病;不能把小事拖成大事,然后集中力量办大事。那时只怕一切都为时已晚。

  新加坡始终盯住的就是这个关键点。否则,一旦传播过了某个临界点,集中再多的资源都将不敷使用。

  【3】

  为什么偏偏是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城市有什么共同点?

  这两座城市有三大特别重要的共同点:都是世界金融中心,都是世界交通枢纽,都是精英治理专家治理的典范。

  新加坡政府长久以来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技术专家治国政体(technocracy)的典范。其特点是在决策中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因素最小化,强调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主导地位。

  英国《经济学人》2011年月的一篇《技术官僚:像机器一样思考》文章认为,技术专家治国政体是最适合应对灾难管理的体制,并认为新加坡是技术专家治国最成功的案例。

  【4】

  在专家治国模式下,社会就像一架精密的机器,每一种应对都是丝丝入扣严丝合缝的。

  新加坡的防疫预案简称DORSCON,从低到高分绿黄橙红四级。

  这个预案很详细地对相关情况下的防御措施、政府跨部门协调、出入境控制、公众交流、应急物资采购等方面的应对措施做了说明。内容涉及组织早期治疗、采取降低病毒传播和减低对卫生系统冲击的措施,并对如何保护医疗人员、确保基本社会服务,以及商业的延续性做出了相应的规定。预案对疫情出现时的隔离、治疗、接触隔离、探访、甚至尸体处置也做出了指导性安排。

  所以,防疫预案就像电源开关,开关一开,相应措施就迅速启动,比如:即使仍然举办元宵节万人宴,但也已经根据橙色警戒级别的要求将规模减半。与此同时,学校取消了所有课外活动和升旗仪式,要求所有学校和工作场所每天测量四次体温来控制疫情,公立机构和私营公司则立刻将各个部门人员组合成互相不接触的AB两组人员轮流办公,以保证一组人员因感染病毒接受治疗和全体隔离时,另一组人员依然能保证所在机构的运转。

  这种不动声色有条不紊的平稳、有效运行机制,才是保障一个社会临危不乱的高能级系统构建。

  相反,平时麻痹大意,遇难时临时抱佛脚,慌不择路,则,再多的人力物力资源都无济于事,因为健全的运行机制不在,关键时刻资源堆积与挤兑必互相磨损和卡壳。

  从李光耀时代就开始奉行的技术专家治国理念,给新加坡带来长期繁荣和稳定,社会各个层面的协调性能力很强。新加坡这么年轻的国家,给世界的启示和治理贡献,值得好好思考和总结。

  我希望这次疫情过后,人们能够换一种语境来重新思考国家和社会治理,抛弃落后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用简单的、边界模糊的“民主”或“非民主”等标签,而应该用“专业”和“业余”,或者“简单冒进”与“复杂稳健”为标准,让科学与理性战胜迷信与愚昧。

  【5】

  到2月13日,570万人口的新加坡累计58例确诊,15人治愈,还有7人在ICU。当前确诊感染率为58/(570万)=十万分之1.018。

  中国国内疫情更新至 2020.02.13 24:00,全国确诊63851例,其中湖北51986例。

  2020年2月13日,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公号报道: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表示:要清醒认识武汉疫情的不确定性。与输入地相比,武汉感染者底数还没有完全摸清,蔓延扩散的规模也没有较为精准的估计预测。据有关方面推算,武汉潜在被感染的基数可能还比较大。

  据此,我们认为6000万人的湖北数字不准确,湖北以外的数字比较准确,那么,13.3亿人,确诊了11865人,确诊感染率为十万分之0.892。

  而不完全统计下,湖北确诊率为51986/(6000万)=十万分之86.6;

  同样不完全统计下,武汉确诊率为35991/(900万)=十万分之399.9。

  两相比较,商务繁忙的新加坡,感染率并不比九州闭户的中国国内高多少!如果你相信武汉最终都可控,如何就不相信新加坡可控呢?

  相反,全中国付出的代价,武汉付出的代价,和新加坡付出的代价,不是一目了然吗?

  【数字一算,才知道什么叫触目惊心!建议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遇到问题多拿起笔,拿起计算器来算一算账。这是理性思维的起点!那些以为只要集中一切力量,就能办成一切大事的,想一想,湖北之外,全国不到十万分之一的确诊率,社会已经全体总动员,甚至不惜经济停摆,医学力量和社会动员力量已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即使支援武汉的人力物力医学科技力是无穷无尽的,哪一座城市,能够短时间内承受高达400倍的重压?——其实还不止400倍。因为遇到这种未明病毒,十万分之一感染率已是平时N倍重压。这个400倍,还是在非常时期基础上的400倍!武汉和湖北的数据,还是不完全统计。】

  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是愚蠢。罗素说:“人生下来的时候只是无知,但并不愚蠢,愚蠢是后来的教育造成的。”所以,愚蠢跟文凭、学历无关,跟独立思考、逻辑思考、数学思考能力有关。

  【6】

  对于知之甚少的流行病毒疫情,人们往往习惯于持两种极端的态度:

  一种是盲目乐观,迷信人海战术,以为只要倾国倾城之力,一眨眼就能把疫苗和特效药研制好,国家厉害,一挥手就能众志成城,战胜疫情;

  另一种是太过悲观,相信“天命(谴)”或“阴谋论”,以为一切都是“自作孽,不可活”,只能听天由命,接受上帝和自然的惩罚。

  最理性的态度是中庸。治未病,关口前移,信息公开,上下一心,同舟共济,科学、理性、从容应对。

  一个好社会,后方的人、思考者、制度设计者,应该全方位致力于如何实现第一时间减少事态恶化,以期减少无谓的牺牲,减少有限资源和人无端消耗到前方去冲锋陷阵;而不是不注重事前防范,总是在事后,在后方鼓吹、鼓励、鼓舞、感动、感慨、感恩于有多少人和资源去前方冲锋陷阵!

  加缪在《鼠疫》中警告:

  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

  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老子《道德经》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真正的千古名言啊!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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