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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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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庆成:“占中”应该给北京带来什么启发?

作者:戴庆成

来源:联合早报

来源日期:2019年05月01日

本站发布:2019年05月01日

点击率:943次


五年前香港发生的“占领中环”运动,到上周三终于有了阶段性的了结,两名主要发起人戴耀廷和陈健民皆被判入狱16个月。这个判决在香港社会引起了不少争议和反省,但对北京当局来说,“占中”所带来的反思不应该只限于此。

回顾香港的民主发展历程,普选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争论不休。虽然立法局曾经在1991年引入直选议席,但由于中英政府对1997年主权交接出现分歧,香港民主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加快。97年回归初期,香港政治和经济混乱,社会批评小圈子选举过度保护了商界利益团体,要求普选的呼声也日渐升温。

眼见香港社会在普选议题上纠缠不清,中国政府在2007年12月首次明确提出了香港普选的时间表:2017年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由普选产生,之后立法会全部议员也可以经普选产生。这次决定被视为北京当局首次承诺为香港普选特首设下实行时间,意味着香港普选步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理论上说,社会必须先就采取哪种普选模式达成共识,订出清晰的普选路线图,然后才能订下普选时间表。但由于香港社会多年来对普选模式的意见不一,要达至共识并不容易,北京最后决定变通,先订出普选时间表,再寻求港人对路线图的共识。

当时北京的这个决定,可以说是务实、灵活的。若坚持“先图后表”,只会拖慢香港政制发展的步伐;反而“先表后图”是采取先易后难的思维,可以使得普选早日落实。可现在回头一看,北京此举无意中也为日后的“占中”播下了种子。

最近我刚好在重温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据他描述,法国大革命发生在旧君主制度最繁荣的时期,路易十六推行的财政、赋税政策与他的前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温和的。此时的路易十六对穷人的苦难体现出“真正关心”,这种现象也是以前找不到的。

托克维尔就此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当时法国的经济即使称不上繁荣,至少也处在了发展和转机的阶段。统治阶级与下层人民间的矛盾并没有激发到必须革命的程度,政治上相对开明,“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的答案是:此前法国人民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大意是,路易十六的改革给予了民众不合理的期望,一旦改革未能带来预期的结果,社会动荡就会愈演愈烈,甚至爆发革命。

这个景象和最近20年的香港可以说是极为相似。港人追求普选并不是回归后才出现,但在过往,由于中央政府一直没有明确的答允普选的时间表,港人虽有不满,但也只能无可奈何。直到2007年北京当局为香港普选时间表“一锤定音”后,大家都认定了香港一定会有普选。

我清楚记得,在2007年之后的几年,香港全社会对普选的讨论到达了高峰,弥漫着一股乐观的情绪。社会上出现不同平台让市民讨论和辩论不同的普选方案。一些建制派人士甚至私下称应让不同背景的人士都可以参选。大家似乎都忽略了在现实中,北京才是在香港普选议题上扮演最关键角色。

后来戴耀廷提出“占中”,意图向中国政府展示政治肌肉,反而令北京有所忌惮,全国人大在2014年8­月31日对关于香港普选办法做出的决定,等于关上民主派人士参选特首的大门。泛民支持者由此愤怒地认为被北京欺骗了。之后学生发起罢课,引发79天的占领运动。

期间,我采访参与运动的港人,大部分人都提到同一个参与“占中”的理由:北京07年的决定让他们以为香港普选有望,后来的“八三一”决定是言而无信,将之前的承诺全部撕烂。“占中”发生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北京在某个程度上让香港人对普选产生过高和不现实的预期,结果失望越大反弹越大,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占中”结束后,香港普选的大门再次关上。但无可否认,香港社会上要求重启政改的声音仍然存在,如这次“占中”案件判决之后,民间又涌现了一股要求特区政府重启普选的呼声。然而,北京有了前车之鉴,还敢再次给港人一个过高的期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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