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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恒君: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危机

作者:吕恒君

来源:ipp评论

来源日期:2019年09月20日

本站发布:2019年09月21日

点击率:881次


  在8月12日香港机场的占领运动中,执勤警察一度拔枪自卫;8月25日晚警察也在沙咀道鸣枪警告,这些场面都构成了街道警民冲突的新高潮。当我们仔细考察各种视频角度,却不难发现当事警察所面临的暴力失控局面,这也令人担忧其在公务执行中的自身人权。在电子媒介广泛充当社会传媒手段的时代,人们所接收的信息往往迅速来源于同温层,部分事实得到过滤或掩盖。有鉴于此,观察者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层辨析。

  在本次反修例运动中,部分激进示威者全副武装、占领立法会或机场,标志着“勇武派”的崛起。其在占领规模与冲击力度方面,都可视作2014年“占中”运动的升级。

  从表面上看,占领行为是通过人体的主观行动对实际建筑空间实行占据与分割,但所表达的心理机制却是不服从当下权力的再分配意象,是希望通过建立“其他空间”来改造空间制度中由来已久的权力结构。

  2014年香港发生的“占中”运动与全球多个城市一样,可视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地域性回应,即要求重新分配空间范围内的财富与权力,但它也是反修例运动不可忽略的先声与前奏。占中运动发起的时间点正值中央政府《一国两制白皮书》的发表,当时香港社会普遍担忧:中央处理香港事务将由宽松变为收紧,而这与《基本法》所承诺的“以循序渐进原则实现普选”似乎背道而驰。

  正因担心失去真正的“一国两制”特色、香港的异托邦(Heterotopia)运行规律遭到干涉与损害,在抗议中央政府全面掌控香港事务的担忧之中,示威者发起了占“中”运动。

  占领运动本身在西方社会并不罕见,对空间建筑物所造成的物理冲击力也不尽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对空间权力结构试图进行再分配的占领行为中,“身份认同”每次都得到强化或转换;而身份认同是占领群体自认为区别于“他者”的关键。占“中”运动之、后,在港大进行的身份认同调查中,“港人的国民身份认同下降,而港人身份认同上升”,并且“两者的落差前所未有”。

  在当前的反修例运动中,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所6月27日所发布的调查报告,“市民在身份认同方面,‘香港人’身份为1997年有纪录以来新高,‘中国人’身份认同感录得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

  社会应首先了解,身份认同最重要的元素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包括价值观与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等,它源于“自己”的话语建构,是针对真实或仅仅只是想象中的“他者”的反叛,在形成过程会受到感情的强烈影响。当一个群体自我感受到压迫、剥削、排斥或歧视时,就会集体赋予自我主张与自我认同的潜力,并以此而产生巨大的凝聚力。这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香港反修例运动中,参与者的身份极其广泛、涵盖各界,并在年龄跨度方面也不断得到延伸。并且,当不同文化认同发生冲突时,原地区的固有文化会在努力抵御同化的过程中转化为本土化。这也是为什么反修例运动中会出现一些颇具本土色彩的口号。

  面对这些本土化的口号,与其空洞地视为“港独”,不如遵循身份认同理论,将其理解为特殊情况之下基于情绪宣泄的文化认同要求。文化认同存在不同类型与维度。具体结合反修例运动而言,港府要求的“爱港爱国”显然符合传统主义文化认同维度,即努力以父权或等级的方式扞卫保守的文化与社会价值,拒绝时代变革。

  观察特首林郑月娥自反修例运动以来的公开讲话,不难发现,其多次声明自己对于香港的认同感,但这种认同感囿于陈旧的“家长—子女”表达模式。由于无条件强调先天性血缘亲情,此种模式很难转化为崇尚个体自由的现代性表述。并且,在这种叙事机制下,表述者也常受制于威权心理,很难跨越身份政治而以平等姿态与民众对话。在最近广泛兴起的内地学生“反港独”运动中,“CNMB”与“喊爸爸”等口号,更是将此种家长制父权思维表达得淋漓尽致。

  虽然某些游行团体也提出了“One Family”等委婉表述,但背后仍然是不容置疑的家国思维。这无疑与港人的现代化或自由化文化认同维度相去甚远。在现代化或自由化的文化认同维度中,一个显着特征是对过时的传统主义进行敏锐抵制,追求并实施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性主义与多元主义。

  当处于传统主义维度的文化认同将防御态度激进化,便容易转化为反对现代化诉求的进攻斗争,进而沦落为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扞卫宗族、家庭、祖先、神权等存在权,拒绝或扼杀个人文化自决,使理性主义与多元主义无法声张。

  这也正如福柯等后结构主义学者所指出:司法公正至少应在一个表面中立的空间中才得以产生。在大众司法中,只存在着大众和他的对立面敌人。

  但是,尽管文化认同存在不同类型与维度,但它并非没有整合方式。正如异托邦空间所产生的镜面效应,只有在与其他文化认同形成对比时,文化认同才能被感知。因此,当文化认同发生冲突之时,双方应主动寻求实际有效的文化接触,避免更严重的对立状态。

  瑞士历史学家比特利(Urs Bitterli)曾利用早期现代欧洲扩张的例子证明,只有在立足于“非改造”的平等环境下,在给予对方充分接受与尊重的关系中,不同文化认同才会追求相互的文化适应、文化结合与文化渗透,并表现于丰富的交流与贸易之中。

  具体到香港反修例运动而言,或许只有当内地空间与中央政府,对香港空间的文化认同给予充分了解、充分尊重,并在“一国两制”所承诺的“异托邦”环境中,充分保障“港人治港”的空间运行规律,两个互为异托邦的空间秩序方能正常运转。

  特区政府似乎也应抛弃家长制训诫作风,主动谋求与市民平等对话,譬如及时回应港人基本要求,以消除各方恐惧与担忧、 有效填补社会裂痕、减少身份对立。

  当社会氛围平和宽松,香港的黑衣年轻人自愿脱下口罩等面具,不再借此刻意模糊身份或自我防卫,暴力冲突的风险才可能真正消失。因为,当个体身份处于不明状态,犹如置身于丧失边界感的灰色地带。在不断试探边界的过程中,越界行为常常不可避免。

  在尚未达成社会共识的混乱局面下处理越界暴力,不管是越界者本身,还是基于价值中立而执行公务的警察,都有可能自身沦为牺牲品,并轻易引发强烈的社会情感冲突与舆情发酵。在社会族群加剧分裂的氛围之中,一部分内地知识分子原本基于文化认同而融入香港,如今也在急剧收缩的本土化环境中,面临着精神彷徨与孤立。

  或许,只有当人们冷静地思索香港这个“异托邦”空间方方面面人际的总和,达成真诚的对话与妥协,共同谋求各种合理权益的最大保障与优化,香港反修例运动所承载的时代意义,才会在硝烟散尽中得到进一步显现:那就是再次提醒社会空间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启发人们思考怎样立足与接受不同生存空间的并存问题,以及如何在空间与全球化进程中整合不同维度的文化认同的方式。

  本文作者:吕恒君,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哲学博士,德国德语区汉学学会会员。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19年9月14日,经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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