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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唱衰中国论”不攻自破

作者:王文

来源:人民网

来源日期:2015年04月07日

本站发布:2015年04月08日

点击率:1770次


  大家好,这里是人民网视频访谈。近期,一篇《唱衰中国也要有点常识》的文章引起社会的广泛热议。今天在现场我们非常荣幸请到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欢迎王院长。[15:01]

  [王文]: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好。[15:02]

  [主持人]:说到这篇文章,一些关注金融战略的人可能都已经注意到了,但可能有些朋友还不是太了解,能否再跟我们回顾一下这篇文章,它主要说的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和观点?[15:03]

  [王文]: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3月16号《求是》杂志第六期,原来标题叫“中国经济‘增长极限论’没有道理”,发表后被《观察者网》转载后,改为现在这个标题“唱衰中国也要有点常识”,转载之后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几天后又被《经济日报》头版转载,大概有130多家网站的首页或财经首页继续转载,一下子被各界所关注,我个人也感到很惊讶。[15:03]

  [王文]:这篇文章是源于《求是》杂志一位编辑的约稿。3月初,《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的一篇文章《中国即将崩溃》,伴随这篇文章,又在许多外国媒体上出现“中国要崩溃”、“中国不行了”声音。《求是》杂志非常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就邀请我写一篇正面阐述的文章。我在去年夏季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崩溃论”的崩溃》,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外界四轮所谓“中国崩溃论”并败告以失败的历史进程。可能是这篇文章的原因,《求是》杂志找到我,说很着急,马上要出来下一期,能不能赶一篇文章。《求是》是中国最权威的政治类期刊,给它写文章,很多人都要千锤百炼。但对方说,两天就要。我头一天工作很忙,到第二天才开始写,一直熬啊、写啊,到凌晨四点,大概四千字左右。[15:04]

  [王文]:写类似这样难度很大的文章,需要很多资料堆集和数据整理,时间肯定不够。我更多采用平铺直叙的方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讲述为什么唱衰中国论是错误的,为什么中国经济有希望。文章用了三部分讲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舆论对中国经济的三大误读,即把部分数据的下降视为全面经济的崩盘,把部分行业的危机释放、可控性的风险的释放视为整个系统性风险的端倪。三是把外界国际市场的疲软视为是我们外贸形势的全面停滞。结论是我们在寻找新动力,整体上还在改良、改善。最后一部分是讲,看中国经济形势,要回到常识。什么常识呢?我用文本化的语言讲述说,每到晚上,商厦里面都是门庭如市、熙熙攘攘;每到周末各个商业区到处都是乌泱泱的人群。今年出国旅游又是创新高,明天又是清明小长假,大家又想着怎么旅游、怎么购物。这些都是常识。每一个老百姓都想拥有幸福的生活,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在为买房、买车奋斗,这本身是中国经济相当长一段时间永不停止的动力,这也是常识。我经常跟一些外国人说,你讲中国崩溃没用,中国年轻人不会允许这个国家崩溃的,这也是常识。通俗易懂的语言,讲专业化的经济议题,在网络上就引起了共鸣或共振,可能大家认为,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吧。[15:04]

  [主持人]:刚才谈到约稿时间比较短,又是这么大的话题,涵盖了国内外的一些看法都是很综合性的、战略性的眼光。这么短的时间写出这么一篇话题,基于您长期的观察和思考了。我们也特别的好奇,重阳金融研究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您在这里面又做什么呢?[15:05]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办的一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很多媒体视我们为智库代表。两个月前,由美国宾州大学推出认可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排行榜,成立两年的人大重阳有幸地被选入为全球顶级智库150强,中国只有7家智库被选入进去,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些老牌的智库。他们很大,我们非常仰慕他们。现在不少人都问,为何人大重阳发展得那么快?我想,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我们站在国家本位上去看问题,研究与经济和金融相关的战略议题,比如“一带一路”、G20、绿色金融等。第二,我们背靠人民大学,人大是社会科学研究最好的高校,我们通过机制创新,将大学的学术优势转化成了国际、社会影响力。第三是,人大重阳得到了来自于国际和社会上的很多支持,我们现在大概有将近80位高级研究员,很多都是前政府高官、金融高管等,还有来自国外的前高官,比如像伊朗前外交部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等。有实力邀聘那么多外国政要为研究人员,这在国内智库是罕见的。综合作用下,我们的影响力渐渐提升。在此也要感谢来自各界的支持。[15:05]

  [主持人]:我们了解了您的背景以后,我们再回到今天主要的话题,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一直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又在进行转型升级,您如何看待近些年或者近一段很长时间内转型升级的一个现象?您如何来评价?[15:05]

  [王文]:在我看来,目前的转型可以概括为三句话:艰难前行,目标明确,潜力巨大。十八大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大量粗放式、慵懒式,甚至是非合规式的特征。粗放式的发展,即资源型的粗放,甚至是浪费能源,生产率不高,牺牲了生态、环境等等。慵懒式的发展呢?即创新度不强,主要靠房地产、靠土地财政,拿块地盖个房,把它卖出去,非常简单、简易式的发展与致富。三是非合规式的,有很多政策的灰色空间,存在很多腐败现象,有些企业靠行贿、违法逃税偷税漏税来运营。这样是转型时代初期出现的非常态现象,随着我们国家进一步地发展,需要跟这些现象告别。彻底根除这些现象,是相当不容易的。[15:06]

  [王文]:不过,现在的目标相当明确,就是要出现扭转上述三个现象的“新常态”,即精细、创新以及合法。精细,是相对于粗放来讲的,我们需要精细化的管理,资源、能源的精细化使用,社会精细化的分工等;创新,即大家所谓的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更多的在技术领域、管理领域、运营领域以及各方面领域的创新;第三,合法,即社会运行的规则,整个国家运行都要走上法治的轨道。只有这样,中国才进入了越来越健康化的、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上。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声音、不适应的人群,产生不适应的情绪,对我们目前运行的方向和运行的轨迹产生了一定舆论影响,且这些声音、人群、情绪都不是很能清晰地分辨与划类。在这个时候,需要认识到国家的潜力所在。在我看来,中国目前进入到了国家运行与转型潜力巨大的混杂时代。[15:06]

  [主持人]:面对这样的转型升级和复杂的时代,有什么样的挑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应对它的重点又在哪里?[15:06]

  [王文]:挑战当然很多。产业面临着既要转型,还要升级的双重任务;经济需要面临均衡发展与盘活存量的双重目标;政治需要团结与高效的双重目标。可以说,所有领域的改革都不可能出现线性化的、单程式的解决路径,却又必须要有果断的、有效的突破口。36年前,刚改革时,是你改就好。现在的改革难度在于,你改得好才行。为什么呢?一是发展到一定阶段,许多问题变得积重难返,病去如抽丝;二是社会利益在分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举例说,这两天,房地产政策出现了变化,首付比例在下降。之前,房地产萎靡了一年左右,舆论大喊,经济在下降,房地产不行了等等,政府要调整政策。现在,房产政策出现微调,各个楼盘价格有所回升,社会又开始骂。舆论永远对政策处于某种批判的状态。[15:07]

  [王文]:所以,混杂社会的标志在于,经济的发展政策与舆论的适应度常常处于某种或紧张或宽松的状态,有的领域紧张,有的领域宽松,有的时候紧张,有的时候宽松。因此,如何过渡,需要决策者以及各个部委在政策推行时,充分考虑到与社会的沟通以及民众的舒适度。这是决策者面临得非常艰难的新情况。社会力量、政府力量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协调难度要比过去更难,容易在社会上产生一些悲观情绪。此时,树立社会信心,显得异常重要。[15:07]

  [主持人]:协调很难,因为要站在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考虑到它的可适用性,的确相当是难的。您在文中也提到“中国要稳住自己的脚步,修炼自己的内功”。这个修炼内功修的是什么样的功呢?[15:07]

  [王文]:中国现在往前走实际上面临了很多的诱惑,国内国外诱惑都有。国外诱惑,就是经常讲到国强必霸。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很强大,希望中国出头。即使国内也有人在怂恿战争,比如,一个流行的观点是,每个国家富强、崛起都需要一场战争来印证。此时,中国面临的诱惑是,是否需要打一场战争,是否能冲破战争的诱惑等等;国内也有很多诱惑,出现了很多陷阱,很多政策推行会出现冒进和保守的选择,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政策的陷阱。我们研究院有一位在国内非常著名的外籍高级研究员,叫罗思义(John Ross),以前是伦敦市相当于副市长级别的商业署署长,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在网上引起很大的轰动,说中国不会被他杀,但会被劝自杀。他讲到苏联的例子,苏联当年1985年戈尔巴乔夫改革,美国有很多很多智库机构跟他兜售各种各样改革的方案,其中一个方案很和戈尔巴乔夫的想法很契合,叫“休克疗法”。戈尔巴乔夫盲从了,所谓新思维的改革最终失败,导致整个国家的解体。中国改革开放,时时刻刻面临这样的困境。这个时候,决策者的定力、社会本身的成熟度,都是我所说的“内功”。那么,修炼内功的本源是什么呢?本源就是我们要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富有一点,让政治更加法治化一点,让社会更加文明一点。回归到大概是很多人在中学时代曾背过的那句话,国家建设目标是什么呢?是要建立一个文明、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句话现在许多人都忘记掉了,需要重提。这也是“中国梦”的内涵。“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修炼内功,就是让社会更加文明,民众更加富强,政治越来越开明和民主。把这个内功修炼好,许多诱惑自然会解决,对外形象也会越来越好,社会改革、经济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会迎刃而解。[15:08]

  [主持人]:其实还真的是,当我们面临纷繁混杂的状态,外面是这样一种舆论,内部是这样的利益分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目标设定以后,我们向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所有的路径往这儿走,自然不会发生大的偏差。[15:08]

  [主持人]:最近两天,被大家最热议的一个话题是“一带一路”了,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可能就是亚投行,亚投行的朋友圈扩大到52个国家了,但是一直被大家关注的、排名比较靠前的美日两国始终没有加入其中。亚投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讲又带来哪些影响呢?[15:08]

  [王文]:“一带一路”是我院研究的一个重点。亚投行是“一带一路”大战略的“先锋部队”,作为目前最耀眼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几天前参加博鳌论坛,倾听习总书记的致辞发言之后,大概有14个国家领导人分别致辞,俄罗斯非常帅的第一副总理上台讲,最后一句话讲到“俄罗斯愿意加入亚投行”,全场响起了掌声,在场许多中国人很感谢,因为是全球大国对中国事业的支持。过去几个星期,社会热议的一个话题是,又有哪个国家加入亚投行了,又是哪个国家声称支持啦。民众产生了非常不错的国家自豪感。[15:08]

  [主持人]:中国真的是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一个标志。[15:09]

  [王文]:的确,国家复兴的一个标志,就在于中国的吸引力。所以,亚投行对我们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首先,我认为,是形成了大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高度关注点,以及感受到国家崛起的荣耀。第二,亚投行,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多边金融力量,会引领着“一带一路”往外走,吸引与聚合着国际上的合作力量,带动企业对外投资,拓展中国社会进一步国际化路径。近月来,很多跟“一带一路”公司相关的股票大涨,这本身就跟一亿多股民的利益切实相关的。“亚投行”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全球,当然包括中国股民、投资者对中国的期待。而这恰恰又跟我们刚才讲的唱衰中国论,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反驳。[15:09]

  [主持人]:其实刚才您说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力量,很多成员国加入其中也有融资的需求,这么多融资的需求,亚投行是否能满足这样的需求?[15:09]

  [王文]: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亚投行第一轮融资是1000亿美元,中国出50%,剩下的由50个国家出,对于加入新兴国家来讲,不是问题。新兴大国的外汇储备相对比较充沛。资本的逐利性以及各个国家利润至上的经济理性,将会再次烘托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投行融资吸引力。第二,亚投行所采取的多边金融方式,可以更多运用杠杆原理,撬动更多的资金注入。第三,亚投行将带动许许多多其他多边金融机构的兴趣,带动各国投资的浪潮,此时对融资来讲,仍然会有促动。过去一个多月里面,随着很多欧美大国的加入,创始会员国的增加,整体舆论对亚投行的前景还是非常看好的。我本人也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15:10]

  [主持人]:我这里有一个外媒的分析,他说欧洲多个国家积极投身亚投行的建设,预示着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新方向,也就是欧洲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靠拢,全球金融政治天平更加平衡,您如何评价这样的说法?[15:10]

  [王文]:这个说法,整体上还是客观的。当然,我们也需要更加审慎的评估,亚投行的出现,并且非常顺利地在筹建过程中,代表了“一带一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它代表着中国对外战略与发展战略再平衡。怎么样再平衡呢?第一,以投资为主体的整体经济发展的再平衡。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在东部沿海,东向发展,往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欧美等等方向发展,忽视了西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但是进程没有像东部发展那么快。随着“一带一路”推行,中国经济发展再平衡将呈现西部大开发的升级版、加强版,并且再往西走,出现了经济发展的西进运动。[15:10]

  [王文]:第二个平衡更重要,是全球重心的再平衡。过去全球的重心是在大西洋沿岸,现在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全球战略重心、财富与经济重心、政治重心进一步地回归到西太平洋沿岸,并且进一步西行,进入到亚欧大陆。去年,人大重阳出了国内第一本关于“一带一路”的蓝皮书,主题就是“亚欧时代的到来”。过去所谓“西方时代”,现在,人类将进入“亚欧时代”。“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到40亿左右的人口,涉及到全球30%左右GDP的这样一个大的区域里,将推动21世纪的新一轮的全球化。而这一轮全球化的重心是亚欧大陆,这正是“一带一路”推动大的世界变局。[15:11]

  [主持人]:这更加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前面我们提到了在全球排名前十的经济体当中,只有美日没有加入,他们没有加入,会对亚投行未来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15:11]

  [王文]:美日没有加入,只是说明他们没有成为创始成员国,不代表他们未来不会加入。很多日本媒体、日本智库、日本政界人士都在批评日本安倍当局,并且发出很多声音,考虑下一轮加入亚投行。美国,批判声音更多,纷纷地认为,美国没有加入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失败。所以,不排除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美国和日本仍然会加入到亚投行的事业中。[15:11]

  [王文]:第二,亚投行不是马歇尔计划,不是霸权争斗的经济计划,也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它更多的是倾向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以投资为主的多边金融合作,是一种普惠式的、均衡式发展目标的机构。美日即使最后不加入,仍然也不影响推进亚洲甚至非洲的基础设施的建设。[15:12]

  [王文]:当然,如果最终美日还是没有加入,也会有一些损失。因为美国和日本是金融管理经验非常充足、经验非常老道的国家,亚投行希望得到他们更多智慧的帮助。他们没有加入,当然是遗憾。另外,美国仍然还掌握了金融评级机构,美国没有加入,对金融评级和质量的评定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中国老话讲,各种方面的发展还要看“势”,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发展代表了某种势能的发展,我们保持这样审慎乐观。[15:12]

  [主持人]:借着这样的势,我们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和铺垫。刚才五给我们分析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前景,也提到“一带一路”涉及到40多亿人口,涉及到的国家都有60多个国家,所以沿线这么多国家,每个国家的国情社情是非常复杂的,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我们又会遇到哪些困难,怎样去面对?[15:12]

  [王文]:困难永远都是有的。36年来的改革开放的进程,本身就是一个遇到困难、克服困难,再遇到困难、再克服困难的进程。这是中国目前整体上主流人群仍然对未来充满乐观和积极态度的根源。“一带一路”,不少学者都认为是中国第三轮改革开放,第一轮改革开放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轮改革开放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出现的贸易改革开放。第三轮改革开放的出现,仍然会和过去一样,会出现很多困难和挑战。回顾起来,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乐观和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这些调整和困难。[15:12]

  [王文]:其实有很多学者都分析过“一带一路”的风险、挑战等等,非常细致,他们很多观点我都很赞同。但在我看来,最初始的挑战,目前为人所比较少的提及,却又非常浅显易懂的挑战,就是对这些国家的陌生。陌生是所有挑战的根源。[15:13]

  [王文]: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几乎所有的人,只要你有中学文凭的人,都会知道日本首都在哪里,美国首都是什么,但有多少人知道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在哪里?甚至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国和阿富汗还是交界的,有几十公里的交界带。我们甚至连中亚五国家的确切地理位置和方位都不知道。对“一带一路”区域,对绝大部分的区域,我们脑海中都是一片空白。在这些区域的很多语言人才极度缺失,比如伊朗的波斯语、土耳其语都高度缺失。“一带一路”绝大多数地区,实际上是中国人的知识盲区,将会带来了我们所有投资、贸易、人员往来、金融合作等领域的一系列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要进一步地加大关于亚非地区的研究,尤其是发挥很多现有的拥有亚非研究基础的院校、研究机构,大量去了解这些国家。我去年去了伊朗、土耳其、马来西亚这些国家调研,发觉的的确确我们对这些国家的误解太深了。[15:14]

  [主持人]:这一点说得很关键,可能在以后一段时间,大量地去挖掘对方的信息,我们共同来搭建一个了解的平台是至关重要的。刚才也说了,对于经济发展,尤其是要防范投资风险。在这样不太了解的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很好地来防范这样的一个投资风险呢?[15:14]

  [王文]:首先,投资必然有风险。我们每个股民入市时,相关的金融机构都会提醒“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你要赚钱,当然是有风险的,经济学最常见的原理之一,就是利润和风险成正比。所以,说到投资风险时,第一句话是,不要怕风险。不是说有了风险,我们就不去做。恰恰是“一带一路”,有人担心风险,但更要看到“一带一路”潜藏着巨大的机遇。中国的企业应该勇于去面对风险,重拾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冒险主义精神,勇于闯荡。我预测,假以时日,“一带一路”将催生新一代中国投资家、企业家,甚至更大的跨国企业,而那个时候,所谓“中国崩溃论”也就不攻自破了。我们回想一下,1992年后,那么多人南下、北上,有风险吗?浙江人了解东北做什么吗?东北人了解广东人做什么呢?其实都有很少,也面临很多语言的风险、风土人情的风险,地理距离感拉大等。但1992年后的10-20年间,中国企业家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培养出的投资家、企业家,将会比中国企业界的“92派”们更强大、更富有全球视野。[15:14]

  [王文]:第二要做的,当然如你所说的,不能冒进,应该重拾调查研究的精神。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现在要加大调查和研究。90年代初期那一批下海的企业家整体的文化水平、文凭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现在年轻人,实际上经历了更多的高等教育规训,更加重视研究方法和调查能力。所以,更多的投入调查、投入研究,风险度自然会下降。在土耳其,我调研过某种企业,他把国内富余产能的企业转到土耳其,仅用两年,盈利就超过了比国内总公司,这说明了“一带一路”的巨大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潜力非常大,对资金、对基础设施建设、对各种产能设备需求量非常迫切。[15:14]

  [王文]:第三,仍然处理好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的崛起是企业走出去的坚强后盾,比如最近也门撤侨,保卫海外的中国老百姓安全。中国海外资产达到了6.3万亿元,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60%。相当于中国人的财产大概三分之二在国内,三分之一是在海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崛起,我们的外交力量、军事力量要更多地走出去,满足海外资产的安全需求。企业走出去,要与使领馆建立合作、联系等,而不只是单打独斗。外交部长王毅先生在两会上曾经说过做了一个很大的广告“有困难,请拨12308”,这说得相当好。[15:15]

  [主持人]:在企业布局的“一带一路”版图当中,他们更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部署?[15:15]

  [王文]: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投资战略,企业家是中国最聪明的人群,不需要我们学者帮他、教他怎么来布局。我从另外几个方面来提供一些注意点。[15:15]

  [王文]:第一,相对来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都相对落后,许多巨大商机超过我们的想像。我曾在某国调研,这个国家12年前,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被欧洲某强国垄断,我们有一家企业12年前进入,短短12年打败了垄断该国基建的欧洲强国的那家公司,成为了老大。胆识,永远是企业战略布局的指路明灯。[15:15]

  [王文]:第二,“一带一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要多找一些语言人才,搞好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多适应当地的风土人情,尤其是“一带一路”的国家,是伊斯兰教、穆斯林众多的国家,更要尊重当地的法律和当地的风俗习惯。[15:16]

  [王文]:第三,对企业家的谨慎,仍然回到像刚才讲的一样,要有一个风险的防范机制。失败并不可怕,关键是让失败不能变得不可逆。短暂的失败、短暂的亏本是正常的,但是一定不能让自己的亏本永不能翻身那个阶段。[15:16]

  [王文]:所以,我想把握那几个大原则,“一带一路”会为中国企业界带来巨大的机遇和巨大的盈利吸引的空间。尤其目前许多产能在国内竞争出奇激烈甚至畸形的情况下,企业的走出去反而会因为“一带一路”的战略出现了曙光、出现了新天地。[15:16]

  [主持人]:我们一方面要有勇气,一方面还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一直要保持其中。我们在三期叠加的情况下来到新常态,虽然国内面临着重重的困局,国外又有舆论的一些质疑,还是刚才您说的那一句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今天非常感谢王院长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15:16]


王文:唱衰中国也要有点常识

  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2015年03月26日)

  过去20年,每当中国经济部分指标数据下降,一些舆论就会冒出唱衰中国发展的论调。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降至中高速,“断挡失速”、“增长极限”的观点渐渐流行起来。与过往揣测中国经济崩溃的说法不同的是,这一轮“唱衰中国论”与过去两年外需疲软、资源消费结构调整、楼市萎缩等因素产生共振,加剧了部分人的转型焦虑症。因此,走出这些论调的逻辑误区,消除一些民众的心理误解,对国家长治久安、稳定民心士气显得相当重要。

  纠正对当下经济的三种误读

  2014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长7.4%,为24年以来的最低增速。舆论对中国经济未来的担忧,首先源于这个最受关注的经济指标。

  实际上,且不说中国7.4%的增速比起日本(0%)、欧元区(0.9%)、美国(2.4%)的增速仍高一大截,单从基数变大的经济总量看,2014年7.4%增速的年度经济增长总量与2013年7.8%增速的年度增长总量大体相当,2014年的经济增量则相当于1996年全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可见,单看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变化,容易产生误读,而类似逻辑也体现在其他的几个经济解读细节中。

  第一种误读,是把部分数据的增速下行误解为经济发展的全面低迷。一些声音常常罗列整体投资增速下降、房地产等传统行业利润下滑、高档餐饮和奢侈品的消费低迷等下行数据,却有意无意忽略了民间投资及第三产业投资增速高涨、全年装备与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强劲、数码信息产品消费和旅游活动等呈现的良好迹象。2014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明显超过第二产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为提升,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由此可见,看中国经济,不能盲人摸象,更不能一叶遮目。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在于主动调整,积极推进结构转型升级,最终实现新常态下的提质增效。目前,经济结构优化的趋势是明显的。

  第二种误读,是把可控的风险释放误解为系统性风险端倪。近年来,个别房地产商资金链断裂,重化工业中小企业困难,小额贷款公司破产,联保互保等金融产品违约现象频发,银行不良贷款率提升等现象,体现了新常态下去杠杆化、去产能化的艰难进程。这些风险释放是整体可控的,没有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反而呈现了经济向好的重构良效。当下,生物医药、电子商务、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逐步成为市场舞台上的主角。2014年全国新登记企业数量同比增长45.88%,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众创空间”现象蓬勃发展。

  市场反应是最好的经济晴雨表。旧的增长模式必将被摒弃,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升级注定是新常态的必由之路。这条路曲折却光明。

  第三种误读,是把国际的通缩失衡误解为对外贸易极限。中国贸易增速的疲软,部分源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但主要还是源于全球尤其是欧美国家进口需求增长乏力,以及各国竞争性货币贬值,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全球化逆流。即便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2014年中国外贸仍保持稳健的增速,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巩固,尤其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创2008年以来新高。除此之外,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1400亿美元,超过同期我国吸引外资规模2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中国经济正在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引擎,成为全球自由贸易最大的践行者与支持者。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正在化解

  新常态下的转型,实质在于增长动力的切换,即不再依靠粗放式的资源耗费,而是向新一轮改革、创新、城镇化、开放与改善民生要新动力。

  向改革要新动力。中国正在通过改革释放红利来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2013年,以利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为主的金融改革成为经济改革的重点,并提出加快财税改革的政策。2014年,沪港通实施,民营银行试点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中国金融改革的力度有目共睹,这些金融改革为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实体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并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向创新要新动力。无论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转型,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经济要向中高端水平升级,必须要强化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目前,中国新一代移动互联网产业、个性化智能制造业、生物医疗及医药产业、高端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创新产业形态,正在迅速成长为引领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这些创新产业基本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站在一个水平线上,为中国发展的弯道超车提供了可能。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创新产业正在中国迸发出无限的创造力和动力。

  向新一轮城镇化要新动力。以欧美国家约80%的平均城镇化率来看,中国新型城镇化在未来10至15年内还将消化3至4亿人口。据测算,中国新型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能带来7至8万亿元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所产生的资金需求将达40万亿元,这对于基础设施、产业、就业、内需的拉动作用都将呈增长态势。加之现有城镇基础设施的优化、生态环保产业的崛起、中西部产业的纵深发展,我国只要保持目前的政局稳定与政策持续性,未来5至8年内,中国经济总量有望再翻一番。可见,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还远未挖掘殆尽。

  向开放要新动力。30多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由点到面,逐渐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中国积极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创新开放模式,在上海自贸区成功试点之后,包括天津、广东、福建在内的第二批自贸区已经启动。“一带一路”战略也将带动中国及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和全面开放,并将拉动欧亚及全球经济增长。

  向改善民生要新动力。我国的医疗、养老、住房、汽车、教育、保险等涉及民生的各个领域存在大量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机会。不仅如此,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当中,需要切实改善民生的方面还很多,这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2015年全球利好消息明显:美国经济增长将使全球外需回暖,将大大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将有利于中国企业节约成本和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增长。由此看,与其说中国经济出现增长极限的可能,不如说中国经济正处在经历转型阵痛后再次起飞的前夜,正在为更加扎实有力地实现经济长期稳定高质量增长进行修炼,未来的中国经济就像传说中的“凤凰涅槃”所描述的那样,将再度腾飞。

  回归常识,更能破解“唱衰中国论”

  新常态使中国发展面临难得的转型机遇期。牢牢抓住这个重要转型机遇期,关键要在纷纷扰扰的复杂舆论氛围中,保持定力,全面认识国情、世情与民情。这就要求我们超越“数字教条主义”,用相对全面、均衡的经济数据透视与检查中国发展的健康状态;也要求我们摆脱“学术本本主义”,避免照本宣科式、不假思索地传播一些片面观点;更要求我们警惕“舆论民粹主义”,不以哗众取宠、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状态分析经济新常态。

  分析中国经济,要分析数据,更要回归常识。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在放缓,但是看看2015年的春节假期,境内游、出境游的人数再创新高,街道商场、夜市到处都是川流不息的人群。2015年1月,中国进出口额在下降,但天津、厦门、上海等港口却是一片繁荣景象,形势好不好,看看码头泊位停满的外贸船只就知道。这些都是凭肉眼就能看到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繁华。

  环顾我们周围,绝大多数中国人期待着未来的美好生活。大家希望买房、买车,要求治理空气与水污染,渴求舒适和家居的社区,向往丰富多彩的生活,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增长永不枯竭的动力。

  当然,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还很多。可哪个时期中国的问题不多呢?哪个时期中国经济的挑战比现在少呢?中国的经济问题是成长的烦恼,是经济整体上行期“如何保持”的难题。而欧美的经济问题则是衰老的困惑,是经济下行期中“如何复苏”的问题。面对唱衰中国的声音,中国人要有自己的经济自信。

  其实,早在21世纪初,就有许多西方人说中国银行业已经技术性破产,中国经济硬着陆之说甚嚣尘上。但是,中国在进行稳健改革的过程中不仅经济没有衰退,反而保持了高速增长,实现了经济腾飞,西方的唱衰论调不攻自破。稳步前行的中国,完全不必理会唱衰中国的种种论调。只要我们稳住自己的脚步,修炼自己的内功,成长是必然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大踏步地向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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