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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现实主义能否解释中国崛起

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来源日期:2019年12月06日

本站发布:2019年1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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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简介】Luis Schenoni是圣母大学的博士候选人。他的论文使用了多种方法来论证19世纪拉丁美洲的战争对国家的塑造与影响。从他的博士学位的第五年开始,Schenoni的研究已经发表在《民主化》、《外交政策分析》、《剑桥国际事务评论》、《拉丁美洲研究评论》、《拉丁美洲政治与社会》等主要期刊上,并即将发表在《安全研究》等主要期刊上。Schenoni还为《牛津国际研究百科全书》(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撰写了关于霸权的词条,并在一些受欢迎的媒体发表文章,其中最着名的是《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同时,Schenoni也曾与埃斯库德联合发表关于外围现实主义的文章与分析。

  【引言】外围现实主义(Realismo Periferico)是一种源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旨在辩驳和纠正新现实主义学派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结构的理念,致力于“让现实主义更加现实”。外围现实主义是否适用于解释一般规律?是否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现今的发展路径?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是否正在缓慢超越外围现实主义的理论边界?我们邀请了对外围现实主义有深入了解的Luis Schenoni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与分析。

中国超越了外围现实主义的理论边界

  1, 根据埃斯库德的理论体系,中国从邓小平时代的崛起开始就是一个外围现实主义的有效案例。然而,在他的新书《外围现实主义原理》(Principios del Realismo Periferico)中,他反复提到2010年后美国的衰落以及美国公司与华为等中国公司之间的差异,以证明中国是一个特例。Schenoni先生,根据您的观点,中国在2010年后是否正在缓慢地超越外围现实主义的理论边界?

  答:外围现实主义作为外交政策理论的主要前提是一个国家的物质能力与其所追求的外交政策目标需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埃斯库德会说,那些不尊重这一基本规则国家的公民,肯定会为其领导人的宏大外交政策冒险付出高昂代价。这种现象,我在LSE-Global South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之为“过度扩张”,是21世纪初所谓“新兴大国”外交政策的特征。

  然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人口众多,地处东亚战略要地,在二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92年以来一直是安理会“规则制定者”之一。自那以后,特别是在本世纪头十年,中国经济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使得人们有可能认为,中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在许多其他论坛上都享有“规则制定者”的合法地位,并与其物质能力的增长相一致。关键的问题可能是——中国是否已经成为这个两极世界的第二极。如果中国确实成为了一个大国,那么它显然是国际体系的核心,而不是外围。在这种情况下,外围现实主义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指南针可能用处不大。

外围现实主义存在漏洞?

  2, 第一个问题其实是关于外围现实主义对国家的分类以及其转换的驱动力。据埃斯库德的说法,中国自1992年以来就一直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从那时起就不再是外围成员国。Schenoni先生,您是否认为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超越了外围现实主义中关于中国是一个公民理性中心国家的设想? 外围现实主义对国家的分类是否存在漏洞?

  答:“一带一路”倡议无疑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日益增长的雄心和能动性,以及其宏大战略目标的扩展。这是否超出了外围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其关键在于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项目的可持续性如何。关键问题是,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能否继续为该项目提供长期融资?我相信,如果中国能够缓和“一带一路”的雄心,并密切监控其增长,那么中国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外围现实主义可能存在的漏洞是“公民理性中心国家”的外交政策理念与中国的政治现实不相匹配。我们不得不承认,外围现实主义是在冷战的废墟中诞生的,当时连俄罗斯都变成了民主国家,西方的自由模式被视为历史的终结。如今,将“合理”或“克制”的外交政策称为“以公民理性为中心”,似乎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政治现实不符,因为这两个国家与其国民的关系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性质,人们可能会认为,在中国争取和动员人民支持冒险的外交政策比在西方式民主国家要容易得多。

  3, Schenoni先生, 您认为外围现实主义是适用于解释一般规律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还是一种仅供外围国家政府决策参考的理论呢?

  答:外围现实主义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因此,它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原则。例如,每一项外交政策都将导致公民福利下降的命题,就像任何实证主义理论一样,是可以通过经验检验的原则。外围现实主义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外交政策理论。例如,外围现实主义可能会预测一个变得专制或者不那么以公民为中心的国家,将会比一个民主国家追求更多不计后果的国际冒险。所有这些都是可以验证和进一步发展的假设。它们也可以像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理论那样,被嵌入到大国互动的一般现实主义理论中,因此被视为一个理论体系的一部分。

  当然,外围现实主义也有一个规范的组成部分(每个理论都有),这意味着它可以用来指导外围国家政府的决策。领导者是否决定使用外围现实主义的见解来指导他们的行为应该基于他们认为这个理论在是否符合外围国家历史发展的行径。

  原文摘自《拉丁美洲观察》总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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