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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秩序还是民族主义?西方学界激辩“自由国际秩序”存续难题

作者:张聪

来源:法意读书

来源日期:2020年10月18日

本站发布:2020年10月19日

点击率:19次


  法意导言

  近年来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等事件极大冲击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在此背景下,美国学术界和智库界围绕“自由国际主义”展开大辩论,不同阵营相互交锋,试图为危机时代的美国发现新的外交方向。

  细细观之,无论是自由主义阵营的“自由秩序”方案和保守主义阵营的“民族主义”方案都指向维护美国利益这一根本目的。而自由国际秩序遭遇危机仅为表象,更为重要的是其后美国面临霸权衰落乃至现代性危机的事实。基于此,美国未来路在何方,保守派的答案似乎更具洞见。


  一、引言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为首的自由国际主义打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主义,赢得了冷战最后的胜利。然而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崛起,多边主义不断发展,国际恐怖主义蔓延,民族主义抬头,这一系列事件都冲击着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自由国际秩序正在面临危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2016年,共和党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上台后不久就进行了一系列“退群”操作。同年,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欧”。这让美国国内学者直呼“自由国际秩序时不多已”。在此背景下,美国学术界和智库界围绕“自由国际主义”展开大辩论,不同阵营相互交锋,试图为危机时代的美国发现新的外交方向。

  二、自由国际主义的危机

  (一)自由国际主义简史

  自由国际主义作为一个世界秩序的构想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威尔逊总统。威尔逊在《十四点和平原则》的最后一点提出:“成立国际联合组织,各国互相保证彼此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然而,此时的自由国际主义仍然属于狭隘的国际主义,是“围绕文明、人种、文化的等级制构建起来的,属于白人世界的创造物”。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遭遇了经济大萧条,美国罗斯福总统上台并实行了积极的政府干预政策——“罗斯福新政”。1934年,罗斯福在第二次“炉边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理论,即认为政府应当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饥饿和恐惧的自由。这意味着自由的意涵扩张了,经济安全被纳入自由的范畴中,这为自由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概念。同时美国政府还强调加强社会保障,构建福利体系,维护底层人民的基本利益和基本人权,普遍的权利和保护开始成为自由国际秩序更为中心的议题。

  二战结束后,欧洲世界遭遇重创,并非大战主战场的美国在此期间不但未受较大损失,而且大发战争财。美国综合国力一越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之首。美国也开始走向台前,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者,自由国际秩序开始更多跟美国政策相勾连。紧接着,冷战开始,美国构建了以自己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对抗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更像是一种安全共同体秩序,即自由民主国家共同加入构建的一种以维护盟友利益为目的的合作的秩序,而美国就是这种自由秩序的霸权支持者和守护者。

  上世纪末,苏联垮台,美国赢得冷战最后的胜利。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美国将其自由国际主义推向了世界。一时间,大量国家加入这一秩序当中,美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威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巅峰。与此同时,美国开始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且直接主导这一秩序的运行,而美国的国内体系——它的政体和市场——也开始与冷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不断融合。自由国际秩序开始进入黄金时代。

  而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崛起,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希望在这一国际秩序中寻求更大的话语权。2001年9月,美国遭遇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国际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自由国际秩序遭受巨大的冲击。

  (二)自由国际秩序面临终结?

  自由国际主义正面临着危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一危机从何而来却成为美国国内不同阵营学者争论的焦点。

  曾在美国白宫任职的美国学者约翰·伊肯贝利(G. JOHN IKENBERRY)在《自由国际秩序的终结?》(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一文中指出,自由国际主义所面临的危机在苏联解体那一刻就开始了。一方面,苏联垮台后自由国际秩序成为唯一的世界秩序的建构方案,大量国家纷纷加入这一国际秩序之中,这虽然在客观上扩大了自由国际主义的影响力,但却也带来了自由主义治理和权威的新挑战,毕竟新加入的国家可能并不认同自由民主观念;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结束和自由秩序的全球化,安全共同体的意识已经被削弱了。自由秩序失去了其作为一个西方安全共同体的身份,沦为了贸易、货币结算和多边合作的平台。(世界体系)民主世界现在越来越少是英美的,越来越少是西方的,这就带来了自由国际秩序合法性以及社会目的的危机。换句话说,约翰·伊肯贝利更多将自由主义的危机归结为了外部因素。

  英国学者帕特里克•波特(Patrick Porter)却对这种观点并不赞同。Porter在《一个想象的世界:怀旧症和自由秩序》(A World Imagined: Nostalgia and Liberal Order)一文中批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怀旧者们都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他们无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扩张期间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自由国际主义带给世界的不是自由和人权,而是战争和贫困。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根本不是来自外部,而完全是自由国际秩序内生的。“西方国家通过胁迫、颠覆或庇护,渗透了其他国家的主权自治,以限制它们的选择。”这让受胁迫的国家奋起反抗,使得实际的自由国际社会永远包含着敌对的、不合作的、拒绝服从的势力。

  而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甚至将自由国际主义的辩护者们视为“自由主义的官方高级祭司”。他认为这些“祭司”们有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用复杂的理论混淆了清晰简单的事实,这让许多美国人不知道自己的利益究竟是什么。自由国际秩序本身就是一种特定时期下的特定安排,完全没有必要将其推广的全世界,毕竟“民主是一朵不稳定的花,它不会在任何地方生长。”美国漫无目的地将民主人权塑造成普世话语反而使得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树敌无数,这将极大地破坏美国的国际威望。

  总而言之,自由主义学者和保守主义学者对于自由国际秩序面临的危机有着不一样的解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自由国际秩序本身理解的不同。自由主义学者们认为自由国际秩序主是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它提供了一种如何建构国际空间的连贯的和实用的愿景。而保守主义学者们的观点无疑更加切中要害,自由国际主义从诞生之处就与美国霸权勾连在一起,之后所构建的普世化民主人权话语仅仅是为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辩护而已。

  三、两种方案,一个目的

  基于对自由国际秩序面临的危机的不同理解,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

  约翰·伊肯贝里对于自由国际秩序的未来显然是乐观的,中国和俄罗斯虽然崛起了,但是他们没有令其它国家向往的发展模式,因此也就不会对自由国际秩序产生太大的威胁。他认为,未来自由国际秩序的改革依赖两个问题的解决:第一,美国和其它自由民主国家是否能够重新获得他们进步的政治取向?第二,美国及其老盟友们能否扩大和重建一个更广泛的愿意在改革后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内合作的国家联盟? 前者意图破除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对于市场和资本的执念,呼吁回归到新政自由主义时期,“在那一时期,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是建立在促进经济稳定和社会保护的努力之上的”,因此在作者看来是进步的(progressive)。后者强调日本、西欧、美国的三角核心联盟在今天已然难以支撑,美国必须试图寻找新的盟友并构建更大范围的国家联盟。

  帕特里克·波特则指出,今天对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缅怀是有害的,它“混淆了两种现象,一方面是自由的理想和制度,另一方面是美国霸权的世界建构”。这种缅怀不仅遮蔽学者视听,影响政府决策,还让美国背上了沉重的道德负担。因此他强调,“如果华盛顿政府能够从霸权怀旧主义者强加给它的沉重的历史幻想中解放出来,那么它就可以对现在的选择有更清晰的认识。”

  迈克尔·安东将美国国家利益归结为追求和促进和平、繁荣和威望(peace,prosperity,prestige),他指责自由派这些“祭祀”们混淆概念,让公众忘记了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他主张抛弃对于民主自由的普适性建构,回归到美国核心利益本身。

  学者们的方案各不相同,但毋庸置疑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而维护美国国际利益背后其实就是维护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统治,正如自由国际主义的辩护者约翰·伊肯贝利自己也坦言:“在过去七十年中,自由国际秩序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战后美国霸权秩序当中。”

  所以与其说是自由国际秩序面临着危机,毋宁说是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了威胁、美国的霸权利益受到了损害,这一威胁不仅来自非西方世界,同时还来自西方世界乃至美国的盟友内部。而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自由主义学者约翰·伊肯贝利提出的乐观温和的改革修正方案,还是保守主义者迈克尔·安东提出的激进的重构方案,都只是在为“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罢了。

  四、余论:美国路在何方?

  通过观察学者们的辩论可以发现,自由国际秩序本身就是特定时间针对特定情况所提出的一种特殊解决方案,冷战结束后美国自由派将其推广到全世界,反而让自由国际秩序陷入到一种深深的悖论之中:自由国际秩序从诞生之初就与美国政策、美国利益相挂钩是无须争辩的事实。一方面,美国为了扩大自由国际秩序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的主观意图和冷战结束后仅存一种世界秩序的客观现实都会让自由国际秩序全球化、世界化;另一方面,自由国际秩序的全球化、世界化必然导致美国话语权的被稀释,这就像公司不断引进新股东一样。而一旦话语权被稀释,作为自由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同时也是主要受益者的美国必然无法接受。学者们的辩论实际上针对的并不是自由国际秩序的衰落,而是美国的衰落。

  更进一步,美国衰落背后的实质是自由国际秩序在今天无法解决美国出现的现代性危机,毕竟自由国际主义曾经是以优秀的现代性解决方案自居的。因此,根本问题就不再是自由国际秩序应该如何变革,更关键的是思考美国究竟该如何为新的现代性危机提出解决方案以替代旧的自由国际主义的方案。而在一些保守主义者眼中,美国现代性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自由主义造成的。

  针对这一问题,迈克尔·安东遵循着施特劳斯派的路径试图从古典政治哲学中寻找答案。在《伟大传统vs帝国》(The Great Tradition vs Empire)一文中,迈克尔·安东诉诸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西方人认识的自由国际秩序进行解读并以此作为攻击帝国主义的武器,“总而言之一句话,帝国主义意味着美德和自由的衰败”。而“过去(至少)五十年的伟大的柔性帝国主义计划不仅是不自然的,而且是反自然的”。因此他主张一种民族主义的策略。而如果再往前追溯,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的警告似乎更具洞见。自由主义的路径不仅导致美国霸权危机,甚至还将导致美国国家特性丧失,如果美国都不成其为美国,那么一切政策都将没有意义可言。


  作者简介:

  张聪,来自广东梅州的客家人,北京大学2019级法律与公共政策方向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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