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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身份的社会学

作者:

来源:politicall理论志

来源日期:2021年11月30日

本站发布:2021年12月03日

点击率:35次


  摘要:

  基于个人信息数据库的系统正在越来越多地形塑人们的生活经验,从消费信贷、治安管理,到移民、健康与就业。这些系统是如何找出个体(individual),再将这些个体重新识别为独特的个人(person)并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fication)的一般社会学理论,扩展并改进了戈夫曼、莫斯、福柯和德勒兹等理论家的早期工作。我们的理论将个人识别看作一种在历史中不断发展的组织实践,选取的例子来自于一项关于身份盗用(identity theft)的民族志研究以及广泛的社会科学文献。这样一来,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体系和一套概念,使得研究者注意到个人身份识别中往往被忽视的重要意涵,同时也促进了跨历史时期、文化背景和技术媒介的比较。

  作者简介:

  Jordan Brensinger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

  Gil Eyal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Brensinger, J.,& Eyal, G. (2021). The Sociology of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07352751211055771.


  导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一个个体能够被识别成同一个独特的人,并与其他人相区别?这个问题涉及到戈夫曼所说的个人身份,与社会身份(如某一阶级、种族或职业中的成员)不同。戈夫曼指出与个人身份相关联的两个方面——独特性(uniqueness)和自我一致性(self-sameness)——值得进一步研究。首先,独特性是指能够区分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可互换程度(interchangeability)。例如,通过地址来识别,可以区分不同家庭,但并不能将个人与其他家庭成员区分开来;虽然不能达到完全的独特性,但是这样的方式仍然满足了许多目的。其次,自我一致性涉及到辨识一个人是以前遇到的同一个人,即个人在不同情况下被允许的生物可变性程度(biographical mutability)。例如,面部特征通常作为识别的基础,但理发、化妆、整形、衰老也可能使得外观变化。

  个人身份就是这两个维度交叉的产物。独特性和自我一致性最好被理解为一种组织性的虚构(fiction),个人身份识别的过程明确反对个人是可互换或可变的;因为尽管变化不断发生,现代的组织仍然希望能够成功识别某个个体。尽管这样的识别过程在治理和社会控制中处于核心地位,但我们仍然缺乏关于识别个人身份的一般社会学方法。独特性和自我同一性的特征是如何构建的,又是什么让这些特征具有“粘性”?

  我们提出了一个分析个人身份的一般框架。这一理论化的动力来自于作者对恢复身份盗用的研究。受害者面临的主要困难往往与盗用本身关系不大,而更多的是与恢复过程有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重新建立和重新认证他们与官方记录的联系。为什么个人要努力向组织表明自己的身份?为什么恢复比破坏更难?这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个人身份识别的过程。个人身份的社会学理论提供了一套概念,分为三个部分:识别的对象、能动性和技术。

  关于个人身份的现有理论进路

  莫斯指出,个人身份构成了一种不同于其主观意识的社会形式。此后,戈夫曼发展了关于“个人身份”的社会学论述,认为这种对个人身份识别体现了一些组织的功能,并且推测“国家对其公民的个人身份识别将会增加”。继而在福柯和德勒兹关于“分体”(dividual)的论述中,个人识别技术被认为是历史地演进的,并有其自身发展的特定规律和逻辑。在个人识别技术中,识别的对象不是真实的人,而是一个分体,一个低于个人并与其保持隐喻关系的制造品。德勒兹认为,从“纪律社会”到“控制社会”的演变中,个人变成了分体,即人已经摆脱了他的一些属性,变得更加扁平。在控制社会中,不必用封闭个体的行动,但是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会产生新的“数据”,每一些新的数据都会调节他们被允许做的事。

  个人身份社会学的理论框架

  对象(object)

  识别个人身份的对象不是有血有肉的个体,而是分体,一个低于个人的人造对象。在有形的个人和他们受监视的表征之间存在着固有的鸿沟。为什么个人要努力向组织表明自己的身份?组织拥有强大的、越来越精确的个人身份数据,但这些个人数据(即“分体”)和自然人的联系却很脆弱。身份盗用切断了这些联系,并给个体留下了艰巨的任务,即通过纠纷信、宣誓书、警方报告,将他们的生活重新转化为组织中可辨认的信息。

  关注个体与分体之间的差别是重要的,因为组织常常试图打破两者之间的区别,将数据构建为体现个人基本特征的直接代表。例如,指纹被当作个人的重要识别标准,但是从指纹到个体仍然存在很长的距离。仍然有必要问:分体如何与具身的个人等同起来?人的生活并不是通过数据的方式进行的——我们很难通过看着两个人的手指确认其指纹的差别。通过技术专家系统的工作,指纹获得了这样的特征——将可互换性和可变性降低到最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过程:将潜在的识别特征分离(去嵌入),再将分离的特征关联到其他的分离特征中去(标准化),最后在这些特征横向组合产生的“分体”和具体情境中的个体进行纵向的勾连(再嵌入)。

  能动性(agency)

  由什么人执行识别的工作?这个问题的答案反映了不同行动者的能动性。例如,一个人从另一个州乘飞机回家,这需要向运输安全管理局(TSA)的职员表明自己的身份。职员检查其驾驶执照、面前屏幕上的飞行记录,以及他的脸,比较了从这三个方面收集到的信息,然后挥手让他前进。然而,查阅的每个信息来源都将乘客与一个更广泛的网络联系起来。前台工作人员看了一眼电脑屏幕,就把乘客与设计、维护、修改和分析数据库的专家以及与共享数据的其他政府机构联系起来。乘客出示的身份证将其与州机动车管理局的职员联系起来,后者为乘客颁发过驾照。乘客本人也做了一些事情,使自己更适合被识别——走到办公桌前,面对检查人员以便进行视觉对比。

  因此,识别的机构不是一个单一的行动者,而是一个复杂的行动者网络。首先,乘客服务前台构成了一个接入点(access point):接入点是人们对专家系统产生信任的地方,也是出错时最脆弱的地方。前台的工作人员、后台进行计算并发出指令的职员以及被识别的个人三方的合作,才能确保识别工作的进行。此外,这些行动者的利益可能不一致,他们之间可能会形成变化不定的联盟关系(coalitions):前台职员从个人的信任中获益,个人通过对识别工作的配合来展示信任、促成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展示出职责化(responsibilization)的力量,个人被纳入到他们自己的识别工作中并承担部分责任,例如主动/口头提供自己的信息以完成识别。

  技术(technique)

  我们认为识别的技术不是匹配(match)的过程,而是一个持续测试(testing)的过程。在测试中,识别系统首先构建了一个基线(baseline),用来比较信息;第二,这种比较是由专家的判断来进行的;最后,测试是互动的。以签名为例:例如,签名匹配的过程,代表着自我一致性存在于一个人的笔迹中,这构成了测试的基线。之后,签名要想从手写变成真正的“签名”,需要经过官僚系统工作人员(即专家参与)的公证,因此最终证明一个人身份的并不是其手写签名,而是经过社会系统考验后的识别符号。最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电子签名?一个明明可以由任何人完成的行为,如何能在法律上被构建为一个证据?我们认为这表明了测试的互动特性(interactivity)——在测试中,签名失去了首要地位,它不再是客观的证据,也不完全是主观的证词,它需要不断的测试来验证。

  结论

  用一张表概括概念框架中的各种概念及其意涵,如下所示:

表格翻译自原文 Table 1

  随着个人身份识别变得越来越普遍和重要,我们的概念应该使具有不同区域、历史和主题兴趣的学者能够相互学习,了解治理和社会控制的关键模式的内部运作、迁移和转变。

  编译 | 范屹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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