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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钱伟长先生

原标题:原题:钱伟长当年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

作者:许锡良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0年07月31日

本站发布:2010年0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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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先生,因病于2010年7月30日6时2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与钱学森先生一样,以98岁高龄仙逝,寿终正寝,这是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但是,一个人去世,总有值得在世的人们好好纪念的东西。钱伟长先生作为中国现代物理学力学之父,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早年在世界航天之父、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教授指导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国后成为中国著名的“三钱”之一。但是,他与其他两钱不同的是,钱伟长是“三钱”中当年在“反右”运动中,唯一获得过“右派”头衔的著名科学家。而这也是钱伟长先生伟大的一生中最为精彩亮点之一。今天细细审视他当年荣获“右派”职称头衔的过程尤其令人感叹与感动。

  他获得右派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在1956年先后在《北京日报》与《中国青年》上发表过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过严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就是这篇二千多字的小文章,直接使钱伟长先生作为一个著名教授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著名历史学家朱正先生曾经在他的10多年前的专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朱正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版)一书中这样描述当年钱伟长先生被成右派的经过:

  “这里举钱伟长为例。他有些什么右派言行呢?一是关于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他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了这样一些意见: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工程师的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培养目标是工程师,那就必须把有关的各项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可是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他说,必须把培养学生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和把全部知识传授给学生二者严格区别开来。高等学校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全部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高等学校必须给学生打下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训练学生在一定范围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为将来成为一个工程师作好准备工作。钱伟长认为,当前高等教育的特点是繁琐。课程门数花样繁多,又是基础课,又是专业课,又是专门化课。学生一学期要学十多门课,每周学习时数在30小时以上,一天到晚在教室里换班子,上了这堂课,又是那堂课,以致走马看花,学得不深不透,更谈不上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了。他说,西德的高等学校每周只上课17小时,美国有的工业大学每周连上课带实验在内只有20小时,它们也同样培养出了相当水平的人才。他还说,中国学校的专门化设置是采用苏联的,可是苏联的工业水平要比中国大20倍,运用人才的灵活性也比中国大20倍,按中国目前的工业水平来看,分工还不可能过细,对于人才的需求还不可能算得十分精确。

  因此,专业不宜分得过专过细,以免产生“学用不一致”的倾向。(1月7日《光明日报》)在清华大学批判钱伟长的会上,张子高教授发言,说1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钱伟长关于教学计划、培养目标问题的谈话,实质上在总的方面否定了学习苏联的方针和教学改革的成绩,在教学环节方面是否定了学习、毕业设计,忽视了专业课和专业设置的意义。他离开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即有计划有目标地培养高级技术干部,而企图转回到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即通才教育。章名涛教授说,钱伟长说现在五年制的学生不如解放前四年制的学生。这就是说过去的英美式的教育制度比现在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要好得多。难道说英美的教育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么?(7月4日《人民日报》)

  在全国科联的扩大会议上,张维教授批判说,钱伟长在教育工作上一贯主张走资本主义路线。他否定教学改革的成就,认为是党带来了教条。关于培养目标的问题,钱认为工科可以不以“工程师”为培养方向,反对学生学专业课。张维说,钱伟长的主张实质上是培养“通才”,认为“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企图走解放前旧高等教育的老路。钱伟长反对在教学中政治结合业务,理论联系实际。

  他主张学校里不需要党、团组织。钱的这种谬论在学生中影响很坏,有的学生一度把作毕业设计看成是“浪费青春”。(7月19日《新华社新闻稿》)

  钱伟长的另一件事是煽动理工合校。6月1日晚,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四年级20多个学生访问钱伟长,钱对他们说,我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理工分家的。院系调整把理工分了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教学改革中,有人说我落后,不愿学习苏联,甚至说我有反党情绪,要我做检讨。我是很拥护学习苏联的,而且一个人如何能反党呢?我是不做检讨的。最近有人提出理工合校,有人提议把北大的文法学院合并到人民大学去,而把北大的理学院合并到清华,这是相当理想的方案。不过北大的领导上有些是不同意的,我出面提出这个问题不方便,北大周培源就是我的老师,你们搞好一些。这时,有学生说科学馆前已经有人签名主张理工合校了。钱问:有多少人?有人答:600多人。钱说:这太少,至少要搞6000人签名的名单还差不多,声势浩大,让高教部看看群众的意见。(7月6日《北京日报》)

  就在这天晚上,清华园里贴出了第一批质问钱伟长的大字报。钱立刻贴大字报反驳,并且激动地说,今天一晚大字报贴了满墙,问题很清楚,就是要打我,反正抓不着我的小辫子。这件事我要去告诉周总理,不是我滚蛋,就是蒋南翔滚蛋。我向周总理辞职,允许我辞职,就算啦,不允许我辞职,就得说个明白。(7月14日《人民日报》)

  批判钱伟长,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要肃清他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有时候,他是以青年人的导师、代言人和知心朋友的形象出现的。例如,毛泽东说,右派“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5页。)钱伟长不同意这样的阶级分析。他在中共北京市委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说学生百分之八十资产阶级出身,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是不对的,这是下了结论去找证明。(7月6日《北京日报》)早在1956年,他就发表过一篇《过严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其中说:“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封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是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内借尸回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就是借助于‘服从祖国需要’这样的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了不少青年。”

  “约束和管教太多,终究是和发挥青年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

  “我也曾看见过活泼的青年渐渐地变成沉默寡言,青年们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为怕被检查搞‘小圈子’而渐渐疏远了,正当的生活爱好和业务特长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顾虑,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费。这样动辄得咎的生活,显然只会伤害他们的锐气,是无益于青年的教育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友爱地进行是有好处的,如果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没有‘对象’找‘对象’,则就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在目前,这样代表着友好和关心的字眼,像‘帮助’和‘批评’,都变成了‘管教’的代名词,实在指出了我们的封建残余是根深蒂固的。”

  “在学生升学的问题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过多地限制了学生的志愿。有一位爱好农业而具有一定基础农业生物知识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动员’到师范学院去了,而且限制在只能进某某省的师范学院,才算是‘服从了祖国的需要’。”

  “大学毕业以后,学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有意见就给你扣上大帽子。我们强调了服从需要,很少照顾到个人的志愿和专业的培养,使青年在这些问题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过多的限制。积极为这些问题提出意见的青年,总是被认为落后分子。”

  “总之,对青年的清规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紧太厉害了。我们反掉了自由主义,而让封建主义的残余从后门钻了进来。清规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的残余。 ”(《中国青年》1956年第15期)

  钱伟长说的,正是青年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正是他们想要说的话。

  从以上钱伟长右派经历来看,钱伟长先生的科学成就在“三钱”中也许不是最高的,但是,无疑他对中国的体制与教育存在的问题有最深刻的感悟,并且有最大胆的直言,这些横跨半个多世纪的言论,今天看来仍然是很有效的。钱伟长先生当年那些批评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今天其实仍然普遍存在。成为“右派”的钱伟长,反映的是一个伟大科学家的真知灼见与作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良心与良知。相比钱学森临终前几年反复提到的“钱学森之问”——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答案其实都已经在钱伟长半个多世纪前的“反动”的“右派”言论里了。

  对于“钱学森之问”,钱伟长先生还以他传奇的方式得以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得到说明。当年他考进清华大学物理系,竟然是以语文100分,历史100分,而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四科总分只有25分的成绩,特别是物理只有5分,英语得到零分的赫然成绩得以顺利进入清华大学。这个物理只得了5分的钱伟长却偏偏要去清华大学的物理系,而且很快就成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绩最出色的学生。这样的经历充分说明了中国目前高考制度与选拔方式存在的严重问题。一个人是不是适合学什么,不是看他现在已经有的成绩,而是看他是不是有志向,是不是对学习这个内容有着一片痴心与着迷的心态,也就是那种ENJOY状态。钱伟长先生的人生经历与求学经历及伟大的学业成就,其实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钱学森之问”,其实早就有了答案,我们只需要好好研究一下钱伟长先生的成长经历与他的思想感悟,就不难理解,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值得回味的事情是,钱伟长先生的力学理论,曾经解答过爱因斯坦的世纪难题。令爱因斯坦久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得以豁然开朗,茅塞顿开。如果没有他的力学理论指导,不要说中国的“两弹一星”不能够成功,就是美国的“两弹一星”要成功也可能会很难。但是,中国于1999年成立50周年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给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按姓氏笔画排序)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在这份名单中没有了钱伟长,因为钱伟长那时早已是右派,被下放车间劳动,成为了清洁工,专门做打扫卫生清扫院子与道路的工作。

  作为“右派”的钱伟长其实是他伟大人格与思想情怀的展示。但是,人就是这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1986年11月,三个老“右派”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研讨会”,费孝通收到邀请信之后,据说在1987年1月初举行的民盟会议上要求民盟全体成员“汲取1957年的教训”,不要参与刘宾雁等发起的反右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并把邀请信交给中共中央。据何家栋等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此事,何先生认为这次反对召开这样的学术研讨会的积极分子是钱伟长而非费孝通。

  其实,如果从邓小平和赵紫阳当时的言论不难发现钱伟长先生确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很忌讳再谈当年的“右派”经历。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里,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就表示:“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根据注释,周谷城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费孝通和钱伟长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赵紫阳也曾回忆那一天的情形:“当时我插了一句:刘宾雁找了费孝通、钱伟长,商量1986年要开一个会,纪念反右斗争30周年。费、钱二人觉得不妥,向我反映了,没有搞成。小平说,费、钱不错。”(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见王晓渔博文:《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

  从钱伟长先生身上,我们读出的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种体制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却恰好证明了钱伟长先生的光辉灿烂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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