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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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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散论
一代科学大师、导弹之父钱学森走了。尽管有人对钱老生前的某些行为有所非议，尽管钱老在大跃进时确实从“科学”的角度写过鼓吹粮食产量可以“放卫星”的文章，客观上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但，人无完人，钱老作为科学家及其在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中所作出的贡献和应有的地位是无法抹杀的。他生前的瑕疵也是不能与文革的始作俑者同日而语的。中国人永远铭记钱学森等一大批从海外归国的科学家以及所有为中国向科学进军做出贡献的人们，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出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实实在在的贡献！
可以视为钱学森“遗言”的《钱学森最后的一次谈话》对中国教育发出的拷问——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尤其弥足珍贵。钱学森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应当把钱老的这一“拷问”视为毫无功利色彩的“真话”，钱老此番真言及其产生的效应自然与他半个世纪前曾写过的鼓吹粮食产量可以放卫星的文章同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论什么话，关键是看谁说了这话——学术平等、实事求是的科学求实精神哪里去了？
钱老的“遗言”很中肯，言真意切，说得也颇到位，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实话实说，笔者作为教育圈内人，对此又实在不觉得有什么石破惊天之处，因为此类呼吁、论述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就起起伏伏绵延不断，从学者、专家到广大中小学教师的各种论文。上网随便搜索一下，呼吁教育要重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文章、讲话比比皆是——无论是有些名气的或名不见经传的。
不知外国如何，反正笔者的印象中是这样的：同样一句话，出自普通人之口，就如同13亿人中有一个人放了个屁一样，无声无息，稍纵即逝；而如果出自名人之口，那就是了不得的“名言”；同样一件事，老百姓呼吁多年毫无用处，一旦某位中央级大人物过问，马上就会有所反应、有所动作，可谓立竿见影，雷厉风行。关注说话人的地位、身份甚至胜过关注所说的内容本身，对于思想言论的取舍大多取决于发布这些思想言论的人的身份地位，而不是思想言论的本身，在中国，这大约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正表现出我国在思想、学术平等和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缺失。
对钱老的“遗言”，中央高层领导发表言说，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央视新闻周刊播出专题评论节目，于是，中国教育界再掀“培养创新型人才”教育改革的旋风。然而，对“钱学森拷问教育”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相关现象，笔者不禁也有如下“拷问”——
“中国大学为何培养不出创新人才”一类质问早已有之，呼吁、论述汗牛充栋，何以今日才引起重视？
稍稍举例：早在2000年2月《光明日报》发表郭扶庚的文章,谈的就是“培养创新精神”的问题（笔者并不知作者为何人）；2002年，国家副总督学王文湛撰文《更新教育观念与培养创新精神》；2006年7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中国大学应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是中外大学校长的一致呼声，仅举一例——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教授就说，他发现了一个蹊跷的现象：一些留校的博士生最初很有创意，待了几年后，就没什么想法了，送到国外，又发展很快。这逼得王树国思考：现在的大学到底怎么了？他还结合非常形象生动地说：“我是研究机器人的，希望机器越来越像人，但作为校长，我担心把人培养得像机器。”……好了，真的是举不胜举。但与“钱学森对教育之拷问”不同的是，这些呼吁和论述——包括中外大学校长这样高规格的论坛言论，也并未引起中央领导或曰最高层领导与之相应的指示、讲话，自然也没有全社会媒体的广泛报道。央视是否曾经为那些呼唤创新教育的活动、言论做过专题节目，中央高层领导是否曾经有过与之呼应的讲话、表态，暂时还无从考查。
中国人、中国大学的创新精神是怎么消失的？
1、封建专制扼杀创新精神 说创新精神的消失，何止是大学呢？应该是从幼儿教育开始就消失了。钱老谈话中“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一句倒是点睛之笔。创新需要的环境是人身、思想、学术的平等、自由、民主，中国封建社会有吗？君臣父子的等级是能够越雷池一步的吗？国民党统治时期有吗？中国三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对人性和思想的禁锢，导致中国的科技创新从走在世界前列而变为大大落后于世界很多国家，以至于解放初“我们只能造出桌椅、茶杯等生活日用品”（毛泽东语大意）。
2、长期政治上的压制形成了“听话”教育的社会文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50年代初有过“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如钱学森等这样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海外学成归国，这才奠定了我国科学发展的基础。但很快知识分子刚刚活跃的思维和积极性就被“反右运动”的开展横扫得荡然无存，55万右派中绝大多是知识分子、技术人才——也可以说是更有些思想的知识分子，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原罪性”断语使他们万马齐喑，他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创造”，而是“思想改造”。如果不是主管科学院的张劲夫冒死给中央和毛泽东打报告，让中科院的科学家们不参加整风、鸣放和反右运动，以确保科研攻关的继续，保护了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中国的两弹一星不知还要推迟多少年才能研制出来；而即便如此，文革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曾经有过怎样的干扰致使日本抢在我国之前发射，现在一般是不大提及的。
就整个社会来说,由于政治上的禁锢和压制导致创新精神荡然无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那时提倡的是“做革命的螺丝钉”、“***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和“做党的驯服工具”，文革更使创新精神扼杀到极点，林彪提出“八亿人民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专家、学者前必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定性语，他们除了不断否定自己作践自己，积极表现接受“世界观的改造”、“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还敢有什么“创新精神”吗？……政治运动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部，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封建传统加上“革命”紧箍咒，“听话”教育成了孩子成长的全部要求，在家听父母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在单位要听领导的话，父母与小孩子分手时的叮嘱语几乎都是“乖，听话……”；而真正需要的民主与法治教育倒是很少很少。耶鲁大学的校长就说：“中国学生‘太听话’了。中国的学生一般不敢对老师说‘不’，美国学生虽然也很尊重老师，但会和老师争论。”在如此“听话教育”的民族文化熏陶下如果还能有点创新精神，那只能是凤毛麟角了。
3、民主意识的淡薄和“官本位”文化扼杀创新精神 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开始解放了一点，但总是磕磕绊绊——意识形态是要求绝对“一元化”的，民主政治方面的“创新”——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如不得到上级首肯，即使出现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或无声无息地自生自灭或被“叫停”（当然也许不会像文革及以前那样遭到批判或逮捕，这也是进步）.由于中国特有的某种“几项原则”和民主的缺乏，导致官本位意识在我国非常浓厚，“听话”教育及由此产生的“唯上、唯书”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在学术领域也须“唯领导或权威的马头是瞻”——领导不赞成的学术观点是比较难以出头的，“爱出风头、标新立异”是批评有与领导、权威持不同学术观点者的惯用语；对此类“标新立异”者，领导可以不派你去参加学术会议，不让你的课题立项，让你活活“闷死”。民间俗语“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就是对中国官本位文化和现实的生动写照。笔者多次帮别人写过工作或经验总结，口授的第一条经验一般都是“领导重视”。在官本位的现实和文化中，民主、法治、平等、自由这些“创新”所必须的环境元素是无立足之地的，“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就更加难以生存了——而“创新”恰恰就是与众不同的“新、异”。
4、个性泯灭和教育价值取向的扭曲、异化，导致创新精神成为稀有 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每个人的生理、心理个性是没有相同的，因此，多元是绝对的，统一只能是相对的，所以，我们的教育、教育制度也应当是多元而平等的。如美国以及其它某些国家，各个州、省的教育制度、考试制度、教育法规都是有所不同的，而这恰恰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我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大一统的国家，教材是全国统一的，高考是全国统一的，教育制度也基本是全国统一的；而教育的价值取向则是“听话”和“升学率、升官发财”的功利主义(古语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实际表现就是“应试教育”，承认个性的“扬长教育”根本没有，“补短教育”几乎成为教育的全部（以适应各种统考的需要）——而这些都是与“创新”无缘的，都是使人的、地域的个性泯灭的重要因素——更不用说新中国前30年是绝对强调“集体主义”而抹杀个人创造的，名曰“反对个人主义，反对追求名利”。
钱老在他最后的“谈话”中说：“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钱老所说的学术民主、挑战权威的一类令人振奋的场面，正是“创新”所需要的土壤，而在中国现有文化和制度下无法出现是必然的，除非中国的文化和与之相关的制度有根本的改变。
锻造中华民族创新精神：抓住并解决主要矛盾，强化民主意识
培养民族的创新精神，改变钱老以及一切有良知的教育、科技工作者所担忧的现状，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教育异化问题(经济主义、功利主义)、人文精神的缺失和价值观的扭曲问题、应试教育僵而不死的问题、官本位和迷信、屈从权威问题等等，本文也无法包容得了对诸多问题的阐释。
但是,在诸多矛盾中可以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使次要矛盾迎刃而解应当是正确的方法论，这主要矛盾或曰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在政治和学术研究领域进一步强化民主意识，在大力倡导民主与法治精神的前提下，改革有悖于此的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制度，以达到强化教育的个性化、多元化的目的，并使学术民主、学术平等的争鸣得到自由和尊重并成为常态，使鼓励个人创造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用制度使教育功利主义失去市场。
在此基础上，民族的创新精神才有可能得以锻造——除此，还可能有什么别的途径吗？
而在大环境即创新精神得以滋养的“土壤”问题解决以后，学校教育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享誉世界的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半个多世纪前就提出的“六大解放”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是啊，一个被束缚和压制的人如何能有创新精神呢？而如果能重读杜威，则也许启示会更多，因为陶行知毕竟曾是杜威的学生。
